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團養老周年記
朱榮林和王桂芬站在自家的大別墅前。
朱榮林
王荷花
蔣一純
“你問我13個老人住在一起有沒有矛盾？當然有啊，你上學的時候不是學過嗎：‘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記者拜訪朱榮林時，正好是他生病出院後的第一天，79歲的他上世紀60年代從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畢業後，在余杭區瓶窯鎮上教了一輩子中學英語，聽到一些“too simple”的提問，不由地“吊起了書袋子”。去年5月8日，家住杭州市余杭區長命村的朱榮林和老伴王桂芬在當地報紙上刊登了想要出租自家別墅請4至5對老人抱團養老的願望，
1年時間匆匆過去。在朱榮林家的屋簷下，已有兩對老人離開，隨後有5位老人“補位”。這個目前由13個老人組成的臨時家庭，生活仍在矛盾中美好向前。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武威
朱榮林的別墅在長命村下轄的自然村港東村，村裡只有21戶人家，幾乎家家姓朱，
患癌後想到抱團養老
朱榮林家的三層別墅是2010年時花了200萬元蓋的，總面積有約500平方米，屋前是一個大院子，屋後有半畝地，用來種韭菜、四季豆、茄子、上海青還有番茄。旁邊的雞棚還養了9只雞，
朱榮林夫婦有一兒一女，兒子47歲，在證券公司工作，女兒50歲，在杭州某服裝城工作。兒女如今每年有數十萬元的收入，都有獨立的住房。
“葉落歸根”之後，朱榮林就再也不想回城裡住了。城裡的房子怎麼住他都嫌小，整個村都住著叔伯兄弟，也遠比住在杭州的鋼筋森林裡開心。每週日下午，
2016年，朱榮林罹患膀胱癌，所幸發現得很早，在做完手術後，朱榮林就回了家。但癌症對他的心理打擊非常大，朱榮林開始變得有些抑鬱。老伴王桂芬都看在眼裡，“當時，就感覺他每天躺在沙發裡無所事事，你稍微勸勸他，他就會對你發無名火。我們兩個老人，吃也吃不了什麼東西，每天中午只能包點餃子吃，孤獨寂寞，每天大眼瞪小眼。”
王桂芬感覺老伴再這樣下去不行。正巧，她從報上讀到，余杭的張阿姨實踐的抱團養老實驗失敗了，“她是失敗了，要不我們家來試試？”王桂芬把報紙遞給老伴看，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點了點頭，“多一點人在一起，至少菜也能多吃兩道呀。”
週末聚會上，二老立刻把抱團養老的想法和子女說，兒女都很支持，他們唯一的要求是，這些來養老的老人最好在周日時回家，把房子騰出來，讓朱家人享受天倫之樂。
走了兩對 無可奈何
朱榮林和王桂芬還是先抱著審慎的態度到了張阿姨家，瞭解她失敗的原因。原來，和張阿姨同住的是兩位寡居婦女，三個女人要共用一個洗手間，張阿姨還要帶她的狗在洗手間裡洗澡，“洗手間的問題是矛盾的根源，但我想，歸根到底，還是大家不夠包容。”
朱榮林覺得，自己家中每個房間都有獨立衛生間，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於是，老兩口在去年5月邀請了當地記者來到家中採訪，並提出想要抱團養老的想法。
“我們提出來要招4到5對老夫妻，不希望是獨居老人，經濟上不能太計較，語言方面要多包容，年齡在六七十歲最好，因為我們想輪值燒早飯、買菜，年齡太大或身體不好，走不動路去買菜，就很難辦了。”朱榮林說，短短一周內他們就收到了100多對老夫妻的申請，因為規定這些老人周日要回家，他們只能選杭州本地人。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朱榮林、王桂芬還有兒子女兒進行了四五次“面試”，每次都是帶著老人們一起去農家樂吃吃飯、聊聊天，吃飯是AA制，下午有空時，就和老人打打麻將，看看“牌品”。
