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不懂“being”，西方哲學就白學了嗎？｜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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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語
近年來在與being相關的討論中，
原文：《“是”，理解西方哲學的有效途徑》
作者：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王路
翻譯不能訴諸權威或大眾
being應該譯為“是”，而不是譯為“存在”，這一觀點似乎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贊同。常有人對我說，總體上可以理解這種看法，也認為它有道理，但是總覺得它還欠缺些東西。對熟悉的人我常笑著回答：“就是欠缺些與你知識結構中有關‘存在’的認識對應的東西。張無忌在給周芷若輸入九陽真氣療傷的時候，不是總覺得她體內有一股怪異的內氣在與自己的真氣抗衡嗎？！”這話是說著玩的，
中國人學習哲學，總是從閱讀中譯著作開始的。由於being譯為“存在”乃是普遍現象，因此當一個人真正步入研究階段的時候，他或她已經在自己的知識結構中積累了許多有關存在的理解和認識，
不僅如此，現有的中譯著作仍然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讀者，培養和造就未來的哲學研究者，而在他們身上，上述感觸和困惑以後依然會同樣出現。所以，“欠缺”感是正常的，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體現。有這種欠缺感沒有關係，問題在於如何對待它。在我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結構和積累，
有許多人對我說，那些中譯著作大多出自名家啊！他們也都留過學呀，有人還有學位。怎麼可能他們關於being的翻譯和理解都錯了呢？！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也許很自然，卻是典型的訴諸權威或訴諸大眾。由於涉及譯者，通常我不發表意見。應該看到，西方學術進入我國的歷史並不長，西方哲學引進的時間則更短。因此，就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而言，國內的基礎其實非常薄弱。更何況西方哲學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的學科，涉及多種語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學、思想、政治、宗教、語言等交織的大成，經歷了從一體到眾多科學的分離，因此，西方哲學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學科。
西方哲學自身又有形而上學與其他哲學之分。形而上學被公認為是難懂的，形而上學著作也被認為是最難懂的，而being問題恰恰屬於形而上學。想一想，在不長的歷史積累上學習形而上學，在完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理解being，難道真的會沒有問題嗎？同樣是學習和研究哲學，或者自認為或自詡是學習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學，難道所理解和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學嗎？
而就譯者個體而言，在早期沒有中譯本的時候，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積累了許多中國思想文化的東西。那裡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無”，但是不會有“是”。而中譯本出現之後，如上所說，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會積累許多有關存在的認識。這些術語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認識都會影響甚至支配他們的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相互“參照”，不斷重複和加深這樣的概念與認識。
此外，一些人學習西方哲學是從翻譯外文著作入手的，還把這看作是進入西方哲學的途徑。有些翻譯甚至是為了讀懂它。這樣，許多譯著並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學習的產物。譯者最後以譯著而成為名家，因為名著傳播了譯者的名字，但翻譯中的問題也隨著譯著深入人心。一個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譯變成印刷符號的時候，他或她可能還會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對於翻譯中的錯誤，他或她並沒有清楚的認識，甚至沒有意識。翻譯還會繼續，由於各種原因，也許第一次翻譯錯了，以後永遠都是錯的。我是研究者，也做過翻譯。我懂得翻譯的艱辛，也尊重譯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訴諸權威或大眾絕不能成為考慮being的依據。
有人曾對我說，你的觀點是顛覆性的，大概不會被人接受，尤其是不會被譯著等身的人接受。這話說得直白，有些一針見血。being是西方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譯若是錯了，改正起來確實代價很大，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說，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認識到應該如何理解being之外，似乎還會使人隱隱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譯要重新翻譯。假如這確實會得罪一些人，我只能借用達米特的話說：“我不道歉。”在這一點上，我敬佩王太慶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們晚年的工作表明，他們是實實在在地重新翻譯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學。
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
近年來在開會和講學時常有人問我，還在研究being問題嗎（哪）？（！）有些人表現出關心、關注，也有人透著調侃。有人對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在他們看來，你研究邏輯，也研究分析哲學，而being的研究屬於形而上學，後者似乎與邏輯沒有什麼關係，至少與分析哲學沒有什麼關係。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年，我在相關研究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邏輯研究》。我常說，being乃是亞里斯多德邏輯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關being的研究中，邏輯與哲學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看不到這一點，形而上學研究是不得要領的。
2003年，我出版了《“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一書，明確使“是”與“真”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這是一個清晰的思路。在傳統哲學中，“是”與“真”體現了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對應的，因而人們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去探討形而上學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形而上學。這個思路提供了一條理解形而上學的新的有益途徑。新，指的是它與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後者不僅有問題，而且相互無法產生聯繫，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聯繫。有益，指的是它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學。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傳統哲學中有關being的討論，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分析哲學中有關truth的討論。比如，為什麼傳統哲學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分析哲學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僅如此，這一思路還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哲學史一種從being到truth的發展和轉變。因此，有關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正是從being與truth的聯繫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的核心和主線，從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
有人對我一直研究being問題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being有係詞含義和存在含義如今已然眾所周知，將它譯為“是”還是“存在”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因此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或者，哪裡還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討論呢？我對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是不以為然的。
在《“是”與“真”》一書中，我明確闡明，在西方哲學討論中，應該在係詞的意義上理解being，應該把它譯為“是”而不是譯為“存在”，並且應該把這樣的理解和翻譯貫徹始終。不僅如此，我還強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都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難懂，國內學界許多人也認為分析哲學難懂。
