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湧動四十年悲情:李鴻章“師夷長技”,梁啟超哀其所遇
1853年,時年30歲,正在京城為翰林院編修的李鴻章投筆從戎,回到家鄉安徽參加鎮壓太平軍的團練。但五年下來,一心想建功立業的李鴻章卻屢受挫敗,不能不頓生“昨夢封侯今已非”之歎,
近代中國的歷史大勢證明,“華洋雜處”的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洋人”在中國政治中起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誰掌控上海,誰就財大氣粗;誰能與“洋人”打交道,誰就舉足輕重。正是在保衛上海的過程中,
李鴻章組建淮軍,
在具體主持“華洋會剿”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決定“師夷之長技”以“自強”。在1862年4月他抵達上海不久,
但當時“講求洋器”仍是駭人之舉,要大規模引進西方武器遇到了巨大阻力,
李鴻章此時以西法治淮軍的具體步驟是先購買外國槍炮,雖然經費緊張卻不惜重金、想方設法求購較為先進的武器。1862年6月,他的部將程學啟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來福槍的洋槍隊,到當年9月淮軍各營就有來福槍一萬余支。到1863年5月,隨著淮軍的急劇擴張,竟有來福槍一萬支以上,並有許多門能發射26磅炮彈的大炮。為了讓官兵儘快學會操作先進武器,他還高薪聘請一些外國軍官到淮軍教習,教演使用洋槍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裝備淮軍,他還聘請外國軍官按“西法”操練軍隊,一些口令都按音譯成中文,如“前進”就按英語“forward march”音譯成“發威馬齊”。
引進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會導致軍制的近代化。淮軍本來是以湘軍為師,但不久就以外國雇傭兵“常勝軍”為師,學習現代軍事操練和戰法,在現代兵器裝備和現代軍事訓練方面迅速超過湘軍。在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道路上,淮軍引進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練,是極為重要的一步。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型應以曾國藩的湘軍最先使用近代武器為標誌;另一種觀點認為,僅使用近代武器並不能成為軍事近代化標誌,軍事近代化標誌是不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軍事訓練、編制。以此為標誌,中國軍事近代化的起點是李鴻章的淮軍,雖然這種改變直到甲午戰爭前都未完成,但畢竟是起點。總之,無論是湘是淮,李鴻章無疑都是軍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引進洋槍洋炮之後,一個自然的邏輯就是造槍造炮,引進大機器生產。然而,造輪船、架電線、修鐵路、開煤礦等各類“洋務”無不引起激烈爭論,遇到強烈反對和巨大阻力。
在反對聲中,科學技術被頑固派說成是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所以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這就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是“認賊作父”。在屢遭列強侵淩的近代中國,這種指責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於富強的措施難以施行。在這種強大的阻力面前,想將大機器引入中國者,不僅要有相當的權力,還要有謀略與韌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鴻章引進電報,從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鐵路,從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近代大機器生產的引進、近代通訊與交通的興起,為中國隨後的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還為中國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知識基礎,這是中國知識的光譜開始發生重要的、現代性轉型的必要基礎。
近代中國要“師夷長技”,引進現代機器、鐵路、通訊等設施,自然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知識,培養這方面人才。但中國傳統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聖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典是至高無上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
要洋務自強就無法避免這類知識,所以李鴻章等洋務派辦的學校、翻譯館開始教授、傳播自然科學知識。李鴻章參與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翻譯了大量的數、理、化等自然科學著作,對新知識的傳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新知識,當時籠統地稱之為“西學”。洋務派曾經想讓聲光電化等“西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但遭到強烈抵制而未成功。
甲午戰爭後,慘敗於千百年來以中國為師、為國人所輕視的蕞爾小國,使國人大受刺激,讀書人開始普遍講求來自西方的聲光電化知識,開始向日本那樣講求西學,社會風氣有較大變化。各地讀書人紛紛組織各種學會,探討來自西方的各種新知,從政治、法律到聲光電化各學科。
新知識的傳播已無法阻攔。現代中國自然科學知識從“西學”到“新學”或“通藝”,再到後來的“科學”這種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從開始僅認其為一種“地方性知識”——“西學”,最終十分被動地承認它為一種“普適性知識”——“新學”“通藝”,再到20世紀初年的“科學”,這是一個曲折艱難的歷程。此後,外來的科學知識在中國知識譜系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經內化為中國自身的知識,並且被提到“科教興國”的高度。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的破冰之功,不可磨滅。
《悲情宰相:李鴻章傳》新星出版社