幾番面試，朱家四人最後在7月份敲定了4對老夫妻來抱團養老。每個房間，朱榮林收1200元至1500元不等的房租，但這些房租全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2000元用來請廚工，2000元用來請園丁修剪院子裡的樹木和種植屋後的蔬菜，1200元用來請保潔員，每週打掃屋子兩次。
起先，這幢農家別墅裡的生活充滿趣意，久居在城市裡的老人，在朱家的菜地裡摘菜摘瓜，喂雞喂狗，上午做做菜，下午打打麻將。但正如把《矛盾論》背得滾瓜爛熟的朱榮林說的那樣，老人們的“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比如麻將打得不好，該做家務的時候老溜號，吃飯的時候先把好菜夾進碗裡……”
所幸當初選住客時頗費苦心，大家並沒有因為這些小事情鬧出大矛盾。但一年時間，還是有兩對老人先後離開了。
首先離開的是60多歲的徐姓夫妻，原因是家中86歲的老父突發疾病，無人照顧。朱榮林夫婦無奈，只得放行。人老多病，這也給朱榮林和王桂芬提了醒，同居老人中最好能有個醫生，這樣有人生病了，就能及時進行救治。
可沒想到，老兩口特地找來補位的醫生夫妻，住了不到兩個月也走了。“男的姓趙，女的姓胡，兩人都是75歲，但他們過來住了我們才知道，原來趙醫生以前中過風，腦子裡還有斑塊，左手總是一抖一抖的。”王桂芬回憶，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飯，趙醫生沒有端穩飯碗，菜撒了一地，就有人嘲笑他，王桂芬瞪了那人一眼。趙胡二人便覺好沒意思，上樓休息。
此後，時有人私下議論趙醫生，就連王桂芬也開始擔心，一旦他出現突發狀況，他們恐會束手無策，“說到底，這裡畢竟是鄉下，真要救人還是困難的，那天他們看起來是聽到我們的議論了，第二天老兩口便結清了房租，去蘇州投靠獨生女兒去了。”
又來了5個住客
趙醫生走時已到年底，朱榮林夫婦不得不再從那100多對候選夫妻中選人。如今，這幢500平方米的別墅裡又多了5個住客：53歲的高阿姨夫婦，67歲的蔣一純夫婦，還有70歲的獨居老人王荷花。
53歲的高阿姨已經退休兩年了，是這幢別墅中最年輕的住客，面部保養得很好，看不出一絲細紋。她的丈夫63歲，因為朋友的熱情邀約，已經開始抱團養老的他，還得回去上班。
“我兒子29歲了，就是不想結婚，我們在家裡沒說上幾句就會往結婚上面扯。”高阿姨說，去年她兒子最好的朋友離婚，兒子為了這事受了點刺激，於是高舉單身主義大旗，令夫婦二人無可奈何。
“反正兒子不想結婚，婆婆也過世了，我整天無所事事，看到報紙上刊登朱老師的事，我就覺得這裡不錯，反正兒子也巴不得我們走，於是我就報名了。”高阿姨說，兒子不願意擔責任，她也沒辦法，“我的心很大，他不想結婚那就不結婚唄。”
高阿姨評價自己“笑點低”“心很直”，看見不快的事，會“當面現開削”，還說“像我這麼想得通的人，很少了”，去年9月，在那對徐姓夫妻走了之後，他們夫妻和那對醫生幾乎同時住進來。
談到這個13個老人組成的臨時家庭，年紀最小的高阿姨說：“這裡頭性格像林黛玉的人，還真有好幾個。作！我不過就事論事，你偏愛往不愉快的地方想，沒幾句話，就覺得‘這個地方是住不得了’。”
“不管好不好，願意住便住，一切順其自然吧。”高阿姨說，抱團養老是很好，但她覺得，像朱老師這樣，子女願意理解並肯分享自己別墅的東家，實在太少了。
唯一的獨居者
70歲的王荷花是別墅中唯一的獨居老人，丈夫在10年前就去世了，她報名時撒謊說是一對夫妻入住，但真見面時，卻是她一個人，“後來，朱老師看我心挺誠的，就讓我留下來了。”
十幾年前王荷花就從杭州長運公司退休了，在這家客運公司裡，王荷花幹過鉗工、收發等各類工種。她有一兒一女，現如今外孫13歲，孫子18歲。王荷花原先和女兒一起住，外孫出生時，正好丈夫病重，她無暇照顧，如今孫輩都已上學，子女白天都忙於工作，也讓王荷花深感孤獨，“我就自個管自個”。
