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分析“九一八”：日本人認為佔領東北是公道的

瀋陽事變（日本稱“九一八事變”為“瀋陽事變”）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于瀋陽城外，是遠東有史以來最大的事變。駐在我國東北的部分日本軍隊，即所謂關東軍，秘密計畫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開始行動，

佔領東北。當時瀋陽城內外駐守的中國軍隊毫無準備，悉被解除武裝。東北行政中心——瀋陽——兵不刃血為日軍佔領。日軍佔領瀋陽後，進而又佔領了整個東北三省。從東北又向中國內地擴展。數年以後，又從中國把戰爭擴大到東南亞，包括印尼、菲律賓、越南、寮國、星馬、緬甸和泰國，直到澳洲邊緣。向東擴展，到了珍珠港。

蔣廷黻先生

“事變”之發展所以如此深遠，實因集合許多條件而促成。

第一，是中國國力和民族意識覺醒的程度不能相稱。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雖然不能在短期內躋身于現代強國之林，但在短期內喚起民族意識，認清國家主權，爭取國際大家庭中平等地位和尊重還是可以辦到的。

我們堅決要求國際地位平等，但是我們沒有支援此種要求的國力。假如這種情形反過來，也就是說我們在國力發展方面還較民族意識的發展快，則“九一八事變”也許就不會發生了，即使發生，日本方面也不會那樣為所欲為。

第二，是日本領土擴展論抬頭的結果。“九一八事變”時，日本也正如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陷於經濟不景氣中。工廠關閉了，國際市場沒有了，

失業的人很多。經濟情況予好戰分子和極端分子以採取激烈行動的藉口。面對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所有國家都設法控制國內市場，排斥日貨。日本主戰論者利用世界資源配置不公及“有”資源國家加緊排斥日貨的事實為藉口。另一方面，“有”資源的國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銳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場和原料。日本有見及此，自然要籌謀對策。他們認為：日本如果不能從西方列強控制下的落後地區分一杯羹，就只有犧牲中國，在亞洲北部去建立他們的帝國。

蔣廷黻與美國原國務卿杜勒斯交談

日本人認為佔領我們東北是很公道的。他們認為他們並非從中國人手中攫奪東北，而是從蘇俄手中拿到東北的。

他們認為：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的日俄戰爭如果日本戰敗的話，東北勢將成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結果日本戰勝了，東北自然應該歸他們。他們進一步認為：日俄戰後東北重歸中國版圖那實在是因為國際間的嫉忌和中國的外交陰謀有以致之，事後中國非但不與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發展，而且更重申中國的主權。

東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雙方都承認的。我們都知道東北的農工業在中國均居最重要地位。同時，我們對日本人的態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國人的尊重。在過去若干世紀，我們一直把日本人當作“侏儒”，認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一八九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對中國人說實在是個大震盪。中國人把那次失敗當作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三十年後，日本在東北非法築路、駐兵、控制重要港口，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東北的經濟命脈，中國人認為：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為對中國都是侮辱和侵略。這就是中國人對中日兩國在東北衝突的看法。

當時中日雙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畫出有利雙方的經濟發展計畫，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雙方沒有合作的餘地。

“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雙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關於此點，我很謹慎，當時不願表示先見之明，所以也不願預測“事變”的性質、時間和地點。迨“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感到震驚。我應該再補充一句，當時我對調整中日衝突關係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蔣廷黻先生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的後面，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儘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它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但我對北大、燕大、清華學生們演講時，卻一直以這種想法作為基本理論，我一直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地方性的。

文章摘自《國士無雙：蔣廷黻回憶錄》，新星出版社。

同時，我們對日本人的態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國人的尊重。在過去若干世紀，我們一直把日本人當作“侏儒”，認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一八九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對中國人說實在是個大震盪。中國人把那次失敗當作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三十年後，日本在東北非法築路、駐兵、控制重要港口，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東北的經濟命脈，中國人認為：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為對中國都是侮辱和侵略。這就是中國人對中日兩國在東北衝突的看法。

當時中日雙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畫出有利雙方的經濟發展計畫，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雙方沒有合作的餘地。

“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雙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關於此點，我很謹慎，當時不願表示先見之明，所以也不願預測“事變”的性質、時間和地點。迨“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感到震驚。我應該再補充一句，當時我對調整中日衝突關係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蔣廷黻先生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的後面，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儘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它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但我對北大、燕大、清華學生們演講時，卻一直以這種想法作為基本理論，我一直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地方性的。

文章摘自《國士無雙：蔣廷黻回憶錄》，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