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聯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學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組成了“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但在開學一個月後，由於日軍沿長江一線步步緊逼，師生們又繼續向西南行進，在1938年2月搬遷入雲南，
西南聯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時間，但因其英才輩出，又產生了無數故事與傳奇，成為了中國大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跡。
“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
談及西南聯大對於抗日戰爭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
當初聯大教授曾昭掄撰《大時代在等著青年們》，稱：“古今中外一切戰爭，凡一交戰國家，充滿失敗主義者，大敗即不在遠。難民比敵人跑得快，謠言比難民跑得更快，這是何等危險的現象。”從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長的相持階段，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晚年接受採訪，談及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抗戰的決心”，“精神上，覺得中國可以站起來”。堅信中國不會亡、中國人能夠站起來，正是這種民族自信，支撐著西南聯大以及無數內遷大學的師生。今天看來是很自然的事，當初卻困擾不少讀書人——正因為瞭解中日兩國經濟及軍事實力，不太相信中國能獲勝（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兵開進了燕京大學，不願做亡國奴的燕大學生林燾等一行六人，決心投奔自由，從北平輾轉來到成都燕京大學複學。
《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
作者：浦江清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11月
瞭解這些，你才能理解，為何前西南聯大經濟學系教授、系主任陳岱孫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撰寫序言，會特別表彰聯大師生“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以及“對國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在他看來，正是這兩點，“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對敬業、求知的追求”，而“這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我曾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提及：“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戰時須作平時看”
當國家處在危急關頭，各大學的教授及學生如何盡到一個國民的責任、為抗戰做貢獻？這不僅是個人選擇，還牽涉大後方諸多大學的辦學方向，以及無數師生的教學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針是“戰時須作平時看”，課程設置略為調整，以適應戰爭需要，“但一切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其主旨”。1939年3月4日，蔣介石在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上講話，進一步明確戰時教育的大政方針：“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爭，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
國民政府的這一重大決策，得到大學校長及教授們的支持。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於1941年6月的《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
當我們初來的時候，學生受外間不成熟輿論的影響，常有要求改變課程，受所謂戰時教育的聲浪。那時候他們心目中以為有一種短期速成的教育，像“萬應靈丹”一樣，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懇切的告訴他們，說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學教育裡面，絕無“王者之路”（捷徑），何況大家不是王者。學問是謹嚴的，是有步驟的。一種學問學好了，平時可用，戰時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們能不能“一隅三反”。戰時教育，只須把平時教育加緊，更須加重軍事體育的訓練，加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就可以了。
抗戰八年間，向西南內遷、堅持辦學的大學遠不止西南聯大，而有幾十所之多。這些大學和師生們在戰火中的堅持，既為國家培養了人才、延續了文化命脈，也彰顯了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圖為抗戰期間遷至重慶的中央大學。
即便是思想激進的聯大中文系教授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也談及，當校園裡爭執如何實行“戰時教育”時：“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的不壞。”
基於中國人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學問”的敬重，國民政府一方面調整總體佈局，在協助眾多沿海教育機關遷往西南的同時，特意搬遷了一些學校到西北（設立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師範學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擴充理、工、農、醫等院校（科系），以適應戰爭對國防建設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開設若干配合抗戰的課程，但堅持不降低教育水準，拒絕將大學改造成應急的培訓學校，此舉對於保存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起很大作用，應給予充分肯定。
