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不是對外撒錢，而是對天下的擔當

為什麼巴基斯坦、孟加拉都從“一帶一路”中獲得四五百億美元投資，而同樣友好的鄰居尼泊爾卻從中國拿不到什麼專案呢？2017年1月在加德滿都召開的中尼智庫對話會上，尼各黨派都不約而同地抱怨。

國內則有另一番疑惑：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要用錢的地方很多，為何要去投資“一帶一路”這些高風險國家？投資“一帶一路”會不會打水漂，無法實現經濟收益？

看來，國內外對“一帶一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解，要麼把它當作對外援助，要麼把它視為對外撒錢，擔心是否引發債務危機，畢竟國內還有許多要用錢的地方：精准扶貧、設施改造等。其實，“一帶一路”並非對外援助，

其提出從國內背景說，是為了解決改革開放兩大問題：解決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問題和全球化效應遞減問題，因此也標誌著中國從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從向世界開放到世界向中國開放的態勢轉變。從國際背景說，是中國塑造歐亞一體化，鞏固大周邊依託，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最終形成歐亞大市場。

“一帶一路”也並非簡單的中國對外投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從出口、引資驅動向投資、創新轉型，爭取產業、行業標準的國際話語權，日顯重要。“一帶一路”建設充分彰顯我國有企業優勢及制度優勢，正推動中國從靠拼勞動力、資源、資本、技術優勢向標準、話語權、發展模式及創新優勢轉化。

印尼雅萬高鐵之所以中方擊敗日方勝出，就在於中方繞開了印尼方政府擔保的前提，背後都是中國國有銀行的支援。中國模式在非洲正大顯身手。非洲第一條中國標準跨國電氣化鐵路，從設計、施工到運營，全都採用中國模式。肯亞的蒙內鐵路和蒙巴薩港口建設也是如此。

資金從哪裡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資金缺口巨大。據《超級版圖》一書預測，

未來四十年人類基礎設施投入超過過去的四千年！因為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要升級換代，比如要建資訊港、數位通關、智慧電網、智慧城市等，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基礎設施短板困擾。“一帶一路”建設靠中國一家投資是不現實的，必須採取全球融資方式，創新融資模式，公-私合營PPP模式為此受到青睞。看到基礎設施巨大投資缺口就擔心中國去做冤大頭，把錢投給“一帶一路”項目，大概是本能的反應。

資金往哪裡投？投資美日發達國家，固然風險少，但面臨投資設限的障礙，長遠收益不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與收益成正比。著眼發展潛力，佔有未來市場，就要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些國家普遍處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十分看重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經驗。中國的技術市場化能力超強，最能發揮中國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潛力。電、汽車都不是美國人的發明，但美國人把歐洲的發明用到極致；今天，中國也把高鐵、互聯網等並非中國發明用到極致，將來國際高鐵標準、5G標準相當程度就是中國標準或中國標準佔據重要份量。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基礎設施項目，能源及港口等國計民生工程，有助於增強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戰略經濟依賴，形成與我命運共同體，擺脫對西方的依賴。

“一帶一路”著眼於“五通”——以資金、技術優勢制訂標準:：1）產業標準：新基礎設施（如5G技術）；2）大宗商品定價權：能源管道；3）國際投資、貿易規則：C-WTO, E-WTO（從商業領域到電子商務領域的世貿規則），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標準化雙多邊合作和互聯互通，大力推進中國標準“走出去”，提升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地位。“一帶一路”建設也是中國反對保護主義，在全方位開放中進一步推動投資便利化，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建設包容性全球化，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因此，“一帶一路”建設要算戰略賬、政治賬，而不只是經濟賬。

面對外國政府更迭頻繁，信用缺失，老百姓擔心“一帶一路”經濟效益與安全風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評估“一帶一路”收益，不能就事論事，要看長遠、全域，看關鍵環節，考慮到大國投資基礎設施的歷史慣例。再說，規模效應也需要時間積累，比如中歐班列，存在回程空車問題，就是規模不夠。

的確“一帶一路”有關投資合作專案特別是部分基礎設施專案投入資金大、建設週期長、成本回收慢，但從長遠看，對提升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準、造福沿線各國人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只要遵循“企業主體、市場運作、國際慣例、政府引導”原則，秉持共商、共建、共用理念，“一帶一路”建設就不是對外撒錢，而是新的長征，是中國在沿線國家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將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合作與友誼拓展與深化，極大提升中國製造、中國營造、中國規劃的能力與信譽，提升中國威望。就其地緣經濟與戰略效應而言，堪稱“第二次地理大發現”，正在重塑人類文明史與全球化話語權，體現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

作者：王義桅，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電、汽車都不是美國人的發明，但美國人把歐洲的發明用到極致；今天，中國也把高鐵、互聯網等並非中國發明用到極致，將來國際高鐵標準、5G標準相當程度就是中國標準或中國標準佔據重要份量。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基礎設施項目，能源及港口等國計民生工程，有助於增強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戰略經濟依賴，形成與我命運共同體，擺脫對西方的依賴。

“一帶一路”著眼於“五通”——以資金、技術優勢制訂標準:：1）產業標準：新基礎設施（如5G技術）；2）大宗商品定價權：能源管道；3）國際投資、貿易規則：C-WTO, E-WTO（從商業領域到電子商務領域的世貿規則），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標準化雙多邊合作和互聯互通，大力推進中國標準“走出去”，提升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地位。“一帶一路”建設也是中國反對保護主義，在全方位開放中進一步推動投資便利化，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建設包容性全球化，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因此，“一帶一路”建設要算戰略賬、政治賬，而不只是經濟賬。

面對外國政府更迭頻繁，信用缺失，老百姓擔心“一帶一路”經濟效益與安全風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評估“一帶一路”收益，不能就事論事，要看長遠、全域，看關鍵環節，考慮到大國投資基礎設施的歷史慣例。再說，規模效應也需要時間積累，比如中歐班列，存在回程空車問題，就是規模不夠。

的確“一帶一路”有關投資合作專案特別是部分基礎設施專案投入資金大、建設週期長、成本回收慢，但從長遠看，對提升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準、造福沿線各國人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只要遵循“企業主體、市場運作、國際慣例、政府引導”原則，秉持共商、共建、共用理念，“一帶一路”建設就不是對外撒錢，而是新的長征，是中國在沿線國家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將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合作與友誼拓展與深化，極大提升中國製造、中國營造、中國規劃的能力與信譽，提升中國威望。就其地緣經濟與戰略效應而言，堪稱“第二次地理大發現”，正在重塑人類文明史與全球化話語權，體現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

作者：王義桅，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