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共創值得用靈魂擁抱的新時代 大視野
作者：秦朔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33篇原創首發文章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運。
AI與新零售，藍籌歸來與泡沫消散，鄙視鏈與保溫杯，懟與虐，剁手黨與商品房限購，戰狼與芳華，寒風中回鄉的民工與佛系裡的吃雞玩家，當這一切隨著2017而去，或者在2018延續，你會有什麼傷懷，又有什麼祝願？
12月26日上午，深圳蛇口的改革開放博物館開館。下午，慶祝招商局創立145周年大會舉行。
我在蛇口看了一整天。我想到的，
145年前的12月23日，李鴻章寫了《試辦招商輪船折》，上奏清廷。三天后，同治皇帝准奏，標誌著中國近代公司制企業的誕生。
在李鴻章等洋務派看來，“中國積弱由於患貧”，“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欲自強必先裕餉源，欲浚餉源，莫如振商務”。而要興辦商務，就要“言利求富”，“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李鴻章特別指出，
中國歷史上有一種很荒唐的現象，就是皇上享盡四海，大臣多有貪污，可一旦要興商，要言利，要富民，就會被看成不倫不類。即使李鴻章意識到“富在民生”的重要性，也還是採取“官督商辦”，把官利看得遠高於民利。他曾說：“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擔心民營資本做大後，
作為對比來看美國。在李鴻章辦洋務差不多100年前，1776年的《獨立宣言》把“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視為造物主賦予的“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1787年的《美國憲法》，用政治學家比爾德的評價，實質是一份經濟檔，“它以如下概念為基礎：財產的基本權利置於政府利益以及普羅大眾的流行道德之前”。
新大陸因何繁榮？舊帝國因何衰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財產權能不能不被政府利益和流行觀念隨便侵犯。歷史上的對照令人深思。
百年滄桑，鬥轉星移，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又到了“非改革不能圖存”的時刻。這一次，改革開放，讓“言利求富”變成中國主旋律。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人們不再恥於言利，甚至說“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而這句風靡一時的口號究竟是怎麼來的呢？是袁庚到香港擔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後，做第一單生意，買樓，首期要交訂金2000萬，約好星期五下午兩點到律師樓把支票給賣家。簽完合同，拿出支票，賣家的兩個職員跑步下樓，路邊的汽車都沒熄火，快速趕往銀行。第二天是週六，銀行關門，如果不能把錢存進去，就會少得三天利息。袁庚一下子悟到，時間就是分秒必爭的金錢。
袁庚說過，蛇口的發展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變革開始的。當人的自由創造權利和財產權益被尊重、被保護、被激發，儘管不完整，中國就開始一飛沖天。
四十年過去。新時代新起點，將向何處去？
毫無疑問，從貧窮到富強還是主旋律。中國人均GDP還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分之一，發展還不充分，也不平衡。
但顯然，新時代不是過去的簡單延伸，而意味著新的超越。
第一個超越，是從增長到發展。從不計成本、不顧代價、甚至不擇手段的增長，轉向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第二個超越，是從他我到自我。是建立更加成熟、更加獨立、更加清晰、更加理智的自我意識。
關於第一個超越，我在《失去初心，我們可能什麼都不是》一文中，簡述過美國從鍍金時代到進步時代的歷史。關於第二個超越，也先看看美國的情況。19世紀最後幾十年，美國在加速工業化、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進程中，也出現了重新審視自己、重新定義自己、重新看待自己和世界關係的新思潮。
畢業于海軍軍官學校、當過海軍學院院長的馬漢（1840—1914），1890年出版了《海權論》。他認為，海上商業對國家財富及實力影響深遠，海權不僅包括強大的海軍，還包括商船隊、海外殖民地和軍事基地等等。“海權論”反映了美國準備從內陸擴張轉向海洋擴張的雄心。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逐步建起海外殖民體系，集陸上帝國與海上帝國於一身。到1908年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卸任時，美國的海軍實力已僅次於英國。