正因為政府及學界有此共識，抗戰中中國大學的整體水準沒有下降，很多專業領域甚至有明顯的提升。如西南聯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這裡不準備仔細清理教授們“學術參戰”的決心與能力，只想從“心態史”角度，談論教授們著述時的心情——南渡的悲憤，北歸的願望，艱難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滲透到具體的著述中去。
1941年，由西南聯大曾昭掄教授率領的“西康科學考察團”師生，從昆明出發橫渡金沙江，經西昌，越大涼山，進入彝族區，對沿途礦產資源、交通情況進行普查和核實。後來成為攀枝花礦區開採時的重要資料。圖為西康科學考察團全體成員合影。
在1946年刊行的《聯大八年》中，有費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寫作：“跑警報已經成了日常的課程。經驗豐富之後，很能從容應對。……我在這些日子，把翻譯《人文類型》排成早課。因為翻譯不需要有系統的思索，斷續隨意，很適合於警報頻煩時期的工作。”
至於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在躲避空襲的間隙，陸續寫成日後成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書的原稿是英文，據說是因為防空洞裡既無桌椅，又無燈光，用英文寫作，“可以閉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畫下去”。
作為後來者，我們往往只看見著述，而未能真切體會前輩那“壓在紙背的心情”。馮友蘭曾提及聯大教授為何埋頭著述：
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洩。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
《西南聯大行思錄》
作者:張曼菱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6月
至於謙謙君子湯用彤的講課，同樣蘊涵著時代的憂憤：“湯先生也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內心隱藏著對專制腐敗統治的極度不滿，但卻與感時憂世低徊吟詠的詩人不同，有哲人的氣質，寓悲憤於超逸之中。這一點，在講授魏晉玄學一課中不時流露出來。對於魏晉的哲學思想體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賞僧肇。但對當時社會的實際影響，他卻強調阮籍、嵇康，指出他們才是魏晉名士風流的代表人物。”
關於聯大師生為何格外關注中古時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過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餘韻，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當與此‘天時’‘地利’不無關聯。”可以這麼說，所學專業有別，可那個時代的聯大師生，全都是“有情懷的”。
“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
世人談及聲名顯赫的西南聯大，喜歡從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常委）入手。其實，三人中長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貽琦，而梅發揮的作用也沒有想像的那麼大。閱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合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會的權力與決策之果斷。
三校聯合，取北大的相容並包（學術自由）、清華的教授治校（嚴格要求）以及南開的應用實幹（堅韌不拔），合成一種新的聯大校風。而在制度建設方面，清華貢獻最大。西南聯大決策和管理之相對民主，與梅貽琦長期主持常委會工作以及教授會制度的確立不無關係。西南聯大的教授會，比起清華時期來，許可權有所縮減，基本上屬於諮詢機構；但在處理突發事件的關鍵時刻，教授會挺身而出，支持學生爭取民主運動，作用非同小可。
世人之所以喜歡從三位校長說起，除了這樣“講故事”線索簡單，效果很好，我懷疑還有“官本位”的潛在影響。查閱大量檔案公文、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散文小說等，逐漸展開五彩繽紛的歷史場景，你會發現，戰爭中西南聯大之所以波瀾不驚、弦歌不輟，教授起關鍵性作用。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三位校長：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所謂“教授治校”，乃基於對學術共同體的信任。西南聯大教授大都是留學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學術理念，故能真誠合作。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的《聯大八年》（1946），其“聯大教授”部分有一類似“小引”的插頁，稱：
聯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歐陸，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五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三位留英外，皆為留美。
一所大學的教授，留學生占86%（留美學生占55%），這種學術背景的高度同質，在那個特定時代，使得教授們容易就某些重大問題達成共識，減少不必要的內部紛爭。而環境的艱難，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間很容易溝通。
比起教授之合作無間，更重要的是師生關係十分融洽。聯大西遷昆明後，1938年春曾在蒙自設文法學院，負責籌備的鄭天挺教授日後回憶：“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開端。同學初到蒙自時，我每次都親到車站迎接，悉心照料，協助幫運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
我曾引用馮友蘭1948年撰寫的《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談及那個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關鍵在於：“教授學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把這段話略為引申—放長視野，九年聯大，最讓後來者懷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師生“打成一片”，一起經歷苦難，一起探索學問，因而，“又嚴肅，又快活”。這一狀態，在我看來，既學術，也精神，乃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
