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 時年30歲， 正在京城為翰林院編修的李鴻章投筆從戎， 回到家鄉安徽參加鎮壓太平軍的團練。 但五年下來， 一心想建功立業的李鴻章卻屢受挫敗， 不能不頓生“昨夢封侯今已非”之歎， 以“書劍飄零舊酒徒”自嘲。 無奈之中， 他經人介紹加入曾國藩幕府， 成為曾的私人幕僚。 正是在曾氏幕府， 他的才幹深得曾國藩賞識， 終於在1861年底受曾氏之命回鄉組建“淮軍”， 保衛上海。
近代中國的歷史大勢證明， “華洋雜處”的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洋人”在中國政治中起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 誰掌控上海， 誰就財大氣粗；誰能與“洋人”打交道，
李鴻章組建淮軍， 開始是以湘軍為藍本， 但由於他身處“華洋雜處”的上海， 幾乎日日與“洋兵洋將”打交道， 對西方近代化武器的認識越來越直觀， 也越來越深刻， 不久之後， 便在許多方面開始更多地學習西方，
在具體主持“華洋會剿”太平天國的過程中， 他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 決定“師夷之長技”以“自強”。 在1862年4月他抵達上海不久， 初次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就讓他眼界大開， 歎為觀止。 在給曾國藩的信中他感歎親眼看到英法軍隊“防衛”上海與太平軍作戰的情形：“洋兵數千， 槍炮併發， 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他認為要鎮壓太平軍也“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 於是決心“講求洋器”， 積極設法盡可能以西式武器武裝淮軍。
但當時“講求洋器”仍是駭人之舉， 要大規模引進西方武器遇到了巨大阻力， 甚至一貫講求“變通”“致用”， 並不保守的曾國藩由於此時對“洋槍火炮”的認識有限，
李鴻章此時以西法治淮軍的具體步驟是先購買外國槍炮， 雖然經費緊張卻不惜重金、想方設法求購較為先進的武器。 1862年6月， 他的部將程學啟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來福槍的洋槍隊， 到當年9月淮軍各營就有來福槍一萬余支。到1863年5月，隨著淮軍的急劇擴張，竟有來福槍一萬支以上，並有許多門能發射26磅炮彈的大炮。為了讓官兵儘快學會操作先進武器，他還高薪聘請一些外國軍官到淮軍教習，教演使用洋槍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裝備淮軍，他還聘請外國軍官按“西法”操練軍隊，一些口令都按音譯成中文，如“前進”就按英語“forward march”音譯成“發威馬齊”。
引進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會導致軍制的近代化。淮軍本來是以湘軍為師，但不久就以外國雇傭兵“常勝軍”為師，學習現代軍事操練和戰法，在現代兵器裝備和現代軍事訓練方面迅速超過湘軍。在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道路上，淮軍引進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練，是極為重要的一步。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型應以曾國藩的湘軍最先使用近代武器為標誌；另一種觀點認為，僅使用近代武器並不能成為軍事近代化標誌，軍事近代化標誌是不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軍事訓練、編制。以此為標誌，中國軍事近代化的起點是李鴻章的淮軍，雖然這種改變直到甲午戰爭前都未完成，但畢竟是起點。總之，無論是湘是淮，李鴻章無疑都是軍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引進洋槍洋炮之後，一個自然的邏輯就是造槍造炮，引進大機器生產。然而，造輪船、架電線、修鐵路、開煤礦等各類“洋務”無不引起激烈爭論，遇到強烈反對和巨大阻力。
在反對聲中，科學技術被頑固派說成是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所以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這就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是“認賊作父”。在屢遭列強侵淩的近代中國，這種指責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於富強的措施難以施行。在這種強大的阻力面前，想將大機器引入中國者，不僅要有相當的權力，還要有謀略與韌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鴻章引進電報，從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鐵路，從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近代大機器生產的引進、近代通訊與交通的興起，為中國隨後的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還為中國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知識基礎，這是中國知識的光譜開始發生重要的、現代性轉型的必要基礎。
近代中國要“師夷長技”，引進現代機器、鐵路、通訊等設施，自然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知識，培養這方面人才。但中國傳統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聖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典是至高無上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
要洋務自強就無法避免這類知識，所以李鴻章等洋務派辦的學校、翻譯館開始教授、傳播自然科學知識。李鴻章參與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翻譯了大量的數、理、化等自然科學著作，對新知識的傳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新知識，當時籠統地稱之為“西學”。洋務派曾經想讓聲光電化等“西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但遭到強烈抵制而未成功。
甲午戰爭後，慘敗於千百年來以中國為師、為國人所輕視的蕞爾小國，使國人大受刺激，讀書人開始普遍講求來自西方的聲光電化知識，開始向日本那樣講求西學，社會風氣有較大變化。各地讀書人紛紛組織各種學會，探討來自西方的各種新知，從政治、法律到聲光電化各學科。
新知識的傳播已無法阻攔。現代中國自然科學知識從“西學”到“新學”或“通藝”，再到後來的“科學”這種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從開始僅認其為一種“地方性知識”——“西學”，最終十分被動地承認它為一種“普適性知識”——“新學”“通藝”，再到20世紀初年的“科學”，這是一個曲折艱難的歷程。此後，外來的科學知識在中國知識譜系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經內化為中國自身的知識，並且被提到“科教興國”的高度。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的破冰之功，不可磨滅。
