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裡，在襄陽千年古亭來次“穿越”
襄陽，最愛峴首山（當時稱峴山）。羊祜病逝後，襄陽百姓在峴山羊祜舊遊處“建碑立廟”，碑即著名的“墮淚碑”，廟稱“羊公廟”、“羊太傅廟”等，其後，又建起了巍峨的峴山亭。
1936年的峴首亭 市檔案館提供
唐代：成為全國名亭的開始
峴山亭為紀念羊祜而建，但始建年代不詳，應在“建碑立廟”後不久。唐代詩人崔元范有“羊公留宴峴山亭”的詩句，表明人們對亭與羊祜關係的認可。同時，由於峴山風景絕佳，又緊鄰郡城，所以成為人們迎歸餞別之所。
羊祜身後，餘德廣布，也給歷代官員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襄陽人民追思羊公遺愛，歷代文人追尋羊祜登臨足跡，
宋代：歐陽修寫下《峴山亭記》名篇
宋代，對峴山亭有記載的修復有兩次。一次是知襄州的龍圖閣直學士燕肅所修，時間大約在仁宗朝。
其後，宋神宗熙甯元年（1068），
明代：亭名改變，亭址遷移
隨著朝野對為政以德的推崇，羊祜的影響在明代達到高峰，嘉靖皇帝就曾派人以朝廷的名義祭祀羊祜。在襄陽，有明一代，官府對峴山亭的營造達四次之多。
正德年間，巡道聶賢修繕了峴山亭，並在亭中建了思賢堂。
明代中期以後，峴山的名聲隨著一次次名人的登臨與詠唱更加顯耀，曾有人認為峴山的名聲可以與嵩山和華山相比。但是，由於峴山與峴首山地名的模糊，峴山亭地址和名稱開始流徙不定。嘉靖期間，侍禦沈洪才因公過襄陽，慕名登峴山，從游的張絅作《峴山亭記》，並命當時的襄陽知府韓廷偉刻碑，立於亭中。韓廷偉嘉靖十三年（1534）任襄陽知府，嘉靖十七年離任，此事當發生於這個階段。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後見諸文字的處於原址的峴山亭。
嘉靖二十一年（1542），副使江匯因看到峴山亭規模過小，與羊祜的大名不能相稱，所以在舊亭址稍右處修建新亭，並取名“峴首亭”。陳塏作《峴首亭記》。這是峴山亭首次改稱峴首亭。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峴首亭記》中雲江匯“規其制為六棱，列以闔扇”，新中國成立後尚存的最後的峴首亭亦為六面亭，其形制的創定可追溯至此。
隆慶五年（1571）左右，前後任職襄陽知府、湖廣巡撫的汪道昆錯誤地把峴石處當作羊祜登臨處，做了一個驚人之舉——把峴山亭改建到峴石處，一併把羊祜祠也搬移到該處。對於汪道昆的移亭之舉，蔣琦齡批評極為尖銳：“移亭于峴石，大謬始明代……禮廢兼去羊，其誤乃至再。”這嚴重混淆了羊祜於峴山置酒言詠的史實，也割裂了峴山文化的歷史傳承。
汪道昆在當時文名、官聲均極顯赫，他的移亭、祠之舉考據不嚴，對地勢踏勘不細，雖屬荒唐，但並沒有得到及時的糾正，直到三十多年後，崇禎六年（1633）至八年，知府唐顯悅以行動相批駁，將亭移回峴首山原址，仍名“峴首亭”。並在峴首亭近旁造了一座略小的亭，名“峴山亭”，這也是最後出現的以“峴山”為名的亭了。
明代的移亭公案至此並沒有蓋棺論定，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朝代的更迭，峴首山上的亭全部傾圮。
清代：改名文筆峰的峴首亭
清代，歷任官員在峴山亭問題上變得更為“任性”，但襄陽人卻頑強地保存了關於羊祜與峴山亭的記憶。
清雍正年間，守道魯之裕以一意之決，再次發展汪道昆的錯誤，認為羊祜登臨處在龜山（今真武山），於是在山上建新亭。幸而其荒謬言論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亭也很快廢棄。
