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記憶｜上海 插隊幹部——獨行者著的《插隊片斷》
作者：淩萬春
我認真看了他的《插隊片斷》，知道他是一名比我大兩歲的上海准幹部，因他的年齡小，應稱為上海知青小幹部。
我看到《回復下過鄉的朋友——獨行者》的手機用戶5評論說：其實大家還忽視了一批人，
伴隨著上海知青的到來，上海幹部也下來很多的人，散落在各個知青點，對安定知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這一上海幹部中也有那極特殊的知青上海幹部，
獨行者發給我的《插隊片斷》滿篇的都是正能量，如他開頭就寫到："回顧插隊落戶的生活，是苦，是累，是冷。但生活豐富多彩，北大荒的土地肥沃廣闊，大有作為，
生產隊社員累死累活，一年掙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們該知足了，一切煩惱統統可以拋到腦後。
我的點評是 淨說大實話。
他所寫的《插隊片斷》的一些情節我都有深刻的印象，如他說起革命大隊，還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革命大隊也真厲害，知青打架扔手榴彈。這也成為當時一件大事，鬧得中央都知道，據說還驚動了周總理。
當時，中蘇邊境衝突矛盾焦點就在黑龍江的四大爭議島，珍寶島已經打起來了，而幹岔子島卻是四大爭議島中面積最大的爭議島，其戰略地位可想而知。所謂戰備一線（黑龍江）的一線地區（黑河）的一線（遜克縣）的前線，
又寫到：在連隊，我們也和知識青年一起勞動。回顧起來，有些事終身難忘。我曾經一頓吃過二斤四兩包子，如今自己想來都覺得不可理解。
那時，我們上海人下館子吃餃子，要幾兩餃子還被人笑話。當地當時以斤計量，半斤是起碼的最小計量單位，你要二兩三兩不被人笑話，白眼？
上館子吃大果子，上海人叫油條，一般吃一二根油條，加些稀飯、豆漿什麼的。可我們對服務員說要二根油條都覺得開不了口，因為館子裡油條也是論斤賣，至少半斤。所以，我們看著當地人在街上一抓一把地吃油條，覺得新鮮。如今大概不會了。這把東北能吃的情景寫的再真實不過了。
回到生產隊，大隊支部書記要我寫一份入黨報告。我說，自己沒有資格。但確真真實實地入了黨，參加了支部的活動，這也應算在插隊下鄉的火線上入的黨。
慰問團總團駐哈爾濱，第一次集合就到哈爾濱。時任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招待宴請，擺了十幾桌酒席。不讓喝酒，因為遇上了陳永貴上黑龍江省檢查工作，在隔壁大廳吃飯。
後來我們才知道，張春橋在上海奪權後要在上海改朝換代，把上海各級老幹部趕下去，以便騰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馬取而代之。
這樣一位上進的青年竟然還在公司裡挨過批鬥，而且和自己所愛的人分了手，有詩為證：為此，寫了一首《返春歸》：盼歸欲浴江南春，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嚇走巧玲一身輕。
我雖然下鄉時不認識獨行者，但我們有很多的交割，我們的身影可能碰撞很多次，如在嗄牛戶放馬那小窩棚，我曾在70年的冬季住了兩個月。你所說的上海幹部胡大達，我曾在他家吃過飯，據說他是上海盧灣區的公安局的副局長，他給我講述了上海鎮反的事。 你所說的上海知青武裝民兵扔手榴彈一事，那正是我非常熟悉的武裝基幹民兵，其中一位活蹦亂跳的民兵成了植物人，他的母親來了後真的是欲哭不淚。你所說的幹岔子各大隊我都非常熟悉，因為都有我們武裝基幹民兵……。
你的《插隊片斷》寫的簡練、利索、文字流暢，大約有二萬五千餘字，讀完之後，看到你《插隊的片斷》你所走過的路是那樣燦爛、豪情、多彩、吃苦、上進，你是插隊知青幹部的佼佼者！
我1965年高中畢業後，通過高考，進入剛剛試辦的外貿半工半讀訓練班（後被批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雙軌制）。
原定學制三年，畢業後就是公司練習生，本應該於1968年畢業後才算正式參加工作。可我們唯讀了一年，就逢文化大革命，停課參加公司的運動，先四清，後造反。
當時大家反正聽黨的話，跟黨走。
因為停課，我們三年學制只上了一年課，68年畢業就無從談起。政策上也沒有一個說法，至今公司認可的我們這批人的工齡是從1967年算起。據說半工半讀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當時上面發文停辦，將我們這批半工半讀的學生轉為學徒，這就是計算工齡的依據。至於1965－1967這二年時間，既不算學令，又不算工齡，真的成了歷史問題，直到退休也還不明不白。
按當初招生規定，我們學成畢業，就是公司科室的練習生，轉正後屬幹部編制，定行政級別，最低工資不低於44元。文革以後，張春橋發明了三十六元萬歲。我們半路出家，轉為學徒，學徒滿師也就是工人編制，成為三十六元的萬歲族。
既然轉為學徒，我連正式工人都算不上，可幹部下放又輪到我的頭上了。我算什麼東西，自己一輩子也沒搞明白。
1969年夏，我在公司從外地出差回來，剛回公司，還沒走到自己的辦公室，在走廊就遇上了辦公室一幫同事正在張貼大紅紙的報名喜報。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大字報，紅喜報幾乎天天有，我也不以為怪。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一見我到，就舉著還沒有張貼的大紅紙報名決心書說："正好，你回來了。四個面向報名，把你名字填上去了。"
我剛從外地回來，還不知道公司的四個面向是怎麼回事，就順口應道："好吧。"
到了辦公室一問，原來是全市動員幹部下放，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基層，面向邊疆（僅憑記憶，大致如此），這叫四個面向。
既然是黨的號召，響應號召是當時的時尚。何況我是半工半讀學生，還不算幹部編制，幹部下放與我無關，無所謂，他們都表態積極回應，把我名字填上去就讓他們填吧。
就這樣，我也算報了名了。其實，我根本沒想過會輪到我。幹部四個面向，我又不是幹部，想擠也擠不進去。
幾天後，批准名單公佈了，我竟然名列其中。一個外貿企業的半工半讀學生，小學徒，連實習生也不夠，算什麼幹部？離市級機關幹部還差十萬八千里，連企業幹部還不是，怎麼搖身一變成為機關幹部，一步登天了？
企業學徒，工人，幹部，就有三步，企業到機關又差一檔，還市級機關幹部......我怎麼也聯不上去。簡直是一夜之間三級跳，莫名其妙。
可名單已經批下來了，還大紅喜報高高掛在大樓過道裡，整個外貿大樓都在敲鑼打鼓，那可不是在開玩笑。這是真的，我這才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了。
自己年輕無所謂，四海為家，在那個年代是時代的召喚，是當時流行的時尚。輪得上還算幸運，不少人寫血書（真的寫），有人表態爬也要爬到黑龍江去，還沒資格，輪不上呐。
"幸運之神"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只感到突然，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回去跟父母大人一說，他們雖感突然，也搞不清楚，一聽了之，當然也不反對。
家庭問題不大，我唯一的牽掛就是剛確定戀愛關係才一年的女朋友了，這是我——也是她的初戀。這麼重大的人生大事，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她。
晚上，我到她外婆家，她從小跟外婆長大。好在我們家在八仙橋桃源路，她外婆住在太平橋順昌路（如今的新天地），相距很近，步行十分鐘都不用。
在她外婆家，我把公司批准我去黑龍江的情況如實相告，她外婆一聽就反對，反正不能讓我離開上海。她聽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表態，也無法表態。悶坐了半天，誰也沒有主意。
在送我出來的路上，我倆默默地走，我徵求她的看法和意見，她不啃聲，一路無語。
臨別時，她問："什麼時候走？"
我說："等通知。"可我心裡想這一去就是十萬八千里的北大荒，還是邊疆第一線，準備打仗去的，實在不知說什麼好。
我們的心好像都被吊起來了，默默無語，不知所措。
沒有辦法，既然批下來了，名單都公佈了，不去不行，至少我們不會退縮，更不會耍賴。
我們還是心有默契，後來一次見面，她就送我一支鋼筆，一本筆記本，還有一堆信箋，信封和郵票，"你去吧......"
在我們出發的那天，我們被綁上大紅花，轟上大彩車，一路上鑼鼓喧天，彩車成龍，從公司所在地外灘，到南京路，西藏路，北火車站廣場人山人海，我本不讓她到車站去，可她還是出現在北站的歡送的人群中。
我費了好大的勁，摘掉胸前的大紅花，溜進人流到她跟前說幾句悄悄話，她給我的送別語是："到那兒就給我寫信，我等你。"
我無言以對，直到汽笛聲響，來人催我上車，我才點頭，算是答應她，給她寫信。
上車後，我腦袋一片空白，隨著車輪啟動，鑼鼓喧天，整車都是十幾歲的知識青年，隨著一片嚎啕哭聲和滾滾車輪的轟鳴聲把我們送別了北站，送出了上海。
車廂裡一片哭聲。
（知識青年後來自謂集體痛哭為"大合唱"），過了昆山站後才漸漸平息下來。
這是她第一次在我單位的同事面前亮相，那時的青年談朋友大多是保密的，我們也不例外，我不想讓她到火車站來送行，其實除了怕分別時難受以外，其中保密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時我的身份還算是學生，不能早戀。何況那是革命的年代，火紅的歲月。
我單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他們在火車站送別的時候第一次見到她，見她那麼年輕漂亮，私下都說看不出我還有這麼漂亮的女朋友，我聽了後心裡也是美滋滋的苦澀。車開了，我還在想，可是腦海一片空白。
我感覺得出，她不希望我走，可又沒有辦法。她理解我，支持我。我也理解她，可又一種愧對她的感覺。
我實在不知道自己要在黑龍江呆多久，以後會怎麼樣，今後還能不能回上海，什麼時候能回來，如果回不來又該怎麼辦？......
當時對我們這批人去黑龍江插隊落戶,還沒有要遷戶口的說法。下放幹部遷戶口的說法，還是我們到了黑龍江以後才知道的。
當時主持上海日常工作的馬天水與時任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已經商定，上海下放幹部的戶口關係也要從上海轉到黑龍江。
我們"四個面向"下放黑龍江插隊落戶的時代背景是當時中央下發的"八.二八命令"，要準備打仗。
那時中蘇關係緊張，黑龍江邊境衝突，珍寶島戰火已經燃起。
我們插隊的遜克縣就位於黑龍江邊，與對岸的蘇聯就一江之隔，屬於戰備一線區域的一線。
而我插隊的幹岔子公社下轄區內就有一個幹岔子島，其中一塊無名島還正巧劃歸於我所插隊落戶的生產隊的地盤。
當時，中蘇邊境衝突矛盾焦點就在黑龍江的四大爭議島，珍寶島已經打起來了，而幹岔子島卻是四大爭議島中面積最大的爭議島，其戰略地位可想而知。所謂戰備一線（黑龍江）的一線地區（黑河）的一線（遜克縣）的前線，毫不為過。
我們去的時候，當地戰備大撤退，人口疏散，老百姓能往內地撤的就撤，攜家帶口往裡撤。
而我們這幫上海幹部卻逆勢而行往前趕，準備打戰。
老百姓們不理解，當地老鄉事後問我：為什麼我們上海幹部要到前線來送死？我也說不明白。
後來我們才知道，張春橋在上海奪權後要在上海改朝換代，把上海各級老幹部趕下去，以便騰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馬取而代之。
回想起來，當時的人們真的單純，忠誠得近乎幼稚，包括一幫革命一生的老傢伙，何況我這個初入社會的毛頭小夥子。這幫政客把我們推到一線當炮灰使，而我們竟然感到無上榮光，真去拼命。
到了生產隊插隊落戶，我與知識青年住一個宿舍，在村北頭的一間破舊的土坯房。
外間灶頭上按一隻大鍋，燒炕燒水用，邊上一隻大水缸，二隻水桶一根扁擔，別的啥也沒有，連砍柴火用的斧子都扔在屋外。
火牆里間就是大炕了，可並排睡六個人，兩邊搭了個架子，橫支木檔，鋪上木板算是上鋪，也可睡五六個人。
大家的箱子行李只好堆在南牆邊，小破窗下的箱子上，放盞油燈就當寫字臺用了，可以寫寫信。
裡外也就是一間小屋，估計也就十來個平方的面積，在當地也就是單身漢老楊騰出的一間空屋，暫時安排十位知青，我也被安排擠在裡面住，完全是同吃同住同勞動。
既然插隊落戶，我們當然與知識青年同吃，同住，並與老鄉同勞動。
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的根本區別，主要是知識青年與老鄉一樣勞動記工分，我們不計工分。因為下放幹部還由原單位發工資，有大鍋飯吃。其他與老鄉和知識青年都一樣，下大田勞動：春播鏟地，秋收打糧，冬天上山打柴，回來貓冬。
在東北黑油油、白茫茫的土地上，一年四季，豐富多彩。苦是苦，累是累，可我們戰天鬥地也樂在其中。
我到黑龍江後遇的第一個節日就是當地所謂的"五月節"，也就是農業五月初五的端午節。
端午節是當地僅次於春節的重大節日，當時當地一年就認二個節日，一個是春節，還有一個就是端午節。每逢這二個節日，當地全體放假，其他如元旦，勞動節，甚至國慶日都不放假。