人類學家摩爾根（1818-1881），1873年出版了《古代社會》。他將人類文化的進化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階段，區分的標誌則是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發明。人類社會進步與生產技術發展相聯繫，摩爾根的這一觀點顯然呼應了美國源源不斷的發明與創新。
哲學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0），1907年出版了《實用主義》。他主張真理要通過結果來檢驗，“思想的真”不是一種靜止的特性，而是“通過種種事件而被造成為真”。
詩人惠特曼（1819-1892），1855年出版了《草葉集》第一版，1891年出版了最後一版。他把草葉這種最普遍、最具有生命力的東西看作美國的象徵，並用自由詩的體例謳歌“民主的大地”——
那裡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的主人，那裡總統、市長、州長只是有報酬的受雇用人，那裡孩子們被教育著自己管理自己，並自己依靠自己，那裡事件總是平靜地解決，那裡對心靈的探索受到鼓勵。
文學語言學家門肯(1880-1956)，1919年主編出版了《美國語言》，宣佈“英國本土的英語與美國人講的英語，無論在遣詞造句上，在成語的含意與使用習慣上，乃至在通常談話的語法結構方面，都存在著明顯差別”,有人稱之為美國語言的“獨立宣言”。
特納（1861-1932），1893年提出了“邊疆假說”，認為一部美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大西部的拓殖史。他寫道：“起初邊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說起來，它是歐洲的邊疆。向西移動這個邊疆才越來越成為美國的邊疆。……邊疆不斷地向西部推進就意味著逐漸離開歐洲的影響，逐漸增加美國獨有的特點。”他說，“在美國的開拓中，我們看到歐洲生活方式如何打進這個大陸，也看到美國如何改變和發展了這種生活方式，反過來又影響了歐洲”。
……
美國1776年獨立，1787年通過憲法，1789年華盛頓成為首任總統，但大半個世紀後，基於實力的壯大和在世界的崛起，美國才在精神上真正“脫英”“脫歐”，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比較完整的美國意識，從此開始以擴張性的姿態走向世界。浪漫主義散文家愛默生說：“這裡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我們要求有我們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法條和自己的宗教。”他斷言，美國“對外國學識的漫長的學徒時期”即將告終，“千萬民眾絕不能永遠靠外國宴席上的殘羹剩菜來餵養”。
回顧這段美國歷史，不難看出，一個大國在經濟崛起之後，必定“為自己立法”，從使用他人的角度和語言來刻畫自己，到用自己的體驗和語言刻畫自己。到這個時候，國家的頭腦、靈魂才和已經強大起來的軀體真正對應。
中國正處在一個半世紀現代化的最壯麗的進程中，正走在新發展理念和新自我意識的道路上。
2013年，我寫過《重新想像中國：現代性與主體性的交融》，提出中國既需要堅持“現代性”，也就是支撐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深層次價值理念，也需要保持“主體性”，也就是強調獨立思考，運用自己的理智，展開能動性實踐，構建自身和世界的關係。
與現代性相對立、相排斥的主體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獨尊的傳統裡，而不能體現出主體意識、不經自己消化咀嚼的現代性，很容易走到鸚鵡學舌、機械照搬的路徑上。而無論現代性還是主體性的探索，都要以人的解放、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為依歸，都要依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勇敢實踐來真實呈現。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仁者愛人、道不遠人的價值觀也是高度吻合的。
當我站在招商蛇口的郵輪碼頭遠眺大海，我突然意識到，天佑華夏，讓中國的改革開放肇始于這個現代海洋文明與堅韌的大陸胸襟相匯合的地方，這是怎樣一種神秘的啟示啊！
四十而不惑的中國理應有更為遠大的前程，雖然她面對的挑戰一點也不少。無論實現哪一種超越，都來不得半點懈怠和滿足。
在改革開放新的四十年來臨之際，讓我們聽一下美國進步運動的代表人物、時任紐約州州長的希歐多爾•羅斯福1899年一次演講中，對中國的評價——
“我們這一代人不必完成先輩所面臨的那種任務（注：指林肯總統維護聯邦、解放奴隸的選擇），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任務，要是我們沒能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就要遭到不幸。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我們肉體暫時的欲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發現中國今天已經發生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它好戰、愛冒險的民族的進攻面前是肯定要衰敗的。
