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原著中女子命運有些悲慘，何小萍遭遇著自我身份喪失

如果說指向年輕群體的“文藝青春片”的市場潮流暫退，

那麼電影《芳華》未嘗不是面向40、50後的懷舊青春。電影有限敘事能力註定了它的情節不會有原著豐富，但它的留白可以隱現許多獨到的意圖。嚴歌苓的原著小說《芳華》端出了豐富卻殘酷得多的人物和現實，其中時代之變遷和人性的牽絆力透紙背。電影和小說的雙重線索之間產生碰撞迴響，勾勒出文學對現代中國之精妙闡發。

何小萍在原著中名叫“何小嫚”。在小說裡，

她的成長經歷使她養成了典型的“缺愛”人格：父親在“反右傾”中被打倒，眾叛親離中“畏罪”自殺。小嫚隨母親改嫁而進入當廳長的繼父家，成為繼父家庭和弄堂四鄰眼中的“拖油瓶”。這段童年在小說中是濃墨重彩的——餃子只能吃碎的，衣服只能穿舊的，被整個家庭排擠；甚至在有了弟弟妹妹後，連母親也對她日漸疏遠。只有在重感冒到發燒的時候，她才會得到珍貴的母愛和擁抱。在其他人很富足，只有她缺食少衣的家庭環境裡，她只有故意生病才能獲得關愛，而這為之後她扮演“小戰士”時偷偷調換體溫計裝病的劇情埋下伏筆。在電影中，何小萍裝病不想上臺演出，完全是出於對文工團群體的徹底失望和排斥；而在小說中，何小嫚是為了沉浸在文工團戰友的關愛中，期待這種關愛能一直延續。這一瞬，她的長年缺愛仿佛得到了補償。

這一補償的瞬間，

在電影《芳華》的結尾處以更加甜美的方式體現，給出了一個和原著小說不同的精緻留白。劉峰是在文工團唯一不嫌棄何小萍體臭，願意與她跳舞的男演員。電影結局是暮年他與何小萍相遇，他又一次給了小萍“抱抱”。這為觀眾留下解讀空間——劉峰與小萍之後的晚年故事是什麼？小說《芳華》是留白的殘酷卻現實的填補：劉峰離婚後在海口打工時也曾浸染紅燈風塵，還不忘憑圖書推銷來勸人從良；晚年身患腸癌，這時何小嫚才挺身照顧。兩個人雖一起生活但卻分房間住，並沒有過多的浪漫和肢體親昵：“劉峰的心是愛她的，疼她，憐惜她，但身體不愛她……一個人一生，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愛的人，是太難得了，就像二十歲的他，碰到二十歲的林丁丁。”

如果說原著對小嫚和劉峰更加殘酷，則對林丁丁也是殘酷的。林丁丁並沒有像電影中那樣，

離開文工團就直接嫁給了澳洲華僑，過上富足洋氣的日子。她第一次婚姻嫁給高幹子弟王老三，卻被“首長”的家庭嫌棄。她“沒文化”“不上進”“不會外語”，“不配陪丈夫海外陪讀”，而被掃地出門。“在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她二婚澳洲華僑，開中餐館的潮州人丈夫“讓她吃了三年的雞翅尖（因為速食的炸雞翅不能連帶翅尖），也讓她包了三年餛飩和春捲（十個手指頭都皴裂了），還讓她看了三年他在豆芽雞蛋炒米飯里加醬油”。林丁丁再次離婚，最終以家庭保姆、看守空房子為業。

就連在電影中風光無限、“門當戶對”做了司令兒媳的郝淑雯，在小說中最終也被大款丈夫的諸多“小三兒”逼退位，只得到兩套房產，成為“租一套住一套”的包租婆。在小說中的這些人物中，沒有誰有幸福的婚姻結局，沒有真正的成功者。這種幻滅仿佛一切都起源於“背叛”——早年劉峰的“觸摸事件”，本是他對林丁丁真摯的表白和擁抱，卻被告密而判作“猥褻”，造成他被逐出文工團，去往越南戰場，最終失去右臂；蕭穗子愛戀的男兵少俊被郝淑雯背地裡勾引上床，郝說服他告發蕭穗子寫情書，從而引發對蕭穗子的激烈批鬥。嚴歌苓借郝淑雯之口，宣讀對過往時代的質問：“我們當時怎麼那麼愛背叛別人？怎麼不覺得背叛無恥，反而覺得正義？” 在這種“正義的背叛”的洗禮下，所有人的命運都是扭曲和痛苦的，而背叛人之人也終會遭人之背叛。

