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岩：律師夫妻為職工撐起保護傘
邱媛媛 、羅偉與職工交談
5年前，他鍾情法律，辭職去了律所工作。
5年前，她大學畢業，初入職場成為律師。
在福建省龍岩市總工會職工服務中心，他們相識了。之後，法律援助律師的相同身份讓他們相知相愛。
情定職工服務中心
2010年，23歲的羅偉從寧夏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畢業，回到家鄉龍岩的一家製藥廠工作。那時的他對法律知識所知甚少。
一段時間之後，羅偉發現自己並不喜歡製藥廠的工作，倒是偶然接觸的法律知識讓他難以割捨，
那時，龍岩市職工服務中心剛成立不久。由於律所和職工服務中心有合作，羅偉常常前往職工服務中心代班。
而幾乎同一時間，剛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邱媛媛也被律所派到了職工服務中心做法律援助。
“剛一認識就挺聊得來。”夫妻倆回答。瞭解到邱媛媛是科班出身，
在職工服務中心，他們接觸了大量勞動爭議案件，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深耕”《勞動法》。之所以抱定這種想法，主要是因為當時龍岩地區勞動爭議案件比較少，鑽研勞動爭議案件的法官、律師也較少，
“勞動糾紛看似雞毛蒜皮，卻關乎職工的切身利益和‘飯碗’，這類案件往往時間成本高，職工根本拖不起，尤其是外地職工更耽誤不起。”跟一線職工打交道多了，小倆口從勞動爭議案件中找到了價值感。
勞動爭議“小靈通”
聊起法律援助，夫妻倆從勞動爭議的案件類型、案件特點到案情分析，
當下，讓小倆口最費心的勞動爭議問題就是“職業病”。“維權難度大、一旦開始就是持久戰。”羅偉這樣形容。
他清楚地記得，2013年3月8日，焊工闕中登帶著個鼓鼓的帆布包來到職工服務中心。
原來，2012年4月的一次體檢中，闕中登被龍岩市疾控中心診斷為塵肺病“觀察對象”。
為進一步確診塵肺病，羅偉建議闕中登到比較權威的福建省煤礦中心醫院進行診療。“但是異地治療的錢誰出呢？”闕中登說出了心中的關切。
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異地治療需要單位申請，經過醫保中心審批才可申報醫療費報銷。但此時公司只同意闕中登在龍岩市接受診療，而現有的診療結果無法確診，無奈之下，闕中登只得自費前往福州診療。
“煤礦醫院的診斷結論為肺塵埃沉著病及輕度阻塞性通氣功能障礙。”不久，闕中登帶著一隻裝滿肺水的瓶子找到羅偉，肺水渾濁不清、有沉澱。
有了新“證據”，龍岩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終診斷闕中登為電焊工塵肺一期，同年12月，闕中登被龍岩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定為因工傷殘六級，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
而對於羅偉和邱媛媛來說，維權律師的工作才剛剛開始。龍岩市職工服務中心接受了闕中登的法律援助申請，並指派邱媛媛等律師提供法律援助，而羅偉則負責全程跟蹤該法律援助案。
仲裁、一審……歷時一年有餘，闕中登終於在2014年5月初收到了原公司匯入的17萬元工傷賠償款。
“從疑似職業病到最終認定花了一年多時間，這反映出關於職業病救濟管道的問題應引起重視。”事後，身為民建會員的羅偉寫了一篇社情民意——《關於完善政府職業病救濟管道的建議》並提交。 如今，小倆口已經是律所裡勞動爭議案件的“小靈通”。
“常和保潔阿姨為伴”
除了律師常規性的工作，作為工會組織的法援律師，羅偉和邱媛媛還有許多特殊工作要做。
邱媛媛說，因為很多職工上班時間沒法前來職工服務中心諮詢，經常要等下班後才能趕來送材料，“有的職工還是從較遠的開發區趕來的，這樣我們的下班時間就沒點了”。