"五月節"生產隊宣佈不出工，放假休息一天。
往年當地老鄉過"五月節"要殺豬慶賀，一家殺豬全村分享。我們剛去的那年正是準備打戰的形勢，生產隊除了放假外啥也沒有。
不出工，我們沒事可幹。因為我們一起下放的插兄被分到各個生產隊，臨近的革命大隊就有外貿輕工進出口公司的下放幹部。今天放假，咱們也走走"親戚"，去革命大隊看看他們。
說走就走，我們從山梁子走，抄近路，來到了革命大隊串門。
他們隊裡的一幫插兄也休息沒事可幹，躺在炕上正無聊。
我們一到，那高興的勁兒，一幫老傢伙簡直象小孩一樣，高興極了。"朋友來了有好酒"，在革命大隊插隊的"老山東"外貿輕工的老韓來勁了，不等我們坐下就嚷嚷："我到小賣部去。"
過了一陣，他手裡拿了二瓶白酒，往炕上一放，急匆匆又往外跑。
這次出去老半天，兩手空空，像個泄了氣的皮球，往炕上一躺："我從村頭跑到村尾，家家戶戶都去了，想搞二個雞蛋都沒有。啥都沒有。老鄉說不是要打仗嗎，去年大家把能搬的搬了，能吃的都吃了，連小豬小雞都宰了，隨時準備撤退上山，還有什麼？"
想想也是，一冬才熬過去，連土豆白菜都沒了，春播還沒完，青黃不接。
算了，大家見見面，吹吹牛就行了。可"老山東"不甘心，從衣兜裡掏出幾個大蒜頭，打開酒瓶，找來幾個搪瓷杯，咕嘟咕嘟就把二瓶白酒倒光。
"來，喝！"喝酒，真的喝酒，除了白酒一杯，一人幾瓣生蒜頭，其它啥也沒有。
哇，這場面我沒見過，連想都想不出來。恐怕坐山雕也沒有嘗蒜頭下燒酒吧？
喝一口東北白酒，哇，利害。
我那時年輕，沒喝酒的經驗，只知道辣的味道。咬一口大蒜，辣上加辣，辣得我張嘴吐舌，南方人還不習慣生吃蒜頭。這經歷，這味道值得終身玩味。
說起革命大隊，還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革命大隊也真厲害，知青打架扔手榴彈。這也成為當時一件大事，鬧得中央都知道，據說還驚動了周總理。
當時戰備，每個村（生產大隊）都有民兵。武裝民兵連，配備的還是真槍實彈。
一次隊裡的小青年吵架打起來了，吃虧的一方不服氣，晚上乘大家睡覺後偷出一顆手榴彈，溜到對方宿舍外拉出弦就往對方宿舍裡扔進去。
"轟"一聲，手榴彈炸開了。
睡在排炕上的小青年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還好手榴彈被扔在地下，人都睡在炕上。
大家被嚇壞了，地下炸了個洞，人卻沒被炸死。要不真的出人命了，小青年真是沒頭腦。
我們生產隊小青年打架也動過斧子，傷了人。
這幫孩子真叫人頭疼，他們其實沒啥大的矛盾，就一語不合動起手來，過後就忘了。
好的時候好得不得了，不好就吵就打。
怎麼辦呢，都是孩子。我們下放幹部只好把他們當孩子一樣對待，第一年是高危期，幼稚，單純，衝動是第一年的通病。隨著時間的磨練，小青年慢慢長大，漸漸成熟起來，會動腦子想問題了。
第二年就聰明了，第三年開始就顯得成熟老練了，思想也開始也複雜起來。
剛到東北插隊落戶的那年夏天，公社把我叫去，說地區要辦一個戰備展覽會，讓我參與籌備。到了縣裡報導以後到黑河，安排在招待所住下。
這是我到東北後第一次出差，來到黑龍江後我還沒上過館子，吃頓像樣的飯呢，何不乘此機會打打牙祭？
我拉了和我一起來的文化館的"畫家"說："上館子去。"他不好意思，不置可否。
我說："我在館子等你。"說罷就上街進館子，點菜，我自作聰明地要了幾個菜：炒雞子，木須肉，攤黃菜，甩袖湯。
我想有葷（炒雞子，木須肉）有素（攤黃菜）有湯（甩袖湯），還要了酒。
等菜上齊了，我才發現怎麼都是蛋？
炒雞子是炒蛋，說得過去。木須肉是木耳炒蛋，我初次領教。攤黃菜也是蛋，我不服了，我要找店裡理論，那夥計說："攤黃菜不就是蛋餅子嗎！"我啞了。甩袖湯就是蛋花湯，這下我算是開眼了。原來東北菜就是蛋當家，不過味道還不錯。
算了，自己點的"雞""肉""菜""湯"全是蛋餐，我認了，也開眼了。這頓飯吃得長見識，挺高興。
時值中午，吃了飯就沒事了，我們自己到街上去溜達溜達。
畫家回招待所，我一個人就順著一條街隨意往北走，發現前面有條河。走近一看，河不寬，就幾米，水很清澈，看上去就舒服。
正午的太陽直射暖洋洋的，我不由得想下水洗個澡。
來了半年還沒洗過澡呢，今天倒是個機會。
看看周邊空無一人，我脫了衣服就下水，一步步往前挪。才挪了幾步，水剛沒到膝蓋處，人就站不住了，水流太急。
既然如此，乾脆遊吧。可當身體投入水中，只覺得水太涼。我還沒遊，人就隨水流往下游漂去。
我看不對，趕快往回游。可任我怎麼游，也遊不回去。掙扎一會兒就精疲力盡，非但沒遊回去，反往下游漂下了。
我看徒勞無功，逆水別想遊回去。這時我有點怕了，漂到哪兒是個頭？可我又沒有辦法，邊上空無一人，求救也白搭，還是省省力氣，看機會吧。
我就躺在水面上不動了，保持呼吸，順其自然。漂呀漂，一會兒急，一會兒緩。拐了一個彎，我忽覺得背靠上了沙灘，趕快一翻身爬了上來。
哇，好險！我領教了，小小嫩江還有這麼厲害的壞脾氣。我不敢再玩了，順著江邊往回走。走了老半天，總算找到下水的地方，穿上衣服回招待所。這次是有驚無險，順水逃命。
在生產隊，我也有一次是沼澤地逃生，既不是靠運氣，也不是他人它物幫的忙，而是馬救了我一命。
那是在春播結束，秋收未到的夏天。生產隊決定把馬放到島上去餵養，讓累了一個春播的馬兒歇歇，放到幹岔子島上去散養，讓馬兒吃吃新鮮的嫩草，養養膘。隊上把這個任務，就交給一個負責養馬的知識青年和我二個人。
我們生產隊擁有的那片小島，離生產隊有十幾裡地。那裡是一片荒地，從未開墾。隊裡就蓋了二間窩棚，別的啥也沒有。我此前從沒去過，那小青年以前放馬去過。
我倆準備了被褥和麵粉乾糧，因為一去至少要一個禮拜才能回來一次。二人各騎一匹馬，趕了一群馬就到島上去放馬。
到了島上，頭二天平安無事，後二天我們就不安分了。因為所帶來的吃的東西，除了白麵，土豆和鹽之外，其他都沒有了。
成天在藍天白雲下，騎著馬兒在草地上隨著馬兒溜，新鮮勁兒過去了。吃的東西也不多了，小青年對我說："我們打漁去，弄二條魚來改善改善伙食。"
我想這主意不錯，可怎麼弄魚呢？
這位青年把我帶到窩棚後面，到河邊撥開草叢，指著一條小舢板，叫我和他一起上去。
我們上船一看，船上有漿，還有網。嘿，有門兒！我們可以上船打魚去了。
我們劃著小船，順著小河，拐個彎就進了大江。撒了幾網，一無所獲。小青年說："這邊背陰，魚兒不來。我們到對面朝陽那邊去。"
二人劃起雙槳往江中而去。船到江心，水流越來越急，我們越劃越費勁。已經到此，再費勁，再累也得劃，要不小船順水往下，不知會飄到哪兒去。不能停，不能歇，使勁劃。兩人齊心協力，往同一個方向一起使勁，總算劃到了對岸。
撒了網，就等魚兒自投羅網。這時小青年說想要大便，我們就拉著河邊的柳條，把網拴上，也另外拉一根柳條，把船靠岸，我們就上島方便去了。我也乘機小個便，曬曬太陽，真舒服。
島上荒草雜生，夏虻（一種比蒼蠅還大的吸血蟲）亂飛，一看就知道是個從無人跡的荒島。
上島不遠，就是樹木參天，樹上還掛著一串串的鮮紅色的小果子，真好看。
我問他："這是什麼果子？"他搖搖頭說："不知道。我們拉幾串回去，問問老鄉。"說著，就撥開高雜的亂草叢堆往裡去，來到到樹下，拉了根結著小紅果子的藤就往下拽。一拉一大串，我們隨手拉了幾串往回走，拖到船上扔上去，後來老鄉說這些小紅果是枸杞子。
我們就把拉回來的藤上的枸杞子摘下來，鋪在地上曬乾。大家分分，帶點回上海去。
說來好笑，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枸杞子有什麼用。有的人還不要，寧願把行李袋多留一點空間，以便多背一些東北大豆回去。
這次上島還差點鬧出政治麻煩來，這還是事後公社武裝部找我談話時才知道的。
回生產隊後，一次到公社去辦事，在街上遇到公社武裝部的宋部長，他叫我順便到武裝部辦公室去一次。
我辦完事後，就到武裝部辦公室找他。他問我上幹岔子島上去過沒有，我說前幾天去放過馬。他知道，我們生產隊每年這個時候要到島上去放馬的。
他對我說："放馬就放馬，跑到對岸去幹什麼？"
"我們鹹菜沒了，下江去打點魚。"我回答。
"你們惹禍了。"他說，我還莫名其妙。
"對面蘇聯方面都來外交照會了，抗議我方有二個人登島，原來是你 幹的好事。"
我還是不明白，辨說我們上島是要方便才上岸去的。
他說："方便也不好越境啊，你們上島就已經越境了。"
我聽了嚇了一跳，越境可不得了，特別是在邊境一線，在那戰火初燃的敏感時刻。這時，我才想起來了，怪不得那天上空有直升飛機盤旋，我們又不知道是老毛子在監視我們。
宋部長見我一本正經的緊張樣子，口氣緩和下來說："沒事，他們說他們的，我們說我們的。今天你來，我正好跟你核實一下，如實上報就可以了。"
原來，幹岔子島有好幾個小島，枯水期時小島露出來的面積大，靠我們這邊近。夏天，黑龍江水面上升，水淹上來，小島就離岸遠了。水越大，島越遠，主航道也會隨著水位高低的變化而改道，幹岔子島的爭議就由此而來。
言歸正傳，話說回來。
我們離島上船，回過頭來收漁網，還真有魚。我們挑了幾條大的，二個人在島上夠吃幾天就行，吃完了再來撈就是。於是我們往回去，雙人雙槳更帶勁。
第二天，那位小青年要到隊裡去一次。我知道他想回去看看有沒有上海來信，別說六九屆的娃娃，才十五六歲就遠離父母三千里，來到黑龍江一線前線的邊疆，誰不想家？
我也想家，儘管我算下放幹部，當時也就二十出頭的小青年。
因為身份不同，老鄉既不好意思稱我小，畢竟我算下放幹部；又不願稱我老，年齡上還是二十出頭的小青年。他們給我一個挺新鮮的叫法，既不稱老，也不稱小，老小一概回避，乾脆叫我的姓："袁"。我聽上去像"圓兒"，也挺順耳。
老鄉青年都這麼叫，挺親切的，我也樂意接受。在嘎牛湖島上放馬期間，小青年回隊裡去一次，拿些白麵鹹菜什麼的，補充給養，也許還有我的家信呢，我就答應他回去，並說："要有我的信，幫我帶來。"
這天，我就一個人在藍天白雲下，騎著馬兒放馬，挺自在。
馬群在草地上自由地吃草，我騎在坐騎上享受和風陽光，只要馬兒不離群，我就任其自由。時間一長，馬群散了，我就指揮我的坐駕從旁繞過去，把散開的馬兒歸歸隊。
不久，我看大部分馬兒歸隊在這邊，就是小泡子那邊還有三匹馬散開了。我騎在我的馬上，想過泡子去把那三匹馬趕過來。
到了水泡子邊，我騎的馬才跨了幾步就停下，不僅不走，還往後退。
嗨，怎麼啦？我的馬平時挺聽話的，今天怎麼不服從我的指揮了？
"駕！"我猛喝一聲，還未加鞭，只覺得"嘩"一下，連人帶馬往下陷。
這時我意識到，壞了，我陷到沼澤地裡去了。這時不能動，越掙扎會越陷越深，連人帶馬都會沒影，埋進去了。
我趕快下馬，不能給馬增加負擔。但人卻在水泡子裡往下沉，我也不能就此認埋，雙手緊摟著馬脖子。馬在沼澤泥潭裡奮力掙扎，突然馬頭往上，起來了，它的前腿好象踩到了草墩子，又猛竄了二下，"轟"的一聲竄了出來。
我這時也被水淹到脖子處，快沒頂了，幸好我的小馬救了我一命。
老馬識途，小馬也知道腳下不穩，怪不得它到泡子邊退步不前。好馬退步，必有道理。
還有一次，我們隊裡的馬車從遜河經南山回來，這是一道十幾裡的山路。荒山一片，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途經一片樹林時，駕車的轅馬走得好好的，突然停下不動了。
車老闆吆喝它往前走，可它反往後退。車老闆跟這匹馬很熟了，覺得不對，說有情況。
於是叫我別吱聲，注意兩邊樹林裡的情況。我也和他一起仔細搜索，我發現右前方樹林裡好象有個老太太在往林子裡走。
車老闆仔細看了會兒說："不對，黑瞎子！"
一聽這話，我們緊張起來，在這荒山野林裡碰到黑瞎子可沒治了。只希望真是老太太，別是大狗熊啊。
我們坐在馬車上，一動也不敢動，怕弄出動靜，驚動了黑瞎子。還好，這個黑瞎子沒理我們，顧自往林子深處而去。
我們等了許久，聽聽沒動靜了，車老闆一揚鞭子，馬兒放蹄飛奔，一口氣就跑到回村子。
馬兒啊，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生死與共。
那天我正在東方紅大隊，就趕上了這場山火。我們參與撲火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赤手空拳，根本沒有滅火器材。
火情就是命令，看到山上哪有火，人就往那去。山上根本沒有路，人就跟著火走。
到了火場，先得看風向。我們順風跟在火苗週邊，用樹枝或柳條順勢刮削火苗，一片一片地滅火。
我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就做這些。
迎面遇火搏鬥，是傻蛋幹的傻事。
樹木著火我們只能退避觀望，根據風向火勢，選擇週邊合適地段控制火情，別讓火勢漫延就是成功。有時火勢太大，控制不住，我們還得避開，已經燒著了的就讓它燒吧，只要把火區週邊控制住，它燒完了火就滅了。
什麼迎著烈火上，那是送死，是沒見過什麼是烈火的文人秀才的編出來的屁話。
還好那天風勢不大，經過大半天的撲打，山頭已經看不到明火了，發現有餘煙的地方，指揮部另派專人前去處理，後面來人通知我們，已接到指揮部命令，說火勢已經控制住了讓我們撤離，我們才開始撤離。
此時，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這時才覺得又累又餓又渴，人一下就垮了下來。
我們上山跟著火亂跑，這會兒跑到哪兒了誰也不知道。山上根本沒有路，這時我們一夥人傻眼了。
沒吃，沒喝，走又走不動，有幾個小青年躺在地上亂叫："喂，有人嗎？我們在這兒。"一邊喊一邊找出路，叫了半天，有人應了:"喂，我們在這兒。"
大家邊喊邊靠攏，隊伍越來越大。大家一起找出路，總算在林子裡看到一條車軲轆印，這肯定是老鄉上山打柴留下的痕跡。
大家沿著這條"路"走，總會找到村子的。
可人走不動了，隊伍越拉越長。大家又累又餓又渴，這個季節上山一片枯黃，根本找不到吃的。
