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人性得以多維展現
肯·福萊特“世紀三部曲”之《世界的凜冬》
■寶木笑/文
書評
“肯·福萊特是極為克制的,他有自己的“代入原則”,即虛構人物只能起到見證的作用,而不能成為左右歷史的實質力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金庸最終選擇了浪漫,而肯選擇了現實。”
“很多作家只寫能取悅他們自己的東西,並模模糊糊地希望這也能取悅別人。
——肯·福萊特
肯·福萊特在歐美, 就相當於金庸在中國
當一位作家被稱為“現象級作家”的那一刻,他註定將背負更多的文學使命。熟悉中國文學的西方文學批評者們喜歡這樣說:“肯·福萊特在歐美,就相當於金庸在中國。
這位愛倫·坡終身大師獎得主的20部小說,已被譯成33國語言,累計總銷量超1.5億冊,特別是他的歷史小說《巨人的隕落》曾18次登上10國暢銷小說排行榜榜首,就作品的傳播和市場來看,肯·福萊特被稱為“現象級大師”名至實歸。
一般對肯·福萊特的“世紀三部曲”的定義是“歷史懸疑小說”,其實這並不十分確切。肯的小說自然有懸疑小說的精妙,但並非其用力的支點,從《巨人的隕落》到《世界的凜冬》再到《永恆的邊緣》(即將出版),“世紀三部曲”更應該歸為“新歷史小說”的範疇。
肯擅長歷史長卷的描繪,他的小說很巧妙地讓各個階層的人物登上一列滾滾向前的歷史列車,仿佛2013年非常火的那部《雪國列車》一般,讓世間百態集中呈現在某段最具衝突的歷史橋段之中,駛向肯內心中的文學使命的“前目的地”。
《巨人的隕落》定格在1911年6月到1924年1月這段一戰前後的世界巨變中,作為“世紀三部曲”承上啟下的關鍵,《世界的凜冬》自然要將座標選在二戰前後。
我們在《世界的凜冬》中讀到了殘酷而真實的歷史,如二戰中德國人在轟炸英國倫敦的同時,盟軍的轟炸機也在柏林的上空向著德國的平民投擲炸彈……我們看到了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主義之間的相互糾纏和廝殺。
《世界的凜冬》真正的主角是《巨人的隕落》中人物的下一代,而這次肯·福萊特好似下定決心,一定要從《巨人的隕落》對人物相對溫和的處理中走的更遠,因此閱讀《世界的凜冬》的體驗也許會相對“難受”,因為肯對人物命運的處理確實如“凜冬”般毫不留情。
虛構人物只能起到見證的作用
肯·福萊特與金庸無疑都是大師級的人物,其對史實素材運用的精准、嫺熟和自然讓其作品迸發出其為強大的藝術魅力。
金庸的《碧血劍》、《射雕英雄傳》、《鹿鼎記》等作品為廣大讀者所熟知,《鹿鼎記》中真實歷史人物與虛構歷史人物交錯,統一于清初康熙年間種種歷史事件中,很多情節都是史書上有據可考的,且主人公親身參與到這些情節之中來,史實和虛構情節竟然在金庸深厚的歷史和文學功底下產生了一種相互推動的作用,甚至可以這樣講,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記》既是一部武俠虛構之作,也幾乎是一部優秀的新歷史小說,《鹿鼎記》顯示了一種新歷史小說的厚重美學。
而作為西方讀者自己的“金庸”,肯·福萊特自然也是此中高手,《世界的凜冬》也同樣將書中人物置於這種與真實史實的“零距離”接觸之中。全書開篇即將幾個重要人物置身於1933年的柏林,直接展現最為驚心動魄的“國會大廈縱火案”,其寫法的妙處在於非常自然地把沃爾特、艾瑟爾、勞埃德等人物接引到縱火案案發的現場,特別是把全書主角之一的勞埃德安排到了更深入的位置,實現了一種“近景”的代入:
“……勞埃德饒有興致地旁觀著這一幕。後面那輛車裡出來一個穿著淺色軍用短大衣,戴著黑色軟帽,鼻子下蓄著撮小鬍子的男人。勞埃德意識到,眼前就是德國的新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身後跟著一個穿黑色党衛軍制服的高個子,他的私人保鏢。隨後是腳步蹣跚的約瑟夫·戈培爾……希特勒一步跨兩個臺階,徑直上樓向勞埃德走來。勞埃德一時衝動,為總理打開了大門。希特勒對他點點頭,帶著隨員進入了大樓……勞埃德跟在他們後面往裡走,沒有人和他說話,希特勒的隨從似乎把他當成了議會大廈的職員,而大廈裡的職員把他當成了希特勒的隨從……”
