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海炎 媒體人， 廣州
瞭解學術思想史的都曉得， 20世紀中國第三代學人(1950-1960年代出生)大多閱歷豐富， 學術“童子功”則被耽誤了， 所以， 他們思想上叱吒風雲的多， 學問上厚實精深的少， 以至讀書界有“一本書主義”的說法， 即一個人的博士論文居然就是他一輩子最好， 甚至唯一拿得出手的著作。
對於辛德勇的學術成就， 我沒有資格評議。 只是他最近出了三本書話作品：未來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書者生也》， 收了2014年-2015年的書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的《那些書和那些人》， 收的是2016年寫師友的文章；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蒐書記》， 編選了以前的書話， 還添了兩篇最新演講稿。 讀完這三本書後， 我發覺與前期書話(《乙亥齋讀書記》、《在讀書與藏書之間》、《在讀書與藏書之間(二集)、《困學書城》、《縱心所欲》)相比， 辛德勇現在的書話更有味道， 於是斗膽談談他的書話寫作，
一.學界殺出個“使雙錘的李元霸”
初中時迷戀武俠小說， 讀古龍， 好比看黃山松， 秀、奇、險、怪， 然過癮後感覺身體被掏空；讀金庸， 則好像鑽到百年大榕樹下， 但見根深葉茂， 液汁流轉， 一枝搖， 百枝搖， 讚歎之余還有文化的真氣流布全身。 我現在讀辛德勇的書， 仿佛就有讀金庸小說的感覺。
為什麼辛德勇功力深厚若此？原來， 他生於內蒙， 卻祖籍東北， 年輕時還幹過伐木工， 又是冬泳健將， 身上確有一股來自白山黑水的磅礴之氣。 更重要的是， 他讀研究生博士時又遇名師， 導師是“中國歷史地理學三位奠基人之一”史念海。 史先生年紀大了， 便邀同校的黃永年先生給研究生上文獻學課。
古人雲“觀千劍而識器”， 又曰“觸物圓覽”。 因為讀書多， 加之承有史念海歷史地理學和黃永年文獻學雙重衣缽， 辛德勇在探究那些前人反復探究卻依然纏繞未解的死結時， 便如李元霸揮舞雙錘， 虎虎生風。 以至黃永年晚年對人誇道：“現在歷史學搞得比較好的， 就是我的學生辛君了。 ”(《黃永年編年事輯》， 360頁)
二.學者書話與文人書話
嚴格來說， 辛德勇的專業是歷史地理學。 但在黃永年的引領下， 辛德勇對版本目錄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這些知識，幫助他擴大視野，“使研究範圍，稍有外延，時時軼出於專業之外，橫通一些其他領域的問題”(《那些書和那些人》，167-169頁)。這成就了他的“學者書話”。
何謂“學者書話”？辛德勇在給《紹良書話》寫的序中談到了“文人書話”與“學者書話”的區別，“文人書話，意在表露情趣，因而側重品位鑒賞，寫好這類書話，難度主要在於文筆；學者書話，意在敘說知識，因而側重考證版本源流，或闡釋文獻內涵的意蘊，寫好這類書話，難度首先在於學識。”(《讀書與藏書之間》(二集)，28頁)
借用章學誠語式，文人書話是“圓而神”，學者書話是“方以智”；借用錢鍾書語式，文人書話是“以丰韻神采見長”，學者書話是“以筋骨思理取勝”；借用古詩鑒賞語式，文人書話長於比興，學者書話則老實作“賦”；借用美術鑒賞語式，文人書話像徐渭畫的水墨葡萄，放縱簡逸，舍形而悅影，寥寥數筆便傳達出事物之神韻，學者書話則像塞尚的蘋果，結構堅實，安靜而光澤，給人一種恒定感。
學者辛德勇自然親近“學者書話”。他學問飽滿如豐收的稻穀，寫起書話來，那金燦燦的穀粒便經過脫粒滾筒化作“見識”，“砰咚”蹦到了打穀倉裡。我們一般認為，徐霞客旅行是科學的地理考察，《徐霞客遊記》一書標誌著明代地理學的最高成就。辛德勇卻在1991年寫了《徐霞客史事二題》，否定了丁文江所說徐最早發現長江正源為金沙江的功績，指出在徐氏撰著《溯江紀源》六十多年以前，南昌學者章潢就在《圖書編》一書中，提出了比徐更科學的判斷河源的基本原則，進而認定應以金沙江為長江正源。到了2001年，辛又談到自己淘來的《江省圖》，對“徐霞客神話”繼續開炮：代表明代地理學最高成就的應該是區域地理學的普遍發展和全面繁榮。徐霞客束書不觀、一味瘋跑，並非科學的地理研究法。
但辛德勇以前的書話也有個毛病，那就是行文過於繁密，窒息了文氣。比如，《〈漁陽山人詩合集〉與〈漁陽精華錄〉的面世背景》一文，花了9頁篇幅(占全文60%)對比《漁洋山人詩合集》與《漁洋山人精華錄》內容上的差異，得出了後書是由前書刪削增改而成的結論。這種笨功夫，“文人書話”的代表黃裳是不會做的，他多半舉幾個例子就模棱兩可地打發了。
三.“波俏”或是一劑良藥
如何救治“行文過於繁密，窒息了文氣”的毛病？我認為，“波俏”或是一劑良藥。