忽然，我們發現車軲轆道上有一個挺大的牛蹄子印，裡邊還有一點積水。我趴下去一看，水是還挺清的，就有一點小蟲子在遊動。
實在渴得慌，我趴在地上小心奕奕地去喝口水，不錯，潤潤嗓子也好。
一個青年過來問我："能喝嗎？"我點點頭，不置可否。
他立馬趴下去，"呼"一口，吸了滿口泥沙，"噗，噗!"地連吐帶抹，大呼上當。把旁邊的人笑成一團，老鄉說："你怎麼這麼傻，這牛蹄子水能喝嗎？"還有人說："要喝也得慢慢喝一點。"
直到後面的後勤隊上來，我們總算熬過了饑渴的困境，拖著疲憊的步履往回挪。
回顧插隊落戶的生活，是苦，是累，是冷。但生活豐富多彩，北大荒的土地肥沃廣闊，大有作為，也體會到與天奮鬥的樂趣。
由於下鄉第一年的冬天，縣裡開知青代表大會，把我抽到知青辦協助工作。所以我第一年冬天沒有時間回家探親，直到第二年春天，大批知青和下放幹部探親回來，我才有機會回滬探親。
第一次回滬探親，心情自然輕快。乘在從遜克開往北安的長途汽車上，我為解旅途疲憊，不由得試詩一首："殘雪薄冰水熒熒，舟車越野浪裡行；今奔江南迎春色，返回北國苗更青"。
第一次回滬探親，心情自然輕鬆。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原單位報到。
現在想來真傻，其實我這次是回來探親，幹嘛要回原單位報到？單位已經把我們踢到北大荒去了。回來探親理應回家好好休息，看看家人，陪陪女朋友多好。可那時的人就那麼傻，不僅是雷鋒傻，我們也傻，大家都傻乎乎的。
我們這種人是那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儘管單位裡已經把你踢出去了，可我們還把原單位當娘家，組織觀念很強。
回上海探親第二天，我沒想到去看分別一年的女朋友，而第一反應卻是到單位去報到，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到了公司（原單位），先到革委會組織組"報到"。
組織組長第一句話就把我就問得莫名其妙："你總算回來了。"
什麼總算回來了？是盼我回來，還是不歡迎我回來？
事後我想起來了，人家其他下放幹部去年冬天都已經回來探親了，就我拖到今年春天才回來。
我說那裡有事，縣裡開知青代表大會，知青辦讓我去幫忙。
"好吧，"組織組長淡淡說，"我們等你好久了。王主任要與你談話。"
我還以為是組織上的關心，即刻跑到革委會主任辦公室，見到革委會王主任。
王主任與我寒暄幾句就切入正題，說："你要好好考慮考慮自己的問題！"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王主任見我毫無思想準備，就說："組織上會幫你的。"讓我再回組織組找組織組長。
組織組長說："明天，你按公司的上班時間到公司吧。"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我回來探親的，到公司上班行嗎？要不要跟黑龍江方面打個招呼？"
組織組長說："讓你到公司，是參加運動，不是上班。組織上的問題不要你考慮。"
我感覺上覺得好像不合常理，似乎有問題，但又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參加運動就參加運動吧，反正組織上會和黑龍江打招呼的。相信組織相信黨，這在當時是最起碼的常識。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時間，準時來到公司"上班"，具體安排當然要聽組織的，我就先到組織組。
其實，公司組織組早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時間，準時來到公司"上班"，具體安排當然要聽組織的，我就先到組織組。
其實，公司組織組早已經安排好了，就等我回來，叫我到秘書科參加運動。怪不得說我"總算回來了"。
我到秘書科，秘書科支部書記已經帶著一批運動骨幹，在一間為我專辟的辦公室等我。我也許太遲鈍了，到這時侯，我竟然還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
這是公司工（宣隊）軍（宣隊）革（委會）領導班子佈置的政治任務，以秘書科運動骨幹為主體，特地為我專門組織了一個"幫促"小組，幫我認識自己的問題及其嚴重性，促我提高認識。不過，我自己作為當事人並不知道，自己還蒙在鼓裡，莫知莫覺。
學習班頭兩天，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問題在哪兒？
後來，有一次我在廁所裡偶遇小孫，還是小孫在廁所裡偷偷地給我塞了一張紙條，寫了幾條，我也看不明白，好像是我給他信裡的內容。
他看到我就遠遠地躲開，當時的情況大家都明白，一個被審查的人就像瘟疫傳播者一樣，人皆避之不及。沒人敢打招呼，連眼神都不一樣，更沒人敢跟你說話，以免引火焚身，讓人抓個立場問題。
我自然不去拖累別人，看上去小孫在躲避我，我也不去找他，就一個人老老實實地參加運動吧。
學習班先學習檔，九大檔學習後，先讓我談思想，要我談對黨的九大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然後，就開始對我"幫促"，先要我端正態度（整態度）。
所謂幫"助促"，就是批鬥。
秘書科在運動中還有一個新發明：把我的"黑話"寫在小黑板上，聯繫實際天天批。
那時社會上各單位都有天天讀，讀毛主席語錄。天天批，就是在班組天天讀的小黑板上再寫上劉少奇黑話，對照學習和批判。在秘書科的小黑板上，除了毛主席語錄和劉少奇黑話外，再加列一段我的黑話，聯繫實際天天批。
我一下子就進入了偉人的行列，真是發明人的創舉。幸虧這是他們發明的，要不，一旦把我的話與偉人並列，那我的"野心"就真的昭然若揭了，野心家的大帽子必然會迎面而來，那將更有政治殺傷力。還好，這是他們發明的，這筆帳算不到我的頭上。
一星期後，學習班擴大，由秘書科擴大到公司級。
公司組成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專題學習班，從群眾性的小評論到公司性的大字報、大批判。
從小組幫促到批判，部門批判會到全公司拉線廣播批判。
大字報從辦公室開始，延伸到走廊，再擴大到公司樓面，樓梯，發展到整個外貿大樓。
我自己認識不夠，公司又組織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專題戰鬥隊，專題學習班升格為戰鬥隊，並以戰鬥隊的名義開始戰鬥，張貼針對我的大字報，大批判，引導公司運動，指導科室鬥批的方向。
我不知就裡，交待不出，檢查無門。
戰鬥隊就批判"啟發"我，讓我自己去看大字報。
一直看了好幾個半天，我才開始有點明白了，原來毛病出在我給小孫的一封信中，怪不得小孫莫名其妙地塞張紙條給我。
小孫是我們工讀班的同學，文革中的戰友，公司革委會宣傳組成員。
我到黑龍江去以後，把他視為自己到東北後與公司保持聯繫的聯絡人。所以，我到東北後，給他寫過幾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落到了軍宣隊代表手中，被軍代表小郝發現了有重大現行問題。這封信，就成了整我的鐵證，把柄。
據小孫事後說，他收到我的信後，曾把我的信拿到革委會王主任那裡，給他看，動機無非是討好領導，表示我給他寫信。
儘管公司裡許多人都說，是小孫把我出賣了，並且從此就看不起他，稱他為"叛徒""小人"。可我至今依然相信，他向領導出示我的信，無非想向領導表功，並無陷害我的意思。
因為我自信：我的信絕無消極負面的內容，當時如此，現在看也如此。
通觀全文，完全可以看出，我對生活的積極，樂觀和幽默，即使到艱苦的邊疆也是樂觀的。
我相信正因為此，小孫才會主動拿給公司主要領導去看，他本意是想邀功。王主任看了我的信後，起初還是肯定的，回到他的辦公室後順便與軍宣隊代表講了，算是領導通氣吧，當時推行工（宣隊）、軍（宣隊）、革（革命委員會）聯合辦公。軍代表聽說後，要王主任把信給他，說要拿去看看。
軍代表一看，這就看出問題來了，而且是政治上原則性的大問題。
在我的信中，有一段問起自己在公司時的情況，勸自己這一派的這位小兄弟不要消沉，其中說了"我也不願為現成左派效力"和"但社會就是這樣組成的，有什麼辦法呢？"之類的話語。
這話錯嗎？我一直不認帳：社會上有左中右，是毛主席說的。
可我說就不行？戰鬥隊開小會鬥，大會批，發動公司上下批判會口誅筆伐，上綱上線，說我是沒落文人，代表了失敗階級的陰暗心理，發洩對社會的不滿，惡毒攻擊左派，矛頭指向九大，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這麼一來，問題就大了,軍代表定性為現行問題。
於是，戰鬥逐步升級：幫促升為批鬥，學習班變戰鬥隊。
每天叫我在秘書科門口擺測字攤，寫交待材料，寫檢查。
不就是那封信嗎，反正信在你們手中，我交待也只能說個大概，寫也反反復複就這麼幾句。檢查寫來寫去也就是那麼幾條，我寫著煩，他們看著也煩。
一開始，還不許我抽煙。後來，我趴在桌上打瞌睡都沒有人來管我了。
當時的外貿大樓還是原來怡和大樓的建築，上下一共五層。我公司處於二層，針對我的專題大字報，從科室貼到走廊。走廊裡貼滿了，又貼到樓梯邊，二樓貼滿了，就向上下樓梯延伸。
一時間，整個外貿大樓從一樓到五樓的樓道，全被針對我的大字報占滿了。
乖乖，好厲害！我一個無名小卒，而且已經被發配到黑龍江種田去了，回來探親，就搞成這麼大的架勢，我真的沒有想到。從此我名揚外貿，臭名上下。
正因為此，竟把我的初戀女友嚇跑了。
原來，有一次她到局裡辦事，紡織局大樓就在外貿大樓南邊，她路過過外貿大樓，看到上上下下都是批判我的大字報，而且上綱上線，罪惡滔天。
她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我還沒有與她講過辦學習班的事，她只知道我回來，到公司參加運動。
那時，群眾運動，人人參與，誰敢不參加運動？她根本不知道，更想不到我成了運動的主攻物件。
看到這種場面，她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嚇壞了，連大字報都沒有看完，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哭著逃回了家。這些，我當時都不知道。
後來，是她的外婆在我面前哭訴，說她從那天到外貿大樓看了大字報後，一路哭回家。到家把門一關，把門反鎖，一個人關在屋裡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對任何人都不理不睬，父母，同事，要好的同學，小姊妹一概不見。
聽了外婆的敘說，我也心酸，垂淚，無語。
苦了她了，想到我被批准到黑龍江插隊落戶時，她還是頂住了父母的反對意見，堅持不與我斷，還一個人自己到火車站送我。
如今，又為我的境遇而受折磨。我真的心疼，更不忍。想到自己的前途渺茫，插隊落戶還不知道能不能回來，這次又背上政治包袱，將永世不得翻身。我算完了，而她還那麼年輕，漂亮，求上進，我不能拖累她，影響她的前途。
考慮再三，我決定快刀斬亂麻，乘此與她斷了戀愛關係，我不能耽誤她的青春。
於是，我提筆給她寫了一封信，切斷我們的後路，以免大家精神上再受更多更久的折磨。
信發出後，我象卸了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反而感到輕鬆了些。儘管還不時會想念她，但我堅持不再與她聯繫。
為此，寫了一首《返春歸》：盼歸欲浴江南春，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嚇走巧玲一身輕。
這樣折騰了幾個月，夏天總過去了。
想想自己忠心耿耿鬧革命,發配邊疆也心甘,還準備打仗送命,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來鞭策自己,象信徒扡悔一樣自覺地"鬥私批修",就為到東北插隊後給同學的一封私函裡有幾句所謂的牢騷話,就打我現行(反革命)，我當時也一度想不通。
我那時才二十來歲,自己又沒幹過什麼壞事,抱著問心無愧的心態接受審查"擺測字攤"的。
好在我沒有民憤,人緣不錯。人們對我這個有"現行問題"的小青年當然要"劃清界線",儘量避開，但畢竟還沒有落井下石的仇人。除了工宣隊,軍宣隊和戰鬥隊的訓話以及開批判會時的聲討發言外,平時沒人敢跟我答話,走過我身邊時都低頭匆匆而過,好象我是嚴重傳染病人一樣,誰都怕染上政治"現行"的傳染病毒。
這倒也好,沒人敢靠近我,也就沒人來管我。
我每天按時擺"測字攤",把馬列書籍一攤,想看則看,看不了就打磕睡。
日子一久,也很樂胃。啥也不幹,工資照發,一分不少。
我就這樣老老實實地接受審查,不老實不行,要挨批整態度。我抽煙挨過批，可打磕睡倒沒挨過批。
自此，我發現:不要你說你別說,不要你幹你別幹,老老實實的好。至於心裡想什麼怎麼想,只要不亂說亂寫,愛想就想,不想最好。精神痛苦其實是想出來的,不想就解脫了。
這次審查，我對家裡沒有具體講，只講到公司參加運動。我媽看我早出晚歸，到公司參加運動，一天到晚沒個閑，回到家裡也不說話，就到水龍頭邊一個勁地沖涼水，從頭到腳淋個遍，問我也問不出名堂。問得我煩了，我就一句話不說，出去漫無目標地亂轉幾圈，回來悶頭睡大覺，以圖麻痹自己。
當公司宣佈審查結束，讓我返回黑龍江時，我要求組織給個結論，讓我回去有個交待。
革委會王主任只讓我回去好好改造，說組織上的事不要我管。我沒有辦法，只好回去種田了。
那時計劃經濟，車船票緊張，個人買票不好買，說不定要排幾個通宵的隊，也沒把握。
