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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記》背後照射出了什麼 焦波:認真傾聽是一種教養

白岩松說,焦波創造了一個“平視”的標杆,中國最需要帶著態度、平視地溝通。白岩松說得比較籠統,我想焦波幹的這件事需要詳細來分析一下。

溝通是一個雙向的通道,有傾訴,

還有傾聽。焦波傾聽父母近40年,才有了《俺爹俺娘》;焦波傾聽沂源鄉村將近400天,才有了《鄉村裡的中國》。焦波傾聽六個汶川地震孤兒十年,才有了5月份即將上映的《那·又怎樣》。《出山記》同樣如此,焦波是一個善於傾聽的人。2月4日,在淄博齊納國際影城的放映場內,500多名觀眾送給這部電影數十次掌聲,觀眾其實是在為久違的傾聽鼓掌。你多長時間沒有認真傾聽他人的傾訴了?傾訴是一種能力。
能夠傾訴,能說會道,僅僅是一種能力而已。傾聽則是一種教養,一種深入骨髓的教養,特別是能傾聽弱者的聲音,這才是欠缺已久的教養。

《出山記》

2月2日上午,焦波在工作室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2月4日,焦波在放映現場向觀眾 介紹影片拍攝情況。

焦波(左二)在拍攝間隙在居民家中吃工作餐。焦波供圖

傾聽弱者的聲音

2月2日早上,在位於淄博職業學院的焦波工作室內,4個年輕人在電腦前忙碌著。焦波正給貴州遵義務川縣的朋友打電話,“明天將有500個觀眾看你拍攝的影片。”把自己的工作說成是別人做的,這是焦波的習慣。

上次拍攝《鄉村裡的中國》,他也是在演講中,將功勞歸於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

在《出山記》的拍攝過程中,

有個住在懸崖上的村民小組,為了拍攝他們,焦波28次爬上懸崖。焦波已經不是一個小夥子,他現在是快70歲的人了,在陡峭的山路上他摔了12個跟頭。對於他這個年齡的人來說,每一次摔倒都讓人膽戰心驚。“那個山路上有個斷崖,人要跨大步才能邁過去,上下左右都沒有扶手。我跳過去了,我覺得我還可以,但我擔心那些年輕人,他們每次扛著沉重的三腳架,扛著攝像機去拍攝,
我都提心吊膽,只要過了那道崖,我就放心了。”

這部由焦波導演的電影《出山記》,採用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和紀實的表現手法,講述了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一個貧困鄉村的老百姓走出大山,走進城市的故事。與上一部《鄉村裡的中國》一樣,這部影片裡仍然見不到任何專業演員,臺詞就是平常老百姓之間的溝通。

這部影片由視覺造成的心理衝擊依然震撼:一個少年坐在鏡頭前,背後是正在被推倒的房屋,少年的眼神讓人揪心。

白岩松說,焦波本身其實是個農民,有理想、有文化、有感情的農民,所以他的作品才能與鄉村、鄉親完全融入,而城裡來的、專業的導演很難融入這些下里巴人,很難被對方從內心接納。

其實,這裡面更多的是一種善意,那種不去打斷別人傾訴的善意。這個世界上,不缺傾訴者,尤其是在播音和主持人專業大熱的當今。

會說話,能說話,似乎成了一個成功人士的標配。傾聽者則被邊緣化了。我想,這個時代缺乏的是善意,像焦波一樣的帶著善意的傾聽者。

一部好作品是需要時間的

任何成功的作品都是有情懷的,這種情懷需要時間醞釀。你不能指望一個沒有情懷的人去解釋什麼是理想,也不能奢望一個早上就能拍出《俺爹俺娘》。沒有情懷的人,也沒有同情心,對他人沒有,對家人也沒有。

焦波的鏡頭都帶有一種人性的關懷,《俺爹俺娘》是一種憐惜依戀之情,《鄉村裡的中國》幾乎就是心心相印了。也只有心心相印,才能讓鏡頭帶著態度,帶著溫度。也只有帶著態度和溫度的鏡頭,才能做到“平視”。

“我覺得‘平視的態度’肯定是優秀紀錄片必須擁有的態度,但從骨子裡做到真正的平視,這還要來源於焦波自己的人生歷練。大家要知道,有很多人嘴上說平視,但你一看片子就知道根本不是平視。”白岩松說,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下,創作團隊用這麼長時間記錄下這麼多的細節。“我覺得不管幹什麼職業,沒有這種態度,還談什麼工匠精神?所以這部影片是工匠精神態度的傑作。”

