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醫學幾千年來逐步形成了“辨證論治”的醫療體系。它的內容，包括理、法、方、藥。臨床用“藥”要組織處方，組織處方要符合治療“法”則的要求，治療法則的確立，有賴於辨證論治的“理”論指導。所以理、法、方，藥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要正確地運用辨證論治，應掌握一定的理論知識。在臨床用藥方面，前人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舉例來說，同是熱性藥，附子的熱與乾薑的熱不同，同是寒性藥，石膏的寒與黃連的寒不同，同是發散藥，桂枝的發散與麻黃的發散不同，同是滋陰藥，麥冬的滋陰與地黃的滋陰不同；同是補腎藥，熟地補腎陰，肉桂補腎陽，同是一味柴胡，在甲方中是取它的發散、和解作用，在乙方中則利用它的升提作用。再如同是一味大黃，在不同的藥方中，又可利用對它的配伍或炮製以及用量大小的變化而改變其治療作用等等。我們必須學習和運用這些寶貴的經驗和理論，以幫助提高醫療效果。近些年來，有些用動物做實驗的報導，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用滋陰潛陽藥對動物神經原性高血壓，有良效，但如將滋陰藥、潛陽藥分開試驗，則降壓效果均差。用桂附八味湯則完全無效對腎性高血壓，則桂附八昧湯效果良好單用滋陰的六味地黃湯也很好，而單用肉桂、附於則基本無效。
再如用四物湯與八珍湯做動物實驗，證明二方對急性貧血狀態下的動物，有促進其紅細胞增生的作用，而八珍湯的效果，尤較顯著。說明了“氣血雙補”、“陽生陰長”的合理性。
還有人用補中益氣湯做實驗，證明對子宮及其周圍組織有選擇性收縮作用，並能調整小腸蠕動及腸肌張力恢復的作用，對營養機能是有直接影響的。關於這些機能的亢奮作用和促進營養吸收的影響，與中醫理論“補中益氣”是相吻合的。所以，要想避免那種不分藥性寒熱，不注意藥量大小、配伍變化，不根據證侯虛實寒熱，轉化傳變而呆板硬套的用藥方法，就應注意結合辨證論治的理論去運用中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