“波俏”，又作“庯峭”、“逋峭”、“波峭”。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釋俗》說：“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宋祁很多人不知道，但“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卻名氣很大，王國維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什麼境界？“波俏”嘛。又，張岱《柳敬亭說書》有“柳麻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一句。怎麼個波俏法？“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閑中著色，細微至此。”可見，“波俏”就是正經、沉悶、無聊時來點突兀、性感、俏皮——— 靜若敦煌壁畫上佛手的曼妙，動若青衣戲裡雲袖的輕舞；輕如魚兒擺尾後水渦的慵懶，重如鳥兒嬉戲時花枝的搖擺；淡似蒙娜麗莎嘴角的微翹，濃似老戲骨臉上褶子的顫抖。
“波俏”只是“文人書話”的量尺嗎？非也，學者書話照樣可量。陳寅恪的論著也常鋪陳過密，但黃裳讀《柳如是別傳》卻感覺，“作者在考索史事之余，也時作波俏的按語，所謂‘忽莊忽諧’”。(《絳雲書卷美人圖——— 關於柳如是》，214頁)以學者書話知名的鄭振鐸也常有波俏語，他談明萬曆年間萬壽堂刊本《大明統一志》，先敘版本源流，再筆鋒一抖，“乃直至萬曆間尚未重修，仍沿用舊本，至可詫怪。若清《一統志》，則一修於乾隆，再修于嘉慶，於斯可見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時務與經世之術。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風俗人情之不瞭解，何能談‘政治’之設施不？”(《西諦書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48-49頁。)宛如書法中的頓筆、折逆，波俏好看。
相比前期書話，辛德勇近年的書話波俏多了，這首先表現在文學修辭的增多。比如，稱讚社科院歷史所的學術大家“在以論帶史橫行於世的日子裡，默默地像推土機一樣一本一本地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典籍。”(《那些書和那些人》，70頁)闡述歷史研究的魅力本來就是依靠間接證據來做合理的推測判斷，“殺人越貨者都要像武二郎那樣寫明：‘殺人者，武松也’，還要神探做什麼？”(《書者生也》，164頁)澄清自己不是藏書家，“像我一樣從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家裡的書，比一般人多一些，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這只是我們這種人用以混飯的傢伙，就像清潔工用的抹布，修理工身上的鉗子、扳手，農民家裡的鋤頭，還有鐮刀，我們卻不能把這些清潔工、修理工和農民分別稱作抹布收藏家，鉗子、扳手收藏家，鋤頭和鐮刀的收藏家。”(《蒐書記》，264-275頁)
還有，文學修辭也更精准了。辛德勇在2007年給《紹良書話》寫的序裡，為了說明學者書話的價值，他來了個比喻，“軟體寫刻本美則美矣，但看多了，便猶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發膩。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來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筆法，便頗近似於軟體寫刻本書籍；而我讀紹良先生的文章，似即有若觀賞上乘方體字刻本，更耐人品味，……其精雅的氣息，疏朗的格局，所傳遞給人的愉悅，實際是要超出於軟體寫刻本之上的。”普通讀者對這個比喻會很隔膜。而他在2015年寫的《元刻本〈宗鏡錄〉零冊漫記》一文，也以版刻作比，卻精准鮮活多了———“雖然說只要有真性情，讀什麼版本的《史記》、《漢書》都能夠下酒，但讀線裝影印的百衲本肯定會比讀中華書局點校本要多喝幾口兒；要是能夠一親肌膚，摩挲宋刻元槧，那就難免一醉酩酊了。遺憾的是，餘生也晚，所業亦貧，無緣無力購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來，流連坊肆，所得多屬清代印本，而聊以竊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單純就版刻的時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屬嘉靖以後的方塊兒字本，殊不足重。至於趙宋蒙元，猶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豔羨，即之則既遠且寒，僅於偶然間勉強收取一二零篇殘葉，藉以私覷其芳顏而已。”(《書者生也》，141-169頁)此比喻既精准撓癢，又親切撩人。
