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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書62:管仲學派探秘

此組文章學術性很強, 但論述考證人類第一部書, 系統來讀, 會增長很多文史知識

齊國不但有一個延續上百年的稷下學宮, 而且還有一個延續數百年的管仲學派。 在《管子十日談》一書中, 王德敏就探索了管仲學派及與《管子》成書的關係。

齊桓公時已有《管子》之書。 王德敏論述說:關於古代各學派的傳授方式, 近代學者余嘉錨曾考證說:“父傳之子, 師傳之弟, 則謂之家法, 六藝諸子皆同。 ”又說:“周秦兩漢之書, 其先多口耳相傳, 至後世始著書帛。 ……故有名為某家之學, 而其書並非某人自著者。 ”(《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一,

幹部二)管仲學派也不例外。 不同的是, 管仲時代還沒出現私學, 當時仍然“學在官府”。 但官學也有一套世代相沿的傳授方式。 《荀子.榮辱》篇說:“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 不知其義, 謹守其數, 慎不敢損益也。 父子相傳, 以侍王公, 是故三代雖亡, 治法猶存, 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可見, 當時學習和傳授官學的是“官人百吏”, 目的是為了“侍王公”, “取祿秩”。 不過傳授的只限官方現行法規、政策等統治之術。 管仲身為執政的相國, 不可能也不必要私自授徒講學。 他的思想理論自有“官人百吏”來學習、傳授和貫徹。 然而管仲又是一位改革家, 對傳統的官學, 並非“謹守其數, 慎不敢損益”。 為推行他的改革路線, 他要求“官人百吏”傳授和貫徹的已是被他“損益”過的“官學”,
其實也就是管仲自己的思想學說。 《淮南子·要略》曾指出:“桓公憂中國之患, 苦夷狄之亂, 欲以存亡繼絕, 祟天子之位, 廣文武之業, 故《管子》之書生焉.”難怪就連斷言春秋時代無私人著作的清代學者章學誠也不得不承認:“春秋之時, 管仲嘗有書矣, 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 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 記管仲之言行, 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 而非管仲所著述也。 ”(《文史通義》)其實, 正如餘嘉鋁所指出的, “成為某家之學, 未必親自所著述”。 參照各種信史的記載, 《管子》中的“經言”諸篇所記管仲之思想言行, 乃“習管氏法者所綴輯”, 當無問題。 管仲創立了自己的學說, 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 他在齊國推行“四民分業”的政策之後, 作為“四民”之一的士,
“群萃而州處”, “使就閑燕”, 戰時能打仗, 平時則以“學”為主, 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 再加上他施行的從“為義好學”的基層民眾中選拔優秀官吏的“三選”政策, 這都為推行他的學說提供了組織上、制度上的保證, 同時也就為管仲學振的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

王德敏論證, 管仲學說在齊國朝中很普及。 據《國語·晉語四》記載, 嫁給晉國公於重耳的齊姜, 在管仲去世若干年後, 用“昔管敬仲有言, 小妾聞之”的口氣, 嫺熟地背誦了管仲一大段“所以紀綱齊國”的話:“畏威如疾, 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 民之中也。 ……”足見管仲的言論, 在當時已通過“父傳之子, 師傳之弟”等途徑傳承下來。 過了幾十年後, 人們已經把“立言”作為“三不朽”之一了。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由於管仲功業顯赫, “立言”精闢, 他的崇拜者和信徒們便把他的言行加以搜集、整理, 此即章學誠所謂“記管仲之言行, 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也。 而這些人, 應該就是管仲學派最早一批成員了。

王德敏認為, 春秋中葉之後, 齊國國勢日衰, 霸權被他國取代, 但管仲的學說和事蹟卻繼續被管仲學派迭相傳授下來。 春秋末期的齊景公便經常以恢復桓公霸業自詡。 他要求晏嬰也能“繼管子之業”, “遂武功而立文德”;而晏嬰則一一列舉桓、管業績, 力諫景公。 從《晏子春秋》記載的君臣的多次對話中, 可知他們對管仲的思想言行都瞭若指掌。 管仲的學說不僅在齊國君臣上下傳頌著, 而且在其他國家的各階層中也普遍流傳。

楚國的老子在《道德經》中關於天道自然、人應效法天地之道, 欲取先予以及禍福轉化等觀點, 都可在《管子》“經言”各篇中找到其思想雛形, 有些語句也基本相同。 可見老子至少是受到《管子》書的影響的。 魯國的孔子對管仲的言行事蹟更是熟悉。 在《論語》中他多次評論管仲, 所涉及的一些資料, 都可在《管子.三匡》各篇中找到根據。 如果說齊景公和晏子看到的只是齊國宮廷中保存的檔案一類歷史材料的話, 那麼老子和孔子接觸的則應多半是管仲學派所整理、綴輯而流傳在社會上的《管子》書了。