在我看來，它們之所以難懂，在很大程度上和“是”與“真”相關，和對它們的理解相關，和討論它們的方式相關。所以，我不斷重申上述看法：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既然這是形而上學主線上的問題，是核心問題，既然這一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當然應該持之以恆，而不是淺嘗輒止。在我看來，這些年來國內學界關於being的問題有了一些討論和認識，取得一些進步，但是遠遠不夠，還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們去做。我認為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為“是”的問題歸根結底乃是與“真”相聯繫的，“是”與“真”的問題乃是十分有價值的哲學問題。對它們的理解也是一個檢驗我們理解西方哲學的尺度，因為正像我以前的書名所說，它們是形而上學的基石。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4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卻是典型的訴諸權威或訴諸大眾。由於涉及譯者，通常我不發表意見。應該看到，西方學術進入我國的歷史並不長，西方哲學引進的時間則更短。因此，就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而言，國內的基礎其實非常薄弱。更何況西方哲學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的學科，涉及多種語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學、思想、政治、宗教、語言等交織的大成，經歷了從一體到眾多科學的分離，因此，西方哲學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學科。西方哲學自身又有形而上學與其他哲學之分。形而上學被公認為是難懂的，形而上學著作也被認為是最難懂的，而being問題恰恰屬於形而上學。想一想，在不長的歷史積累上學習形而上學，在完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理解being，難道真的會沒有問題嗎？同樣是學習和研究哲學，或者自認為或自詡是學習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學，難道所理解和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學嗎？
而就譯者個體而言，在早期沒有中譯本的時候，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積累了許多中國思想文化的東西。那裡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無”，但是不會有“是”。而中譯本出現之後，如上所說，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會積累許多有關存在的認識。這些術語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認識都會影響甚至支配他們的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相互“參照”，不斷重複和加深這樣的概念與認識。
此外，一些人學習西方哲學是從翻譯外文著作入手的，還把這看作是進入西方哲學的途徑。有些翻譯甚至是為了讀懂它。這樣，許多譯著並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學習的產物。譯者最後以譯著而成為名家，因為名著傳播了譯者的名字，但翻譯中的問題也隨著譯著深入人心。一個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譯變成印刷符號的時候，他或她可能還會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對於翻譯中的錯誤，他或她並沒有清楚的認識，甚至沒有意識。翻譯還會繼續，由於各種原因，也許第一次翻譯錯了，以後永遠都是錯的。我是研究者，也做過翻譯。我懂得翻譯的艱辛，也尊重譯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訴諸權威或大眾絕不能成為考慮being的依據。
有人曾對我說，你的觀點是顛覆性的，大概不會被人接受，尤其是不會被譯著等身的人接受。這話說得直白，有些一針見血。being是西方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譯若是錯了，改正起來確實代價很大，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說，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認識到應該如何理解being之外，似乎還會使人隱隱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譯要重新翻譯。假如這確實會得罪一些人，我只能借用達米特的話說：“我不道歉。”在這一點上，我敬佩王太慶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們晚年的工作表明，他們是實實在在地重新翻譯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學。
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
近年來在開會和講學時常有人問我，還在研究being問題嗎（哪）？（！）有些人表現出關心、關注，也有人透著調侃。有人對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在他們看來，你研究邏輯，也研究分析哲學，而being的研究屬於形而上學，後者似乎與邏輯沒有什麼關係，至少與分析哲學沒有什麼關係。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年，我在相關研究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邏輯研究》。我常說，being乃是亞里斯多德邏輯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關being的研究中，邏輯與哲學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看不到這一點，形而上學研究是不得要領的。
2003年，我出版了《“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一書，明確使“是”與“真”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這是一個清晰的思路。在傳統哲學中，“是”與“真”體現了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對應的，因而人們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去探討形而上學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形而上學。這個思路提供了一條理解形而上學的新的有益途徑。新，指的是它與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後者不僅有問題，而且相互無法產生聯繫，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聯繫。有益，指的是它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學。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傳統哲學中有關being的討論，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分析哲學中有關truth的討論。比如，為什麼傳統哲學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分析哲學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僅如此，這一思路還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哲學史一種從being到truth的發展和轉變。因此，有關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正是從being與truth的聯繫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的核心和主線，從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
有人對我一直研究being問題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being有係詞含義和存在含義如今已然眾所周知，將它譯為“是”還是“存在”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因此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或者，哪裡還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討論呢？我對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是不以為然的。
在《“是”與“真”》一書中，我明確闡明，在西方哲學討論中，應該在係詞的意義上理解being，應該把它譯為“是”而不是譯為“存在”，並且應該把這樣的理解和翻譯貫徹始終。不僅如此，我還強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都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難懂，國內學界許多人也認為分析哲學難懂。
在我看來，它們之所以難懂，在很大程度上和“是”與“真”相關，和對它們的理解相關，和討論它們的方式相關。所以，我不斷重申上述看法：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既然這是形而上學主線上的問題，是核心問題，既然這一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當然應該持之以恆，而不是淺嘗輒止。在我看來，這些年來國內學界關於being的問題有了一些討論和認識，取得一些進步，但是遠遠不夠，還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們去做。我認為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為“是”的問題歸根結底乃是與“真”相聯繫的，“是”與“真”的問題乃是十分有價值的哲學問題。對它們的理解也是一個檢驗我們理解西方哲學的尺度，因為正像我以前的書名所說，它們是形而上學的基石。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4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