更讓人驚豔的是，辛德勇還會玩“彈幕”。關於清嘉慶原刻最初印本《經傳釋詞》，辛德勇1996年的書話只寫了得書經過，然後對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該書的錯誤冷嘲熱諷了一番。(《乙亥齋讀書記》，55-58頁)到2015年，他修訂擴充此文，在版本之外，又談到北宋王安石變法後，科舉由詩文變為經義，經元、明到清，演變為高度程式化的制義文。因為內容上框得死，也就更需要把精力用在謀篇佈局和修辭技巧上，研究古文寫法、虛詞用法之類的書就應運而生。虛詞有什麼用？辛德勇舉了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為例，評曰：“行文駢錯往復，綿連遞進，猶如曲澗踹流，變幻莫測。大量使用虛詞助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原本論證完了“寫好古文要重視虛詞”，但他緊接著又括弧寫道：“當然做什麼事，都有個限度。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情真意切，虛詞，特別詩大量語氣助詞的使用，乃文隨情移動，猶如哀泣痛訴，發自肺腑，誠有不得已者。歐陽脩的《醉翁亭記》就已經有喝高的感覺，頗似酒後遊戲為文，難免‘浮豔之氣’。在林琴南看來，吾輩後生小子若是妄自學步，恐怕就要‘立形呆相’了。”(《書者生也》，96-97頁)這“彈幕”好比海鮮盛宴中必備的芥末，有此辛辣，新文雖比舊文擴充了3-4倍，讀來卻並不讓人昏昏入睡，反有“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的妙境了。
辛德勇的書話為什麼有此“豹變”？這也好理解，“庾信文章老更成”嘛。他年輕時憑興趣博覽群書，學問根基廣大，卻也因此被三大矛盾纏繞：藏書與讀書，專家與通人，稀見史料與基本文獻。50歲以後，田余慶先生的提醒便會時常縈繞耳際：“你這些年寫了不少文章，這很好，但年紀也不小了，應該考慮選擇重大問題，寫一兩部放得住的書。”(《那些書和那些人》，88頁)
辛德勇嘗自解，“……由於眼界低下，揀到的都是一些瑣碎微末的題目。我很喜歡宋人程頤論道時講的一句話：理無大小，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道理是沒錯，但現在學術分工已深化，一個領域就足夠一般學者鑽研一輩子，你撒網這麼寬深，雖撈到不少“大魚”，但能逮到像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這樣的“超級大魚”嗎？辛德勇嘴上對田的話不在乎，心裡卻難免較勁，2015年出版的《製造漢武帝》就直接向田余慶“開炮”。讓辛德勇鬱悶的是，此書一出便引來機關槍一樣密集的商榷文章。這一定讓他錯愕，當衰老像秋霜一樣蔓上腿肚子，他開始“知天命”，對人事無常、人力有限的感觸也就更深了(《那些書和那些人》，23頁)。
好在還有書相伴。鄭振鐸在20世紀30年代集藏清人別集時，曾自述其心境說：“滄海橫流，人間何世，賴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見生意耳。”辛德勇也感慨：“書就像我的寵物，看著它，捧著它，有一種回到少年時代，與那只狗耳鬢廝磨般親昵的感覺。”“每天安坐書齋，是這些書，像真愛的寵物一樣給我帶來生意。”(《書者生也》，2-3頁)大概就是這心境，讓辛德勇的書話滋長起波俏的情思吧？
這些知識，幫助他擴大視野，“使研究範圍，稍有外延，時時軼出於專業之外，橫通一些其他領域的問題”(《那些書和那些人》，167-169頁)。這成就了他的“學者書話”。何謂“學者書話”？辛德勇在給《紹良書話》寫的序中談到了“文人書話”與“學者書話”的區別，“文人書話，意在表露情趣，因而側重品位鑒賞，寫好這類書話，難度主要在於文筆；學者書話，意在敘說知識，因而側重考證版本源流，或闡釋文獻內涵的意蘊，寫好這類書話，難度首先在於學識。”(《讀書與藏書之間》(二集)，28頁)
借用章學誠語式，文人書話是“圓而神”，學者書話是“方以智”；借用錢鍾書語式，文人書話是“以丰韻神采見長”，學者書話是“以筋骨思理取勝”；借用古詩鑒賞語式，文人書話長於比興，學者書話則老實作“賦”；借用美術鑒賞語式，文人書話像徐渭畫的水墨葡萄，放縱簡逸，舍形而悅影，寥寥數筆便傳達出事物之神韻，學者書話則像塞尚的蘋果，結構堅實，安靜而光澤，給人一種恒定感。