當我正為此發愁之際，組織上還顯得挺關心似的，幫我代買了返程票，還為我找了一個旅伴，讓與我同時下放到黑龍江去的老劉，陪我一起走。
我也正愁一個人走，路途遙遠不方便，希望找個旅伴一起走，途中相互有個照應。一聽組織上為我找了老劉，根本未加思索，就答應了。
事後方知，組織上這樣安排，是精心佈置，別有用意的：一讓老劉一路監視我的言行，隨時彙報；二是有個內部結論帶到黑龍江：我有現行問題，只能永遠勞動。
對此，當時我卻一無所知。
這次返回，正處夏末，我們走水路。
從上海坐船到大連，在老虎灘遊個泳，弄得一身油，洗也洗不乾淨。
從大連坐火車到佳木斯，再乘上名副其實的輪船（船靠兩側的大水輪滾動前行），沿烏蘇里江到黑龍江逆流而上，到奇克鎮是1971年9月13日。
這一天當時我也沒在意，事後林彪事發，我就記住了這個日子。
回到黑龍江以後，我在生產隊就自覺地按公司的要求老老實實好好勞動，改造世界觀。秋收，打場，上山砍柴。拋開煩惱，一切照舊，戰天鬥地，無憂無慮。
九.一三事發後不久，開始內部分級傳達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相關檔。
當時傳達講級別，逐級分批傳達。公社黨委書記當時按戰備一線配備，行政十七級。
第一批傳達到十五級，正好到縣委書記一級。
一講級別，可下放幹部就不好辦了，級別高的有的是。光我們公社就有三個行政十三級的老傢伙，比縣委書記還高，屬地師級高幹。縣裡不好辦了，經一級級向上請示，最後上面決定：凡上海下放幹部，統統集中，一起聽傳達。
就這樣，我這個沒有級別的下放幹部也就和老傢伙一起到地區聽傳達，看日本電影。
我只記得日本電影有《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一類的戰爭片。
老傢伙們聚在一起，我後來才發現，這批下放幹部原來是張春橋的改造換代的犧牲品。而我根本還不是幹部，更不是機關的行政幹部，機關幹部下放竟把我這個企業學徒也拖到裡面去當替死鬼。
公司讓我老老實實永遠種田，我就老老實實回到生產隊種田去了。
生產隊安排我和盧灣區下放的一位插兄老胡一起，負責上海知青的生活安排。
因為第一年匆忙接受大批知識青年時，是臨時安排的，連個青年食堂也沒有。我們一個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莊，一下子接收安排四五十個上海知青，哪來得及蓋房子？知青只能臨時分散在老鄉家搭夥居住。
於是，第二年在生產隊的安排和老鄉的幫助下，發動青年大家一起備料，和泥，造房子，蓋了一個大食堂。
在食堂後面荒地上開闢了一片菜園子，平時我們二個下放幹部就負責管理伙食，管食堂，養豬，養雞，種菜園子，當然每天要發麵蒸饅頭，燒大鍋菜，照料五十來人的一日三餐。
從墾荒，春播，夏鋤到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得很，又苦又累，躺到炕上就睡。睜開眼就出工，賣苦力。
苦是苦，可也有與天奮鬥的樂趣，特別是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時，真的幸福，滿足。
當年，我們知青的生活就大有改善，夏天蔬菜一茬接一茬，秋天雞，蛋，肉等葷菜想吃就吃，殺雞，宰豬隨便抓來就是，青年食堂的伙食也立馬改善了，與上年簡直不能比。
大碴子白麵饅頭隨便吃，管飽，比城市戶口吃商品糧的還自在。
白麵在城裡算是細糧，是限量供應的，當時連北京人一年吃不上幾頓餃子，可我們現在是農民了，自己種自己吃，比吃商品糧還好。
我們冬天包了餃子吃不完，就把餃子裝在麻袋裡，然後把整麻袋的餃子往房頂上一扔。因為冬天室外冰天雪地，餃子撂在雪堆裡，一個冬天都壞不了。我們有天然冰櫃，想吃就拿，現成的。
當地老鄉還有一個習慣，一家殺豬，全村吃肉。誰家今天殺了豬，左鄰右舍少不了吃肉。
那時，東北農村吃肉就要肥肉，不象上海還把肉分門別類，什麼肋條，夾心，大排，小排的。
老鄉殺豬往往把豬頭，豬腳剁掉不要。老胡看著這麼好的豬頭，豬耳，還有蹄膀，豬爪子白扔了，多可惜。
儘管他再三勸說解釋，說這些都是好東西，能吃，勸大家別仍。可老鄉說："哪有人不吃肉，吃這玩意兒的？"有的還笑話老胡："你要的話， 以後我們宰豬就把豬頭，豬蹄豬爪都給你。"
此後，但凡老鄉家殺豬，真的就把豬頭豬蹄給老胡送來。
時間一長，老胡和我二個人吃不了那麼多，老胡就燒了一大鍋鹽水，騰出一隻大水缸放鹽水，把剩餘的豬頭，豬腿，豬爪子一股腦兒往鹽水缸裡扔進去。
有一段時間，我們二個幾乎每天晚上喝酒，吃肉。
老鄉來了就一起吃，他們嘗過以後發現豬頭肉，豬耳朵，腳爪子，蹄膀比豬肉還好吃。他們說上海人會吃，從此以後老鄉也吃豬頭，豬腿了。
為了改善食堂伙食，我們自己還學會了磨豆腐，做豆漿。
東北大豆有的是，馬料都有炒黃豆。只要自己做，豆漿隨便喝，豆腐隨便吃。
我們隊裡一個老鄉，等生產隊把大田裡的豆子收割完後，去撿拉在地裡路邊的豆莢，回家打場，一個秋天，光撿來的大豆就打了八麻袋，上千斤豆子——全是正宗的東北大豆。
為此，大隊還準備開批判會，把他作為一個挖社會主義牆腳的典型來批判，後來被老娘們吵吵一通：不檢白不檢，扔在地裡也瞎了。
隊長書記也沒招了，為此來徵求我們下放幹部的意見，我們就順勢推給老娘們，說她們這麼吵吵，你批判會怎麼開？
最後算是沒有開批判會，不了了之。當時誰敢戴挖社會主義牆角的大帽子。
秋冬之交，和老鄉，知識青年一起打場。收工時，豆剁下有許多田鼠，成堆亂竄。一個知識青年拿著一把叉子對著鼠群亂揮，一下子，叉子上粘了一隻田鼠"吱吱"地叫，卻跑不掉。原來他這把叉子剛在水桶裡洗過，沾了水，碰上田鼠粘上就凍住了。這挺好玩，幾個男青年圍過來玩田鼠。看著吃得胖墩墩，圓鼓鼓的大田鼠，不知是誰說："他媽的，這傢伙淨挑好的吃。新打的大豆我們還不捨得吃，它們倒先來聚夥會餐。"一個青年說："對，帶回去把它宰了。"
幾個小青年說幹就幹，回到宿舍就把田鼠開膛破肚。
嗨，別說，剝了皮的田鼠還真漂亮：圓鼓鼓的肉體，又白又嫩。把它的內臟一古腦兒扔掉後，就剩一團白白嫩嫩的田鼠肉，放在開水裡一燙，香味頓溢。一幫小青年中，膽大的你撕一塊，我拉一塊，往嘴裡送。膽小的在一邊看著，不敢動。其實也沒幾個人撈著，一個小青年邊吃邊說："不錯，又香又嫩！你也來一塊。"隨手就撕一塊給我。我看著這塊田鼠肉，看樣子還不錯，不肥，沒油，象精肉。咬一口，很嫩，也香，可惜沒有放鹽，太淡，可淡而有味。事後，我想想有道理。這東北田鼠生活在天然大糧倉裡，確實吃得好，伙食比豬講究多了。豬那麼髒，吃的又那麼雜。可人們為什麼吃豬肉不嫌髒，而不吃又白又嫩的田鼠肉呢？直到現在，我也想不明白。
下放生活真的豐富多彩，我們當農民比老鄉輕快。因為我們下放幹部工資照發，種地又不要交公糧。 老鄉和知青勞動記工分，靠年終分紅才有幾個錢。我們隊的收入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兩毛一分錢，等於一個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元錢。
累死累活，一年掙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們該知足了，一切煩惱統統可以拋到腦後。
過了一年，公社好像又想起我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次。我到公社去了才知道，上面要讓我帶公社組織的一個連的上海青年到縣裡去參加修築戰備公路。
我們這代人就是聽黨的話，真的象革命歌曲裡唱的：哪裡需要，到那裡去。
公社叫我去修路，其實當時我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誰，反正是組織決定，當然沒有二話。
到公社領受任務後，我就帶了幾個青年骨幹，作為先遣隊就出發，為我連後續的一百來個知識青年隊伍上山打前站。
到了山上，修路指揮部劃定了我連負責修築的路段。那是一條穿越小興安嶺的盤山路，兩邊是林子，中間一條土路。我們要按當時的四級公路的標準，修築一條可供兩車通行的沙石路，也作戰備之需。
任務明確以後，我就到現場觀察地形，先要找水源，準備安營紮寨，以便安頓後續大部隊的吃住。
周圍荒山一片，我就自己在周圍漫無目的地轉了一圈，突然發現了山坡旁有一條小溪，水流清澈見底，喝一口，冰涼可口，水質不錯。
就這兒了，環顧四周，不遠處正好有一塊還算比較平坦的荒地，還就在我們負責的工段邊上，是塊安營紮寨好地方。
我把先遣隊的幾個小青年叫來，發給一人一把斧子，讓他們上山砍樺樹，去枝，把樹幹堆在一起，回來支帳篷，搭鋪。
當晚，帳篷就拉上了油布，鋪也是樺樹幹和樹枝搭的，舖上乾草，我躺下試試，還可以。就招呼小青年打開被褥，啃乾糧，睡覺。
可沒想到，一個多星期後，鋪下的草長高了，有幾根蒿子頂到小青年被窩縫裡來了。我只好鑽到鋪下，把蒿子連根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四周找了幾塊比較方正的石塊，搭了個灶，放上鐵鍋，還行。
我再挑了兩個空水桶，到小溪打了一挑水，回來已經有個小青年起"床"了。我叫他洗臉刷牙，去燒火。
等大夥兒起床時，水已經開了。我叫炊事員準備面板，和麵，做飯，爭取當天開夥。
只一天，我們先遣隊就把大部隊的吃住後勤解決了。隊伍上來，我們就可以幹了。
修路開始了。
這條路還算是條路——自然的路，至少不要開山辟路。平時勉強可以通車，汽車，馬車可以走，就是春天化雪時麻煩，經常會翻漿泫車，路面坑坑窪窪的。冬天大雪封山，走扒犁倒挺滑溜，可危險。
我按指揮部的要求，先到路邊劃了路寬，樹了標杆。原來的路大部分不夠寬，要填石築路基。指揮部已經把石料運來了，堆在路邊，三五十米一堆石塊。
我帶著青年，一人發一把石錘，等馬車把石塊卸下以後，掄起石錘就砸。
我砸石頭的水準還可以，砸石塊跟劈板子差不多，只要看准石板、石塊的紋路，順勢一錘下去石塊就開了。
我越幹越歡，不多會兒，歇口氣的時候，發現手掌心起了水泡。沒事，拿剪指甲的指甲鉗，剪破水泡再幹。
到中午休息，吃飯時再一看，早上的水泡沒了，可這水泡外面又有了新的水泡。乘休息時，把這第二層水泡挑破，擠幹，一會兒又沒事兒了。
下午再幹，到收工時，掌心又出了第三層水泡。一天之內，手掌心幹出三層水泡，這在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不過也沒事，挑破就好了。
頭幾天，我連進度不錯。可三天后，小青年的熱乎勁兒過去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請病假，鬧工傷......花樣越來越多。
我看不行，自己帶頭蠻幹也不是個辦法。我就到工地上實地度量，把路寬，邊溝，路基，和我連承擔的路段的工程總量算了一下，只要一人一天干三米就行。
第二天，我就宣佈：一人一天三米任務，要保質保量。誰幹完了，讓我驗收。現場驗收通過，就算一天任務完成，可以回去休息。
小青年反應很快，馬上有人就問："到縣城去行嗎？"
我說："前提是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到縣城去不去我不管。但到縣城去了不許闖禍，不許留夜，必須回來吃晚飯。"
東北的初夏，天亮得早。夏至，早晨四點鐘天就亮了。
從我宣佈完成任務可以休息的消息以後，第二天一早，還沒到上工時間，太陽已經升上來了。
我一個人習慣性地先到工地上去轉轉，以便一天工作心中有譜。
剛到工地，就有一個小青年光著膀子，滿頭是汗，拉我去驗收。
我一看，還有二個小青年光著膀子在修邊溝。我想，這倆小子今天怎麼起這麼早？
我先到這個小青年幹的一段去看看，看來看去，幹得漂亮，超額，整齊，結實。我認帳，驗收合格。
小青年一下跳起來歡呼："哈，我可以看電影去了！"這下我才明白：這小子這麼賣力地起早大幹，原來要到城裡看電影去。
不一會兒，那邊二個小青年也幹完了，讓我驗收，也一次通過。
沒想到，這幾個小子開工前就把一天的活幹完了，而且品質很好，比平時盯屁股逼出來的活漂亮多了，根本無須返工補課。
我問他們啥時幹的？他們回答說，天一亮就來幹了，還說起早幹活涼快。
我想這倒也是，四點鐘天亮，幹到七八點也有三四個小時了，差不多。
我追問一句："有沒有作弊？"他們一下急眼了，要發誓。
我說："好好，相信你們，今天驗收通過。"
這時，上工的哨子才吹起來。大夥兒出工時，這三個小青年已經換了一身整潔的衣服，嘴裡還啃著饅頭，在路旁，邊吃早飯邊等路邊順風車。
一會兒，他們攔到一輛卡車，爬上車廂，熱烈歡呼，高高興興上縣城去了。
這一招真靈，後來我就省事多了，這真叫"多快好省"。
這事很快在知識青年中傳開了，他們叫好，可領導上就難辦了。
參加修路其它連隊反映到指揮部，指揮部有支持、反對和不管的幾種不同意見。後來還專門派了技術員到我連工地，重點檢查施工品質，沒發現什麼問題，指揮部就不干預了。至於其他連隊怎麼說、怎麼幹，我不管，也管不著。
小青年大白天到縣城去玩，一時鬧得縣城裡也沸沸揚揚，讓我提心吊膽，怕出問題。
我就對進城的口子收緊了點，一要請假，二要理由正當，三是不要亂說，不許惹禍，惹事生非者回來算帳，以後取消進城資格。其它還有按時歸隊，不許喝酒等要求。
小青年和我關係挺好，也為我們大家爭氣，總算沒出大的問題。
我最後一張王牌就是：只要有一人在外闖禍，這個辦法就取消。
為此，小青年也相互監督，自覺維護，有人想留宿在外，也會被小夥伴拽回來，他們自己說：不許一顆屎壞了一鍋湯，讓大家一起受罪。
對我的這種做法，已經有破壞突出政治之類的議論，我怕再引起路線之爭。萬一被上面再抓個典型，我可吃不了兜著走。
