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縣中學生死亡案，當地政府在緊張什麼？
來源: 法制日報
他剛剛步入人生的花季，本應該如驕陽初升，如乳燕出穀。然而在4月1日，他卻變作一具冰冷的屍體，渾身青紫。這樣的圖片視頻，伴隨著他母親淒厲的嚎哭，瞬間傳遍了網路。
記者抵達瀘縣調查，
一問：孩子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
4月1日，瀘縣宣傳部公號“瀘縣發佈”稱：“當日上午6時左右，
花季年齡，何以凋零？瀘縣百姓對此議論紛紛。
4月2日，“瀘縣發佈”公佈：“經公安機關現場勘驗、屍表核對總和調查走訪，趙某損傷符合高墜傷特徵，現有證據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體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式待家屬同意後屍體檢驗確認。縣教育局已牽頭對學校常規管理情況開展調查。”
僅一天就排除他殺？一石激起千層浪。
4月3日，“瀘縣發佈”再次公告：“個別線民編造發佈‘五名學生打死同學，其中一人已自殺’、‘孩子已經離開，全身被打得淤青死血，手腳被打斷’等不實資訊，造謠生事，煽動群眾聚集滋事，查實唐某、李某、姚某、鄭某網上造謠傳謠的違法事實。
記者瞭解最新情況是家長正尋找協力廠商法醫參加屍檢，還未達成一致。
線民“要改名了呵呵”質疑：“高空墜亡只是死亡原因，什麼時候可以作為證據排除他殺了？難道沒有因人為外力導致墜亡的可能性？死者如果自殺請問遺書在哪？如果有校園暴力請問那幾個校霸審問了嗎？警方如此敷衍判案能平民憤？”
理由從最初“有證據排除他人加害死亡”，變為“無證據證明死者系他殺”。記者感覺，從“有”變“無”，一字之差，當地的責任就輕了很多。
二問：究竟有沒有霸淩現象？
據公告來看，孩子自殺還是他殺，在屍檢結果出來之前，已然被官方確定。那這樣的屍檢，有何意義？
死者趙某的班主任張丹老師說：“趙某是個好孩子，偶爾調皮，因父母離異，我只見過他的爺爺奶奶，沒去過他家裡。出事之後，我壓力很大。”張丹還說：“趙某與同班同學處得很好，網上之說不可信。”
透過現象看本質，然而從當地群眾對霸淩問題反應如此之大，或許對瀘縣教育存在的問題能有一絲領悟。那麼究竟存不存在霸淩現象呢？
縣教育局長朱大清、太伏中學校長陳良向記者表示，此事由警方接手，是否有霸淩現象由警方處理。記者表示警方沒有立案時，他們堅持，還是得由警方處理。
陳良說：“我只能說，發生這樣的事，說明學校管理還不到位，缺少對學生的人文關心，今後將加大力度，嚴格管理。”
三問：當地到底在緊張什麼？
前方記者4月3日趕到當地展開調查。在距離太伏鎮數公里外，車就被攔下，兩輛警車攔住路口，禁止一切車輛進入。記者迂回步行數公里才進鎮，在太伏中學門口看見街上站滿了人，一排戴著頭盔的員警將人隔開，學校大門兩邊有上百名員警將人隔開。
瀘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對此解釋，說是怕趕集出現意外而採取的應急措施，旁邊另一名幹部則改口說是演練。
這樣的不能自圓其說，讓當地警力的使用變得尷尬。難怪當地居民會憤怒：“宿舍監控錄影調出來看了嗎？屍體你們說是從高樓墜落身體的位置與傷口是否吻合？這些你們不去做，警力全用去封路了？”
嚴密防範讓記者感覺到無形壓力，所到之處都有人“陪同”。當記者提出採訪死者母親時，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問手機說沒有死者母親電話，問位址說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記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約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採訪死者的爺爺奶奶和同學時，被跟隨的“尾巴”招來一批鎮村幹部，實施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採訪物件不敢說真話。而記者被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記者從側面瞭解到，警方正在積極做死者母親工作。不給記者提供方便，或許另有隱情。
警力的高度防範，讓當地群眾覺得很不理解：“造謠傳謠的你們不是抓了很多嗎？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你們在害怕什麼？”
記者向縣委宣傳部部長陳佳、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提問，問及線民關心的案發前是否有報案行為、證明不是他殺的證據是什麼、是否存在霸淩現象等問題時，兩位地方領導一致表示，這是網上謠言，根據法律，當地有理由不予回應。
