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返的尋夢之旅”：1990年代以來中國影視中的美國想像

時間＼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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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戰

從最顯而易見的層面看，“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模式之所以出現，是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密切相關的。

2000年以後，中國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名先後超過了加拿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和德國，2010年更是超過日本成為緊隨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種背景下，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進一步提振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等話語逐漸深入人心。在中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2008年以來，西方國家紛紛陷入金融危機的泥潭，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發展。

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模式的出現，是這種留學回國趨勢在大眾文化中的真實反映。

然而，如果我們滿足於如此直截了當的解釋，可能就錯過了一個遠為複雜和重要的問題，即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民族主義思潮的重新抬頭，以及它在近些年來的發展變化。正如有學者提出的：“西方的民族主義是在西方民族的現代化的過程中自發自然地產生的，

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衝突中被動地產生的”（張汝倫 [11]）。自其出現之日起，中國的民族主義就一直是外來刺激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重新興起，也與中國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關係的改變密不可分。

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以後，“現代化”“走向世界”成為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呼聲，

向西方學習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心態，美國作為現代化國家的成功典範和“蔚藍色文明”的代表而成為中國追慕的對象。然而，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隨著蘇東巨變和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中美開始由合作走向對抗，雙方都採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熊志勇 [8]）。1995年7月14日，《中國青年報》刊出《〈中國青年看世界〉讀者調查統計報告》，該報告顯示：74.1%的人認為，

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同時，87.1%的人認為，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也是美國；在中國青年最無好感的國家排名中，美國以57.2%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大大超過了曾有過侵華歷史的日本（22.1%）。這次調查還發現，中國青年對中國文化表現出高度的認同感和自信心，但高達82.9%的人都認為，中國經濟在國際上處於中等或中下水準。這些資料表明，此時的中國青年一方面對美國抱有普遍的敵意，

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依然實力不濟，無法與美國相抗衡。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只能靠對美國“霸權主義”的道義指責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自信來支撐。這種心態在同期出版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這部影響廣泛的暢銷書中，作者提出，“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不沐浴著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不得惠于中國的功德”（宋強等 [6]），與中國相比，美國則“沒有國家歷史觀念、沒有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宋強等 [6]），因此不可能是未來的先進民族。這種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重新肯定以及對美國文化的鄙薄，既與20世紀90年代趨向保守的社會文化心態密切相關，同時也是當時中國在其他方面尚無力與美國相抗衡的現實處境使然。此時，儘管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再次掀起高☆禁☆潮，但由於大多數中國人對中美之間經濟實力的對比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尚未出現。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20世紀90年代的出國故事中，大多數主人公都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自信和依戀，對美國文化存在種種不適應，但他們最終都沒有選擇掉頭轉向，而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繼續留在美國，痛苦地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

2008年以來，在斷言美國必將衰落、中國必將崛起這點上，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是一以貫之的，但是，這種民族自信心的基礎卻悄然發生了改變——20世紀90年代，這種自信主要來自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重新肯定；2008年以後，這種自信則主要是靠當下中國蒸蒸日上的經濟發展形勢和美國的經濟“頹勢”雙向支撐的。與此相應，中國大眾文化中的美國形象也發生了很大改變——美國不再是一個文化上淺薄卻財大氣粗的傲慢的強者形象，而是變成了一個到處舉債、江河日下的狼狽的破產者形象。在2009年面世的另一部暢銷書《中國不高興》中，作者提出，“中國這幾年的飛速發展，已經讓他們意識到他們在很多方面趕不上中國或者中國早晚有一天會趕上他們，在物質層面、在生產層面、在現代化技術層面上很多的東西，他們已經意識到沒法再跟中國較量”（宋曉軍等 [7]）。可以看出，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兩者表現出的對美國的態度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這點僅從書名上就可以窺其端倪——在斷然“說不”的激切反應中，流露出的是弱者常有的不服之氣；而“不高興”則頗有些不怒而威的意味，流露出的是強者慣有的傲慢。既然美國的經濟已經“日薄西山”，而美國的文化本來就不能贏得出國主人公的認同，那麼做出回國的選擇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正是基於這種社會心理，“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在2008年以後大量出現。