總算還好，修路不過是臨時任務，幹完了，人就散了。沒人來搞路線鬥爭，平安收兵，順利完成任務，上上大吉。
我的一顆心放下了，當時就是："不做不錯，多做多錯"的環境，我再也不敢說"社會就是這樣"之類的話了。因為，我已經知道"不說不錯"，比"不做不錯"更重要。
現在反過頭來思考，其實這不就是承包嗎？
我在1972年上山修路時，不就悄悄地幹了，當時還有點心虛或沒把握的感覺。那時只有精神鼓勵，沒有物質刺激。我啥也沒有，幹完了就走，贏得了時間，大家都贏得了時間。
我為工程贏得了時間（進度），小青年為自己贏得了時間，他可以去娛樂，會友，休息。
要不，磨洋工，別說八小時出不了活，十八小時也白搭。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日子，擺樣子，誰能治？沒治！只有當事人自己有要幾兩餃子還被人笑話。當地當時以斤計量，半斤是起碼的最小計量單位，你要二兩三兩不被人笑話，白眼？
上館子吃大果子，上海人叫油條，一般吃一二根油條，加些稀飯、豆漿什麼的。可我們對服務員說要二根油條都覺得開不了口，因為館子裡油條也是論斤賣，至少半斤。所以，我們看著當地人在街上一抓一把地吃油條，覺得新鮮。如今大概不會了。這把東北能吃的情景寫的再真實不過了。
回到生產隊，大隊支部書記要我寫一份入黨報告。我說，自己沒有資格。但確真真實實地入了黨，參加了支部的活動，這也應算在插隊下鄉的火線上入的黨。
慰問團總團駐哈爾濱，第一次集合就到哈爾濱。時任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招待宴請，擺了十幾桌酒席。不讓喝酒，因為遇上了陳永貴上黑龍江省檢查工作，在隔壁大廳吃飯。
後來我們才知道，張春橋在上海奪權後要在上海改朝換代，把上海各級老幹部趕下去，以便騰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馬取而代之。
這樣一位上進的青年竟然還在公司裡挨過批鬥，而且和自己所愛的人分了手，有詩為證：為此，寫了一首《返春歸》：盼歸欲浴江南春，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嚇走巧玲一身輕。
我雖然下鄉時不認識獨行者，但我們有很多的交割，我們的身影可能碰撞很多次，如在嗄牛戶放馬那小窩棚，我曾在70年的冬季住了兩個月。你所說的上海幹部胡大達，我曾在他家吃過飯，據說他是上海盧灣區的公安局的副局長，他給我講述了上海鎮反的事。 你所說的上海知青武裝民兵扔手榴彈一事，那正是我非常熟悉的武裝基幹民兵，其中一位活蹦亂跳的民兵成了植物人，他的母親來了後真的是欲哭不淚。你所說的幹岔子各大隊我都非常熟悉，因為都有我們武裝基幹民兵……。
你的《插隊片斷》寫的簡練、利索、文字流暢，大約有二萬五千餘字，讀完之後，看到你《插隊的片斷》你所走過的路是那樣燦爛、豪情、多彩、吃苦、上進，你是插隊知青幹部的佼佼者！
我1965年高中畢業後，通過高考，進入剛剛試辦的外貿半工半讀訓練班（後被批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雙軌制）。
原定學制三年，畢業後就是公司練習生，本應該於1968年畢業後才算正式參加工作。可我們唯讀了一年，就逢文化大革命，停課參加公司的運動，先四清，後造反。
當時大家反正聽黨的話，跟黨走。
因為停課，我們三年學制只上了一年課，68年畢業就無從談起。政策上也沒有一個說法，至今公司認可的我們這批人的工齡是從1967年算起。據說半工半讀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當時上面發文停辦，將我們這批半工半讀的學生轉為學徒，這就是計算工齡的依據。至於1965－1967這二年時間，既不算學令，又不算工齡，真的成了歷史問題，直到退休也還不明不白。
按當初招生規定，我們學成畢業，就是公司科室的練習生，轉正後屬幹部編制，定行政級別，最低工資不低於44元。文革以後，張春橋發明了三十六元萬歲。我們半路出家，轉為學徒，學徒滿師也就是工人編制，成為三十六元的萬歲族。
既然轉為學徒，我連正式工人都算不上，可幹部下放又輪到我的頭上了。我算什麼東西，自己一輩子也沒搞明白。
1969年夏，我在公司從外地出差回來，剛回公司，還沒走到自己的辦公室，在走廊就遇上了辦公室一幫同事正在張貼大紅紙的報名喜報。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大字報，紅喜報幾乎天天有，我也不以為怪。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一見我到，就舉著還沒有張貼的大紅紙報名決心書說："正好，你回來了。四個面向報名，把你名字填上去了。"
我剛從外地回來，還不知道公司的四個面向是怎麼回事，就順口應道："好吧。"
到了辦公室一問，原來是全市動員幹部下放，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基層，面向邊疆（僅憑記憶，大致如此），這叫四個面向。
既然是黨的號召，響應號召是當時的時尚。何況我是半工半讀學生，還不算幹部編制，幹部下放與我無關，無所謂，他們都表態積極回應，把我名字填上去就讓他們填吧。
就這樣，我也算報了名了。其實，我根本沒想過會輪到我。幹部四個面向，我又不是幹部，想擠也擠不進去。
幾天後，批准名單公佈了，我竟然名列其中。一個外貿企業的半工半讀學生，小學徒，連實習生也不夠，算什麼幹部？離市級機關幹部還差十萬八千里，連企業幹部還不是，怎麼搖身一變成為機關幹部，一步登天了？
企業學徒，工人，幹部，就有三步，企業到機關又差一檔，還市級機關幹部......我怎麼也聯不上去。簡直是一夜之間三級跳，莫名其妙。
可名單已經批下來了，還大紅喜報高高掛在大樓過道裡，整個外貿大樓都在敲鑼打鼓，那可不是在開玩笑。這是真的，我這才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了。
自己年輕無所謂，四海為家，在那個年代是時代的召喚，是當時流行的時尚。輪得上還算幸運，不少人寫血書（真的寫），有人表態爬也要爬到黑龍江去，還沒資格，輪不上呐。
"幸運之神"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只感到突然，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回去跟父母大人一說，他們雖感突然，也搞不清楚，一聽了之，當然也不反對。
家庭問題不大，我唯一的牽掛就是剛確定戀愛關係才一年的女朋友了，這是我——也是她的初戀。這麼重大的人生大事，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她。
晚上，我到她外婆家，她從小跟外婆長大。好在我們家在八仙橋桃源路，她外婆住在太平橋順昌路（如今的新天地），相距很近，步行十分鐘都不用。
在她外婆家，我把公司批准我去黑龍江的情況如實相告，她外婆一聽就反對，反正不能讓我離開上海。她聽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表態，也無法表態。悶坐了半天，誰也沒有主意。
在送我出來的路上，我倆默默地走，我徵求她的看法和意見，她不啃聲，一路無語。
臨別時，她問："什麼時候走？"
我說："等通知。"可我心裡想這一去就是十萬八千里的北大荒，還是邊疆第一線，準備打仗去的，實在不知說什麼好。
我們的心好像都被吊起來了，默默無語，不知所措。
沒有辦法，既然批下來了，名單都公佈了，不去不行，至少我們不會退縮，更不會耍賴。
我們還是心有默契，後來一次見面，她就送我一支鋼筆，一本筆記本，還有一堆信箋，信封和郵票，"你去吧......"
在我們出發的那天，我們被綁上大紅花，轟上大彩車，一路上鑼鼓喧天，彩車成龍，從公司所在地外灘，到南京路，西藏路，北火車站廣場人山人海，我本不讓她到車站去，可她還是出現在北站的歡送的人群中。
我費了好大的勁，摘掉胸前的大紅花，溜進人流到她跟前說幾句悄悄話，她給我的送別語是："到那兒就給我寫信，我等你。"
我無言以對，直到汽笛聲響，來人催我上車，我才點頭，算是答應她，給她寫信。
上車後，我腦袋一片空白，隨著車輪啟動，鑼鼓喧天，整車都是十幾歲的知識青年，隨著一片嚎啕哭聲和滾滾車輪的轟鳴聲把我們送別了北站，送出了上海。
車廂裡一片哭聲。
（知識青年後來自謂集體痛哭為"大合唱"），過了昆山站後才漸漸平息下來。
這是她第一次在我單位的同事面前亮相，那時的青年談朋友大多是保密的，我們也不例外，我不想讓她到火車站來送行，其實除了怕分別時難受以外，其中保密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時我的身份還算是學生，不能早戀。何況那是革命的年代，火紅的歲月。
我單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他們在火車站送別的時候第一次見到她，見她那麼年輕漂亮，私下都說看不出我還有這麼漂亮的女朋友，我聽了後心裡也是美滋滋的苦澀。車開了，我還在想，可是腦海一片空白。
我感覺得出，她不希望我走，可又沒有辦法。她理解我，支持我。我也理解她，可又一種愧對她的感覺。
我實在不知道自己要在黑龍江呆多久，以後會怎麼樣，今後還能不能回上海，什麼時候能回來，如果回不來又該怎麼辦？......
當時對我們這批人去黑龍江插隊落戶,還沒有要遷戶口的說法。下放幹部遷戶口的說法，還是我們到了黑龍江以後才知道的。
當時主持上海日常工作的馬天水與時任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已經商定，上海下放幹部的戶口關係也要從上海轉到黑龍江。
我們"四個面向"下放黑龍江插隊落戶的時代背景是當時中央下發的"八.二八命令"，要準備打仗。
那時中蘇關係緊張，黑龍江邊境衝突，珍寶島戰火已經燃起。
我們插隊的遜克縣就位於黑龍江邊，與對岸的蘇聯就一江之隔，屬於戰備一線區域的一線。
而我插隊的幹岔子公社下轄區內就有一個幹岔子島，其中一塊無名島還正巧劃歸於我所插隊落戶的生產隊的地盤。
當時，中蘇邊境衝突矛盾焦點就在黑龍江的四大爭議島，珍寶島已經打起來了，而幹岔子島卻是四大爭議島中面積最大的爭議島，其戰略地位可想而知。所謂戰備一線（黑龍江）的一線地區（黑河）的一線（遜克縣）的前線，毫不為過。
我們去的時候，當地戰備大撤退，人口疏散，老百姓能往內地撤的就撤，攜家帶口往裡撤。
而我們這幫上海幹部卻逆勢而行往前趕，準備打戰。
老百姓們不理解，當地老鄉事後問我：為什麼我們上海幹部要到前線來送死？我也說不明白。
後來我們才知道，張春橋在上海奪權後要在上海改朝換代，把上海各級老幹部趕下去，以便騰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馬取而代之。
回想起來，當時的人們真的單純，忠誠得近乎幼稚，包括一幫革命一生的老傢伙，何況我這個初入社會的毛頭小夥子。這幫政客把我們推到一線當炮灰使，而我們竟然感到無上榮光，真去拼命。
到了生產隊插隊落戶，我與知識青年住一個宿舍，在村北頭的一間破舊的土坯房。
外間灶頭上按一隻大鍋，燒炕燒水用，邊上一隻大水缸，二隻水桶一根扁擔，別的啥也沒有，連砍柴火用的斧子都扔在屋外。
火牆里間就是大炕了，可並排睡六個人，兩邊搭了個架子，橫支木檔，鋪上木板算是上鋪，也可睡五六個人。
大家的箱子行李只好堆在南牆邊，小破窗下的箱子上，放盞油燈就當寫字臺用了，可以寫寫信。
裡外也就是一間小屋，估計也就十來個平方的面積，在當地也就是單身漢老楊騰出的一間空屋，暫時安排十位知青，我也被安排擠在裡面住，完全是同吃同住同勞動。
既然插隊落戶，我們當然與知識青年同吃，同住，並與老鄉同勞動。
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的根本區別，主要是知識青年與老鄉一樣勞動記工分，我們不計工分。因為下放幹部還由原單位發工資，有大鍋飯吃。其他與老鄉和知識青年都一樣，下大田勞動：春播鏟地，秋收打糧，冬天上山打柴，回來貓冬。
在東北黑油油、白茫茫的土地上，一年四季，豐富多彩。苦是苦，累是累，可我們戰天鬥地也樂在其中。
我到黑龍江後遇的第一個節日就是當地所謂的"五月節"，也就是農業五月初五的端午節。
端午節是當地僅次於春節的重大節日，當時當地一年就認二個節日，一個是春節，還有一個就是端午節。每逢這二個節日，當地全體放假，其他如元旦，勞動節，甚至國慶日都不放假。
"五月節"生產隊宣佈不出工，放假休息一天。
往年當地老鄉過"五月節"要殺豬慶賀，一家殺豬全村分享。我們剛去的那年正是準備打戰的形勢，生產隊除了放假外啥也沒有。
不出工，我們沒事可幹。因為我們一起下放的插兄被分到各個生產隊，臨近的革命大隊就有外貿輕工進出口公司的下放幹部。今天放假，咱們也走走"親戚"，去革命大隊看看他們。
說走就走，我們從山梁子走，抄近路，來到了革命大隊串門。
他們隊裡的一幫插兄也休息沒事可幹，躺在炕上正無聊。
我們一到，那高興的勁兒，一幫老傢伙簡直象小孩一樣，高興極了。"朋友來了有好酒"，在革命大隊插隊的"老山東"外貿輕工的老韓來勁了，不等我們坐下就嚷嚷："我到小賣部去。"
過了一陣，他手裡拿了二瓶白酒，往炕上一放，急匆匆又往外跑。
這次出去老半天，兩手空空，像個泄了氣的皮球，往炕上一躺："我從村頭跑到村尾，家家戶戶都去了，想搞二個雞蛋都沒有。啥都沒有。老鄉說不是要打仗嗎，去年大家把能搬的搬了，能吃的都吃了，連小豬小雞都宰了，隨時準備撤退上山，還有什麼？"