採訪時，邱媛媛調侃自己跟保潔阿姨是“一起下班的搭檔”，“服務中心17時30分下班，下班後保潔阿姨來做保潔，常常是我在加班，兩個人做伴兒最後離開。”
做卷宗和信訪分析是羅偉和邱媛媛投入很大精力的工作內容。 據羅偉介紹，律所裡的律師一般是不用做卷宗的，但法援案件需要法援律師自己做卷宗，這是很大的工作量。他舉例說，2016年700多個案件都要做卷宗，而卷宗材料需要複印、排序、編碼、裝訂等多道工序。
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大，但收入相對律所裡的其他律師卻有差距。“跟我同一批拿到執業資格證的同事，去年一年有近30萬元的業務量，我們比他們少太多了。”邱媛媛介紹說，做法律援助，只有涉及農民工案件，才能申請仲裁金補貼，城鎮職工的勞動爭議案件是不能申請補貼的。
雖然做法援律師很辛苦，但羅偉和邱媛媛也感受到了普通律師難以體會的愉悅。
“在龍岩的公車或者超市里，常常遇到職工主動跟我們打招呼。一個我幫助過的職工從龍岩辭工去銀川工作後，遇到勞動爭議問題還打電話向我諮詢。”說到這些，羅偉有些激動，“那是一份信任。”
但此時公司只同意闕中登在龍岩市接受診療，而現有的診療結果無法確診，無奈之下，闕中登只得自費前往福州診療。“煤礦醫院的診斷結論為肺塵埃沉著病及輕度阻塞性通氣功能障礙。”不久，闕中登帶著一隻裝滿肺水的瓶子找到羅偉，肺水渾濁不清、有沉澱。
有了新“證據”，龍岩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終診斷闕中登為電焊工塵肺一期，同年12月，闕中登被龍岩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定為因工傷殘六級，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
而對於羅偉和邱媛媛來說，維權律師的工作才剛剛開始。龍岩市職工服務中心接受了闕中登的法律援助申請，並指派邱媛媛等律師提供法律援助，而羅偉則負責全程跟蹤該法律援助案。
仲裁、一審……歷時一年有餘，闕中登終於在2014年5月初收到了原公司匯入的17萬元工傷賠償款。
“從疑似職業病到最終認定花了一年多時間，這反映出關於職業病救濟管道的問題應引起重視。”事後，身為民建會員的羅偉寫了一篇社情民意——《關於完善政府職業病救濟管道的建議》並提交。 如今，小倆口已經是律所裡勞動爭議案件的“小靈通”。
“常和保潔阿姨為伴”
除了律師常規性的工作，作為工會組織的法援律師，羅偉和邱媛媛還有許多特殊工作要做。
邱媛媛說，因為很多職工上班時間沒法前來職工服務中心諮詢，經常要等下班後才能趕來送材料，“有的職工還是從較遠的開發區趕來的，這樣我們的下班時間就沒點了”。
採訪時，邱媛媛調侃自己跟保潔阿姨是“一起下班的搭檔”，“服務中心17時30分下班，下班後保潔阿姨來做保潔，常常是我在加班，兩個人做伴兒最後離開。”
做卷宗和信訪分析是羅偉和邱媛媛投入很大精力的工作內容。 據羅偉介紹，律所裡的律師一般是不用做卷宗的，但法援案件需要法援律師自己做卷宗，這是很大的工作量。他舉例說，2016年700多個案件都要做卷宗，而卷宗材料需要複印、排序、編碼、裝訂等多道工序。
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大，但收入相對律所裡的其他律師卻有差距。“跟我同一批拿到執業資格證的同事，去年一年有近30萬元的業務量，我們比他們少太多了。”邱媛媛介紹說，做法律援助，只有涉及農民工案件，才能申請仲裁金補貼，城鎮職工的勞動爭議案件是不能申請補貼的。
雖然做法援律師很辛苦，但羅偉和邱媛媛也感受到了普通律師難以體會的愉悅。
“在龍岩的公車或者超市里，常常遇到職工主動跟我們打招呼。一個我幫助過的職工從龍岩辭工去銀川工作後，遇到勞動爭議問題還打電話向我諮詢。”說到這些，羅偉有些激動，“那是一份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