王德敏還從《管子》書中找到管仲學派的證據。 從春秋末至戰國初, 管仲學派的存在和活動的最有力的證據是《管子》中的《水地》篇。 關於《水地》篇的成書年代,學術界還有爭議。我們從《管子》全書思想尤其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來看,認為它不會晚于戰國前期。這是一篇論述水是萬物本原的哲學論文。在從各方面對這一命題做了論證之後,作者強調指出,對於水“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就是說,一般人只知道服用水,唯獨管子知道水的性質而以水為法則;人人都離不開水,而只有管子才指出水是萬物的本原。這段話很重要。第一,它表明,關於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是屬於管仲的,是管仲提出來的;第二,它說明,這篇文章不是管仲本人寫的,而是管仲後學整理、闡發的;第三,它不像其他有些篇章那樣桓公、管仲並提。在這裡,管仲不是作為一個輔佐桓公的政治家出現的,而是當作一種思想學說的創立者被推崇的。這就給我們透露了管仲學派在積極進行學術活動的資訊。

王德敏也考察了管仲學派與稷下學宮的關係。戰國中期,特別在稷下學宮建立以後,為管仲學派的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氣候”.當時齊國人以有管仲、晏嬰而自豪,幾乎言必稱管晏。孟子游齊時,他的學生公孫醜問他:“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孟子脫口而出,回答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孫醜上》)其實,身居齊國那樣的氛圍中的孟子,他自己也是經常以管仲為話題的,甚至把管仲與舜、傅說等聖君賢相並稱,說他們都是屬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有作為者。(《孟子·告子下》)孟子的有些思想,特別是經濟思想和民本思想,同《管子》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語句如“省刑罰、薄賦斂”等也大體相同。清代學者毛大可在《四書謄言補》中認為這是《孟子》抄襲《管子》。這至少可以說明,孟子對管仲的思想是很熟悉,並受其較大影響。管仲及其思想影響,到戰國末期仍不減當年。齊襄王時代,稷下學宮的後起之秀魯仲連在他那封著名的致聊城燕將書中,還滔滔不絕地引述和發揮管仲“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的價值觀,勸說燕將要以管仲的思想和功業為榜樣,而不要執迷不悟死守孤城。由此可見,從戰國中期到戰國後期,特別在稷下學宮中,管仲的思想學說影響是很大的。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窺見管仲學派在繼續活動並不斷發展的蹤跡。

再從稷下學宮的情況來看。學宮歷經六代君主,長達一百五十餘年,人數最多時達數千人。像這樣一個悠久龐大的教育、學術機構,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是很難維持的。關於這個核心,日本學者金谷治認為就是管仲學派。他把稷下學者首先劃分為各國“遊說之士”和齊國的“土著之士”兩種,然後指出:“這種土著之士的立場並不是單一的,它包含著各種學派傾向。從整體來說,它分為數種立場,但其中的確存在著一個派別,即成為大同團結之中心的最強大的一派,這就是追隨管仲的學派。而且正是與《管子》的創作有關的最重要的存在。”(《稷下學與“管子》)這一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從學宮人員組成來看,在目前已知的著名稷下學者中,“土著”的齊人最多,而且學宮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敬仰管仲的傾向;從學宮中的學術思潮來看,黃老之學占了主導地位,而《管子》中的黃老思想又最豐富;從《管子》中“經”、“解”分篇的體例來看,有講解早期著作《牧民》、《形勢》等篇的《牧民解》、《形勢解》等,有講解較晚期著作《明法》篇的《明法解》,還有專門講解《立政》篇中一章的《立政九敗解》等。這些講解都是聯繫時政進行發揮的。《樞言》篇雖無《解》,但篇首引“管子曰”,篇尾說:“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活現出一位怕事的老先生在結結巴巴地給學生講課的情景。所有這些,都清楚地顯示了管仲學派在稷下講學授業的蹤跡。

