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與一位因為學業問題陷入心理危機的高二女生交談過。經過詢談，我瞭解到她實際上從初二開始就有遇到比較大的考試會很緊張的問題，複習時她會因為擔憂而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哭。但當我和她父母交談時，他們驚訝地回答我不知道女兒這麼怕考試，因為她有自己的書房，他們無法知道她躲在裡面做什麼；她的成績一直不錯，所以他們很放心她，也為她驕傲，所以根本沒有意識到這背後還會有什麼問題。
真是粗心大意的家長。只知道孩子的成績，不懂得什麼是真正健康的成長。
而上述柳某的家長就更是缺乏心理衛生知識，不明白女兒曾經自殺意味著什麼！
預測自殺至今還是件很困難的事。現有研究認為，最需要重點關注的是那些有抑鬱傾向的人。自殺者常有原發或繼發性抑鬱情緒的病史，約25％的抑鬱病人試圖自殺，而幾乎全部病人都想過自殺。如果嚴重抑鬱的病人在沒經過專家治療的情況下突然緩解，不再沮喪，作為親友就需要格外注意，這很可能是因為病人為自己找到了“出路”——殺死自己，結束痛苦——而暗自感到寬慰的結果。所以，抑鬱情緒必須得到及時的診治和親友的監護。
其次，注意並重視當事人的態度。許多自殺者會事先有所表露，只是許多時候這些表露會被忽視。有人用了10年的時間調查了87名自殺者，發現其中有2／3的人曾經向他人聲稱自己想死、“最好還是去死”、“死後家庭會更好”，只是有時用開玩笑或暗示的方式來表露這些想法，但也有人是公開宣稱自己的自殺意念甚至於自殺手法的；還有的人曾經自殺過。儘管有1／3的人秘而不宣，對其自殺難以預見，但我們至少應盡可能幫助那些有所表露的自殺者。
許多發達國家建立自殺預防中心來挽救自殺者。他們往往通過24小時的服務熱線開展工作。當接到有自殺企圖者打來的電話時，工作人員首先會鼓勵對方保持交談，建立相互信任和宣洩的管道，並想辦法獲得聯絡方式；第二，根據經驗或心理測驗評定對方自殺的可能性。一般認為，如果打電話的人以前曾有自殺企圖；現在情緒抑鬱，同時又是單獨生活的中年男人；想死並仔細考慮了自殺方法等，有以上任何一條都是危險性極大的。
在具體干預方面，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生命線”和“生態集體”。所謂建立“生命線”，是指尋找一個或多個關心自殺者生命的人，他們可以是親戚、朋友或心理專家，他們必須與病人保持聯繫，隨叫隨到，一定要讓病人知道他們就在那裡，很方便並隨時準備幫助自己。所謂建立“生態集體”，是指自殺者的雙親、配偶、朋友及孩子一定要通知到，並且參與其康復過程。他們一定要給當事人以支援和保證，解決他們和當事人之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並對其自殺跡象保持高度警惕。
從這一角度看，柳某的家人顯然是做得不夠的。柳某因為學業問題曾經有過自殺行為，但三年之後，她依然“非常要強”（老師和同學的評價），僅僅因為可能（而非現實）無法進入理想的大學（而非進不了大學）而自殺，可見家長未能在這三年中充分解開導致女兒初三時自殺的心結。也許一開始家長也曾注意過，但事後以為一切太平，又充滿期待，讓孩子背上重負。如果他們能在三年中反復向孩子灌輸盡力而為的學習理念和重視生命及責任的態度，同時小心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況、行為的變化情況，我想孩子也許根本就不會有第二次求死的想法。
身體生過大病後，我們大多懂得小心呵護以免再受損傷；可心病之後，我們往往掉以輕心。但你必須記住的是，心理疾患往往比肉體病變更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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