電影《芳華》試圖在原著基礎上做出諸多創新，比如上文講過的對劉峰和何小萍之晚年關係的“精緻的留白”。而其隱去了郝淑雯、林丁丁等人物的失落一面，單取其成功的形象，未嘗不與劉峰、何小萍等人的命運產生鮮明對比。這種命運的兩極差異，在時代變遷的大環境下是不言自明的。何小萍始終是弱勢群體的最失落者，劉峰則代表著過往時代的光輝之善。電影通過“留白”將二人的晚年關係給出更多期待，也許只有過往時代的光輝之善和最失落者之間才能獲得共情。這種共情雖仍鮮見，但有其未來的豐富可能性。

何小萍變瘋的過程，在電影中並沒有太多著墨，而小說則講述了她在戰場上偶然被媒體發現，被報導成了“英雄護士”、“戰地天使”、“平凡中的偉大”。她是在被樹立成典型、被迫四處作報告的過程中突發精神分裂的。她發病時反復念叨“我離英雄差太遠。我不是你們找的人”。這也許在暗示，失落者之現實處境和賦予給她的“英雄”話語之間，有著難以彌合的撕裂。這種撕裂只有在日新月異的時代變遷中被治癒。

電影在這個層面上有一個可貴的創新，那就是讓變瘋之後的何小萍在草地上跳一段獨舞，這是原著裡不曾有過的。英雄和失落者的二元撕裂下，何小萍在遭遇著自我身份喪失。“變瘋”意味著她沒有合理的話語來言說自己的身份和命運，在他者眼中只能被定義為“瘋”。在草地獨舞的何小萍雖身著病號服，但她在用融入血液的舞技來詮釋實質清醒的自我意識。這就是文藝之真諦，即用形象來創造能夠自我言說的話語，從而達到總體的自我重建和自我拯救。

林丁丁再次離婚，最終以家庭保姆、看守空房子為業。

就連在電影中風光無限、“門當戶對”做了司令兒媳的郝淑雯，在小說中最終也被大款丈夫的諸多“小三兒”逼退位，只得到兩套房產，成為“租一套住一套”的包租婆。在小說中的這些人物中，沒有誰有幸福的婚姻結局，沒有真正的成功者。這種幻滅仿佛一切都起源於“背叛”——早年劉峰的“觸摸事件”，本是他對林丁丁真摯的表白和擁抱，卻被告密而判作“猥褻”，造成他被逐出文工團，去往越南戰場，最終失去右臂；蕭穗子愛戀的男兵少俊被郝淑雯背地裡勾引上床，郝說服他告發蕭穗子寫情書，從而引發對蕭穗子的激烈批鬥。嚴歌苓借郝淑雯之口，宣讀對過往時代的質問：“我們當時怎麼那麼愛背叛別人？怎麼不覺得背叛無恥，反而覺得正義？” 在這種“正義的背叛”的洗禮下，所有人的命運都是扭曲和痛苦的，而背叛人之人也終會遭人之背叛。

電影《芳華》試圖在原著基礎上做出諸多創新，比如上文講過的對劉峰和何小萍之晚年關係的“精緻的留白”。而其隱去了郝淑雯、林丁丁等人物的失落一面，單取其成功的形象，未嘗不與劉峰、何小萍等人的命運產生鮮明對比。這種命運的兩極差異，在時代變遷的大環境下是不言自明的。何小萍始終是弱勢群體的最失落者，劉峰則代表著過往時代的光輝之善。電影通過“留白”將二人的晚年關係給出更多期待，也許只有過往時代的光輝之善和最失落者之間才能獲得共情。這種共情雖仍鮮見，但有其未來的豐富可能性。

何小萍變瘋的過程，在電影中並沒有太多著墨，而小說則講述了她在戰場上偶然被媒體發現，被報導成了“英雄護士”、“戰地天使”、“平凡中的偉大”。她是在被樹立成典型、被迫四處作報告的過程中突發精神分裂的。她發病時反復念叨“我離英雄差太遠。我不是你們找的人”。這也許在暗示，失落者之現實處境和賦予給她的“英雄”話語之間，有著難以彌合的撕裂。這種撕裂只有在日新月異的時代變遷中被治癒。

電影在這個層面上有一個可貴的創新，那就是讓變瘋之後的何小萍在草地上跳一段獨舞，這是原著裡不曾有過的。英雄和失落者的二元撕裂下，何小萍在遭遇著自我身份喪失。“變瘋”意味著她沒有合理的話語來言說自己的身份和命運，在他者眼中只能被定義為“瘋”。在草地獨舞的何小萍雖身著病號服，但她在用融入血液的舞技來詮釋實質清醒的自我意識。這就是文藝之真諦，即用形象來創造能夠自我言說的話語，從而達到總體的自我重建和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