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後決策
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標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節點。關於這一歷史事件，學界長期以來都相當關注日本的“開戰決策”問題。美國的工業發達、資源豐富、綜合國力遠超日本，
從歷史的大視角來看，發動太平洋戰爭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從“貪婪”到“冒險”，再從“冒險”到“瘋狂”的必然結果；但從具體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決策角度來看，其中又有諸多值得研究的細節。
▲二戰時期的珍珠港
鬼迷心竅的擴張之路
正如許多讀者所知，在1937年全面開始侵華戰爭之際，日本政府及軍部均未做長期戰爭的打算。狂妄的軍部仍以甲午戰爭和“九一八”事變時的眼光看待中國，時任陸軍大臣的杉山元對天皇上奏時表示，1個月就可以徹底解決“支那事變”。
而此後的戰爭進程卻完全出乎日方的意料：中國軍民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
在此情況下，日本決策層內對於下一步的行動目標，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所謂“有爭論”，並不是“侵略”與“和平”之間的爭論，而是“如何侵略”的爭論。
“當時最本質的問題在於，決策層中沒有一個人對日本註定成為地區領導者有任何的懷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顧一切去擴張。於是，
正因為如此，日本決策者的爭論主要是“南進”（對美開戰）或“北進”（對蘇開戰）的問題，而非如何“收手”。而他們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主張“南進”或“北進”，其實並非是為國家考慮，而是為本位利益。
例如，時任海軍次官澤本賴雄戰後如此描述他聽到“南進”設想時的感受：
我對此很震驚，並詢問了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見。他說他也反對戰爭，但考慮到陸軍向來對北方的興趣……我們必須充分表達意見，以免機遇從（向來想要南進的）海軍手中溜走。
對於海軍領導層來說，推動南進提議的通過……也意味著與陸軍的競爭。打著備戰的旗號，海軍就有可能獲得更多軍費預算份額。
如果“南進”對美作戰，則海軍將是主要力量，海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如果“北進”對蘇作戰，則陸軍將是主要力量，陸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這是兩種政策選擇的利益本質。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海軍內部其實明白自己不可能戰勝美軍，無論是時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還是其他高級軍官，在專業領域內其實能夠認清現實。而日本陸軍經過了1939年的諾門檻戰役後，更知道自己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但是，無論是海軍還是陸軍，在表面上都不能承認這一點。因此，他們反而都在公開場合表現得對戰爭“毫無畏懼”。
於是，日本軍國主義機器在沒有“減速器”的情況下，向著錯誤軌道狂奔。
無人負責的決策機制
在“明治憲法”體制下，日本的最高決策機制處於一種極為不正常的狀態：1，政軍關係失衡，政府不能干預軍部的決策和行動，軍部反過來卻可以用陸軍大臣辭職等方式逼迫內閣就範；2，在理論上，軍部與政府同時對天皇負責，但昭和天皇不是同時對軍政兩界均有駕馭能力的明治天皇，這使得當時日本並無在決策體系頂點設定大戰略目標、統籌頂層設計的人或機構——在明治時期，這一職能是由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元老”承擔的；3，整個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甚囂塵上，政界和軍界相對理性的人士，或是在各種政變中被殺，或是主動選擇自我邊緣化，已經很難再對決策產生影響。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1941年7月2日起，日本先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最終確定對美開戰。
▲東條英機
而這四次御前會議的過程，讓人更加瞭解了當時日本決策機制的缺陷。
則陸軍將是主要力量，陸軍可以獲得更多軍費。這是兩種政策選擇的利益本質。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海軍內部其實明白自己不可能戰勝美軍，無論是時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還是其他高級軍官，在專業領域內其實能夠認清現實。而日本陸軍經過了1939年的諾門檻戰役後，更知道自己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但是，無論是海軍還是陸軍，在表面上都不能承認這一點。因此，他們反而都在公開場合表現得對戰爭“毫無畏懼”。
於是，日本軍國主義機器在沒有“減速器”的情況下，向著錯誤軌道狂奔。
無人負責的決策機制
在“明治憲法”體制下，日本的最高決策機制處於一種極為不正常的狀態：1，政軍關係失衡，政府不能干預軍部的決策和行動，軍部反過來卻可以用陸軍大臣辭職等方式逼迫內閣就範；2，在理論上，軍部與政府同時對天皇負責，但昭和天皇不是同時對軍政兩界均有駕馭能力的明治天皇，這使得當時日本並無在決策體系頂點設定大戰略目標、統籌頂層設計的人或機構——在明治時期，這一職能是由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元老”承擔的；3，整個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甚囂塵上，政界和軍界相對理性的人士，或是在各種政變中被殺，或是主動選擇自我邊緣化，已經很難再對決策產生影響。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1941年7月2日起，日本先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最終確定對美開戰。
▲東條英機
而這四次御前會議的過程，讓人更加瞭解了當時日本決策機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