王荷花是個閒不住的人，平常都靠炒股打發時間，每天泡在證券公司裡，與一幫同道者“談股論金”，又拜會了幾個“名師”，跟著他們炒股。她說，當時她就是在證券公司裡翻報紙，才看到朱老師搞抱團養老的消息的，但“要求是招夫妻”，讓王荷花只能撒謊，“我就是想要開心熱鬧啊，不說謊的話，連朱老師的面都見不著。”如今王荷花住在這幢別墅最小的房間，每個月只要交800元。
“夫妻尚且吵架，這麼多素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肯定會有矛盾，但如果你要我去吵，那是肯定不會的。”對於王荷花來說，朱老師家更像是一個“臨時驛站”。早兩年，她先後去了富陽的一家養老院考察了三次，但覺得富陽離杭州城區太遠。後來，她又向市區的一家公辦養老院報名，但名額有限她也無法住進去。
王荷花說，她想進養老院，最好是和幾個要好的朋友或老同事一起進。“等我找到了，可能就會離開的。”
最好有共同經歷
和別墅中的其他老人相比，67歲的退休紀錄片編導蔣一純更像是個“富貴閒人”。他在杭州城區有兩套住房，至今還有橫店的朋友請他去飾演一兩個角色。兒子的工作很好，每個月都勸老爸出去旅遊，他來報銷來回路費。
“我們家的原則是兒子不管爹，爺也不管孫。”蔣一純頭戴一頂斑點貝殼帽，留著長髮，身穿格子襯衫配黑色西裝背心，不仔細看，還真有點香港老影星的范兒。原本蔣一純是和妻子一起來的，但後來丈母娘生了病，妻子便只能回去照顧母親了。
蔣一純的身體很好，沒有三高，會開車，這成了朱老師夫婦看中他的關鍵。今年1月9日，蔣一純來到了朱老師家，開始了抱團養老的生活。
在共同居住的這半年時間裡，蔣一純發現老人們的很多矛盾都是一些小細節造成的，“我們吃的菜都是廚師做好，放在盤裡，我們自己用筷子揀起來吃，我和朱老師還是有點風度的，總是最後一個去夾菜，但真正吃的時候，好菜常都被夾完了。”
參加這次抱團養老，蔣一純似乎更像是來累積養老經驗，他覺得抱團養老這樣的模式很好，但最好能是有共同經歷的人組合在一起抱團：“我是知青，也是老三屆的大學生，我想如果未來我們要搞抱團養老，我就想找和我有共同經歷的，這樣大家相互適應起來會快很多。”
記者手記：
如何讓“三個和尚有水喝”
隨著越來越多媒體的關注，朱榮林和王桂芬夫婦坦言，他們感到了不小的壓力，原本抱團養老是自發性的集體生活，用於排遣老年的孤單寂寞。
但朱榮林並不知道他們能堅持多久，畢竟他和老伴的年齡已不小，但要是搞砸了，他又怕被人笑話。
朱榮林擔憂，這樣的“房東+租客”式的抱團養老，並沒有太強的複製性，因為像他這樣不求回報只求熱鬧的房東，只怕並不多。通過房屋租賃的方式，“群租”進行抱團養老，其實更符合社會的現實狀況。
當一大批老人選擇抱團養老時，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困境。在經驗上，朱榮林和王桂芬做的最大貢獻就是“立規矩”：老人每天輪流值日買菜、洗菜、洗碗。但缺點在於，滿世界找租客，他們難免會看走眼，新人住進來，他們又需要新的適應期。
抱團養老不失為養老模式的很好補充，而要保障“三個和尚有水喝”，則需要更好的軟硬體配套，以及一個運轉流暢、知根知底的老年小群體。
正巧，她從報上讀到，余杭的張阿姨實踐的抱團養老實驗失敗了，“她是失敗了，要不我們家來試試？”王桂芬把報紙遞給老伴看，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點了點頭，“多一點人在一起，至少菜也能多吃兩道呀。”週末聚會上，二老立刻把抱團養老的想法和子女說，兒女都很支持，他們唯一的要求是，這些來養老的老人最好在周日時回家，把房子騰出來，讓朱家人享受天倫之樂。
走了兩對 無可奈何
朱榮林和王桂芬還是先抱著審慎的態度到了張阿姨家，瞭解她失敗的原因。原來，和張阿姨同住的是兩位寡居婦女，三個女人要共用一個洗手間，張阿姨還要帶她的狗在洗手間裡洗澡，“洗手間的問題是矛盾的根源，但我想，歸根到底，還是大家不夠包容。”
朱榮林覺得，自己家中每個房間都有獨立衛生間，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於是，老兩口在去年5月邀請了當地記者來到家中採訪，並提出想要抱團養老的想法。