道光二十七年（1847），襄陽知縣熊寶書在峴首山原址重建峴首亭。在歷經百年的流徙後，峴首亭終於又回到故址，但遺憾的是，新修的亭子不到一年就倒了。
光緒六年（1880），知府恩聯在原址重建亭，命名為“文筆峰”。恩聯，滿族正藍旗人，作為滿清官員，乃由監生捐納筆帖式入官，走的是一條通常滿人當官的路子。或是由於並未由科舉正途出身，所以在地方任上加意重視有科舉象徵意義的文筆峰。但遺憾的是，卻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濃烈襄陽情結的峴首亭。
不過，出於多年的習慣，人們仍稱之為峴首亭。這，應該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尚存的峴首亭，為七層六角攢尖式，高約20米，典雅古樸，雄偉壯觀，與峴山美景相得益彰，長期是襄陽的標誌之一。
近現代：漸漸遠去的峴首亭
如果說，峴首亭在清代遭到了曲解和誤讀，那麼，到了近現代，峴首亭更漸漸被人們遺忘。
在拍攝於1936年的這張老照片上，我們看到，峴首亭在民國時期依然巍然矗立，而從同時代的一些遊記也可以看出，其周邊墮淚碑、羊杜二公祠尚存，仍舊是遊歷襄陽城必至的名勝古跡。接下來，峴首亭也經受住了抗日炮火的洗禮。1966年，在修焦枝鐵路時，亭與羊杜祠一同被拆毀，原址僅存一堆瓦礫。從此，名留青史的峴首亭，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淡去，只留下一個模糊的背影。
失去了峴首亭的峴首山，是一座失去了文化靈魂的山，羊公碑已不在，峴山亭又已久違，使人們逐漸忘卻了峴首山曾經的榮光。曾經，“峴山圖”作為文人畫的一個常用體裁，峴山亭或峴首亭則是畫中必不可少的要件，其形象已經與羊祜、與峴山、與襄陽緊密相連。從峴首山的遠眺效果上看，峴首亭的存在尤其重要，它提高了峴山的標杆，抬高了登臨者的視線，登亭遠眺，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尤為壯觀。而今天，這些都不復得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這對歷史文化名城襄陽來說，不僅僅是一個重要文化地標的丟失，也是一份珍貴文化遺產的流失。
另外，在我市收藏家李健先生處，有兩方與峴山相關的刻石，特將其影像敬呈於此，加深我們對峴山亭、峴首亭的緬懷之情。
峴山的名聲隨著一次次名人的登臨與詠唱更加顯耀，曾有人認為峴山的名聲可以與嵩山和華山相比。但是，由於峴山與峴首山地名的模糊，峴山亭地址和名稱開始流徙不定。嘉靖期間，侍禦沈洪才因公過襄陽，慕名登峴山，從游的張絅作《峴山亭記》，並命當時的襄陽知府韓廷偉刻碑，立於亭中。韓廷偉嘉靖十三年（1534）任襄陽知府，嘉靖十七年離任，此事當發生於這個階段。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後見諸文字的處於原址的峴山亭。嘉靖二十一年（1542），副使江匯因看到峴山亭規模過小，與羊祜的大名不能相稱，所以在舊亭址稍右處修建新亭，並取名“峴首亭”。陳塏作《峴首亭記》。這是峴山亭首次改稱峴首亭。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峴首亭記》中雲江匯“規其制為六棱，列以闔扇”，新中國成立後尚存的最後的峴首亭亦為六面亭，其形制的創定可追溯至此。
隆慶五年（1571）左右，前後任職襄陽知府、湖廣巡撫的汪道昆錯誤地把峴石處當作羊祜登臨處，做了一個驚人之舉——把峴山亭改建到峴石處，一併把羊祜祠也搬移到該處。對於汪道昆的移亭之舉，蔣琦齡批評極為尖銳：“移亭于峴石，大謬始明代……禮廢兼去羊，其誤乃至再。”這嚴重混淆了羊祜於峴山置酒言詠的史實，也割裂了峴山文化的歷史傳承。
