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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語
近年來在與being相關的討論中， 我被稱為“一‘是’到底論”的代表， 人們對我提出了許多問題和看法。
原文：《“是”， 理解西方哲學的有效途徑》
作者：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王路
翻譯不能訴諸權威或大眾
being應該譯為“是”， 而不是譯為“存在”， 這一觀點似乎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贊同。 常有人對我說， 總體上可以理解這種看法， 也認為它有道理， 但是總覺得它還欠缺些東西。 對熟悉的人我常笑著回答：“就是欠缺些與你知識結構中有關‘存在’的認識對應的東西。 張無忌在給周芷若輸入九陽真氣療傷的時候， 不是總覺得她體內有一股怪異的內氣在與自己的真氣抗衡嗎？！”這話是說著玩的，
中國人學習哲學， 總是從閱讀中譯著作開始的。 由於being譯為“存在”乃是普遍現象， 因此當一個人真正步入研究階段的時候， 他或她已經在自己的知識結構中積累了許多有關存在的理解和認識，
不僅如此， 現有的中譯著作仍然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讀者， 培養和造就未來的哲學研究者， 而在他們身上， 上述感觸和困惑以後依然會同樣出現。
有許多人對我說， 那些中譯著作大多出自名家啊！他們也都留過學呀， 有人還有學位。 怎麼可能他們關於being的翻譯和理解都錯了呢？！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也許很自然， 卻是典型的訴諸權威或訴諸大眾。 由於涉及譯者， 通常我不發表意見。 應該看到， 西方學術進入我國的歷史並不長， 西方哲學引進的時間則更短。 因此， 就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而言， 國內的基礎其實非常薄弱。 更何況西方哲學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的學科， 涉及多種語言文字的使用， 集西方科學、思想、政治、宗教、語言等交織的大成， 經歷了從一體到眾多科學的分離， 因此， 西方哲學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學科。
西方哲學自身又有形而上學與其他哲學之分。形而上學被公認為是難懂的，形而上學著作也被認為是最難懂的，而being問題恰恰屬於形而上學。想一想，在不長的歷史積累上學習形而上學，在完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理解being，難道真的會沒有問題嗎？同樣是學習和研究哲學，或者自認為或自詡是學習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學，難道所理解和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學嗎？
而就譯者個體而言，在早期沒有中譯本的時候，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積累了許多中國思想文化的東西。那裡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無”，但是不會有“是”。而中譯本出現之後，如上所說，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會積累許多有關存在的認識。這些術語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認識都會影響甚至支配他們的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相互“參照”，不斷重複和加深這樣的概念與認識。
此外，一些人學習西方哲學是從翻譯外文著作入手的，還把這看作是進入西方哲學的途徑。有些翻譯甚至是為了讀懂它。這樣，許多譯著並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學習的產物。譯者最後以譯著而成為名家，因為名著傳播了譯者的名字，但翻譯中的問題也隨著譯著深入人心。一個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譯變成印刷符號的時候，他或她可能還會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對於翻譯中的錯誤，他或她並沒有清楚的認識，甚至沒有意識。翻譯還會繼續，由於各種原因，也許第一次翻譯錯了，以後永遠都是錯的。我是研究者，也做過翻譯。我懂得翻譯的艱辛，也尊重譯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訴諸權威或大眾絕不能成為考慮being的依據。
有人曾對我說，你的觀點是顛覆性的，大概不會被人接受，尤其是不會被譯著等身的人接受。這話說得直白，有些一針見血。being是西方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譯若是錯了，改正起來確實代價很大，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說，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認識到應該如何理解being之外，似乎還會使人隱隱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譯要重新翻譯。假如這確實會得罪一些人，我只能借用達米特的話說：“我不道歉。”在這一點上，我敬佩王太慶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們晚年的工作表明，他們是實實在在地重新翻譯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學。
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
近年來在開會和講學時常有人問我，還在研究being問題嗎（哪）？（！）有些人表現出關心、關注，也有人透著調侃。有人對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在他們看來，你研究邏輯，也研究分析哲學，而being的研究屬於形而上學，後者似乎與邏輯沒有什麼關係，至少與分析哲學沒有什麼關係。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年，我在相關研究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邏輯研究》。我常說，being乃是亞里斯多德邏輯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關being的研究中，邏輯與哲學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看不到這一點，形而上學研究是不得要領的。
2003年，我出版了《“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一書，明確使“是”與“真”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這是一個清晰的思路。在傳統哲學中，“是”與“真”體現了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對應的，因而人們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去探討形而上學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形而上學。這個思路提供了一條理解形而上學的新的有益途徑。新，指的是它與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後者不僅有問題，而且相互無法產生聯繫，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聯繫。有益，指的是它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學。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傳統哲學中有關being的討論，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分析哲學中有關truth的討論。比如，為什麼傳統哲學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分析哲學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僅如此，這一思路還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哲學史一種從being到truth的發展和轉變。因此，有關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正是從being與truth的聯繫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的核心和主線，從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
有人對我一直研究being問題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being有係詞含義和存在含義如今已然眾所周知，將它譯為“是”還是“存在”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因此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或者，哪裡還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討論呢？我對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是不以為然的。
在《“是”與“真”》一書中，我明確闡明，在西方哲學討論中，應該在係詞的意義上理解being，應該把它譯為“是”而不是譯為“存在”，並且應該把這樣的理解和翻譯貫徹始終。不僅如此，我還強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都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難懂，國內學界許多人也認為分析哲學難懂。