學者辛德勇自然親近“學者書話”。他學問飽滿如豐收的稻穀，寫起書話來，那金燦燦的穀粒便經過脫粒滾筒化作“見識”，“砰咚”蹦到了打穀倉裡。我們一般認為，徐霞客旅行是科學的地理考察，《徐霞客遊記》一書標誌著明代地理學的最高成就。辛德勇卻在1991年寫了《徐霞客史事二題》，否定了丁文江所說徐最早發現長江正源為金沙江的功績，指出在徐氏撰著《溯江紀源》六十多年以前，南昌學者章潢就在《圖書編》一書中，提出了比徐更科學的判斷河源的基本原則，進而認定應以金沙江為長江正源。到了2001年，辛又談到自己淘來的《江省圖》，對“徐霞客神話”繼續開炮：代表明代地理學最高成就的應該是區域地理學的普遍發展和全面繁榮。徐霞客束書不觀、一味瘋跑，並非科學的地理研究法。
但辛德勇以前的書話也有個毛病，那就是行文過於繁密，窒息了文氣。比如，《〈漁陽山人詩合集〉與〈漁陽精華錄〉的面世背景》一文，花了9頁篇幅(占全文60%)對比《漁洋山人詩合集》與《漁洋山人精華錄》內容上的差異，得出了後書是由前書刪削增改而成的結論。這種笨功夫，“文人書話”的代表黃裳是不會做的，他多半舉幾個例子就模棱兩可地打發了。
三.“波俏”或是一劑良藥
如何救治“行文過於繁密，窒息了文氣”的毛病？我認為，“波俏”或是一劑良藥。
“波俏”，又作“庯峭”、“逋峭”、“波峭”。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釋俗》說：“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宋祁很多人不知道，但“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卻名氣很大，王國維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什麼境界？“波俏”嘛。又，張岱《柳敬亭說書》有“柳麻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一句。怎麼個波俏法？“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閑中著色，細微至此。”可見，“波俏”就是正經、沉悶、無聊時來點突兀、性感、俏皮——— 靜若敦煌壁畫上佛手的曼妙，動若青衣戲裡雲袖的輕舞；輕如魚兒擺尾後水渦的慵懶，重如鳥兒嬉戲時花枝的搖擺；淡似蒙娜麗莎嘴角的微翹，濃似老戲骨臉上褶子的顫抖。
“波俏”只是“文人書話”的量尺嗎？非也，學者書話照樣可量。陳寅恪的論著也常鋪陳過密，但黃裳讀《柳如是別傳》卻感覺，“作者在考索史事之余，也時作波俏的按語，所謂‘忽莊忽諧’”。(《絳雲書卷美人圖——— 關於柳如是》，214頁)以學者書話知名的鄭振鐸也常有波俏語，他談明萬曆年間萬壽堂刊本《大明統一志》，先敘版本源流，再筆鋒一抖，“乃直至萬曆間尚未重修，仍沿用舊本，至可詫怪。若清《一統志》，則一修於乾隆，再修于嘉慶，於斯可見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時務與經世之術。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風俗人情之不瞭解，何能談‘政治’之設施不？”(《西諦書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48-49頁。)宛如書法中的頓筆、折逆，波俏好看。
相比前期書話，辛德勇近年的書話波俏多了，這首先表現在文學修辭的增多。比如，稱讚社科院歷史所的學術大家“在以論帶史橫行於世的日子裡，默默地像推土機一樣一本一本地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典籍。”(《那些書和那些人》，70頁)闡述歷史研究的魅力本來就是依靠間接證據來做合理的推測判斷，“殺人越貨者都要像武二郎那樣寫明：‘殺人者，武松也’，還要神探做什麼？”(《書者生也》，164頁)澄清自己不是藏書家，“像我一樣從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家裡的書，比一般人多一些，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這只是我們這種人用以混飯的傢伙，就像清潔工用的抹布，修理工身上的鉗子、扳手，農民家裡的鋤頭，還有鐮刀，我們卻不能把這些清潔工、修理工和農民分別稱作抹布收藏家，鉗子、扳手收藏家，鋤頭和鐮刀的收藏家。”(《蒐書記》，264-275頁)