“我想告訴諸位，我的同胞，我們國家呼喚的不是苟且偷安，而是艱苦奮鬥。20世紀即將來臨，列強命運風雨飄搖。如果我們袖手旁觀，如果好吃懶做、苟且偷安，如果在命運的關鍵時刻臨陣退縮、放棄自己所珍視的事物，那麼，其他更勇猛、更強大的民族就會超越我們，贏得世界的統治權。因此，讓我們直面人生苦難，堅定而有尊嚴地履行職責；言行舉止不偏不倚；誠懇而勇敢，為了實現更高理想而埋頭苦幹。最重要的一點，不論精神上或肉體上的挫折，讓我們不畏艱辛，縱橫四海，通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最終真正實現民族偉業。”
上個世紀引領全球的美國夢，就是在類似這樣的號召和奮鬥中實現的。曾幾何時，在美國人心目中，中國一直是一個警示性的負面樣本。
歷經幾代人的浴血奮鬥和自強不息，21世紀的中國夢，一個值得用靈魂擁抱的新時代，正越來越近。與此同時，她也在發出叩問：希望和夢想在你們肩上，可是你們有肩膀嗎？！
參考文獻：何順果著《美國歷史十五講》。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而這句風靡一時的口號究竟是怎麼來的呢？是袁庚到香港擔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後，做第一單生意，買樓，首期要交訂金2000萬，約好星期五下午兩點到律師樓把支票給賣家。簽完合同，拿出支票，賣家的兩個職員跑步下樓，路邊的汽車都沒熄火，快速趕往銀行。第二天是週六，銀行關門，如果不能把錢存進去，就會少得三天利息。袁庚一下子悟到，時間就是分秒必爭的金錢。
袁庚說過，蛇口的發展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變革開始的。當人的自由創造權利和財產權益被尊重、被保護、被激發，儘管不完整，中國就開始一飛沖天。
四十年過去。新時代新起點，將向何處去？
毫無疑問，從貧窮到富強還是主旋律。中國人均GDP還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分之一，發展還不充分，也不平衡。
但顯然，新時代不是過去的簡單延伸，而意味著新的超越。
第一個超越，是從增長到發展。從不計成本、不顧代價、甚至不擇手段的增長，轉向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第二個超越，是從他我到自我。是建立更加成熟、更加獨立、更加清晰、更加理智的自我意識。
關於第一個超越，我在《失去初心，我們可能什麼都不是》一文中，簡述過美國從鍍金時代到進步時代的歷史。關於第二個超越，也先看看美國的情況。19世紀最後幾十年，美國在加速工業化、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進程中，也出現了重新審視自己、重新定義自己、重新看待自己和世界關係的新思潮。
畢業于海軍軍官學校、當過海軍學院院長的馬漢（1840—1914），1890年出版了《海權論》。他認為，海上商業對國家財富及實力影響深遠，海權不僅包括強大的海軍，還包括商船隊、海外殖民地和軍事基地等等。“海權論”反映了美國準備從內陸擴張轉向海洋擴張的雄心。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逐步建起海外殖民體系，集陸上帝國與海上帝國於一身。到1908年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卸任時，美國的海軍實力已僅次於英國。
人類學家摩爾根（1818-1881），1873年出版了《古代社會》。他將人類文化的進化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階段，區分的標誌則是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發明。人類社會進步與生產技術發展相聯繫，摩爾根的這一觀點顯然呼應了美國源源不斷的發明與創新。
哲學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0），1907年出版了《實用主義》。他主張真理要通過結果來檢驗，“思想的真”不是一種靜止的特性，而是“通過種種事件而被造成為真”。
詩人惠特曼（1819-1892），1855年出版了《草葉集》第一版，1891年出版了最後一版。他把草葉這種最普遍、最具有生命力的東西看作美國的象徵，並用自由詩的體例謳歌“民主的大地”——
那裡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的主人，那裡總統、市長、州長只是有報酬的受雇用人，那裡孩子們被教育著自己管理自己，並自己依靠自己，那裡事件總是平靜地解決，那裡對心靈的探索受到鼓勵。
文學語言學家門肯(1880-1956)，1919年主編出版了《美國語言》，宣佈“英國本土的英語與美國人講的英語，無論在遣詞造句上，在成語的含意與使用習慣上，乃至在通常談話的語法結構方面，都存在著明顯差別”,有人稱之為美國語言的“獨立宣言”。