1901年11月初,李鴻章作為“大清國”的全權代表與佔領都城北京的“八國”談判、簽訂完《辛丑合約》即遽爾長逝。兩個月後,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即寫出《李鴻章傳》,這是第一本李鴻章傳記。此書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誠如梁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同時梁啟超還發出慨歎:雖然李鴻章“負謗於中國甚矣”,他卻不隨流俗成見,而是實事求是,客觀評價其功過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昔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的結論與喟歎。他希望,若李鴻章地下有知,能“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雲梯炮臺,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他還以“賊亦徒震於炸炮之名”說明洋槍洋炮的厲害,然後向曾表明心跡:“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於我。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可見他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態度比曾國藩更為堅決。李鴻章此時以西法治淮軍的具體步驟是先購買外國槍炮,雖然經費緊張卻不惜重金、想方設法求購較為先進的武器。1862年6月,他的部將程學啟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來福槍的洋槍隊,到當年9月淮軍各營就有來福槍一萬余支。到1863年5月,隨著淮軍的急劇擴張,竟有來福槍一萬支以上,並有許多門能發射26磅炮彈的大炮。為了讓官兵儘快學會操作先進武器,他還高薪聘請一些外國軍官到淮軍教習,教演使用洋槍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裝備淮軍,他還聘請外國軍官按“西法”操練軍隊,一些口令都按音譯成中文,如“前進”就按英語“forward march”音譯成“發威馬齊”。
引進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會導致軍制的近代化。淮軍本來是以湘軍為師,但不久就以外國雇傭兵“常勝軍”為師,學習現代軍事操練和戰法,在現代兵器裝備和現代軍事訓練方面迅速超過湘軍。在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道路上,淮軍引進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練,是極為重要的一步。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型應以曾國藩的湘軍最先使用近代武器為標誌;另一種觀點認為,僅使用近代武器並不能成為軍事近代化標誌,軍事近代化標誌是不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軍事訓練、編制。以此為標誌,中國軍事近代化的起點是李鴻章的淮軍,雖然這種改變直到甲午戰爭前都未完成,但畢竟是起點。總之,無論是湘是淮,李鴻章無疑都是軍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引進洋槍洋炮之後,一個自然的邏輯就是造槍造炮,引進大機器生產。然而,造輪船、架電線、修鐵路、開煤礦等各類“洋務”無不引起激烈爭論,遇到強烈反對和巨大阻力。
在反對聲中,科學技術被頑固派說成是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所以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這就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是“認賊作父”。在屢遭列強侵淩的近代中國,這種指責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於富強的措施難以施行。在這種強大的阻力面前,想將大機器引入中國者,不僅要有相當的權力,還要有謀略與韌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鴻章引進電報,從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鐵路,從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近代大機器生產的引進、近代通訊與交通的興起,為中國隨後的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還為中國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知識基礎,這是中國知識的光譜開始發生重要的、現代性轉型的必要基礎。
近代中國要“師夷長技”,引進現代機器、鐵路、通訊等設施,自然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知識,培養這方面人才。但中國傳統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聖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典是至高無上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
要洋務自強就無法避免這類知識,所以李鴻章等洋務派辦的學校、翻譯館開始教授、傳播自然科學知識。李鴻章參與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翻譯了大量的數、理、化等自然科學著作,對新知識的傳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新知識,當時籠統地稱之為“西學”。洋務派曾經想讓聲光電化等“西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但遭到強烈抵制而未成功。
甲午戰爭後,慘敗於千百年來以中國為師、為國人所輕視的蕞爾小國,使國人大受刺激,讀書人開始普遍講求來自西方的聲光電化知識,開始向日本那樣講求西學,社會風氣有較大變化。各地讀書人紛紛組織各種學會,探討來自西方的各種新知,從政治、法律到聲光電化各學科。
新知識的傳播已無法阻攔。現代中國自然科學知識從“西學”到“新學”或“通藝”,再到後來的“科學”這種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從開始僅認其為一種“地方性知識”——“西學”,最終十分被動地承認它為一種“普適性知識”——“新學”“通藝”,再到20世紀初年的“科學”,這是一個曲折艱難的歷程。此後,外來的科學知識在中國知識譜系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經內化為中國自身的知識,並且被提到“科教興國”的高度。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的破冰之功,不可磨滅。
《悲情宰相:李鴻章傳》新星出版社
1901年11月初,李鴻章作為“大清國”的全權代表與佔領都城北京的“八國”談判、簽訂完《辛丑合約》即遽爾長逝。兩個月後,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即寫出《李鴻章傳》,這是第一本李鴻章傳記。此書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誠如梁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同時梁啟超還發出慨歎:雖然李鴻章“負謗於中國甚矣”,他卻不隨流俗成見,而是實事求是,客觀評價其功過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昔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的結論與喟歎。他希望,若李鴻章地下有知,能“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