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為何突然要出走，蔣介石挽留也沒用？

本文作者楊天石，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演講嘉賓。

中山艦事件之後，作為當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最高領袖的汪精衛先是悄然隱匿，繼而秘密出走，經香港轉赴法國，其原因，頗有值得考究之處。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的當天，曾經給朱培德寫過一封信，說了一些對汪精衛不滿的話，朱培德將這封信交給汪精衛看了。其後，汪精衛即表示準備出國，蔣介石則表示挽留。3 月 30 日，

汪精衛致函蔣介石，說了幾點理由，其一是蔣介石討厭自己，不願與己共事，因而他自願出國；其二是中山艦事件證明，蔣介石已經受人離間，他出國可以使離間之言失效；其三是想借此學點外國語。汪精衛聲稱，自從孫中山去世之後，他就想繼續學習外國文，現在出國，正可完此“平生未了之願”。他並打了一個比喻，說自己就像一盞油快耗幹了的路燈，亟需馬上加油。云云。

中山艦事件

汪精衛給蔣介石寫信的第二天，陳璧君也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為汪精衛的準備出國提出了一項新理由，即可以使蔣介石“反省一切”。函稱：汪精衛的病，固然在於肝、心、甜尿等症，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體上的痛苦更劇烈，“思之思之，不得已乃出於一行，固以療病，亦足令兄反省一切，過去、現在，並勉力于未來也。”信中，陳璧君並對蔣介石提了一條看似平淡而實則語氣嚴厲的意見：兄平日好閱曾國藩《家訓》，

此書不但不能福兄，只有誘兄日即于偽，掩其天賦之良好、真純之精神耳。

陳璧君

函末，陳璧君並對蔣介石說：見到此函時，您是發怒扔到廁所裡，還是作為座右銘，“均所不計”，云云。歷史當事人對他們自己行為的解釋，

有時相當準確，有時則不可輕信。政治鬥爭的本質是力與力的較量。汪精衛、陳璧君的信，用來說明他們在政治鬥爭失敗以後的牢騷、怨憤、無可奈何以及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複雜關係則可，用以解釋汪精衛的悄然去國則不可。那末，什麼是汪精衛隱匿、出走的真實原因呢？對此史家們各有解說。前些年，我曾根據蘇聯駐華使館代理武官拉賓事後向莫斯科提出的報告及當事人回憶，提出過一種看法：汪精衛原本主張聯合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軍的力量，組成“反蔣聯盟”，以武力打倒蔣介石。但蘇聯方面不僅不支持這一主張，反而撤去原先最積極支持汪精衛的顧問季山嘉（即古比雪夫）等，使汪精衛失去靠山，不能與蔣介石抗衡，

因此，汪內心不滿，負氣出走。云云。此說見於拙文《中山艦事件之後》，發表於《歷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後來收入拙著《尋求歷史的謎底》。文章發表了，書也出版了，總覺得心裡還是不踏實，希望找到更多、更充分的證據。果然，有一年，讀 1927 年 4 月 21 日武漢出版的《革命生活》，其中有施存統在武昌中央政治學校的演講稿《反蔣運動》，中雲：

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汪精衛同志本欲免蔣介石的職，用譚延闓、朱培德同志的軍隊去打

倒他。那時因為民眾莫明其中真相，汪同志恐因此弄巧成拙，反惹起黨內糾紛，民眾懷疑，故此舉未實現。

汪精衛

而汪同志沒有辦法，以致托疾辭職。施存統曾在上海和陳獨秀一起發起組織共產黨，後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6年在廣州黃埔軍校任教官，1927 年在武昌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官，兼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他是有可能瞭解有關情況的。不過，他所述汪準備用軍隊打蔣以及“沒有辦法，以致托疾辭職”等均屬事實，而擔心“弄巧成拙”，未能付之實施等情則並不全面。之所以說不全面，是因為施完全沒有提到起關鍵作用的蘇聯人的態度，但這是不難理解的。當時，武漢國民政府還和蘇聯保持合作關係，不少蘇聯顧問還在為武漢政府工作，因此，中山艦事件時蘇聯人不肯支持汪精衛倒蔣的事實自然還不宜透露。但是，儘管如此，見到這條材料我還是很高興，因為他為拙文增加了一條證據。人無信不立，文無征不信，有關重要史實的證據是多多益善的。

最近，我見到了李玉貞教授編譯的《從俄羅斯密檔看中山艦事件》，其中談到汪精衛對於蘇聯方面決定向蔣介石讓步感到意外，“委屈”，認為自己“丟人現眼”，“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沒有告訴蘇聯人就“蜷縮起來”，等等，都證明了拙文原來的分析。這樣，關於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隱匿、出走的原因似乎可以定論了。

後來收入拙著《尋求歷史的謎底》。文章發表了，書也出版了，總覺得心裡還是不踏實，希望找到更多、更充分的證據。果然，有一年，讀 1927 年 4 月 21 日武漢出版的《革命生活》，其中有施存統在武昌中央政治學校的演講稿《反蔣運動》，中雲：

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汪精衛同志本欲免蔣介石的職，用譚延闓、朱培德同志的軍隊去打

倒他。那時因為民眾莫明其中真相，汪同志恐因此弄巧成拙，反惹起黨內糾紛，民眾懷疑，故此舉未實現。

汪精衛

而汪同志沒有辦法，以致托疾辭職。施存統曾在上海和陳獨秀一起發起組織共產黨，後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6年在廣州黃埔軍校任教官，1927 年在武昌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官，兼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他是有可能瞭解有關情況的。不過，他所述汪準備用軍隊打蔣以及“沒有辦法，以致托疾辭職”等均屬事實，而擔心“弄巧成拙”，未能付之實施等情則並不全面。之所以說不全面，是因為施完全沒有提到起關鍵作用的蘇聯人的態度，但這是不難理解的。當時，武漢國民政府還和蘇聯保持合作關係，不少蘇聯顧問還在為武漢政府工作，因此，中山艦事件時蘇聯人不肯支持汪精衛倒蔣的事實自然還不宜透露。但是，儘管如此，見到這條材料我還是很高興，因為他為拙文增加了一條證據。人無信不立，文無征不信，有關重要史實的證據是多多益善的。

最近，我見到了李玉貞教授編譯的《從俄羅斯密檔看中山艦事件》，其中談到汪精衛對於蘇聯方面決定向蔣介石讓步感到意外，“委屈”，認為自己“丟人現眼”，“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沒有告訴蘇聯人就“蜷縮起來”，等等，都證明了拙文原來的分析。這樣，關於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隱匿、出走的原因似乎可以定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