網上謠言不予回應，那麼，不予回應的，是不是都是謠言呢？這需要進一步調查。
習總書記“2·19”講話言猶在耳，強調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這首先就是要讓事實說話，讓細節說話，讓群眾信任。而在該案中這統統被無視了。是不是當地官員認為，“2·19”講話是說給媒體人聽的，和自己無關？期待當地儘快端正認識，主動配合記者瞭解真實情況。唯有讓事實說話，才能讓洶湧的輿情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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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評論
瀘縣中學生死亡案：權威聲音如何才能擲地有聲
及時準確的資訊公開、權威可信的屍檢結果，有助於厘清事實，擠壓謠言生長、傳播的空間。
面對一起突發的死亡事件，分析與評論的基點只能是客觀事實。在弄清事實之前，“被毆打致死”“黑社會參與”“政府包庇”等諸多傳聞，都可能包含捕風捉影甚至惡意造謠的成分。在這個時候，及時準確的資訊公開、權威可信的屍檢結果，有助於厘清事實，擠壓謠言生長、傳播的空間。
對事實的調查有一個過程，還原真相需要遵守程式、嚴謹細緻。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值得人們思考：為什麼這一原本可能並不複雜的突發事件，會逐漸發酵升溫、引發輿情，最終演變成公共事件？對於當地政府部門發佈的權威資訊，為什麼不少人並不信服，反而各種傳言亂飛？
這幾年，地方政府回應公共事件的能力大有提升，無論是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還是搭建“兩微一端”，資訊公開的力度日益增大，貼近群眾的努力顯而易見。但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新平臺背後的舊思維恐怕並未完全轉變。面對突發問題，管制大於引導、被動多於主動、對立多於對話、回避多於回應的情況還所在多有。一封堵，將良性溝通的管道先堵上了，再張口，信的人就少了，以致最終出現四個蓋子蓋五個水壺的手忙腳亂，演變成“千斤撬四兩”的大動干戈。
從輿情紓解看，針對各種謠言，自然需要加強內容管理。從過往的案例看，確實存在不少因造謠傳謠、最終導致輿論反轉的情況。作為“吃瓜群眾”，一定要冷靜客觀，越是對那些匪夷所思、令人激憤的傳聞，越要多長幾個心眼，不要輕易著了謠言的道。而從管理部門來說，及時滿足公眾正常的資訊需求，有說服力、有針對性地開展輿情引導至為關鍵。
進一步說，如何與公眾互動，事關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前些天，某官微因發佈一張“毛驢懟大巴”的圖片，不僅沒為事態減震，反而刺激公眾視點脫離問題本身朝負面發酵。這樣的反例，需要反思的怕不止是新媒體運營的方式方法。
瀘縣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處理中，旁觀者做出任何具體的結論都為時尚早。透過一系列類似的事件我們當前可以得出的認識是：在化解輿情危機中，管理部門既不能陷入清者自清式的沉默是金，更不能滑向先消極怠惰、後大動干戈的被動境地。掌握好時、度、效的統一，公斷才能服眾，權威聲音才能擲地有聲。
死者趙某的班主任張丹老師說：“趙某是個好孩子，偶爾調皮，因父母離異，我只見過他的爺爺奶奶，沒去過他家裡。出事之後，我壓力很大。”張丹還說：“趙某與同班同學處得很好，網上之說不可信。”
透過現象看本質，然而從當地群眾對霸淩問題反應如此之大，或許對瀘縣教育存在的問題能有一絲領悟。那麼究竟存不存在霸淩現象呢？
縣教育局長朱大清、太伏中學校長陳良向記者表示，此事由警方接手，是否有霸淩現象由警方處理。記者表示警方沒有立案時，他們堅持，還是得由警方處理。
陳良說：“我只能說，發生這樣的事，說明學校管理還不到位，缺少對學生的人文關心，今後將加大力度，嚴格管理。”
三問：當地到底在緊張什麼？
前方記者4月3日趕到當地展開調查。在距離太伏鎮數公里外，車就被攔下，兩輛警車攔住路口，禁止一切車輛進入。記者迂回步行數公里才進鎮，在太伏中學門口看見街上站滿了人，一排戴著頭盔的員警將人隔開，學校大門兩邊有上百名員警將人隔開。
瀘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對此解釋，說是怕趕集出現意外而採取的應急措施，旁邊另一名幹部則改口說是演練。
這樣的不能自圓其說，讓當地警力的使用變得尷尬。難怪當地居民會憤怒：“宿舍監控錄影調出來看了嗎？屍體你們說是從高樓墜落身體的位置與傷口是否吻合？這些你們不去做，警力全用去封路了？”