在我看來，它們之所以難懂，在很大程度上和“是”與“真”相關，和對它們的理解相關，和討論它們的方式相關。所以，我不斷重申上述看法：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既然這是形而上學主線上的問題，是核心問題，既然這一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當然應該持之以恆，而不是淺嘗輒止。在我看來，這些年來國內學界關於being的問題有了一些討論和認識，取得一些進步，但是遠遠不夠，還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們去做。我認為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為“是”的問題歸根結底乃是與“真”相聯繫的，“是”與“真”的問題乃是十分有價值的哲學問題。對它們的理解也是一個檢驗我們理解西方哲學的尺度，因為正像我以前的書名所說，它們是形而上學的基石。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4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西方哲學自身又有形而上學與其他哲學之分。形而上學被公認為是難懂的，形而上學著作也被認為是最難懂的，而being問題恰恰屬於形而上學。想一想，在不長的歷史積累上學習形而上學，在完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理解being，難道真的會沒有問題嗎？同樣是學習和研究哲學，或者自認為或自詡是學習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學，難道所理解和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學嗎？
而就譯者個體而言，在早期沒有中譯本的時候，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積累了許多中國思想文化的東西。那裡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無”，但是不會有“是”。而中譯本出現之後，如上所說，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一定會積累許多有關存在的認識。這些術語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認識都會影響甚至支配他們的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他們相互“參照”，不斷重複和加深這樣的概念與認識。
此外，一些人學習西方哲學是從翻譯外文著作入手的，還把這看作是進入西方哲學的途徑。有些翻譯甚至是為了讀懂它。這樣，許多譯著並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學習的產物。譯者最後以譯著而成為名家，因為名著傳播了譯者的名字，但翻譯中的問題也隨著譯著深入人心。一個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譯變成印刷符號的時候，他或她可能還會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對於翻譯中的錯誤，他或她並沒有清楚的認識，甚至沒有意識。翻譯還會繼續，由於各種原因，也許第一次翻譯錯了，以後永遠都是錯的。我是研究者，也做過翻譯。我懂得翻譯的艱辛，也尊重譯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訴諸權威或大眾絕不能成為考慮being的依據。
有人曾對我說，你的觀點是顛覆性的，大概不會被人接受，尤其是不會被譯著等身的人接受。這話說得直白，有些一針見血。being是西方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譯若是錯了，改正起來確實代價很大，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說，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認識到應該如何理解being之外，似乎還會使人隱隱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譯要重新翻譯。假如這確實會得罪一些人，我只能借用達米特的話說：“我不道歉。”在這一點上，我敬佩王太慶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們晚年的工作表明，他們是實實在在地重新翻譯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學。
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
近年來在開會和講學時常有人問我，還在研究being問題嗎（哪）？（！）有些人表現出關心、關注，也有人透著調侃。有人對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在他們看來，你研究邏輯，也研究分析哲學，而being的研究屬於形而上學，後者似乎與邏輯沒有什麼關係，至少與分析哲學沒有什麼關係。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年，我在相關研究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邏輯研究》。我常說，being乃是亞里斯多德邏輯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關being的研究中，邏輯與哲學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看不到這一點，形而上學研究是不得要領的。
2003年，我出版了《“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一書，明確使“是”與“真”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這是一個清晰的思路。在傳統哲學中，“是”與“真”體現了句法和語義兩個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對應的，因而人們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去探討形而上學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理解形而上學。這個思路提供了一條理解形而上學的新的有益途徑。新，指的是它與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後者不僅有問題，而且相互無法產生聯繫，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聯繫。有益，指的是它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學。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傳統哲學中有關being的討論，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分析哲學中有關truth的討論。比如，為什麼傳統哲學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分析哲學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僅如此，這一思路還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哲學史一種從being到truth的發展和轉變。因此，有關being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正是從being與truth的聯繫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的核心和主線，從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
有人對我一直研究being問題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being有係詞含義和存在含義如今已然眾所周知，將它譯為“是”還是“存在”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因此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或者，哪裡還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討論呢？我對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是不以為然的。
在《“是”與“真”》一書中，我明確闡明，在西方哲學討論中，應該在係詞的意義上理解being，應該把它譯為“是”而不是譯為“存在”，並且應該把這樣的理解和翻譯貫徹始終。不僅如此，我還強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翻譯問題，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都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難懂，國內學界許多人也認為分析哲學難懂。
在我看來，它們之所以難懂，在很大程度上和“是”與“真”相關，和對它們的理解相關，和討論它們的方式相關。所以，我不斷重申上述看法：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既然這是形而上學主線上的問題，是核心問題，既然這一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當然應該持之以恆，而不是淺嘗輒止。在我看來，這些年來國內學界關於being的問題有了一些討論和認識，取得一些進步，但是遠遠不夠，還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們去做。我認為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為“是”的問題歸根結底乃是與“真”相聯繫的，“是”與“真”的問題乃是十分有價值的哲學問題。對它們的理解也是一個檢驗我們理解西方哲學的尺度，因為正像我以前的書名所說，它們是形而上學的基石。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4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