“我們提出來要招4到5對老夫妻，不希望是獨居老人，經濟上不能太計較，語言方面要多包容，年齡在六七十歲最好，因為我們想輪值燒早飯、買菜，年齡太大或身體不好，走不動路去買菜，就很難辦了。”朱榮林說，短短一周內他們就收到了100多對老夫妻的申請，因為規定這些老人周日要回家，他們只能選杭州本地人。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朱榮林、王桂芬還有兒子女兒進行了四五次“面試”，每次都是帶著老人們一起去農家樂吃吃飯、聊聊天，吃飯是AA制，下午有空時，就和老人打打麻將，看看“牌品”。
幾番面試，朱家四人最後在7月份敲定了4對老夫妻來抱團養老。每個房間，朱榮林收1200元至1500元不等的房租，但這些房租全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2000元用來請廚工，2000元用來請園丁修剪院子裡的樹木和種植屋後的蔬菜，1200元用來請保潔員，每週打掃屋子兩次。
起先，這幢農家別墅裡的生活充滿趣意，久居在城市裡的老人，在朱家的菜地裡摘菜摘瓜，喂雞喂狗，上午做做菜，下午打打麻將。但正如把《矛盾論》背得滾瓜爛熟的朱榮林說的那樣，老人們的“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比如麻將打得不好，該做家務的時候老溜號，吃飯的時候先把好菜夾進碗裡……”
所幸當初選住客時頗費苦心，大家並沒有因為這些小事情鬧出大矛盾。但一年時間，還是有兩對老人先後離開了。
首先離開的是60多歲的徐姓夫妻，原因是家中86歲的老父突發疾病，無人照顧。朱榮林夫婦無奈，只得放行。人老多病，這也給朱榮林和王桂芬提了醒，同居老人中最好能有個醫生，這樣有人生病了，就能及時進行救治。
可沒想到，老兩口特地找來補位的醫生夫妻，住了不到兩個月也走了。“男的姓趙，女的姓胡，兩人都是75歲，但他們過來住了我們才知道，原來趙醫生以前中過風，腦子裡還有斑塊，左手總是一抖一抖的。”王桂芬回憶，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飯，趙醫生沒有端穩飯碗，菜撒了一地，就有人嘲笑他，王桂芬瞪了那人一眼。趙胡二人便覺好沒意思，上樓休息。
此後，時有人私下議論趙醫生，就連王桂芬也開始擔心，一旦他出現突發狀況，他們恐會束手無策，“說到底，這裡畢竟是鄉下，真要救人還是困難的，那天他們看起來是聽到我們的議論了，第二天老兩口便結清了房租，去蘇州投靠獨生女兒去了。”
又來了5個住客
趙醫生走時已到年底，朱榮林夫婦不得不再從那100多對候選夫妻中選人。如今，這幢500平方米的別墅裡又多了5個住客：53歲的高阿姨夫婦，67歲的蔣一純夫婦，還有70歲的獨居老人王荷花。
53歲的高阿姨已經退休兩年了，是這幢別墅中最年輕的住客，面部保養得很好，看不出一絲細紋。她的丈夫63歲，因為朋友的熱情邀約，已經開始抱團養老的他，還得回去上班。
“我兒子29歲了，就是不想結婚，我們在家裡沒說上幾句就會往結婚上面扯。”高阿姨說，去年她兒子最好的朋友離婚，兒子為了這事受了點刺激，於是高舉單身主義大旗，令夫婦二人無可奈何。
“反正兒子不想結婚，婆婆也過世了，我整天無所事事，看到報紙上刊登朱老師的事，我就覺得這裡不錯，反正兒子也巴不得我們走，於是我就報名了。”高阿姨說，兒子不願意擔責任，她也沒辦法，“我的心很大，他不想結婚那就不結婚唄。”
高阿姨評價自己“笑點低”“心很直”，看見不快的事，會“當面現開削”，還說“像我這麼想得通的人，很少了”，去年9月，在那對徐姓夫妻走了之後，他們夫妻和那對醫生幾乎同時住進來。
談到這個13個老人組成的臨時家庭，年紀最小的高阿姨說：“這裡頭性格像林黛玉的人，還真有好幾個。作！我不過就事論事，你偏愛往不愉快的地方想，沒幾句話，就覺得‘這個地方是住不得了’。”
