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哭虞世南之死：“沒有人能夠同我談論書法了！”
虞世南《潘六帖》拓本，草書，25.7×43釐米，《淳化閣帖》卷四收錄。
釋文：
潘六雲司未得近問。莫邪數小奴等，計不日當有狀來。
虞世南《大運帖》拓本，楷書，25.7×43釐米，《淳化閣帖》卷四收錄。上海博物館藏。
釋文：
世南聞大運不測，天地兩平；風俗相承，帝基能厚；道清三百，鴻業六超；君壽九宵，命周成算；玄無之道，自古興明。
虞世南楷書，《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稱之為《帝基帖》。宋人劉次莊在《法帖釋文》中說：“大運帖玄無之道，大觀諱“玄”字末一點，以宋太宗小字“玄朗”故。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清，“朗”字亦闕“月”中兩小畫。
虞世南《鄭長官帖》拓本，行草書，25.7×43釐米，《淳化閣帖》卷四收錄。上海博物館藏。
釋文：
鄭長官致問極真，而其三人恒不蕩蕩，將如何？故承後時有所異責。
虞世南《去月帖》拓本，行書，25.7×43釐米，《淳化閣帖》卷四收錄。上海博物館藏。
釋文：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率一兩日行，左腳更痛，遂不朝會。至今未好，亦得時向本省，猶不入內。冀少日望可自力。
虞世南《去月帖》行書，凡六行。又稱《左腳帖》、《朝會帖》。此帖書法平正婉和，氣韻清朗。文見《唐文拾遺》卷十三。著錄首見《淳化閣帖》“歷代名臣法帖第四”。又刻入《大觀帖》、《絳帖》、《汝帖》、《東書堂帖》、《寶賢堂帖》、《聚奎堂帖》等。
明人顧從義《法帖釋文考異》：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率（一作牽）一兩日（一上二字合作曹）行左腳更痛，遂不朝會。至今未好，亦得時向本省，猶不入內，
“可”或“耳”，根據大觀本（右圖），明顯是“可”字，釋作“耳”字，與文義亦不貫。帖末的“諮”雖與“諮”意相通，但在釋文中還是“諮”為宜。
此帖筆勢溫靜，為虞氏晚年手筆，正乃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帖中“少”字一撇，略作顫抖，此偶然之意，亦是燦爛至極。然有學者認為《去月帖》文辭粗俚，與有“出世之才”的虞世南身份不符，不類虞氏語，以足疾而廢朝會，
虞世南小楷《破邪論序》
虞世南小楷書，日本三井高堅收藏，全文收入《虞秘監集》及歷代書法論著中，傳世刻本有款署“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撰並書”“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並書”二種。但此帖有人疑為偽跡，如清代學者姚鼎認為虞世南父名荔，而文中有“餌松茶幹溪漳，披薜荔于山阿”之句，未將其中“荔”字缺筆避諱。然此小楷之清逸，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中曾這樣論述，“世南書跡本自稀，而楷法尤不易得，不者唯《破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積能之極，幾奪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此帖歷來轉輾翻刻者不少，如《玉煙堂帖》、《停雲帖》、《清鑒堂》等諸法帖，尤以《越州石氏本》為最佳。
虞世南（558-638），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字伯施，浙江余姚人,唐初書法家，文學家。隋煬帝時官起居舍人，唐時歷任秘書監、弘文館學士等。其父虞荔，兄虞世基，叔父虞寄，均名重一時。虞寄無子，世南過繼於他，故字伯施。
唐太宗稱虞世南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虞世南死後，唐太宗慟哭：“沒有人能夠同我談論書法了！”
仕隋為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世稱“虞永興”或“虞秘監”。授青光祿大夫，諡文懿。沉靜寡欲，精思讀書，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見稱于僕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秘書郎，十年不徙。入唐，為秦府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太宗踐祚，曆弘文館學士、秘書監。卒諡文懿。太宗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手詔魏王泰曰：“世南當代名臣，人倫准的，今其雲亡，石渠、東觀中無複人矣。”虞世南書法剛柔並重，骨力遒勁，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並稱“唐初四大家”。其詩風與書風相似，清麗中透著剛健。因是近臣，故侍宴應詔的作品較多。代表作有《出塞》、《結客少年場行》、《怨歌行》、《賦得臨池竹應制》、《蟬》、《奉和詠風應魏王教》等。其中後三首詠物詩（即《賦得臨池竹應制》、《蟬》、《奉和詠風應魏王教》）分別寫竹、蟬和風，緊緊抓住物件特點，刻畫得相當傳神,例如《蟬》詩寫蟬飲清露，棲（梧桐）高處，聲因高而遠，而非是依靠秋風，寓意君子應象蟬一樣居高而聲遠，從而不必憑藉、受制於它物，世南描摹狀物、托物言志之功夫可見一斑矣。集三十卷，今編詩一卷（全唐詩上卷第三十六）。
虞世南曾跟從王羲之的七世孫、隋朝書法家智永禪師學習書法。他的字用筆圓潤，外柔內剛，結構疏朗，氣韻秀健。傳說唐太宗學書就是以虞世南為師。唐太宗常感到“戈”字難寫。有一天，他寫字時寫到“戩（jian剪）”字，只寫了“晉”的半邊，讓虞世南寫另外半邊的“戈”。寫成以後，唐太宗讓魏征來鑒賞，魏征看了說：“今窺（看的意思）聖作，惟戩字戈法逼真”。唐太宗讚歎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書法了。虞世南的代表作有《孔子廟堂碑》等。初唐的書法家繼歐、虞之後的是褚遂良和薛稷。貞觀十二年，世南病死，年八十一。太宗“哭之甚慟”，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虞世南死後，唐太宗慨歎地說：“世南死，沒有人能夠同我談論書法了。”