這部96分鐘的影片,背後是300多個小時的影像素材。一般觀眾可能只看到影片展示的海量細節,當然,很多人會感慨這些鏡頭是怎麼拍下來的。

其實作為一名媒體後輩,我則看到焦波他們背後的海量工作,以及做這些工作所花的時間。

從2016年冬季開始,到2017年底結束,焦波帶領攝製團隊,在大山裡待了一年。所有鏡頭都是真實發生的,而焦波只是一個耐心的傾聽者。每次村裡發生重大事件,焦波都會帶著團隊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哪些東西是可以用的,我在現場就能立即判斷出來。”焦波說,在拍好的300多個小時的可用錄影裡面,他們只剪出了90多分鐘的片長,工作量很大。焦波的這種態度,被業界盛讚為真正的工匠精神。

《出山記》講了個啥故事

我們來看看《出山記》講的是個什麼故事吧。

大漆村位於貴州省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石朝鄉是省裡20個極貧鄉鎮之一,全村共有985戶4119人,其中貧困戶435戶1803人,是貴州省2760個深度貧困村之一。

申修軍作為大漆村黨總支書記,在脫貧攻堅政策引導下,決定帶領大漆村脫貧,邁向小康。而這個過程中,涉及到修路佔用農民的土地和房屋,還有不少村民思想轉不過彎來,於是申修軍一戶一戶做工作。面對部分村民的不理解甚至謾駡攻擊,他病倒了卻不顧醫生反對,繼續做工作。最終,使村民搬出大山,過上了和城裡人一樣的好日子。

“申修軍代表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中國7000萬脫貧戰場上千千萬萬像他一樣付出的人。我說個沒有放進影片,但是最真實的事情,就是他打著吊瓶在床上為村民寫材料。”遇到打著吊瓶為村民寫材料的鏡頭,一般的媒體會將其納入鏡頭,但焦波卻沒有將這個鏡頭放進來,“我知道看到這種場景有人會說,你看,幹部打著吊瓶工作肯定是你們擺拍的,但我告訴大家實際上確實是這樣的。”

焦波說,片子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腳,就要有土壤,而這個土壤就是觀眾,只有觀眾喜歡,才能廣為傳播。

在挑選大漆村黨總支書記的故事時,焦波稱他發現這個人特別能幹,能吃苦,而且還能忍受委屈。申修軍在村委會一干就是22年。如今,在脫貧攻堅政策引導下,面對空前的發展機遇,申修軍下定決心要讓大漆村擺脫貧困,邁向小康。

脫貧選項:進城或修路

影片中的申周是30多歲的大齡青年,由於家庭和居住環境的貧困,讓他娶媳婦的願望遙不可及。儘管父母經常托人說媒,但一直沒有女孩願意嫁到此地。申周希望離開山村,到務川謀求發展。但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山裡,只跟莊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像搬去城市後該如何生活。

與申周有同樣困境的申學科常年在浙江打工,他得知父親得了絕症,立馬回到老家。

申學科居住的泉裡村民組是大漆村唯一沒有通公路的村寨。申學科覺得只要公路一通,泉裡組的發展就有希望。由於四處懸崖,施工難度太大,泉裡組的村民一片抱怨。最後,在鎮黨委書記肖四和申修軍的協調下,公路得以重新設計並順利開工。

影片的最後部分有個鏡頭:申週一家離開大山,第一次來到縣城的超市里。也許,此時他們已經不那麼擔憂未來的城市生活。

沒有歌頌,連說教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認真傾聽的鏡頭。

感謝焦波,他用鏡頭傾聽弱者,讓他們獲得尊嚴;感謝焦波,他用鏡頭叮囑強者,提醒人們重拾教養。

背後是正在被推倒的房屋,少年的眼神讓人揪心。

白岩松說,焦波本身其實是個農民,有理想、有文化、有感情的農民,所以他的作品才能與鄉村、鄉親完全融入,而城裡來的、專業的導演很難融入這些下里巴人,很難被對方從內心接納。

其實,這裡面更多的是一種善意,那種不去打斷別人傾訴的善意。這個世界上,不缺傾訴者,尤其是在播音和主持人專業大熱的當今。

會說話,能說話,似乎成了一個成功人士的標配。傾聽者則被邊緣化了。我想,這個時代缺乏的是善意,像焦波一樣的帶著善意的傾聽者。

一部好作品是需要時間的

任何成功的作品都是有情懷的,這種情懷需要時間醞釀。你不能指望一個沒有情懷的人去解釋什麼是理想,也不能奢望一個早上就能拍出《俺爹俺娘》。沒有情懷的人,也沒有同情心,對他人沒有,對家人也沒有。