“不管好不好，願意住便住，一切順其自然吧。”高阿姨說，抱團養老是很好，但她覺得，像朱老師這樣，子女願意理解並肯分享自己別墅的東家，實在太少了。
唯一的獨居者
70歲的王荷花是別墅中唯一的獨居老人，丈夫在10年前就去世了，她報名時撒謊說是一對夫妻入住，但真見面時，卻是她一個人，“後來，朱老師看我心挺誠的，就讓我留下來了。”
十幾年前王荷花就從杭州長運公司退休了，在這家客運公司裡，王荷花幹過鉗工、收發等各類工種。她有一兒一女，現如今外孫13歲，孫子18歲。王荷花原先和女兒一起住，外孫出生時，正好丈夫病重，她無暇照顧，如今孫輩都已上學，子女白天都忙於工作，也讓王荷花深感孤獨，“我就自個管自個”。
王荷花是個閒不住的人，平常都靠炒股打發時間，每天泡在證券公司裡，與一幫同道者“談股論金”，又拜會了幾個“名師”，跟著他們炒股。她說，當時她就是在證券公司裡翻報紙，才看到朱老師搞抱團養老的消息的，但“要求是招夫妻”，讓王荷花只能撒謊，“我就是想要開心熱鬧啊，不說謊的話，連朱老師的面都見不著。”如今王荷花住在這幢別墅最小的房間，每個月只要交800元。
“夫妻尚且吵架，這麼多素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肯定會有矛盾，但如果你要我去吵，那是肯定不會的。”對於王荷花來說，朱老師家更像是一個“臨時驛站”。早兩年，她先後去了富陽的一家養老院考察了三次，但覺得富陽離杭州城區太遠。後來，她又向市區的一家公辦養老院報名，但名額有限她也無法住進去。
王荷花說，她想進養老院，最好是和幾個要好的朋友或老同事一起進。“等我找到了，可能就會離開的。”
最好有共同經歷
和別墅中的其他老人相比，67歲的退休紀錄片編導蔣一純更像是個“富貴閒人”。他在杭州城區有兩套住房，至今還有橫店的朋友請他去飾演一兩個角色。兒子的工作很好，每個月都勸老爸出去旅遊，他來報銷來回路費。
“我們家的原則是兒子不管爹，爺也不管孫。”蔣一純頭戴一頂斑點貝殼帽，留著長髮，身穿格子襯衫配黑色西裝背心，不仔細看，還真有點香港老影星的范兒。原本蔣一純是和妻子一起來的，但後來丈母娘生了病，妻子便只能回去照顧母親了。
蔣一純的身體很好，沒有三高，會開車，這成了朱老師夫婦看中他的關鍵。今年1月9日，蔣一純來到了朱老師家，開始了抱團養老的生活。
在共同居住的這半年時間裡，蔣一純發現老人們的很多矛盾都是一些小細節造成的，“我們吃的菜都是廚師做好，放在盤裡，我們自己用筷子揀起來吃，我和朱老師還是有點風度的，總是最後一個去夾菜，但真正吃的時候，好菜常都被夾完了。”
參加這次抱團養老，蔣一純似乎更像是來累積養老經驗，他覺得抱團養老這樣的模式很好，但最好能是有共同經歷的人組合在一起抱團：“我是知青，也是老三屆的大學生，我想如果未來我們要搞抱團養老，我就想找和我有共同經歷的，這樣大家相互適應起來會快很多。”
記者手記：
如何讓“三個和尚有水喝”
隨著越來越多媒體的關注，朱榮林和王桂芬夫婦坦言，他們感到了不小的壓力，原本抱團養老是自發性的集體生活，用於排遣老年的孤單寂寞。
但朱榮林並不知道他們能堅持多久，畢竟他和老伴的年齡已不小，但要是搞砸了，他又怕被人笑話。
朱榮林擔憂，這樣的“房東+租客”式的抱團養老，並沒有太強的複製性，因為像他這樣不求回報只求熱鬧的房東，只怕並不多。通過房屋租賃的方式，“群租”進行抱團養老，其實更符合社會的現實狀況。
當一大批老人選擇抱團養老時，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困境。在經驗上，朱榮林和王桂芬做的最大貢獻就是“立規矩”：老人每天輪流值日買菜、洗菜、洗碗。但缺點在於，滿世界找租客，他們難免會看走眼，新人住進來，他們又需要新的適應期。
抱團養老不失為養老模式的很好補充，而要保障“三個和尚有水喝”，則需要更好的軟硬體配套，以及一個運轉流暢、知根知底的老年小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