特納（1861-1932），1893年提出了“邊疆假說”，認為一部美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大西部的拓殖史。他寫道：“起初邊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說起來，它是歐洲的邊疆。向西移動這個邊疆才越來越成為美國的邊疆。……邊疆不斷地向西部推進就意味著逐漸離開歐洲的影響，逐漸增加美國獨有的特點。”他說，“在美國的開拓中，我們看到歐洲生活方式如何打進這個大陸，也看到美國如何改變和發展了這種生活方式，反過來又影響了歐洲”。
……
美國1776年獨立，1787年通過憲法，1789年華盛頓成為首任總統，但大半個世紀後，基於實力的壯大和在世界的崛起，美國才在精神上真正“脫英”“脫歐”，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比較完整的美國意識，從此開始以擴張性的姿態走向世界。浪漫主義散文家愛默生說：“這裡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我們要求有我們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法條和自己的宗教。”他斷言，美國“對外國學識的漫長的學徒時期”即將告終，“千萬民眾絕不能永遠靠外國宴席上的殘羹剩菜來餵養”。
回顧這段美國歷史，不難看出，一個大國在經濟崛起之後，必定“為自己立法”，從使用他人的角度和語言來刻畫自己，到用自己的體驗和語言刻畫自己。到這個時候，國家的頭腦、靈魂才和已經強大起來的軀體真正對應。
中國正處在一個半世紀現代化的最壯麗的進程中，正走在新發展理念和新自我意識的道路上。
2013年，我寫過《重新想像中國：現代性與主體性的交融》，提出中國既需要堅持“現代性”，也就是支撐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深層次價值理念，也需要保持“主體性”，也就是強調獨立思考，運用自己的理智，展開能動性實踐，構建自身和世界的關係。
與現代性相對立、相排斥的主體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獨尊的傳統裡，而不能體現出主體意識、不經自己消化咀嚼的現代性，很容易走到鸚鵡學舌、機械照搬的路徑上。而無論現代性還是主體性的探索，都要以人的解放、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為依歸，都要依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勇敢實踐來真實呈現。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仁者愛人、道不遠人的價值觀也是高度吻合的。
當我站在招商蛇口的郵輪碼頭遠眺大海，我突然意識到，天佑華夏，讓中國的改革開放肇始于這個現代海洋文明與堅韌的大陸胸襟相匯合的地方，這是怎樣一種神秘的啟示啊！
四十而不惑的中國理應有更為遠大的前程，雖然她面對的挑戰一點也不少。無論實現哪一種超越，都來不得半點懈怠和滿足。
在改革開放新的四十年來臨之際，讓我們聽一下美國進步運動的代表人物、時任紐約州州長的希歐多爾•羅斯福1899年一次演講中，對中國的評價——
“我們這一代人不必完成先輩所面臨的那種任務（注：指林肯總統維護聯邦、解放奴隸的選擇），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任務，要是我們沒能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就要遭到不幸。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我們肉體暫時的欲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發現中國今天已經發生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它好戰、愛冒險的民族的進攻面前是肯定要衰敗的。
“我想告訴諸位，我的同胞，我們國家呼喚的不是苟且偷安，而是艱苦奮鬥。20世紀即將來臨，列強命運風雨飄搖。如果我們袖手旁觀，如果好吃懶做、苟且偷安，如果在命運的關鍵時刻臨陣退縮、放棄自己所珍視的事物，那麼，其他更勇猛、更強大的民族就會超越我們，贏得世界的統治權。因此，讓我們直面人生苦難，堅定而有尊嚴地履行職責；言行舉止不偏不倚；誠懇而勇敢，為了實現更高理想而埋頭苦幹。最重要的一點，不論精神上或肉體上的挫折，讓我們不畏艱辛，縱橫四海，通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最終真正實現民族偉業。”
上個世紀引領全球的美國夢，就是在類似這樣的號召和奮鬥中實現的。曾幾何時，在美國人心目中，中國一直是一個警示性的負面樣本。
歷經幾代人的浴血奮鬥和自強不息，21世紀的中國夢，一個值得用靈魂擁抱的新時代，正越來越近。與此同時，她也在發出叩問：希望和夢想在你們肩上，可是你們有肩膀嗎？！
參考文獻：何順果著《美國歷史十五講》。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