從文本內部分析，“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模式的出現，還與出國主人公對美國夢的理解有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美國夢其實有兩個層面：最初它是指一種小業主的夢，即相信憑藉個人的不懈努力，每個人都能掙得一份產業。然而，“隨著19世紀末期產業壟斷以及西進運動的終結，這種個人成功的美國夢失去了現實基礎”，“隨著二戰後美國採取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中產階級成為美國社會的主體，中產夢也成為美國夢的另一個層面”（張慧瑜 [9]）。根據這種區分，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作品中，人們所理解和追求的大都是第一個層面的美國夢，即把美國想像成一個遍地是機遇、每個人都可以白手起家的創業天堂。在很多出國主人公那裡，美國夢甚至就是一種淘金夢，他們之所以選擇美國，是因為美國經濟發達，而不是出於對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相反，他們還對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充滿鄙薄和厭棄。因此，當他們事業遇阻或發現美國不能提供更好的機遇時，返回國內就成了一種順理成章且迫不及待的選擇。

相反，如果把美國夢理解為一種中產夢，那麼這種“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就不大容易出現了。比如，在李安的電影《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以及鄭曉龍的電影《刮痧》（2001年）中，主人公都是已經融入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他們事業有成、生活平穩，正如《刮痧》中的許大同所說：“我愛美國！我的美國夢已經實現了！”在這幾部電影中，打破主人公平靜生活的都不是事業遇阻，而是父親的到來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因素（“推手”、“喜宴”、“刮痧”等）的出現。在這裡，父親代表著華人移民揮之不去的過往，是他們的家族血緣和文化基因的象徵。在父親到來之前，主人公的過往仿佛已經沉沉睡去，幾乎沒有干擾他們平靜的生活，而父親的到來重新啟動了他們的文化記憶，使他們的自我出現分裂，生活陷入混亂。這些以中美文化衝突為主題的電影，並沒有將情感立場完全站在中國一方，而是對兩種文化都表現出同情和理解，並尋求溝通的可能。因此，即便這些主人公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焦頭爛額，他們也沒有對美國夢本身產生懷疑，更沒有將逃離美國視為一種出路。

更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在2013年上映的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中，由於美國夢被講述成了中產夢，女主人公文佳佳的尋夢之旅呈現出與眾不同的軌跡——當很多人紛紛逃離美國時，她卻選擇放棄在國內的奢華生活，到美國去尋求一種平淡的中產者生活。正如有學者分析的：“在這裡，美國夢不是代表財富，而是代表安定，代表人與人之間祥和的關係，代表文化上的自由與寬容，當然肯定還有尊嚴”（張慧瑜等 [10]）。在以往的很多出國故事中，主人公一旦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就會出現種種水土不服的症狀，如文化隔膜、情感缺失、生活焦慮等；而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中，這種情況則完全發生了顛倒——美國反而讓文佳佳摒棄了虛榮和浮躁，找到了真愛和自我，就連此前不斷爭吵的孕婦們仿佛也在西雅圖得到了感化，變得相互寬容起來。

可見，“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模式的出現，根源於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的不斷攀升，以及同時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同時也與很多中國人對“美國夢”的偏頗理解有關。在2008年以後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空前提振，大有風景這邊獨好之感。受此影響，中國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狂歡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從某種意義上說，“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也加入了關於“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大合唱，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一種重要敘事策略。

無不得惠于中國的功德”（宋強等 [6]），與中國相比，美國則“沒有國家歷史觀念、沒有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宋強等 [6]），因此不可能是未來的先進民族。這種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重新肯定以及對美國文化的鄙薄，既與20世紀90年代趨向保守的社會文化心態密切相關，同時也是當時中國在其他方面尚無力與美國相抗衡的現實處境使然。此時，儘管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再次掀起高☆禁☆潮，但由於大多數中國人對中美之間經濟實力的對比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折返的尋夢之旅”敘事尚未出現。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20世紀90年代的出國故事中，大多數主人公都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自信和依戀，對美國文化存在種種不適應，但他們最終都沒有選擇掉頭轉向，而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繼續留在美國，痛苦地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