《悲情宰相：李鴻章傳》新星出版社
1901年11月初，李鴻章作為“大清國”的全權代表與佔領都城北京的“八國”談判、簽訂完《辛丑合約》即遽爾長逝。兩個月後，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即寫出《李鴻章傳》，這是第一本李鴻章傳記。此書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誠如梁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同時梁啟超還發出慨歎：雖然李鴻章“負謗於中國甚矣”，他卻不隨流俗成見，而是實事求是，客觀評價其功過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昔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的結論與喟歎。他希望，若李鴻章地下有知，能“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到當年9月淮軍各營就有來福槍一萬余支。到1863年5月，隨著淮軍的急劇擴張，竟有來福槍一萬支以上，並有許多門能發射26磅炮彈的大炮。為了讓官兵儘快學會操作先進武器，他還高薪聘請一些外國軍官到淮軍教習，教演使用洋槍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裝備淮軍，他還聘請外國軍官按“西法”操練軍隊，一些口令都按音譯成中文，如“前進”就按英語“forward march”音譯成“發威馬齊”。引進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會導致軍制的近代化。淮軍本來是以湘軍為師，但不久就以外國雇傭兵“常勝軍”為師，學習現代軍事操練和戰法，在現代兵器裝備和現代軍事訓練方面迅速超過湘軍。在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道路上，淮軍引進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練，是極為重要的一步。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型應以曾國藩的湘軍最先使用近代武器為標誌；另一種觀點認為，僅使用近代武器並不能成為軍事近代化標誌，軍事近代化標誌是不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軍事訓練、編制。以此為標誌，中國軍事近代化的起點是李鴻章的淮軍，雖然這種改變直到甲午戰爭前都未完成，但畢竟是起點。總之，無論是湘是淮，李鴻章無疑都是軍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引進洋槍洋炮之後，一個自然的邏輯就是造槍造炮，引進大機器生產。然而，造輪船、架電線、修鐵路、開煤礦等各類“洋務”無不引起激烈爭論，遇到強烈反對和巨大阻力。
在反對聲中，科學技術被頑固派說成是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所以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這就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是“認賊作父”。在屢遭列強侵淩的近代中國，這種指責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於富強的措施難以施行。在這種強大的阻力面前，想將大機器引入中國者，不僅要有相當的權力，還要有謀略與韌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鴻章引進電報，從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鐵路，從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近代大機器生產的引進、近代通訊與交通的興起，為中國隨後的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還為中國近代化、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知識基礎，這是中國知識的光譜開始發生重要的、現代性轉型的必要基礎。
近代中國要“師夷長技”，引進現代機器、鐵路、通訊等設施，自然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知識，培養這方面人才。但中國傳統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聖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典是至高無上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
要洋務自強就無法避免這類知識，所以李鴻章等洋務派辦的學校、翻譯館開始教授、傳播自然科學知識。李鴻章參與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翻譯了大量的數、理、化等自然科學著作，對新知識的傳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新知識，當時籠統地稱之為“西學”。洋務派曾經想讓聲光電化等“西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但遭到強烈抵制而未成功。
甲午戰爭後，慘敗於千百年來以中國為師、為國人所輕視的蕞爾小國，使國人大受刺激，讀書人開始普遍講求來自西方的聲光電化知識，開始向日本那樣講求西學，社會風氣有較大變化。各地讀書人紛紛組織各種學會，探討來自西方的各種新知，從政治、法律到聲光電化各學科。
新知識的傳播已無法阻攔。現代中國自然科學知識從“西學”到“新學”或“通藝”，再到後來的“科學”這種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從開始僅認其為一種“地方性知識”——“西學”，最終十分被動地承認它為一種“普適性知識”——“新學”“通藝”，再到20世紀初年的“科學”，這是一個曲折艱難的歷程。此後，外來的科學知識在中國知識譜系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經內化為中國自身的知識，並且被提到“科教興國”的高度。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的破冰之功，不可磨滅。
《悲情宰相：李鴻章傳》新星出版社
1901年11月初，李鴻章作為“大清國”的全權代表與佔領都城北京的“八國”談判、簽訂完《辛丑合約》即遽爾長逝。兩個月後，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即寫出《李鴻章傳》，這是第一本李鴻章傳記。此書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誠如梁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同時梁啟超還發出慨歎：雖然李鴻章“負謗於中國甚矣”，他卻不隨流俗成見，而是實事求是，客觀評價其功過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昔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的結論與喟歎。他希望，若李鴻章地下有知，能“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