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8年的奧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的身份日前得到正式確認。奧地利警方8月25日對她進行了DNA檢測，並公佈了她在綁架者寓所的悲慘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時年10歲的娜塔莎在上學途中失蹤，奧地利警方由此展開大規模搜救活動，但毫無結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來震驚了整個奧地利。然而，和其他許多綁架案一樣，當事人在綁架過程中出現的特殊心理同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酸葡萄”與“甜檸檬”
在重獲自由後的首份公開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綁架8年期間的生活內幕。不可思議的是，在她看來，遭綁架不全是“壞事”。
當然，娜塔莎的這個邏輯我們可以在許多場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說，那些因為歷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歲月的人，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後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
娜塔莎的具體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實，雖然總是伴隨著因孤獨而產生的恐懼感。總的來說，我的童年是和別人的不一樣，可是我覺得我沒有錯過任何東西。遭綁架也不完全是壞事，我避開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沒學會吸煙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為他感到悲傷。”
據稱，被綁架後不久，娜塔莎和沃爾夫岡一起佈置了那個地下室，裡面有床、錄影機、收音機和書架，還有她喜歡的英國喜劇片錄影帶。娜塔莎稱：“我將這裡當作自己的家，裡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東西。”
顯然，娜塔莎的邏輯漏洞百出。其所謂“沒有交到壞朋友”的背後，是她被剝奪了交朋友的權利。否則，天底下的文盲都應該為自己不識字慶倖，因為不識字可以讓他們不至於讀到“壞小說”與“壞思想”。地下室內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在地下室裡，娜塔莎接受的是一個自己別無選擇的純潔世界——“沒有壞朋友”。然而，儘管這裡“應有盡有”，足夠“純潔”，仍不過是座“天鵝絨監獄”，因為娜塔莎別無選擇、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與令人捧腹的喜劇片不過是綁匪為他提供的“麵包和馬戲”。
心理研究表明，面對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會有一個自動保護機制在起作用，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藉此度過難關。常見的心理防禦機制有合理化、壓抑、選擇性遺忘、幽默、昇華等等。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體現更多的則是合理化。這種傾向主要分兩類：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檸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檸檬，就說檸檬是甜的，於是不為此感到苦惱。
顯然，娜塔莎同時選擇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沒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沒有什麼好羡慕的，因為外面有“惡習”，也有“壞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綁架了，如果在認知中更多地強化悲慘境遇的觀念，無疑會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綁架的事實理解為沒那麼糟甚至還不錯，會降低內心焦慮和恐懼等負性情緒。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稱為人質情結，指的是被綁架的人質對於綁架者產生某種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綁架者的一種情結。從本質上說，也是綁架者在具體綁架過程中馴服了人質。
1973年8月23日，兩名劫匪闖進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打劫，之後扣押六位銀行職員當人質。六天以後，綁匪被制服，人質獲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質在被救出以後，並不為此高興，反而對員警表現出明顯的敵意。更令人驚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質竟然愛上了綁匪，跑到監獄裡要與他私訂終身，而另一位則搞了一個救援基金會，四處籌錢請律師為綁匪脫罪。
在心理學上，研究人員將這種匪夷所思的心理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研究表明，它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四個條件：
條件A.人質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條件B.人質處於某種絕望之中；
條件C.人質所獲得的資訊只能是綁匪給他們的“一面理”資訊；
條件D.人質會得到綁匪的恩惠。
顯然，被綁架的娜塔莎具備上述條件。8年前她被綁架時只是一個年僅10歲的孩子，從此被囚禁在地下室裡。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她更傾向於接受綁匪的教育（即“一面理”資訊）與無處可逃的暴力。即使偶爾能在戶外行走，也不能掩蓋她與世隔絕的生活處境。長期與綁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對於綁架者普裡克洛皮爾產生了認同感和親切感，甚至對重獲自由心懷恐懼，不知如何開始新的生活。
以下這段獨白表明，娜塔莎對於曾經生活過的地下室，更心存懷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們（和沃爾夫岡）一起佈置了那間屋子，並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裡裝有一切我需要的東西，我把它佈置的像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對外公開。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的有條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飯——他工作的時間很少。接下來就是做做家務，看看書或電視，和他聊天，然後做飯，就是這些，一年又一年……”
談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人曾經如此設喻：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回到人間，偶爾過上一點人間的“好日子”，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自己抓進地獄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