在優秀的新歷史小說或者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這種巧妙借用宏大歷史事件作為橋段的技法是很重要的,這將直接拉近讀者與歷史的距離,使其得到暢快的閱讀體驗。而肯·福萊特將這種代入式的寫作推向了極致,《世界的凜冬》以各個主角的視角展現了當時幾乎全部的重大歷史事件,偷襲珍珠港、布幹維爾島戰役、色當戰役、西班牙內戰……見證了當時最為煊赫的風雲人物,希特勒、史達林、英國國王……
但顯然肯·福萊特是極為克制的,他有自己的“代入原則”,即虛構人物只能起到見證的作用,而不能成為左右歷史的實質力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金庸最終選擇了浪漫,而肯選擇了現實。
更為重要的是,肯仿佛為讀者建造了一個儘量真實的試驗場,讓他的人物在其中經歷各種苦難歷程,使人性得以多維地展現,這對於讀者來說無異於是一次非常可貴的閱讀昇華。
我們有理由期待在巨人已然隕落、世界從凜冬中艱難走出之後,肯·福萊特和新歷史小說的雪國列車將會帶著我們駛向最終的目的地,也許應該是一個雖然仍有寒意但註定會給人溫暖和希望的春天吧。
金庸的《碧血劍》、《射雕英雄傳》、《鹿鼎記》等作品為廣大讀者所熟知,《鹿鼎記》中真實歷史人物與虛構歷史人物交錯,統一于清初康熙年間種種歷史事件中,很多情節都是史書上有據可考的,且主人公親身參與到這些情節之中來,史實和虛構情節竟然在金庸深厚的歷史和文學功底下產生了一種相互推動的作用,甚至可以這樣講,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記》既是一部武俠虛構之作,也幾乎是一部優秀的新歷史小說,《鹿鼎記》顯示了一種新歷史小說的厚重美學。
而作為西方讀者自己的“金庸”,肯·福萊特自然也是此中高手,《世界的凜冬》也同樣將書中人物置於這種與真實史實的“零距離”接觸之中。全書開篇即將幾個重要人物置身於1933年的柏林,直接展現最為驚心動魄的“國會大廈縱火案”,其寫法的妙處在於非常自然地把沃爾特、艾瑟爾、勞埃德等人物接引到縱火案案發的現場,特別是把全書主角之一的勞埃德安排到了更深入的位置,實現了一種“近景”的代入:
“……勞埃德饒有興致地旁觀著這一幕。後面那輛車裡出來一個穿著淺色軍用短大衣,戴著黑色軟帽,鼻子下蓄著撮小鬍子的男人。勞埃德意識到,眼前就是德國的新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身後跟著一個穿黑色党衛軍制服的高個子,他的私人保鏢。隨後是腳步蹣跚的約瑟夫·戈培爾……希特勒一步跨兩個臺階,徑直上樓向勞埃德走來。勞埃德一時衝動,為總理打開了大門。希特勒對他點點頭,帶著隨員進入了大樓……勞埃德跟在他們後面往裡走,沒有人和他說話,希特勒的隨從似乎把他當成了議會大廈的職員,而大廈裡的職員把他當成了希特勒的隨從……”
在優秀的新歷史小說或者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這種巧妙借用宏大歷史事件作為橋段的技法是很重要的,這將直接拉近讀者與歷史的距離,使其得到暢快的閱讀體驗。而肯·福萊特將這種代入式的寫作推向了極致,《世界的凜冬》以各個主角的視角展現了當時幾乎全部的重大歷史事件,偷襲珍珠港、布幹維爾島戰役、色當戰役、西班牙內戰……見證了當時最為煊赫的風雲人物,希特勒、史達林、英國國王……
但顯然肯·福萊特是極為克制的,他有自己的“代入原則”,即虛構人物只能起到見證的作用,而不能成為左右歷史的實質力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金庸最終選擇了浪漫,而肯選擇了現實。
更為重要的是,肯仿佛為讀者建造了一個儘量真實的試驗場,讓他的人物在其中經歷各種苦難歷程,使人性得以多維地展現,這對於讀者來說無異於是一次非常可貴的閱讀昇華。
我們有理由期待在巨人已然隕落、世界從凜冬中艱難走出之後,肯·福萊特和新歷史小說的雪國列車將會帶著我們駛向最終的目的地,也許應該是一個雖然仍有寒意但註定會給人溫暖和希望的春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