西南聯大中文系畢業生合影
這種師生親密無間，除了中國書院傳統，某種程度上也是戰時經濟困難以及生活空間縮小造成的。著名史學家、當年聯大歷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當時‘聯大人’的日常活動半徑不會超過25或30分鐘的步行，生活空間如此急劇的緊縮是造成聯大高度‘我群’意識的有力因素”；“從1941和1942年起，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逐漸使一貫為民主自由奮鬥的聯大，變成一個幾乎沒有‘身份架子’，相當‘平等’、風雨同舟、互相關懷的高知社群。”
而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當年聯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憶文章中稱：“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瞭解。離開昆明後，我也交過一些別的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
《聯大八年》
主編:西南聯大《除夕副刊》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
事隔多年，追憶逝水年華，難免夾雜個人感情☆禁☆色彩。可對照當初的歷史資料，不難發現，聯大師生關係確實非同一般。《聯大八年》中，“聯大教授”的“小引”稱：“這裡收集到的關於教授報導的文字在我們是沒有什麼標準的。這中間差不多是每位同學描寫他熟識的先生”，至於那些只開列教授履歷，或者炫耀其官銜的，“我們也就只有從略”了。除了《聞一多先生死難經過》《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演講》《聞一多先生事略》，接下來就是總共33頁篇幅的《教授介紹》。作者採用“剪影”手法，雖只聊聊數語，卻相當傳神。這裡引述若干則，以見當年學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學心理系主任湯用彤：
“湯先生歲數並不太高，頭髮卻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擔之下，湯先生遠在1942年就賣去了皮氅，家裡經常吃稀飯過活。然而對同學仍然教誨不倦，而且面色毫無憂容。講起書來毫不使人乏味。”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
“教書有條不紊，同學認為雷先生寫黑板都是有計劃的。雷先生的腦筋是超級冷靜的，只有在這次東北問題中是僅有例外，講得來老淚橫流。雷先生常為《中央日報》寫點星期論文，以彌補日常費用。”
歷史系教授劉崇鋐：
“劉先生熱忱愛國，昆明有什麼關於政局的講演，是他常去聽的。前次知識青年從軍，劉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營。可是後來在歡迎從軍同學返昆席上，劉先生致詞，當他說到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去。”
化學系主任曾昭掄喜歡寫時評，且從事民主運動：
“他很能和同學接近，同學舉辦的各種活動，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請，這一點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貫徹始終’的跟同學一道吃，玩，鬧。……曾先生不修邊幅，有時一隻腳穿襪，另外一隻卻沒有。衣服的扭（紐）扣老是不齊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腳上。有一次，曾師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來了，曾先生同曾師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
“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學者，想來是大家所熟知的了。遠在三十三年冬，張先生就指出國民黨一党專政和蔣主席個人獨裁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張先生對同學非常親近和藹，你可以一直坐在張先生家裡談上三四個鐘頭。張先生是胡適先生的好朋友，遠在‘一二·九’時候，他曾經以《晉察不應以特殊自居》為題而使《獨立評論》封閉。”
物理學教授王竹溪：
“據我粗粗的觀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虛心而又興趣寬廣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開高等幾何一課時，王先生幾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細心諦聽；而且還勇於發問，頗有西洋人的作風。此外王先生對中國文字很有興趣，為了中國辭書的部首太多翻閱不便，王先生正在編訂一部部首非常簡單的字典。去年時見他在唐蘭先生的《說文解字》課上旁聽，大概就是為的這個罷。”
教務長、社會系主任潘光旦：
“潘先生是社會學家同時是優生學家，常在優生學班上談起自己站在國民的立場也算盡了一己之責，因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歡送畢業同學會上常勸大家努力解決婚姻問題……潘先生自己承認有演講癮，的確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講起來，如黃河長江滔滔不絕，而所講的又是層次清楚有條不紊。”
文學院院長馮友蘭：
“根據馮先生最近幾年的行動，有很多人以為馮先生由‘風流’而轉變為‘現實’，由‘為無為’而轉變到‘有有為’了。假若太虛是‘政治和尚’，那麼馮先生可以稱為‘政治哲學家’了。”
算學系主任楊武之：
“為人忠厚老誠，對同學異常和善。上課的時候，頗愛講一點共產黨教人放火的大道理。”
社會系教授費孝通：
“跟同學關係很合得來，打球開會常跟同學們在一道。……費先生寫的論文有散文小說的筆調，看起來毫不使人厭倦。”
因為是小品文字，對於這102位教授的介紹，不太涉及各自的專門學問，關注點有三：一是演講口才，二是對待同學的態度，三為介入社會的熱情。尤其是談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講課效果。羅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聞一多：“他的課最叫座，沒有一門課不擠擁”；唐蘭：“唐先生的課以前很叫座，現在卻不行了”；羅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話，聽起來稍使人感覺有點‘油滑’”。這種三言兩語的“評點”，有很大的隨意性，不能當“學術鑒定”看待；但從行文風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視角，甚至還略帶調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師生關係，此前此後都難得一見。