想想也是，一冬才熬過去，連土豆白菜都沒了，春播還沒完，青黃不接。
算了，大家見見面，吹吹牛就行了。可"老山東"不甘心，從衣兜裡掏出幾個大蒜頭，打開酒瓶，找來幾個搪瓷杯，咕嘟咕嘟就把二瓶白酒倒光。
"來，喝！"喝酒，真的喝酒，除了白酒一杯，一人幾瓣生蒜頭，其它啥也沒有。
哇，這場面我沒見過，連想都想不出來。恐怕坐山雕也沒有嘗蒜頭下燒酒吧？
喝一口東北白酒，哇，利害。
我那時年輕，沒喝酒的經驗，只知道辣的味道。咬一口大蒜，辣上加辣，辣得我張嘴吐舌，南方人還不習慣生吃蒜頭。這經歷，這味道值得終身玩味。
說起革命大隊，還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革命大隊也真厲害，知青打架扔手榴彈。這也成為當時一件大事，鬧得中央都知道，據說還驚動了周總理。
當時戰備，每個村（生產大隊）都有民兵。武裝民兵連，配備的還是真槍實彈。
一次隊裡的小青年吵架打起來了，吃虧的一方不服氣，晚上乘大家睡覺後偷出一顆手榴彈，溜到對方宿舍外拉出弦就往對方宿舍裡扔進去。
"轟"一聲，手榴彈炸開了。
睡在排炕上的小青年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還好手榴彈被扔在地下，人都睡在炕上。
大家被嚇壞了，地下炸了個洞，人卻沒被炸死。要不真的出人命了，小青年真是沒頭腦。
我們生產隊小青年打架也動過斧子，傷了人。
這幫孩子真叫人頭疼，他們其實沒啥大的矛盾，就一語不合動起手來，過後就忘了。
好的時候好得不得了，不好就吵就打。
怎麼辦呢，都是孩子。我們下放幹部只好把他們當孩子一樣對待，第一年是高危期，幼稚，單純，衝動是第一年的通病。隨著時間的磨練，小青年慢慢長大，漸漸成熟起來，會動腦子想問題了。
第二年就聰明了，第三年開始就顯得成熟老練了，思想也開始也複雜起來。
剛到東北插隊落戶的那年夏天，公社把我叫去，說地區要辦一個戰備展覽會，讓我參與籌備。到了縣裡報導以後到黑河，安排在招待所住下。
這是我到東北後第一次出差，來到黑龍江後我還沒上過館子，吃頓像樣的飯呢，何不乘此機會打打牙祭？
我拉了和我一起來的文化館的"畫家"說："上館子去。"他不好意思，不置可否。
我說："我在館子等你。"說罷就上街進館子，點菜，我自作聰明地要了幾個菜：炒雞子，木須肉，攤黃菜，甩袖湯。
我想有葷（炒雞子，木須肉）有素（攤黃菜）有湯（甩袖湯），還要了酒。
等菜上齊了，我才發現怎麼都是蛋？
炒雞子是炒蛋，說得過去。木須肉是木耳炒蛋，我初次領教。攤黃菜也是蛋，我不服了，我要找店裡理論，那夥計說："攤黃菜不就是蛋餅子嗎！"我啞了。甩袖湯就是蛋花湯，這下我算是開眼了。原來東北菜就是蛋當家，不過味道還不錯。
算了，自己點的"雞""肉""菜""湯"全是蛋餐，我認了，也開眼了。這頓飯吃得長見識，挺高興。
時值中午，吃了飯就沒事了，我們自己到街上去溜達溜達。
畫家回招待所，我一個人就順著一條街隨意往北走，發現前面有條河。走近一看，河不寬，就幾米，水很清澈，看上去就舒服。
正午的太陽直射暖洋洋的，我不由得想下水洗個澡。
來了半年還沒洗過澡呢，今天倒是個機會。
看看周邊空無一人，我脫了衣服就下水，一步步往前挪。才挪了幾步，水剛沒到膝蓋處，人就站不住了，水流太急。
既然如此，乾脆遊吧。可當身體投入水中，只覺得水太涼。我還沒遊，人就隨水流往下游漂去。
我看不對，趕快往回游。可任我怎麼游，也遊不回去。掙扎一會兒就精疲力盡，非但沒遊回去，反往下游漂下了。
我看徒勞無功，逆水別想遊回去。這時我有點怕了，漂到哪兒是個頭？可我又沒有辦法，邊上空無一人，求救也白搭，還是省省力氣，看機會吧。
我就躺在水面上不動了，保持呼吸，順其自然。漂呀漂，一會兒急，一會兒緩。拐了一個彎，我忽覺得背靠上了沙灘，趕快一翻身爬了上來。
哇，好險！我領教了，小小嫩江還有這麼厲害的壞脾氣。我不敢再玩了，順著江邊往回走。走了老半天，總算找到下水的地方，穿上衣服回招待所。這次是有驚無險，順水逃命。
在生產隊，我也有一次是沼澤地逃生，既不是靠運氣，也不是他人它物幫的忙，而是馬救了我一命。
那是在春播結束，秋收未到的夏天。生產隊決定把馬放到島上去餵養，讓累了一個春播的馬兒歇歇，放到幹岔子島上去散養，讓馬兒吃吃新鮮的嫩草，養養膘。隊上把這個任務，就交給一個負責養馬的知識青年和我二個人。
我們生產隊擁有的那片小島，離生產隊有十幾裡地。那裡是一片荒地，從未開墾。隊裡就蓋了二間窩棚，別的啥也沒有。我此前從沒去過，那小青年以前放馬去過。
我倆準備了被褥和麵粉乾糧，因為一去至少要一個禮拜才能回來一次。二人各騎一匹馬，趕了一群馬就到島上去放馬。
到了島上，頭二天平安無事，後二天我們就不安分了。因為所帶來的吃的東西，除了白麵，土豆和鹽之外，其他都沒有了。
成天在藍天白雲下，騎著馬兒在草地上隨著馬兒溜，新鮮勁兒過去了。吃的東西也不多了，小青年對我說："我們打漁去，弄二條魚來改善改善伙食。"
我想這主意不錯，可怎麼弄魚呢？
這位青年把我帶到窩棚後面，到河邊撥開草叢，指著一條小舢板，叫我和他一起上去。
我們上船一看，船上有漿，還有網。嘿，有門兒！我們可以上船打魚去了。
我們劃著小船，順著小河，拐個彎就進了大江。撒了幾網，一無所獲。小青年說："這邊背陰，魚兒不來。我們到對面朝陽那邊去。"
二人劃起雙槳往江中而去。船到江心，水流越來越急，我們越劃越費勁。已經到此，再費勁，再累也得劃，要不小船順水往下，不知會飄到哪兒去。不能停，不能歇，使勁劃。兩人齊心協力，往同一個方向一起使勁，總算劃到了對岸。
撒了網，就等魚兒自投羅網。這時小青年說想要大便，我們就拉著河邊的柳條，把網拴上，也另外拉一根柳條，把船靠岸，我們就上島方便去了。我也乘機小個便，曬曬太陽，真舒服。
島上荒草雜生，夏虻（一種比蒼蠅還大的吸血蟲）亂飛，一看就知道是個從無人跡的荒島。
上島不遠，就是樹木參天，樹上還掛著一串串的鮮紅色的小果子，真好看。
我問他："這是什麼果子？"他搖搖頭說："不知道。我們拉幾串回去，問問老鄉。"說著，就撥開高雜的亂草叢堆往裡去，來到到樹下，拉了根結著小紅果子的藤就往下拽。一拉一大串，我們隨手拉了幾串往回走，拖到船上扔上去，後來老鄉說這些小紅果是枸杞子。
我們就把拉回來的藤上的枸杞子摘下來，鋪在地上曬乾。大家分分，帶點回上海去。
說來好笑，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枸杞子有什麼用。有的人還不要，寧願把行李袋多留一點空間，以便多背一些東北大豆回去。
這次上島還差點鬧出政治麻煩來，這還是事後公社武裝部找我談話時才知道的。
回生產隊後，一次到公社去辦事，在街上遇到公社武裝部的宋部長，他叫我順便到武裝部辦公室去一次。
我辦完事後，就到武裝部辦公室找他。他問我上幹岔子島上去過沒有，我說前幾天去放過馬。他知道，我們生產隊每年這個時候要到島上去放馬的。
他對我說："放馬就放馬，跑到對岸去幹什麼？"
"我們鹹菜沒了，下江去打點魚。"我回答。
"你們惹禍了。"他說，我還莫名其妙。
"對面蘇聯方面都來外交照會了，抗議我方有二個人登島，原來是你 幹的好事。"
我還是不明白，辨說我們上島是要方便才上岸去的。
他說："方便也不好越境啊，你們上島就已經越境了。"
我聽了嚇了一跳，越境可不得了，特別是在邊境一線，在那戰火初燃的敏感時刻。這時，我才想起來了，怪不得那天上空有直升飛機盤旋，我們又不知道是老毛子在監視我們。
宋部長見我一本正經的緊張樣子，口氣緩和下來說："沒事，他們說他們的，我們說我們的。今天你來，我正好跟你核實一下，如實上報就可以了。"
原來，幹岔子島有好幾個小島，枯水期時小島露出來的面積大，靠我們這邊近。夏天，黑龍江水面上升，水淹上來，小島就離岸遠了。水越大，島越遠，主航道也會隨著水位高低的變化而改道，幹岔子島的爭議就由此而來。
言歸正傳，話說回來。
我們離島上船，回過頭來收漁網，還真有魚。我們挑了幾條大的，二個人在島上夠吃幾天就行，吃完了再來撈就是。於是我們往回去，雙人雙槳更帶勁。
第二天，那位小青年要到隊裡去一次。我知道他想回去看看有沒有上海來信，別說六九屆的娃娃，才十五六歲就遠離父母三千里，來到黑龍江一線前線的邊疆，誰不想家？
我也想家，儘管我算下放幹部，當時也就二十出頭的小青年。
因為身份不同，老鄉既不好意思稱我小，畢竟我算下放幹部；又不願稱我老，年齡上還是二十出頭的小青年。他們給我一個挺新鮮的叫法，既不稱老，也不稱小，老小一概回避，乾脆叫我的姓："袁"。我聽上去像"圓兒"，也挺順耳。
老鄉青年都這麼叫，挺親切的，我也樂意接受。在嘎牛湖島上放馬期間，小青年回隊裡去一次，拿些白麵鹹菜什麼的，補充給養，也許還有我的家信呢，我就答應他回去，並說："要有我的信，幫我帶來。"
這天，我就一個人在藍天白雲下，騎著馬兒放馬，挺自在。
馬群在草地上自由地吃草，我騎在坐騎上享受和風陽光，只要馬兒不離群，我就任其自由。時間一長，馬群散了，我就指揮我的坐駕從旁繞過去，把散開的馬兒歸歸隊。
不久，我看大部分馬兒歸隊在這邊，就是小泡子那邊還有三匹馬散開了。我騎在我的馬上，想過泡子去把那三匹馬趕過來。
到了水泡子邊，我騎的馬才跨了幾步就停下，不僅不走，還往後退。
嗨，怎麼啦？我的馬平時挺聽話的，今天怎麼不服從我的指揮了？
"駕！"我猛喝一聲，還未加鞭，只覺得"嘩"一下，連人帶馬往下陷。
這時我意識到，壞了，我陷到沼澤地裡去了。這時不能動，越掙扎會越陷越深，連人帶馬都會沒影，埋進去了。
我趕快下馬，不能給馬增加負擔。但人卻在水泡子裡往下沉，我也不能就此認埋，雙手緊摟著馬脖子。馬在沼澤泥潭裡奮力掙扎，突然馬頭往上，起來了，它的前腿好象踩到了草墩子，又猛竄了二下，"轟"的一聲竄了出來。
我這時也被水淹到脖子處，快沒頂了，幸好我的小馬救了我一命。
老馬識途，小馬也知道腳下不穩，怪不得它到泡子邊退步不前。好馬退步，必有道理。
還有一次，我們隊裡的馬車從遜河經南山回來，這是一道十幾裡的山路。荒山一片，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途經一片樹林時，駕車的轅馬走得好好的，突然停下不動了。
車老闆吆喝它往前走，可它反往後退。車老闆跟這匹馬很熟了，覺得不對，說有情況。
於是叫我別吱聲，注意兩邊樹林裡的情況。我也和他一起仔細搜索，我發現右前方樹林裡好象有個老太太在往林子裡走。
車老闆仔細看了會兒說："不對，黑瞎子！"
一聽這話，我們緊張起來，在這荒山野林裡碰到黑瞎子可沒治了。只希望真是老太太，別是大狗熊啊。
我們坐在馬車上，一動也不敢動，怕弄出動靜，驚動了黑瞎子。還好，這個黑瞎子沒理我們，顧自往林子深處而去。
我們等了許久，聽聽沒動靜了，車老闆一揚鞭子，馬兒放蹄飛奔，一口氣就跑到回村子。
馬兒啊，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生死與共。
那天我正在東方紅大隊，就趕上了這場山火。我們參與撲火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赤手空拳，根本沒有滅火器材。
火情就是命令，看到山上哪有火，人就往那去。山上根本沒有路，人就跟著火走。
到了火場，先得看風向。我們順風跟在火苗週邊，用樹枝或柳條順勢刮削火苗，一片一片地滅火。
我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就做這些。
迎面遇火搏鬥，是傻蛋幹的傻事。
樹木著火我們只能退避觀望，根據風向火勢，選擇週邊合適地段控制火情，別讓火勢漫延就是成功。有時火勢太大，控制不住，我們還得避開，已經燒著了的就讓它燒吧，只要把火區週邊控制住，它燒完了火就滅了。
什麼迎著烈火上，那是送死，是沒見過什麼是烈火的文人秀才的編出來的屁話。
還好那天風勢不大，經過大半天的撲打，山頭已經看不到明火了，發現有餘煙的地方，指揮部另派專人前去處理，後面來人通知我們，已接到指揮部命令，說火勢已經控制住了讓我們撤離，我們才開始撤離。
此時，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這時才覺得又累又餓又渴，人一下就垮了下來。
我們上山跟著火亂跑，這會兒跑到哪兒了誰也不知道。山上根本沒有路，這時我們一夥人傻眼了。
沒吃，沒喝，走又走不動，有幾個小青年躺在地上亂叫："喂，有人嗎？我們在這兒。"一邊喊一邊找出路，叫了半天，有人應了:"喂，我們在這兒。"
大家邊喊邊靠攏，隊伍越來越大。大家一起找出路，總算在林子裡看到一條車軲轆印，這肯定是老鄉上山打柴留下的痕跡。
大家沿著這條"路"走，總會找到村子的。
可人走不動了，隊伍越拉越長。大家又累又餓又渴，這個季節上山一片枯黃，根本找不到吃的。
忽然，我們發現車軲轆道上有一個挺大的牛蹄子印，裡邊還有一點積水。我趴下去一看，水是還挺清的，就有一點小蟲子在遊動。
實在渴得慌，我趴在地上小心奕奕地去喝口水，不錯，潤潤嗓子也好。
一個青年過來問我："能喝嗎？"我點點頭，不置可否。
他立馬趴下去，"呼"一口，吸了滿口泥沙，"噗，噗!"地連吐帶抹，大呼上當。把旁邊的人笑成一團，老鄉說："你怎麼這麼傻，這牛蹄子水能喝嗎？"還有人說："要喝也得慢慢喝一點。"
直到後面的後勤隊上來，我們總算熬過了饑渴的困境，拖著疲憊的步履往回挪。
回顧插隊落戶的生活，是苦，是累，是冷。但生活豐富多彩，北大荒的土地肥沃廣闊，大有作為，也體會到與天奮鬥的樂趣。
由於下鄉第一年的冬天，縣裡開知青代表大會，把我抽到知青辦協助工作。所以我第一年冬天沒有時間回家探親，直到第二年春天，大批知青和下放幹部探親回來，我才有機會回滬探親。