由上述可見,管仲學派在戰國中、後期得到了充分發展,它是稷下學宮中的核心力量,《管子》中的多數篇章是在這個時期撰寫或增補、加工的。從以上簡略的歷史考察可知,儘管像其他諸于學派一樣,為數眾多的學派成員已經佚名,但管仲學派的存在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因為它有一個連綿不斷的師承傳授的歷史傳統。這些佚名學者相繼完成的集體成果就是《管子》書。此外,它的形成和發展還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如此,王德敏將《管子》的成書與《論語》的成書考評出了同樣的類型,也是由後世弟子學習、研究、加工、整理而成書。但王德敏認為,《管子》時代已經有一個《管子》的藍本,雖然可能與後來的、現在的《管子》不一樣,但思想理論相同,大體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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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水地》篇的成書年代,學術界還有爭議。我們從《管子》全書思想尤其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來看,認為它不會晚于戰國前期。這是一篇論述水是萬物本原的哲學論文。在從各方面對這一命題做了論證之後,作者強調指出,對於水“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就是說,一般人只知道服用水,唯獨管子知道水的性質而以水為法則;人人都離不開水,而只有管子才指出水是萬物的本原。這段話很重要。第一,它表明,關於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是屬於管仲的,是管仲提出來的;第二,它說明,這篇文章不是管仲本人寫的,而是管仲後學整理、闡發的;第三,它不像其他有些篇章那樣桓公、管仲並提。在這裡,管仲不是作為一個輔佐桓公的政治家出現的,而是當作一種思想學說的創立者被推崇的。這就給我們透露了管仲學派在積極進行學術活動的資訊。

王德敏也考察了管仲學派與稷下學宮的關係。戰國中期,特別在稷下學宮建立以後,為管仲學派的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氣候”.當時齊國人以有管仲、晏嬰而自豪,幾乎言必稱管晏。孟子游齊時,他的學生公孫醜問他:“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孟子脫口而出,回答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孫醜上》)其實,身居齊國那樣的氛圍中的孟子,他自己也是經常以管仲為話題的,甚至把管仲與舜、傅說等聖君賢相並稱,說他們都是屬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有作為者。(《孟子·告子下》)孟子的有些思想,特別是經濟思想和民本思想,同《管子》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語句如“省刑罰、薄賦斂”等也大體相同。清代學者毛大可在《四書謄言補》中認為這是《孟子》抄襲《管子》。這至少可以說明,孟子對管仲的思想是很熟悉,並受其較大影響。管仲及其思想影響,到戰國末期仍不減當年。齊襄王時代,稷下學宮的後起之秀魯仲連在他那封著名的致聊城燕將書中,還滔滔不絕地引述和發揮管仲“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的價值觀,勸說燕將要以管仲的思想和功業為榜樣,而不要執迷不悟死守孤城。由此可見,從戰國中期到戰國後期,特別在稷下學宮中,管仲的思想學說影響是很大的。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窺見管仲學派在繼續活動並不斷發展的蹤跡。

再從稷下學宮的情況來看。學宮歷經六代君主,長達一百五十餘年,人數最多時達數千人。像這樣一個悠久龐大的教育、學術機構,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是很難維持的。關於這個核心,日本學者金谷治認為就是管仲學派。他把稷下學者首先劃分為各國“遊說之士”和齊國的“土著之士”兩種,然後指出:“這種土著之士的立場並不是單一的,它包含著各種學派傾向。從整體來說,它分為數種立場,但其中的確存在著一個派別,即成為大同團結之中心的最強大的一派,這就是追隨管仲的學派。而且正是與《管子》的創作有關的最重要的存在。”(《稷下學與“管子》)這一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從學宮人員組成來看,在目前已知的著名稷下學者中,“土著”的齊人最多,而且學宮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敬仰管仲的傾向;從學宮中的學術思潮來看,黃老之學占了主導地位,而《管子》中的黃老思想又最豐富;從《管子》中“經”、“解”分篇的體例來看,有講解早期著作《牧民》、《形勢》等篇的《牧民解》、《形勢解》等,有講解較晚期著作《明法》篇的《明法解》,還有專門講解《立政》篇中一章的《立政九敗解》等。這些講解都是聯繫時政進行發揮的。《樞言》篇雖無《解》,但篇首引“管子曰”,篇尾說:“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活現出一位怕事的老先生在結結巴巴地給學生講課的情景。所有這些,都清楚地顯示了管仲學派在稷下講學授業的蹤跡。

由上述可見,管仲學派在戰國中、後期得到了充分發展,它是稷下學宮中的核心力量,《管子》中的多數篇章是在這個時期撰寫或增補、加工的。從以上簡略的歷史考察可知,儘管像其他諸于學派一樣,為數眾多的學派成員已經佚名,但管仲學派的存在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因為它有一個連綿不斷的師承傳授的歷史傳統。這些佚名學者相繼完成的集體成果就是《管子》書。此外,它的形成和發展還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如此,王德敏將《管子》的成書與《論語》的成書考評出了同樣的類型,也是由後世弟子學習、研究、加工、整理而成書。但王德敏認為,《管子》時代已經有一個《管子》的藍本,雖然可能與後來的、現在的《管子》不一樣,但思想理論相同,大體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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