汪道昆在當時文名、官聲均極顯赫，他的移亭、祠之舉考據不嚴，對地勢踏勘不細，雖屬荒唐，但並沒有得到及時的糾正，直到三十多年後，崇禎六年（1633）至八年，知府唐顯悅以行動相批駁，將亭移回峴首山原址，仍名“峴首亭”。並在峴首亭近旁造了一座略小的亭，名“峴山亭”，這也是最後出現的以“峴山”為名的亭了。
明代的移亭公案至此並沒有蓋棺論定，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朝代的更迭，峴首山上的亭全部傾圮。
清代：改名文筆峰的峴首亭
清代，歷任官員在峴山亭問題上變得更為“任性”，但襄陽人卻頑強地保存了關於羊祜與峴山亭的記憶。
清雍正年間，守道魯之裕以一意之決，再次發展汪道昆的錯誤，認為羊祜登臨處在龜山（今真武山），於是在山上建新亭。幸而其荒謬言論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亭也很快廢棄。
道光二十七年（1847），襄陽知縣熊寶書在峴首山原址重建峴首亭。在歷經百年的流徙後，峴首亭終於又回到故址，但遺憾的是，新修的亭子不到一年就倒了。
光緒六年（1880），知府恩聯在原址重建亭，命名為“文筆峰”。恩聯，滿族正藍旗人，作為滿清官員，乃由監生捐納筆帖式入官，走的是一條通常滿人當官的路子。或是由於並未由科舉正途出身，所以在地方任上加意重視有科舉象徵意義的文筆峰。但遺憾的是，卻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濃烈襄陽情結的峴首亭。
不過，出於多年的習慣，人們仍稱之為峴首亭。這，應該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尚存的峴首亭，為七層六角攢尖式，高約20米，典雅古樸，雄偉壯觀，與峴山美景相得益彰，長期是襄陽的標誌之一。
近現代：漸漸遠去的峴首亭
如果說，峴首亭在清代遭到了曲解和誤讀，那麼，到了近現代，峴首亭更漸漸被人們遺忘。
在拍攝於1936年的這張老照片上，我們看到，峴首亭在民國時期依然巍然矗立，而從同時代的一些遊記也可以看出，其周邊墮淚碑、羊杜二公祠尚存，仍舊是遊歷襄陽城必至的名勝古跡。接下來，峴首亭也經受住了抗日炮火的洗禮。1966年，在修焦枝鐵路時，亭與羊杜祠一同被拆毀，原址僅存一堆瓦礫。從此，名留青史的峴首亭，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淡去，只留下一個模糊的背影。
失去了峴首亭的峴首山，是一座失去了文化靈魂的山，羊公碑已不在，峴山亭又已久違，使人們逐漸忘卻了峴首山曾經的榮光。曾經，“峴山圖”作為文人畫的一個常用體裁，峴山亭或峴首亭則是畫中必不可少的要件，其形象已經與羊祜、與峴山、與襄陽緊密相連。從峴首山的遠眺效果上看，峴首亭的存在尤其重要，它提高了峴山的標杆，抬高了登臨者的視線，登亭遠眺，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尤為壯觀。而今天，這些都不復得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這對歷史文化名城襄陽來說，不僅僅是一個重要文化地標的丟失，也是一份珍貴文化遺產的流失。
另外，在我市收藏家李健先生處，有兩方與峴山相關的刻石，特將其影像敬呈於此，加深我們對峴山亭、峴首亭的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