“應叫青史有專篇”
原聯大經濟學系主任陳岱孫為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作序，稱：“我們聯大師生是否常有這種遺憾：西南聯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聯大的實體已不復存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實，正因為西南聯大早已結束，才更值得後人追懷。就好像清華國學院、無錫國專、延安魯藝、燕京大學，以及香港的新亞書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學，因為過早“凋謝”，所以格外淒美。
倘若西南聯大不解散，一直延續到今天，評價肯定沒有這麼高。再好的大學，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歷史深處的西南聯大，冰清玉潔，白璧無瑕。我們都只記得其風姿綽約，熱心談論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閱1946年聯大學生編印的《聯大八年》，你會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評與抱怨；幾十年後，這些老學生若撰寫回憶錄，必定是滿口讚揚之聲。我曾認真翻閱北大歷年“紀念冊”，得出一個結論：凡在校生編的，大都是批評意見；凡老校友編的，大都是溫馨回憶。兩種感覺都是真實的，最好是對照閱讀，方能見其真面目與真性情。
當然，西南聯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歸終，這個故事實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後來又“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借用宗璞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起承轉合之間，有充分的戲劇性，但又未見抹不去的陰影。那些被迫關閉的大學，當事人壯志未酬，深感壓抑；而西南聯大則是以勝利者的姿態，主動解散，班師回朝，故壯志多而悲情少。
“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
作者：宗璞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4月
另外，西南聯大的歷史及精神遺產為三校師生所共有，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學。這樣，今天的北大人、清華人、南開人，無論如何吹捧西南聯大，都不會被世人譏諷。陳岱孫曾感歎：“我們有的時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聯大的歷史神話化了？”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憶為主導，加上當地政府的大力策應，必定偏於溢美。更何況，今人之談論西南聯大，某種程度上是將其作為一面鏡子，來觀照今天的中國大學。因此，不僅僅是懷舊，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到底該往哪兒走。在這個意義上，聯大校友發起的對於聯大歷史的搶救，既寄託了他們的個人情懷，也日漸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
……
西南聯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學，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都能有精彩的發現。讀文學的常說，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談論中國大學，自然也不例外。面對日漸被“神話”的西南聯大，我的態度頗為騎牆：既欣喜，又惶惑。沒錯，作為戰時中國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取得如此業績，實在讓人振奮。可我擔心，一次次充滿激情與想像力的“述說”，是否會熨平無數“傷疤”與“皺痕”，將九年艱苦卓絕的“聯大”之路，化簡為一個個激動人心的勵志故事？但願這只是我多慮。
”《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
作者：浦江清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11月
瞭解這些，你才能理解，為何前西南聯大經濟學系教授、系主任陳岱孫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撰寫序言，會特別表彰聯大師生“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以及“對國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在他看來，正是這兩點，“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對敬業、求知的追求”，而“這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我曾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提及：“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戰時須作平時看”
當國家處在危急關頭，各大學的教授及學生如何盡到一個國民的責任、為抗戰做貢獻？這不僅是個人選擇，還牽涉大後方諸多大學的辦學方向，以及無數師生的教學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針是“戰時須作平時看”，課程設置略為調整，以適應戰爭需要，“但一切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其主旨”。1939年3月4日，蔣介石在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上講話，進一步明確戰時教育的大政方針：“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爭，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
國民政府的這一重大決策，得到大學校長及教授們的支持。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於1941年6月的《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