第一次回滬探親，心情自然輕快。乘在從遜克開往北安的長途汽車上，我為解旅途疲憊，不由得試詩一首："殘雪薄冰水熒熒，舟車越野浪裡行；今奔江南迎春色，返回北國苗更青"。
第一次回滬探親，心情自然輕鬆。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原單位報到。
現在想來真傻，其實我這次是回來探親，幹嘛要回原單位報到？單位已經把我們踢到北大荒去了。回來探親理應回家好好休息，看看家人，陪陪女朋友多好。可那時的人就那麼傻，不僅是雷鋒傻，我們也傻，大家都傻乎乎的。
我們這種人是那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儘管單位裡已經把你踢出去了，可我們還把原單位當娘家，組織觀念很強。
回上海探親第二天，我沒想到去看分別一年的女朋友，而第一反應卻是到單位去報到，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到了公司（原單位），先到革委會組織組"報到"。
組織組長第一句話就把我就問得莫名其妙："你總算回來了。"
什麼總算回來了？是盼我回來，還是不歡迎我回來？
事後我想起來了，人家其他下放幹部去年冬天都已經回來探親了，就我拖到今年春天才回來。
我說那裡有事，縣裡開知青代表大會，知青辦讓我去幫忙。
"好吧，"組織組長淡淡說，"我們等你好久了。王主任要與你談話。"
我還以為是組織上的關心，即刻跑到革委會主任辦公室，見到革委會王主任。
王主任與我寒暄幾句就切入正題，說："你要好好考慮考慮自己的問題！"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王主任見我毫無思想準備，就說："組織上會幫你的。"讓我再回組織組找組織組長。
組織組長說："明天，你按公司的上班時間到公司吧。"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我回來探親的，到公司上班行嗎？要不要跟黑龍江方面打個招呼？"
組織組長說："讓你到公司，是參加運動，不是上班。組織上的問題不要你考慮。"
我感覺上覺得好像不合常理，似乎有問題，但又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參加運動就參加運動吧，反正組織上會和黑龍江打招呼的。相信組織相信黨，這在當時是最起碼的常識。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時間，準時來到公司"上班"，具體安排當然要聽組織的，我就先到組織組。
其實，公司組織組早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時間，準時來到公司"上班"，具體安排當然要聽組織的，我就先到組織組。
其實，公司組織組早已經安排好了，就等我回來，叫我到秘書科參加運動。怪不得說我"總算回來了"。
我到秘書科，秘書科支部書記已經帶著一批運動骨幹，在一間為我專辟的辦公室等我。我也許太遲鈍了，到這時侯，我竟然還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
這是公司工（宣隊）軍（宣隊）革（委會）領導班子佈置的政治任務，以秘書科運動骨幹為主體，特地為我專門組織了一個"幫促"小組，幫我認識自己的問題及其嚴重性，促我提高認識。不過，我自己作為當事人並不知道，自己還蒙在鼓裡，莫知莫覺。
學習班頭兩天，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問題在哪兒？
後來，有一次我在廁所裡偶遇小孫，還是小孫在廁所裡偷偷地給我塞了一張紙條，寫了幾條，我也看不明白，好像是我給他信裡的內容。
他看到我就遠遠地躲開，當時的情況大家都明白，一個被審查的人就像瘟疫傳播者一樣，人皆避之不及。沒人敢打招呼，連眼神都不一樣，更沒人敢跟你說話，以免引火焚身，讓人抓個立場問題。
我自然不去拖累別人，看上去小孫在躲避我，我也不去找他，就一個人老老實實地參加運動吧。
學習班先學習檔，九大檔學習後，先讓我談思想，要我談對黨的九大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然後，就開始對我"幫促"，先要我端正態度（整態度）。
所謂幫"助促"，就是批鬥。
秘書科在運動中還有一個新發明：把我的"黑話"寫在小黑板上，聯繫實際天天批。
那時社會上各單位都有天天讀，讀毛主席語錄。天天批，就是在班組天天讀的小黑板上再寫上劉少奇黑話，對照學習和批判。在秘書科的小黑板上，除了毛主席語錄和劉少奇黑話外，再加列一段我的黑話，聯繫實際天天批。
我一下子就進入了偉人的行列，真是發明人的創舉。幸虧這是他們發明的，要不，一旦把我的話與偉人並列，那我的"野心"就真的昭然若揭了，野心家的大帽子必然會迎面而來，那將更有政治殺傷力。還好，這是他們發明的，這筆帳算不到我的頭上。
一星期後，學習班擴大，由秘書科擴大到公司級。
公司組成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專題學習班，從群眾性的小評論到公司性的大字報、大批判。
從小組幫促到批判，部門批判會到全公司拉線廣播批判。
大字報從辦公室開始，延伸到走廊，再擴大到公司樓面，樓梯，發展到整個外貿大樓。
我自己認識不夠，公司又組織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專題戰鬥隊，專題學習班升格為戰鬥隊，並以戰鬥隊的名義開始戰鬥，張貼針對我的大字報，大批判，引導公司運動，指導科室鬥批的方向。
我不知就裡，交待不出，檢查無門。
戰鬥隊就批判"啟發"我，讓我自己去看大字報。
一直看了好幾個半天，我才開始有點明白了，原來毛病出在我給小孫的一封信中，怪不得小孫莫名其妙地塞張紙條給我。
小孫是我們工讀班的同學，文革中的戰友，公司革委會宣傳組成員。
我到黑龍江去以後，把他視為自己到東北後與公司保持聯繫的聯絡人。所以，我到東北後，給他寫過幾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落到了軍宣隊代表手中，被軍代表小郝發現了有重大現行問題。這封信，就成了整我的鐵證，把柄。
據小孫事後說，他收到我的信後，曾把我的信拿到革委會王主任那裡，給他看，動機無非是討好領導，表示我給他寫信。
儘管公司裡許多人都說，是小孫把我出賣了，並且從此就看不起他，稱他為"叛徒""小人"。可我至今依然相信，他向領導出示我的信，無非想向領導表功，並無陷害我的意思。
因為我自信：我的信絕無消極負面的內容，當時如此，現在看也如此。
通觀全文，完全可以看出，我對生活的積極，樂觀和幽默，即使到艱苦的邊疆也是樂觀的。
我相信正因為此，小孫才會主動拿給公司主要領導去看，他本意是想邀功。王主任看了我的信後，起初還是肯定的，回到他的辦公室後順便與軍宣隊代表講了，算是領導通氣吧，當時推行工（宣隊）、軍（宣隊）、革（革命委員會）聯合辦公。軍代表聽說後，要王主任把信給他，說要拿去看看。
軍代表一看，這就看出問題來了，而且是政治上原則性的大問題。
在我的信中，有一段問起自己在公司時的情況，勸自己這一派的這位小兄弟不要消沉，其中說了"我也不願為現成左派效力"和"但社會就是這樣組成的，有什麼辦法呢？"之類的話語。
這話錯嗎？我一直不認帳：社會上有左中右，是毛主席說的。
可我說就不行？戰鬥隊開小會鬥，大會批，發動公司上下批判會口誅筆伐，上綱上線，說我是沒落文人，代表了失敗階級的陰暗心理，發洩對社會的不滿，惡毒攻擊左派，矛頭指向九大，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這麼一來，問題就大了,軍代表定性為現行問題。
於是，戰鬥逐步升級：幫促升為批鬥，學習班變戰鬥隊。
每天叫我在秘書科門口擺測字攤，寫交待材料，寫檢查。
不就是那封信嗎，反正信在你們手中，我交待也只能說個大概，寫也反反復複就這麼幾句。檢查寫來寫去也就是那麼幾條，我寫著煩，他們看著也煩。
一開始，還不許我抽煙。後來，我趴在桌上打瞌睡都沒有人來管我了。
當時的外貿大樓還是原來怡和大樓的建築，上下一共五層。我公司處於二層，針對我的專題大字報，從科室貼到走廊。走廊裡貼滿了，又貼到樓梯邊，二樓貼滿了，就向上下樓梯延伸。
一時間，整個外貿大樓從一樓到五樓的樓道，全被針對我的大字報占滿了。
乖乖，好厲害！我一個無名小卒，而且已經被發配到黑龍江種田去了，回來探親，就搞成這麼大的架勢，我真的沒有想到。從此我名揚外貿，臭名上下。
正因為此，竟把我的初戀女友嚇跑了。
原來，有一次她到局裡辦事，紡織局大樓就在外貿大樓南邊，她路過過外貿大樓，看到上上下下都是批判我的大字報，而且上綱上線，罪惡滔天。
她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我還沒有與她講過辦學習班的事，她只知道我回來，到公司參加運動。
那時，群眾運動，人人參與，誰敢不參加運動？她根本不知道，更想不到我成了運動的主攻物件。
看到這種場面，她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嚇壞了，連大字報都沒有看完，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哭著逃回了家。這些，我當時都不知道。
後來，是她的外婆在我面前哭訴，說她從那天到外貿大樓看了大字報後，一路哭回家。到家把門一關，把門反鎖，一個人關在屋裡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對任何人都不理不睬，父母，同事，要好的同學，小姊妹一概不見。
聽了外婆的敘說，我也心酸，垂淚，無語。
苦了她了，想到我被批准到黑龍江插隊落戶時，她還是頂住了父母的反對意見，堅持不與我斷，還一個人自己到火車站送我。
如今，又為我的境遇而受折磨。我真的心疼，更不忍。想到自己的前途渺茫，插隊落戶還不知道能不能回來，這次又背上政治包袱，將永世不得翻身。我算完了，而她還那麼年輕，漂亮，求上進，我不能拖累她，影響她的前途。
考慮再三，我決定快刀斬亂麻，乘此與她斷了戀愛關係，我不能耽誤她的青春。
於是，我提筆給她寫了一封信，切斷我們的後路，以免大家精神上再受更多更久的折磨。
信發出後，我象卸了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反而感到輕鬆了些。儘管還不時會想念她，但我堅持不再與她聯繫。
為此，寫了一首《返春歸》：盼歸欲浴江南春，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嚇走巧玲一身輕。
這樣折騰了幾個月，夏天總過去了。
想想自己忠心耿耿鬧革命,發配邊疆也心甘,還準備打仗送命,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來鞭策自己,象信徒扡悔一樣自覺地"鬥私批修",就為到東北插隊後給同學的一封私函裡有幾句所謂的牢騷話,就打我現行(反革命)，我當時也一度想不通。
我那時才二十來歲,自己又沒幹過什麼壞事,抱著問心無愧的心態接受審查"擺測字攤"的。
好在我沒有民憤,人緣不錯。人們對我這個有"現行問題"的小青年當然要"劃清界線",儘量避開，但畢竟還沒有落井下石的仇人。除了工宣隊,軍宣隊和戰鬥隊的訓話以及開批判會時的聲討發言外,平時沒人敢跟我答話,走過我身邊時都低頭匆匆而過,好象我是嚴重傳染病人一樣,誰都怕染上政治"現行"的傳染病毒。
這倒也好,沒人敢靠近我,也就沒人來管我。
我每天按時擺"測字攤",把馬列書籍一攤,想看則看,看不了就打磕睡。
日子一久,也很樂胃。啥也不幹,工資照發,一分不少。
我就這樣老老實實地接受審查,不老實不行,要挨批整態度。我抽煙挨過批，可打磕睡倒沒挨過批。
自此，我發現:不要你說你別說,不要你幹你別幹,老老實實的好。至於心裡想什麼怎麼想,只要不亂說亂寫,愛想就想,不想最好。精神痛苦其實是想出來的,不想就解脫了。
這次審查，我對家裡沒有具體講，只講到公司參加運動。我媽看我早出晚歸，到公司參加運動，一天到晚沒個閑，回到家裡也不說話，就到水龍頭邊一個勁地沖涼水，從頭到腳淋個遍，問我也問不出名堂。問得我煩了，我就一句話不說，出去漫無目標地亂轉幾圈，回來悶頭睡大覺，以圖麻痹自己。
當公司宣佈審查結束，讓我返回黑龍江時，我要求組織給個結論，讓我回去有個交待。
革委會王主任只讓我回去好好改造，說組織上的事不要我管。我沒有辦法，只好回去種田了。
那時計劃經濟，車船票緊張，個人買票不好買，說不定要排幾個通宵的隊，也沒把握。
當我正為此發愁之際，組織上還顯得挺關心似的，幫我代買了返程票，還為我找了一個旅伴，讓與我同時下放到黑龍江去的老劉，陪我一起走。
我也正愁一個人走，路途遙遠不方便，希望找個旅伴一起走，途中相互有個照應。一聽組織上為我找了老劉，根本未加思索，就答應了。
事後方知，組織上這樣安排，是精心佈置，別有用意的：一讓老劉一路監視我的言行，隨時彙報；二是有個內部結論帶到黑龍江：我有現行問題，只能永遠勞動。
對此，當時我卻一無所知。
這次返回，正處夏末，我們走水路。
從上海坐船到大連，在老虎灘遊個泳，弄得一身油，洗也洗不乾淨。
從大連坐火車到佳木斯，再乘上名副其實的輪船（船靠兩側的大水輪滾動前行），沿烏蘇里江到黑龍江逆流而上，到奇克鎮是1971年9月13日。
這一天當時我也沒在意，事後林彪事發，我就記住了這個日子。
回到黑龍江以後，我在生產隊就自覺地按公司的要求老老實實好好勞動，改造世界觀。秋收，打場，上山砍柴。拋開煩惱，一切照舊，戰天鬥地，無憂無慮。