嚴密防範讓記者感覺到無形壓力，所到之處都有人“陪同”。當記者提出採訪死者母親時，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問手機說沒有死者母親電話，問位址說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記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約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採訪死者的爺爺奶奶和同學時，被跟隨的“尾巴”招來一批鎮村幹部，實施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採訪物件不敢說真話。而記者被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記者從側面瞭解到，警方正在積極做死者母親工作。不給記者提供方便，或許另有隱情。
警力的高度防範，讓當地群眾覺得很不理解：“造謠傳謠的你們不是抓了很多嗎？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你們在害怕什麼？”
記者向縣委宣傳部部長陳佳、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提問，問及線民關心的案發前是否有報案行為、證明不是他殺的證據是什麼、是否存在霸淩現象等問題時，兩位地方領導一致表示，這是網上謠言，根據法律，當地有理由不予回應。
網上謠言不予回應，那麼，不予回應的，是不是都是謠言呢？這需要進一步調查。
習總書記“2·19”講話言猶在耳，強調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這首先就是要讓事實說話，讓細節說話，讓群眾信任。而在該案中這統統被無視了。是不是當地官員認為，“2·19”講話是說給媒體人聽的，和自己無關？期待當地儘快端正認識，主動配合記者瞭解真實情況。唯有讓事實說話，才能讓洶湧的輿情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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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縣中學生死亡案：權威聲音如何才能擲地有聲
及時準確的資訊公開、權威可信的屍檢結果，有助於厘清事實，擠壓謠言生長、傳播的空間。
面對一起突發的死亡事件，分析與評論的基點只能是客觀事實。在弄清事實之前，“被毆打致死”“黑社會參與”“政府包庇”等諸多傳聞，都可能包含捕風捉影甚至惡意造謠的成分。在這個時候，及時準確的資訊公開、權威可信的屍檢結果，有助於厘清事實，擠壓謠言生長、傳播的空間。
對事實的調查有一個過程，還原真相需要遵守程式、嚴謹細緻。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值得人們思考：為什麼這一原本可能並不複雜的突發事件，會逐漸發酵升溫、引發輿情，最終演變成公共事件？對於當地政府部門發佈的權威資訊，為什麼不少人並不信服，反而各種傳言亂飛？
這幾年，地方政府回應公共事件的能力大有提升，無論是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還是搭建“兩微一端”，資訊公開的力度日益增大，貼近群眾的努力顯而易見。但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新平臺背後的舊思維恐怕並未完全轉變。面對突發問題，管制大於引導、被動多於主動、對立多於對話、回避多於回應的情況還所在多有。一封堵，將良性溝通的管道先堵上了，再張口，信的人就少了，以致最終出現四個蓋子蓋五個水壺的手忙腳亂，演變成“千斤撬四兩”的大動干戈。
從輿情紓解看，針對各種謠言，自然需要加強內容管理。從過往的案例看，確實存在不少因造謠傳謠、最終導致輿論反轉的情況。作為“吃瓜群眾”，一定要冷靜客觀，越是對那些匪夷所思、令人激憤的傳聞，越要多長幾個心眼，不要輕易著了謠言的道。而從管理部門來說，及時滿足公眾正常的資訊需求，有說服力、有針對性地開展輿情引導至為關鍵。
進一步說，如何與公眾互動，事關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前些天，某官微因發佈一張“毛驢懟大巴”的圖片，不僅沒為事態減震，反而刺激公眾視點脫離問題本身朝負面發酵。這樣的反例，需要反思的怕不止是新媒體運營的方式方法。
瀘縣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處理中，旁觀者做出任何具體的結論都為時尚早。透過一系列類似的事件我們當前可以得出的認識是：在化解輿情危機中，管理部門既不能陷入清者自清式的沉默是金，更不能滑向先消極怠惰、後大動干戈的被動境地。掌握好時、度、效的統一，公斷才能服眾，權威聲音才能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