當我們初來的時候，學生受外間不成熟輿論的影響，常有要求改變課程，受所謂戰時教育的聲浪。那時候他們心目中以為有一種短期速成的教育，像“萬應靈丹”一樣，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懇切的告訴他們，說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學教育裡面，絕無“王者之路”（捷徑），何況大家不是王者。學問是謹嚴的，是有步驟的。一種學問學好了，平時可用，戰時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們能不能“一隅三反”。戰時教育，只須把平時教育加緊，更須加重軍事體育的訓練，加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就可以了。
抗戰八年間，向西南內遷、堅持辦學的大學遠不止西南聯大，而有幾十所之多。這些大學和師生們在戰火中的堅持，既為國家培養了人才、延續了文化命脈，也彰顯了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圖為抗戰期間遷至重慶的中央大學。
即便是思想激進的聯大中文系教授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也談及，當校園裡爭執如何實行“戰時教育”時：“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的不壞。”
基於中國人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學問”的敬重，國民政府一方面調整總體佈局，在協助眾多沿海教育機關遷往西南的同時，特意搬遷了一些學校到西北（設立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師範學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擴充理、工、農、醫等院校（科系），以適應戰爭對國防建設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開設若干配合抗戰的課程，但堅持不降低教育水準，拒絕將大學改造成應急的培訓學校，此舉對於保存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起很大作用，應給予充分肯定。
正因為政府及學界有此共識，抗戰中中國大學的整體水準沒有下降，很多專業領域甚至有明顯的提升。如西南聯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這裡不準備仔細清理教授們“學術參戰”的決心與能力，只想從“心態史”角度，談論教授們著述時的心情——南渡的悲憤，北歸的願望，艱難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滲透到具體的著述中去。
1941年，由西南聯大曾昭掄教授率領的“西康科學考察團”師生，從昆明出發橫渡金沙江，經西昌，越大涼山，進入彝族區，對沿途礦產資源、交通情況進行普查和核實。後來成為攀枝花礦區開採時的重要資料。圖為西康科學考察團全體成員合影。
在1946年刊行的《聯大八年》中，有費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寫作：“跑警報已經成了日常的課程。經驗豐富之後，很能從容應對。……我在這些日子，把翻譯《人文類型》排成早課。因為翻譯不需要有系統的思索，斷續隨意，很適合於警報頻煩時期的工作。”
至於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在躲避空襲的間隙，陸續寫成日後成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書的原稿是英文，據說是因為防空洞裡既無桌椅，又無燈光，用英文寫作，“可以閉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畫下去”。
作為後來者，我們往往只看見著述，而未能真切體會前輩那“壓在紙背的心情”。馮友蘭曾提及聯大教授為何埋頭著述：
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洩。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
《西南聯大行思錄》
作者:張曼菱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6月
至於謙謙君子湯用彤的講課，同樣蘊涵著時代的憂憤：“湯先生也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內心隱藏著對專制腐敗統治的極度不滿，但卻與感時憂世低徊吟詠的詩人不同，有哲人的氣質，寓悲憤於超逸之中。這一點，在講授魏晉玄學一課中不時流露出來。對於魏晉的哲學思想體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賞僧肇。但對當時社會的實際影響，他卻強調阮籍、嵇康，指出他們才是魏晉名士風流的代表人物。”
關於聯大師生為何格外關注中古時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過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餘韻，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當與此‘天時’‘地利’不無關聯。”可以這麼說，所學專業有別，可那個時代的聯大師生，全都是“有情懷的”。
“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
世人談及聲名顯赫的西南聯大，喜歡從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常委）入手。其實，三人中長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貽琦，而梅發揮的作用也沒有想像的那麼大。閱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合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會的權力與決策之果斷。
三校聯合，取北大的相容並包（學術自由）、清華的教授治校（嚴格要求）以及南開的應用實幹（堅韌不拔），合成一種新的聯大校風。而在制度建設方面，清華貢獻最大。西南聯大決策和管理之相對民主，與梅貽琦長期主持常委會工作以及教授會制度的確立不無關係。西南聯大的教授會，比起清華時期來，許可權有所縮減，基本上屬於諮詢機構；但在處理突發事件的關鍵時刻，教授會挺身而出，支持學生爭取民主運動，作用非同小可。