九.一三事發後不久，開始內部分級傳達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相關檔。
當時傳達講級別，逐級分批傳達。公社黨委書記當時按戰備一線配備，行政十七級。
第一批傳達到十五級，正好到縣委書記一級。
一講級別，可下放幹部就不好辦了，級別高的有的是。光我們公社就有三個行政十三級的老傢伙，比縣委書記還高，屬地師級高幹。縣裡不好辦了，經一級級向上請示，最後上面決定：凡上海下放幹部，統統集中，一起聽傳達。
就這樣，我這個沒有級別的下放幹部也就和老傢伙一起到地區聽傳達，看日本電影。
我只記得日本電影有《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一類的戰爭片。
老傢伙們聚在一起，我後來才發現，這批下放幹部原來是張春橋的改造換代的犧牲品。而我根本還不是幹部，更不是機關的行政幹部，機關幹部下放竟把我這個企業學徒也拖到裡面去當替死鬼。
公司讓我老老實實永遠種田，我就老老實實回到生產隊種田去了。
生產隊安排我和盧灣區下放的一位插兄老胡一起，負責上海知青的生活安排。
因為第一年匆忙接受大批知識青年時，是臨時安排的，連個青年食堂也沒有。我們一個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莊，一下子接收安排四五十個上海知青，哪來得及蓋房子？知青只能臨時分散在老鄉家搭夥居住。
於是，第二年在生產隊的安排和老鄉的幫助下，發動青年大家一起備料，和泥，造房子，蓋了一個大食堂。
在食堂後面荒地上開闢了一片菜園子，平時我們二個下放幹部就負責管理伙食，管食堂，養豬，養雞，種菜園子，當然每天要發麵蒸饅頭，燒大鍋菜，照料五十來人的一日三餐。
從墾荒，春播，夏鋤到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得很，又苦又累，躺到炕上就睡。睜開眼就出工，賣苦力。
苦是苦，可也有與天奮鬥的樂趣，特別是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時，真的幸福，滿足。
當年，我們知青的生活就大有改善，夏天蔬菜一茬接一茬，秋天雞，蛋，肉等葷菜想吃就吃，殺雞，宰豬隨便抓來就是，青年食堂的伙食也立馬改善了，與上年簡直不能比。
大碴子白麵饅頭隨便吃，管飽，比城市戶口吃商品糧的還自在。
白麵在城裡算是細糧，是限量供應的，當時連北京人一年吃不上幾頓餃子，可我們現在是農民了，自己種自己吃，比吃商品糧還好。
我們冬天包了餃子吃不完，就把餃子裝在麻袋裡，然後把整麻袋的餃子往房頂上一扔。因為冬天室外冰天雪地，餃子撂在雪堆裡，一個冬天都壞不了。我們有天然冰櫃，想吃就拿，現成的。
當地老鄉還有一個習慣，一家殺豬，全村吃肉。誰家今天殺了豬，左鄰右舍少不了吃肉。
那時，東北農村吃肉就要肥肉，不象上海還把肉分門別類，什麼肋條，夾心，大排，小排的。
老鄉殺豬往往把豬頭，豬腳剁掉不要。老胡看著這麼好的豬頭，豬耳，還有蹄膀，豬爪子白扔了，多可惜。
儘管他再三勸說解釋，說這些都是好東西，能吃，勸大家別仍。可老鄉說："哪有人不吃肉，吃這玩意兒的？"有的還笑話老胡："你要的話， 以後我們宰豬就把豬頭，豬蹄豬爪都給你。"
此後，但凡老鄉家殺豬，真的就把豬頭豬蹄給老胡送來。
時間一長，老胡和我二個人吃不了那麼多，老胡就燒了一大鍋鹽水，騰出一隻大水缸放鹽水，把剩餘的豬頭，豬腿，豬爪子一股腦兒往鹽水缸裡扔進去。
有一段時間，我們二個幾乎每天晚上喝酒，吃肉。
老鄉來了就一起吃，他們嘗過以後發現豬頭肉，豬耳朵，腳爪子，蹄膀比豬肉還好吃。他們說上海人會吃，從此以後老鄉也吃豬頭，豬腿了。
為了改善食堂伙食，我們自己還學會了磨豆腐，做豆漿。
東北大豆有的是，馬料都有炒黃豆。只要自己做，豆漿隨便喝，豆腐隨便吃。
我們隊裡一個老鄉，等生產隊把大田裡的豆子收割完後，去撿拉在地裡路邊的豆莢，回家打場，一個秋天，光撿來的大豆就打了八麻袋，上千斤豆子——全是正宗的東北大豆。
為此，大隊還準備開批判會，把他作為一個挖社會主義牆腳的典型來批判，後來被老娘們吵吵一通：不檢白不檢，扔在地裡也瞎了。
隊長書記也沒招了，為此來徵求我們下放幹部的意見，我們就順勢推給老娘們，說她們這麼吵吵，你批判會怎麼開？
最後算是沒有開批判會，不了了之。當時誰敢戴挖社會主義牆角的大帽子。
秋冬之交，和老鄉，知識青年一起打場。收工時，豆剁下有許多田鼠，成堆亂竄。一個知識青年拿著一把叉子對著鼠群亂揮，一下子，叉子上粘了一隻田鼠"吱吱"地叫，卻跑不掉。原來他這把叉子剛在水桶裡洗過，沾了水，碰上田鼠粘上就凍住了。這挺好玩，幾個男青年圍過來玩田鼠。看著吃得胖墩墩，圓鼓鼓的大田鼠，不知是誰說："他媽的，這傢伙淨挑好的吃。新打的大豆我們還不捨得吃，它們倒先來聚夥會餐。"一個青年說："對，帶回去把它宰了。"
幾個小青年說幹就幹，回到宿舍就把田鼠開膛破肚。
嗨，別說，剝了皮的田鼠還真漂亮：圓鼓鼓的肉體，又白又嫩。把它的內臟一古腦兒扔掉後，就剩一團白白嫩嫩的田鼠肉，放在開水裡一燙，香味頓溢。一幫小青年中，膽大的你撕一塊，我拉一塊，往嘴裡送。膽小的在一邊看著，不敢動。其實也沒幾個人撈著，一個小青年邊吃邊說："不錯，又香又嫩！你也來一塊。"隨手就撕一塊給我。我看著這塊田鼠肉，看樣子還不錯，不肥，沒油，象精肉。咬一口，很嫩，也香，可惜沒有放鹽，太淡，可淡而有味。事後，我想想有道理。這東北田鼠生活在天然大糧倉裡，確實吃得好，伙食比豬講究多了。豬那麼髒，吃的又那麼雜。可人們為什麼吃豬肉不嫌髒，而不吃又白又嫩的田鼠肉呢？直到現在，我也想不明白。
下放生活真的豐富多彩，我們當農民比老鄉輕快。因為我們下放幹部工資照發，種地又不要交公糧。 老鄉和知青勞動記工分，靠年終分紅才有幾個錢。我們隊的收入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兩毛一分錢，等於一個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元錢。
累死累活，一年掙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們該知足了，一切煩惱統統可以拋到腦後。
過了一年，公社好像又想起我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次。我到公社去了才知道，上面要讓我帶公社組織的一個連的上海青年到縣裡去參加修築戰備公路。
我們這代人就是聽黨的話，真的象革命歌曲裡唱的：哪裡需要，到那裡去。
公社叫我去修路，其實當時我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誰，反正是組織決定，當然沒有二話。
到公社領受任務後，我就帶了幾個青年骨幹，作為先遣隊就出發，為我連後續的一百來個知識青年隊伍上山打前站。
到了山上，修路指揮部劃定了我連負責修築的路段。那是一條穿越小興安嶺的盤山路，兩邊是林子，中間一條土路。我們要按當時的四級公路的標準，修築一條可供兩車通行的沙石路，也作戰備之需。
任務明確以後，我就到現場觀察地形，先要找水源，準備安營紮寨，以便安頓後續大部隊的吃住。
周圍荒山一片，我就自己在周圍漫無目的地轉了一圈，突然發現了山坡旁有一條小溪，水流清澈見底，喝一口，冰涼可口，水質不錯。
就這兒了，環顧四周，不遠處正好有一塊還算比較平坦的荒地，還就在我們負責的工段邊上，是塊安營紮寨好地方。
我把先遣隊的幾個小青年叫來，發給一人一把斧子，讓他們上山砍樺樹，去枝，把樹幹堆在一起，回來支帳篷，搭鋪。
當晚，帳篷就拉上了油布，鋪也是樺樹幹和樹枝搭的，舖上乾草，我躺下試試，還可以。就招呼小青年打開被褥，啃乾糧，睡覺。
可沒想到，一個多星期後，鋪下的草長高了，有幾根蒿子頂到小青年被窩縫裡來了。我只好鑽到鋪下，把蒿子連根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四周找了幾塊比較方正的石塊，搭了個灶，放上鐵鍋，還行。
我再挑了兩個空水桶，到小溪打了一挑水，回來已經有個小青年起"床"了。我叫他洗臉刷牙，去燒火。
等大夥兒起床時，水已經開了。我叫炊事員準備面板，和麵，做飯，爭取當天開夥。
只一天，我們先遣隊就把大部隊的吃住後勤解決了。隊伍上來，我們就可以幹了。
修路開始了。
這條路還算是條路——自然的路，至少不要開山辟路。平時勉強可以通車，汽車，馬車可以走，就是春天化雪時麻煩，經常會翻漿泫車，路面坑坑窪窪的。冬天大雪封山，走扒犁倒挺滑溜，可危險。
我按指揮部的要求，先到路邊劃了路寬，樹了標杆。原來的路大部分不夠寬，要填石築路基。指揮部已經把石料運來了，堆在路邊，三五十米一堆石塊。
我帶著青年，一人發一把石錘，等馬車把石塊卸下以後，掄起石錘就砸。
我砸石頭的水準還可以，砸石塊跟劈板子差不多，只要看准石板、石塊的紋路，順勢一錘下去石塊就開了。
我越幹越歡，不多會兒，歇口氣的時候，發現手掌心起了水泡。沒事，拿剪指甲的指甲鉗，剪破水泡再幹。
到中午休息，吃飯時再一看，早上的水泡沒了，可這水泡外面又有了新的水泡。乘休息時，把這第二層水泡挑破，擠幹，一會兒又沒事兒了。
下午再幹，到收工時，掌心又出了第三層水泡。一天之內，手掌心幹出三層水泡，這在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不過也沒事，挑破就好了。
頭幾天，我連進度不錯。可三天后，小青年的熱乎勁兒過去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請病假，鬧工傷......花樣越來越多。
我看不行，自己帶頭蠻幹也不是個辦法。我就到工地上實地度量，把路寬，邊溝，路基，和我連承擔的路段的工程總量算了一下，只要一人一天干三米就行。
第二天，我就宣佈：一人一天三米任務，要保質保量。誰幹完了，讓我驗收。現場驗收通過，就算一天任務完成，可以回去休息。
小青年反應很快，馬上有人就問："到縣城去行嗎？"
我說："前提是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到縣城去不去我不管。但到縣城去了不許闖禍，不許留夜，必須回來吃晚飯。"
東北的初夏，天亮得早。夏至，早晨四點鐘天就亮了。
從我宣佈完成任務可以休息的消息以後，第二天一早，還沒到上工時間，太陽已經升上來了。
我一個人習慣性地先到工地上去轉轉，以便一天工作心中有譜。
剛到工地，就有一個小青年光著膀子，滿頭是汗，拉我去驗收。
我一看，還有二個小青年光著膀子在修邊溝。我想，這倆小子今天怎麼起這麼早？
我先到這個小青年幹的一段去看看，看來看去，幹得漂亮，超額，整齊，結實。我認帳，驗收合格。
小青年一下跳起來歡呼："哈，我可以看電影去了！"這下我才明白：這小子這麼賣力地起早大幹，原來要到城裡看電影去。
不一會兒，那邊二個小青年也幹完了，讓我驗收，也一次通過。
沒想到，這幾個小子開工前就把一天的活幹完了，而且品質很好，比平時盯屁股逼出來的活漂亮多了，根本無須返工補課。
我問他們啥時幹的？他們回答說，天一亮就來幹了，還說起早幹活涼快。
我想這倒也是，四點鐘天亮，幹到七八點也有三四個小時了，差不多。
我追問一句："有沒有作弊？"他們一下急眼了，要發誓。
我說："好好，相信你們，今天驗收通過。"
這時，上工的哨子才吹起來。大夥兒出工時，這三個小青年已經換了一身整潔的衣服，嘴裡還啃著饅頭，在路旁，邊吃早飯邊等路邊順風車。
一會兒，他們攔到一輛卡車，爬上車廂，熱烈歡呼，高高興興上縣城去了。
這一招真靈，後來我就省事多了，這真叫"多快好省"。
這事很快在知識青年中傳開了，他們叫好，可領導上就難辦了。
參加修路其它連隊反映到指揮部，指揮部有支持、反對和不管的幾種不同意見。後來還專門派了技術員到我連工地，重點檢查施工品質，沒發現什麼問題，指揮部就不干預了。至於其他連隊怎麼說、怎麼幹，我不管，也管不著。
小青年大白天到縣城去玩，一時鬧得縣城裡也沸沸揚揚，讓我提心吊膽，怕出問題。
我就對進城的口子收緊了點，一要請假，二要理由正當，三是不要亂說，不許惹禍，惹事生非者回來算帳，以後取消進城資格。其它還有按時歸隊，不許喝酒等要求。
小青年和我關係挺好，也為我們大家爭氣，總算沒出大的問題。
我最後一張王牌就是：只要有一人在外闖禍，這個辦法就取消。
為此，小青年也相互監督，自覺維護，有人想留宿在外，也會被小夥伴拽回來，他們自己說：不許一顆屎壞了一鍋湯，讓大家一起受罪。
對我的這種做法，已經有破壞突出政治之類的議論，我怕再引起路線之爭。萬一被上面再抓個典型，我可吃不了兜著走。
總算還好，修路不過是臨時任務，幹完了，人就散了。沒人來搞路線鬥爭，平安收兵，順利完成任務，上上大吉。
我的一顆心放下了，當時就是："不做不錯，多做多錯"的環境，我再也不敢說"社會就是這樣"之類的話了。因為，我已經知道"不說不錯"，比"不做不錯"更重要。
現在反過頭來思考，其實這不就是承包嗎？
我在1972年上山修路時，不就悄悄地幹了，當時還有點心虛或沒把握的感覺。那時只有精神鼓勵，沒有物質刺激。我啥也沒有，幹完了就走，贏得了時間，大家都贏得了時間。
我為工程贏得了時間（進度），小青年為自己贏得了時間，他可以去娛樂，會友，休息。
要不，磨洋工，別說八小時出不了活，十八小時也白搭。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日子，擺樣子，誰能治？沒治！只有當事人自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