還有，文學修辭也更精准了。辛德勇在2007年給《紹良書話》寫的序裡，為了說明學者書話的價值，他來了個比喻，“軟體寫刻本美則美矣，但看多了，便猶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發膩。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來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筆法，便頗近似於軟體寫刻本書籍；而我讀紹良先生的文章，似即有若觀賞上乘方體字刻本，更耐人品味，……其精雅的氣息，疏朗的格局，所傳遞給人的愉悅，實際是要超出於軟體寫刻本之上的。”普通讀者對這個比喻會很隔膜。而他在2015年寫的《元刻本〈宗鏡錄〉零冊漫記》一文，也以版刻作比，卻精准鮮活多了———“雖然說只要有真性情，讀什麼版本的《史記》、《漢書》都能夠下酒，但讀線裝影印的百衲本肯定會比讀中華書局點校本要多喝幾口兒；要是能夠一親肌膚，摩挲宋刻元槧，那就難免一醉酩酊了。遺憾的是，餘生也晚，所業亦貧，無緣無力購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來，流連坊肆，所得多屬清代印本，而聊以竊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單純就版刻的時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屬嘉靖以後的方塊兒字本，殊不足重。至於趙宋蒙元，猶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豔羨，即之則既遠且寒，僅於偶然間勉強收取一二零篇殘葉，藉以私覷其芳顏而已。”(《書者生也》，141-169頁)此比喻既精准撓癢，又親切撩人。
更讓人驚豔的是，辛德勇還會玩“彈幕”。關於清嘉慶原刻最初印本《經傳釋詞》，辛德勇1996年的書話只寫了得書經過，然後對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該書的錯誤冷嘲熱諷了一番。(《乙亥齋讀書記》，55-58頁)到2015年，他修訂擴充此文，在版本之外，又談到北宋王安石變法後，科舉由詩文變為經義，經元、明到清，演變為高度程式化的制義文。因為內容上框得死，也就更需要把精力用在謀篇佈局和修辭技巧上，研究古文寫法、虛詞用法之類的書就應運而生。虛詞有什麼用？辛德勇舉了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為例，評曰：“行文駢錯往復，綿連遞進，猶如曲澗踹流，變幻莫測。大量使用虛詞助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原本論證完了“寫好古文要重視虛詞”，但他緊接著又括弧寫道：“當然做什麼事，都有個限度。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情真意切，虛詞，特別詩大量語氣助詞的使用，乃文隨情移動，猶如哀泣痛訴，發自肺腑，誠有不得已者。歐陽脩的《醉翁亭記》就已經有喝高的感覺，頗似酒後遊戲為文，難免‘浮豔之氣’。在林琴南看來，吾輩後生小子若是妄自學步，恐怕就要‘立形呆相’了。”(《書者生也》，96-97頁)這“彈幕”好比海鮮盛宴中必備的芥末，有此辛辣，新文雖比舊文擴充了3-4倍，讀來卻並不讓人昏昏入睡，反有“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的妙境了。
辛德勇的書話為什麼有此“豹變”？這也好理解，“庾信文章老更成”嘛。他年輕時憑興趣博覽群書，學問根基廣大，卻也因此被三大矛盾纏繞：藏書與讀書，專家與通人，稀見史料與基本文獻。50歲以後，田余慶先生的提醒便會時常縈繞耳際：“你這些年寫了不少文章，這很好，但年紀也不小了，應該考慮選擇重大問題，寫一兩部放得住的書。”(《那些書和那些人》，88頁)
辛德勇嘗自解，“……由於眼界低下，揀到的都是一些瑣碎微末的題目。我很喜歡宋人程頤論道時講的一句話：理無大小，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道理是沒錯，但現在學術分工已深化，一個領域就足夠一般學者鑽研一輩子，你撒網這麼寬深，雖撈到不少“大魚”，但能逮到像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這樣的“超級大魚”嗎？辛德勇嘴上對田的話不在乎，心裡卻難免較勁，2015年出版的《製造漢武帝》就直接向田余慶“開炮”。讓辛德勇鬱悶的是，此書一出便引來機關槍一樣密集的商榷文章。這一定讓他錯愕，當衰老像秋霜一樣蔓上腿肚子，他開始“知天命”，對人事無常、人力有限的感觸也就更深了(《那些書和那些人》，23頁)。
好在還有書相伴。鄭振鐸在20世紀30年代集藏清人別集時，曾自述其心境說：“滄海橫流，人間何世，賴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見生意耳。”辛德勇也感慨：“書就像我的寵物，看著它，捧著它，有一種回到少年時代，與那只狗耳鬢廝磨般親昵的感覺。”“每天安坐書齋，是這些書，像真愛的寵物一樣給我帶來生意。”(《書者生也》，2-3頁)大概就是這心境，讓辛德勇的書話滋長起波俏的情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