世人之所以喜歡從三位校長說起，除了這樣“講故事”線索簡單，效果很好，我懷疑還有“官本位”的潛在影響。查閱大量檔案公文、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散文小說等，逐漸展開五彩繽紛的歷史場景，你會發現，戰爭中西南聯大之所以波瀾不驚、弦歌不輟，教授起關鍵性作用。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三位校長：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所謂“教授治校”，乃基於對學術共同體的信任。西南聯大教授大都是留學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學術理念，故能真誠合作。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的《聯大八年》（1946），其“聯大教授”部分有一類似“小引”的插頁，稱：
聯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歐陸，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五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三位留英外，皆為留美。
一所大學的教授，留學生占86%（留美學生占55%），這種學術背景的高度同質，在那個特定時代，使得教授們容易就某些重大問題達成共識，減少不必要的內部紛爭。而環境的艱難，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間很容易溝通。
比起教授之合作無間，更重要的是師生關係十分融洽。聯大西遷昆明後，1938年春曾在蒙自設文法學院，負責籌備的鄭天挺教授日後回憶：“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開端。同學初到蒙自時，我每次都親到車站迎接，悉心照料，協助幫運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
我曾引用馮友蘭1948年撰寫的《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談及那個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關鍵在於：“教授學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把這段話略為引申—放長視野，九年聯大，最讓後來者懷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師生“打成一片”，一起經歷苦難，一起探索學問，因而，“又嚴肅，又快活”。這一狀態，在我看來，既學術，也精神，乃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
西南聯大中文系畢業生合影
這種師生親密無間，除了中國書院傳統，某種程度上也是戰時經濟困難以及生活空間縮小造成的。著名史學家、當年聯大歷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當時‘聯大人’的日常活動半徑不會超過25或30分鐘的步行，生活空間如此急劇的緊縮是造成聯大高度‘我群’意識的有力因素”；“從1941和1942年起，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逐漸使一貫為民主自由奮鬥的聯大，變成一個幾乎沒有‘身份架子’，相當‘平等’、風雨同舟、互相關懷的高知社群。”
而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當年聯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憶文章中稱：“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瞭解。離開昆明後，我也交過一些別的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
《聯大八年》
主編:西南聯大《除夕副刊》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
事隔多年，追憶逝水年華，難免夾雜個人感情☆禁☆色彩。可對照當初的歷史資料，不難發現，聯大師生關係確實非同一般。《聯大八年》中，“聯大教授”的“小引”稱：“這裡收集到的關於教授報導的文字在我們是沒有什麼標準的。這中間差不多是每位同學描寫他熟識的先生”，至於那些只開列教授履歷，或者炫耀其官銜的，“我們也就只有從略”了。除了《聞一多先生死難經過》《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演講》《聞一多先生事略》，接下來就是總共33頁篇幅的《教授介紹》。作者採用“剪影”手法，雖只聊聊數語，卻相當傳神。這裡引述若干則，以見當年學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學心理系主任湯用彤：
“湯先生歲數並不太高，頭髮卻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擔之下，湯先生遠在1942年就賣去了皮氅，家裡經常吃稀飯過活。然而對同學仍然教誨不倦，而且面色毫無憂容。講起書來毫不使人乏味。”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
“教書有條不紊，同學認為雷先生寫黑板都是有計劃的。雷先生的腦筋是超級冷靜的，只有在這次東北問題中是僅有例外，講得來老淚橫流。雷先生常為《中央日報》寫點星期論文，以彌補日常費用。”
歷史系教授劉崇鋐：
“劉先生熱忱愛國，昆明有什麼關於政局的講演，是他常去聽的。前次知識青年從軍，劉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營。可是後來在歡迎從軍同學返昆席上，劉先生致詞，當他說到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去。”
化學系主任曾昭掄喜歡寫時評，且從事民主運動：
“他很能和同學接近，同學舉辦的各種活動，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請，這一點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貫徹始終’的跟同學一道吃，玩，鬧。……曾先生不修邊幅，有時一隻腳穿襪，另外一隻卻沒有。衣服的扭（紐）扣老是不齊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腳上。有一次，曾師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來了，曾先生同曾師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
“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學者，想來是大家所熟知的了。遠在三十三年冬，張先生就指出國民黨一党專政和蔣主席個人獨裁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張先生對同學非常親近和藹，你可以一直坐在張先生家裡談上三四個鐘頭。張先生是胡適先生的好朋友，遠在‘一二·九’時候，他曾經以《晉察不應以特殊自居》為題而使《獨立評論》封閉。”
