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與歐洲聯合：挑戰者還是塑造者？

史鑒散照

●昭楊

2017年3月25日，歐洲27國領袖齊聚羅馬，紀念具有歷史意義的《羅馬條約》簽訂60周年，共同發表歐洲將繼續團結向前的宣言。然而，英國脫歐進程和歐陸疑歐浪潮帶來的陰影讓世人既擔憂歐盟的前景，同時也懷念60年前《羅馬條約》簽訂時歐洲聯合生氣勃勃的景象。但這恐怕只是今人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歐洲聯合作為一場前無古人的政治實驗，危機和挑戰如影隨形，自始自終都存在，而它面對的首位挑戰者，就是法國總統戴高樂。

由於家庭教育和軍人職業的影響，戴高樂從小就是愛國主義者，

主張法國利益至上。經歷了一戰多次受傷和中毒被俘的經歷後，他對歐洲的看法就是削弱德國，使其不能東山再起。 1929年，他公開表示對一戰停戰感到惋惜，認為法國應該直搗本土。他認為恢復法德正常關係的《洛迦諾公約》是和平主義者製造的幻覺。在他眼中看來， 20年代末法國外交部長白裡安提出的《巴黎非戰公約》以及組建“歐洲聯邦”的呼籲簡直就是“去民族性的侮辱”。 1941年法國淪陷，戴高樂流亡英國創建“自由法國”運動，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修正了以往的觀念。他認為組建多邊聯盟對未來歐洲的和平和發展不可或缺，不過聯盟決不能以損害民族國家的主權為前提。

正當戴高樂打算在戰後法國大展拳腳的時候，

卻被左派和中派聯合阻擊，在政壇處於相對邊緣化的地位，戴高樂本人不得不退隱鄉間。而就在戴高樂退隱期間，法德政府也在積極推進法德和解和歐洲一體化。 1950年5月，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提出“舒曼計畫”，提議法德煤鋼聯營，徹底消除德國重新發動戰爭的可能。這個建議得到了荷比盧意的回應，六國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歐洲煤鋼共同體。煤鋼共同體的建立不僅避免了德國的威脅，也促進了各國重工業的發展和工人待遇的提高，德法等國發現以經濟一體化促進政治和解的道路可行，經過數年商議，於60年前即1957年3月21日簽訂《羅馬條約》，宣佈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原子能共同體，把合作的範圍擴大到農業、關稅、原子能等領域，

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體內部商品、勞動力、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動。

客觀來說，《羅馬條約》作為歐洲歷史的創舉，真正全面開啟了一體化進程，也構成了今日歐洲聯合的基礎。但是因為此時主導歐洲一體化的人士多為職業官僚而非政治家，多受到二戰的痛苦記憶和戰後聯合呼聲的影響，因此在推動歐洲聯合進程中不時有步伐過快或謀求一步到位的舉措，前者體現在1952年夭折的歐洲防禦共同體，後者則體現在《羅馬條約》謀求各國讓渡主權給共同體的相關條款。這些措施引發了歐洲民族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普遍不滿，而戴高樂就是其中的一員。

戴高樂明確反對一體化和超國家式的歐洲聯邦，主張建立一個保持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歐洲邦聯。

他甚至說：“如果歐洲不包括法國人的法國，德國人的德國以及義大利人的義大利，我不相信這個歐洲還能有什麼存在的現實性。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歐洲人，也正因為他們是傑出的義大利人、德國人和法國人。如果他們是無國籍者，如果他們用某種統一的‘世界語’，那他們對歐洲就不會有多大貢獻。 ”一方面，他希望法蘭西民族和法國在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不能被封閉在一個超國家的聯邦內。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歐洲各國軍事經濟實力的弱勢，如果建立聯邦，必然會從屬於北約盟主美國。因此他主張建設“歐洲人的歐洲”。因此，當戴高樂於1957年當選法國總統後，

並沒有廢除《羅馬條約》，因為他認為此條約有利於提高法國經濟競爭力，也有歐洲經濟融合的功能。

對於未來的歐洲共同體機構和權力設置進程，戴高樂希望抓住主導權， 1960年他指令富歇提出歐洲機構設置方案，明確提出未來的歐共體防務和美國主導的北約無關；歐洲外交國防等權力應當由各國合作完成，歐共體各機構只是執行者；歐共體暫不同意英國的加入。戴高樂排斥英美的做法招致其他成員國以及歐洲聯邦主義者讓·莫內的不滿，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富歇方案擱淺。隨後，西德提出了新的歐共體擴權改革方案，把決策機制從全體通過改成多數通過，並將此改革方案同法國最關心的共同農業法案掛鉤，逼迫法國就範。結果戴高樂實施了空椅政策，法國代表連續6個月拒絕出席歐共體會議。最終，其他成員國做出讓步，同意授予各成員國事實上的否決權，戴高樂的理念又獲得了勝利。

戴高樂堅決捍衛法國利益和主權，並兩次不惜為此強硬和對手正面對抗，讓《羅馬條約》的許多原則在六十年代並未獲得實質性的實踐，這讓他獲得了“歐洲總統”、“法蘭西第三帝國皇帝”等多個帶有負面意味的外號。

隨著法國實力的恢復和提升，再加上法國是歐共體內唯一擁有核武器和安理會否決權的大國，歐共體內部出現權力不平衡的局面。歐共體其他國家希望能吸收英國的加入，這不僅因為政治上英國可以平衡法國的優勢，經濟上英國也是重要的市場和交易夥伴。六十年代的英國，隨著國力的衰退和殖民地的獨立，已沒有19世紀日不落帝國的雄風。英國希望搭上經濟高速增長的歐共體順風車，但“司機”必須是戴高樂。這是因為英國人對主權的敏感性比法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六十年代敢於入歐是因為戴高樂的法國全力維護成員國主權。

但戴高樂對英國的請求不假辭色，連續多次公開否決，直到他去世三年後英國才入歐成功。戴高樂二戰期間曾流亡英國，對英國人的心態有深刻的瞭解，他點明英國是個島國和海洋國家，以工商業立國，和殖民地有密切的經濟聯繫，有強烈而獨特的民族個性，這和長久以來農業立國且相互緊密依存的歐陸各國大不相同。戴高樂認為，如果允許英國加入，歐共體會變得過大且內部異質化，其成員的凝聚力也難以持久。這樣的歐洲最終不得不依賴和聽從於美國。戴高樂認為英國和歐陸國家的異質性和英美特殊關係決定了英國對歐洲聯合進程只能起到負面作用。從此可以看出戴高樂心目中理想的歐盟，是一個既緊密團結又主權獨立的小範圍聯盟，這個聯盟在法國的領導下，可以和美蘇這樣的超級大國抗衡。

從1957年《羅馬條約》前後的歐洲歷史來看，歐洲聯合之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用歷史的視角來審視今天歐洲一體化的危機，也許危機只是常態而已。戴高樂拒絕抽象冒進的設想，秉持審慎靈活的原則探索歐洲聯合的方式，最終提高了歐洲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仍值得今人借鑒。他是《羅馬條約》的挑戰者，但更是歐洲聯合的塑造者。

逼迫法國就範。結果戴高樂實施了空椅政策，法國代表連續6個月拒絕出席歐共體會議。最終，其他成員國做出讓步，同意授予各成員國事實上的否決權，戴高樂的理念又獲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