焦波的鏡頭都帶有一種人性的關懷,《俺爹俺娘》是一種憐惜依戀之情,《鄉村裡的中國》幾乎就是心心相印了。也只有心心相印,才能讓鏡頭帶著態度,帶著溫度。也只有帶著態度和溫度的鏡頭,才能做到“平視”。

“我覺得‘平視的態度’肯定是優秀紀錄片必須擁有的態度,但從骨子裡做到真正的平視,這還要來源於焦波自己的人生歷練。大家要知道,有很多人嘴上說平視,但你一看片子就知道根本不是平視。”白岩松說,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下,創作團隊用這麼長時間記錄下這麼多的細節。“我覺得不管幹什麼職業,沒有這種態度,還談什麼工匠精神?所以這部影片是工匠精神態度的傑作。”

這部96分鐘的影片,背後是300多個小時的影像素材。一般觀眾可能只看到影片展示的海量細節,當然,很多人會感慨這些鏡頭是怎麼拍下來的。

其實作為一名媒體後輩,我則看到焦波他們背後的海量工作,以及做這些工作所花的時間。

從2016年冬季開始,到2017年底結束,焦波帶領攝製團隊,在大山裡待了一年。所有鏡頭都是真實發生的,而焦波只是一個耐心的傾聽者。每次村裡發生重大事件,焦波都會帶著團隊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哪些東西是可以用的,我在現場就能立即判斷出來。”焦波說,在拍好的300多個小時的可用錄影裡面,他們只剪出了90多分鐘的片長,工作量很大。焦波的這種態度,被業界盛讚為真正的工匠精神。

《出山記》講了個啥故事

我們來看看《出山記》講的是個什麼故事吧。

大漆村位於貴州省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石朝鄉是省裡20個極貧鄉鎮之一,全村共有985戶4119人,其中貧困戶435戶1803人,是貴州省2760個深度貧困村之一。

申修軍作為大漆村黨總支書記,在脫貧攻堅政策引導下,決定帶領大漆村脫貧,邁向小康。而這個過程中,涉及到修路佔用農民的土地和房屋,還有不少村民思想轉不過彎來,於是申修軍一戶一戶做工作。面對部分村民的不理解甚至謾駡攻擊,他病倒了卻不顧醫生反對,繼續做工作。最終,使村民搬出大山,過上了和城裡人一樣的好日子。

“申修軍代表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中國7000萬脫貧戰場上千千萬萬像他一樣付出的人。我說個沒有放進影片,但是最真實的事情,就是他打著吊瓶在床上為村民寫材料。”遇到打著吊瓶為村民寫材料的鏡頭,一般的媒體會將其納入鏡頭,但焦波卻沒有將這個鏡頭放進來,“我知道看到這種場景有人會說,你看,幹部打著吊瓶工作肯定是你們擺拍的,但我告訴大家實際上確實是這樣的。”

焦波說,片子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腳,就要有土壤,而這個土壤就是觀眾,只有觀眾喜歡,才能廣為傳播。

在挑選大漆村黨總支書記的故事時,焦波稱他發現這個人特別能幹,能吃苦,而且還能忍受委屈。申修軍在村委會一干就是22年。如今,在脫貧攻堅政策引導下,面對空前的發展機遇,申修軍下定決心要讓大漆村擺脫貧困,邁向小康。

脫貧選項:進城或修路

影片中的申周是30多歲的大齡青年,由於家庭和居住環境的貧困,讓他娶媳婦的願望遙不可及。儘管父母經常托人說媒,但一直沒有女孩願意嫁到此地。申周希望離開山村,到務川謀求發展。但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山裡,只跟莊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像搬去城市後該如何生活。

與申周有同樣困境的申學科常年在浙江打工,他得知父親得了絕症,立馬回到老家。

申學科居住的泉裡村民組是大漆村唯一沒有通公路的村寨。申學科覺得只要公路一通,泉裡組的發展就有希望。由於四處懸崖,施工難度太大,泉裡組的村民一片抱怨。最後,在鎮黨委書記肖四和申修軍的協調下,公路得以重新設計並順利開工。

影片的最後部分有個鏡頭:申週一家離開大山,第一次來到縣城的超市里。也許,此時他們已經不那麼擔憂未來的城市生活。

沒有歌頌,連說教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認真傾聽的鏡頭。

感謝焦波,他用鏡頭傾聽弱者,讓他們獲得尊嚴;感謝焦波,他用鏡頭叮囑強者,提醒人們重拾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