物理學教授王竹溪：
“據我粗粗的觀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虛心而又興趣寬廣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開高等幾何一課時，王先生幾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細心諦聽；而且還勇於發問，頗有西洋人的作風。此外王先生對中國文字很有興趣，為了中國辭書的部首太多翻閱不便，王先生正在編訂一部部首非常簡單的字典。去年時見他在唐蘭先生的《說文解字》課上旁聽，大概就是為的這個罷。”
教務長、社會系主任潘光旦：
“潘先生是社會學家同時是優生學家，常在優生學班上談起自己站在國民的立場也算盡了一己之責，因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歡送畢業同學會上常勸大家努力解決婚姻問題……潘先生自己承認有演講癮，的確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講起來，如黃河長江滔滔不絕，而所講的又是層次清楚有條不紊。”
文學院院長馮友蘭：
“根據馮先生最近幾年的行動，有很多人以為馮先生由‘風流’而轉變為‘現實’，由‘為無為’而轉變到‘有有為’了。假若太虛是‘政治和尚’，那麼馮先生可以稱為‘政治哲學家’了。”
算學系主任楊武之：
“為人忠厚老誠，對同學異常和善。上課的時候，頗愛講一點共產黨教人放火的大道理。”
社會系教授費孝通：
“跟同學關係很合得來，打球開會常跟同學們在一道。……費先生寫的論文有散文小說的筆調，看起來毫不使人厭倦。”
因為是小品文字，對於這102位教授的介紹，不太涉及各自的專門學問，關注點有三：一是演講口才，二是對待同學的態度，三為介入社會的熱情。尤其是談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講課效果。羅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聞一多：“他的課最叫座，沒有一門課不擠擁”；唐蘭：“唐先生的課以前很叫座，現在卻不行了”；羅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話，聽起來稍使人感覺有點‘油滑’”。這種三言兩語的“評點”，有很大的隨意性，不能當“學術鑒定”看待；但從行文風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視角，甚至還略帶調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師生關係，此前此後都難得一見。
“應叫青史有專篇”
原聯大經濟學系主任陳岱孫為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作序，稱：“我們聯大師生是否常有這種遺憾：西南聯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聯大的實體已不復存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實，正因為西南聯大早已結束，才更值得後人追懷。就好像清華國學院、無錫國專、延安魯藝、燕京大學，以及香港的新亞書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學，因為過早“凋謝”，所以格外淒美。
倘若西南聯大不解散，一直延續到今天，評價肯定沒有這麼高。再好的大學，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歷史深處的西南聯大，冰清玉潔，白璧無瑕。我們都只記得其風姿綽約，熱心談論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閱1946年聯大學生編印的《聯大八年》，你會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評與抱怨；幾十年後，這些老學生若撰寫回憶錄，必定是滿口讚揚之聲。我曾認真翻閱北大歷年“紀念冊”，得出一個結論：凡在校生編的，大都是批評意見；凡老校友編的，大都是溫馨回憶。兩種感覺都是真實的，最好是對照閱讀，方能見其真面目與真性情。
當然，西南聯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歸終，這個故事實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後來又“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借用宗璞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起承轉合之間，有充分的戲劇性，但又未見抹不去的陰影。那些被迫關閉的大學，當事人壯志未酬，深感壓抑；而西南聯大則是以勝利者的姿態，主動解散，班師回朝，故壯志多而悲情少。
“野葫蘆引”第二卷：《東藏記》
作者：宗璞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4月
另外，西南聯大的歷史及精神遺產為三校師生所共有，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學。這樣，今天的北大人、清華人、南開人，無論如何吹捧西南聯大，都不會被世人譏諷。陳岱孫曾感歎：“我們有的時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聯大的歷史神話化了？”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憶為主導，加上當地政府的大力策應，必定偏於溢美。更何況，今人之談論西南聯大，某種程度上是將其作為一面鏡子，來觀照今天的中國大學。因此，不僅僅是懷舊，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到底該往哪兒走。在這個意義上，聯大校友發起的對於聯大歷史的搶救，既寄託了他們的個人情懷，也日漸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
……
西南聯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學，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都能有精彩的發現。讀文學的常說，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談論中國大學，自然也不例外。面對日漸被“神話”的西南聯大，我的態度頗為騎牆：既欣喜，又惶惑。沒錯，作為戰時中國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取得如此業績，實在讓人振奮。可我擔心，一次次充滿激情與想像力的“述說”，是否會熨平無數“傷疤”與“皺痕”，將九年艱苦卓絕的“聯大”之路，化簡為一個個激動人心的勵志故事？但願這只是我多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