虞世南的哥哥、隋朝內史侍郎虞世基，卻是隋煬帝末期大名鼎鼎的奸佞之臣，整日附和邀寵，隱瞞外間起義消息。當時虞世基一家人貴寵無比，擬于王者，惟獨虞世南一人謹慎艱苦，只知讀書寫詩。宇文化及殺掉煬帝后，一幫禁衛軍闖入殺虞世基，虞世南號泣向軍士求情，請以身代家兄挨刀，當然沒獲允許，眾人把虞世基一家猶如砍瓜切菜一樣殺個精光，估計士兵們平時對這位文質彬彬的公子印象不壞，舍之而去。
延伸閱讀（一）
虞摹蘭亭序卷
《虞摹蘭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紙本，行書，縱24.8cm，橫57.7cm。
此本質地為白麻紙，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顯勾筆痕跡，當屬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認為是褚遂良摹本，後董其昌在題跋中認為“似永興（虞世南）所臨”，後世就改稱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標還在卷首題簽“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曆內府藏印，故亦稱“天曆本”。
此卷用兩紙拼接，各14行，排列較松勻，近石刻“定武本”。但點畫與褚遂良摹本相近，點畫較圓轉，少銳利筆鋒。勾描的墨色清淡，氣息古穆。據考證，此本當為唐代輾轉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諸家題跋、觀款17則，鈐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紙上所鈐元內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後拼紙下所題小楷“臣張金界奴上進”一行，均真。後隔水所鈐宋內府印，以及第一尾紙上宋代魏昌、楊益題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後配。以後接紙上的明人題跋、觀款，均真。
此卷歷經南宋高宗內府、元天曆內府、明楊士述、吳治、董其昌、茅止生、楊宛、馮銓，清梁清標、安岐、乾隆內府等處收藏。曾著錄于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張醜《真跡日錄》、《南陽法書表》、汪砢玉《珊瑚網書錄》，清吳升《大觀錄》、安岐《墨綠匯觀》、阮元《石渠隨筆》及《石渠寶笈·續編》等書。清代刻入“蘭亭八柱”，列為第一。
延伸閱讀（二）
唐太宗和虞世南的超常關係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人際關係中，君臣關係是最微妙的，臣子與帝王之間有著一段不可逾越的天然距離。臣子在堂下，帝王高高在上，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發展史上，鮮有堪稱佳話的君臣關係。而唐太宗和虞世南之間卻有著超越常規的君臣關係，虞世南既是唐太宗的臣子，也是文友和藝友，這一點從虞世南去世後唐太宗的態度上可見一斑。
貞觀十二年（638年）五月二十五日，虞世南逝世，唐太宗十分悲痛， “哭之甚慟”，下旨賜東園秘器，特許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 “懿”。昭陵是日後埋葬唐太宗的陵墓，能夠陪葬昭陵是臣子最大的死後哀榮。十一月，唐太宗下詔改諡 “文懿”，同時命魏王李泰前往祭奠。
此後，唐太宗常常想起虞世南，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為懷念和表彰功勳卓著的功臣，命閻立本在宮內淩煙閣描繪了24位元功臣的圖像，時常前往懷舊，虞世南就是24位功臣之一。
由此可知，唐太宗和虞世南的君臣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唐太宗和虞世南君臣之誼的開始是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率軍東征王世充，大敗前來救援的大夏國主竇建德並生擒之，在大夏王朝任職的虞世南作為降臣併入唐朝，時年64歲。虞世南歸唐後即受知于李世民，初為秦王府參軍，後轉為六品記室。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開文學館，授虞世南等十八人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這就是著名的十八學士。能夠成為文學館學士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不但能夠吃五品珍膳，李世民還 “每日引見，討論文典”，備受器重。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取得了大唐王朝的實際控制權，虞世南遷太子中舍人，成為東宮執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啟等事務的機要秘書。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次年改元貞觀。唐太宗即位之初，虞世南旋即改任著作郎，在秘書省內負責撰寫碑文、祝文、祭文和管理檔案的事務。為弘揚文教，唐太宗設置弘文館，虞世南作為弘文館學士常常宿值，聽朝之隙，與唐太宗講論文義，商量政事， “或至夜分方罷”，君臣關係由此更加親近。
貞觀四年（630年），虞世南已經73歲，告老還鄉，唐太宗不許，並升遷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辭謝，但是被唐太宗挽留，任命為秘書省秘書少監。秘書省是唐朝政府的圖書管理機構，只設秘書監一職，時由魏征擔任，唐太宗為了安置年邁的虞世南，特設秘書少監，可見挽留之誠。貞觀七年（633年），又升任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
貞觀八年（634年），虞世南晉封永興縣公，因而史稱 “虞永興”，時年77歲。貞觀十二年（638年），虞世南81歲高齡，他再次因病請求致仕，唐太宗念其年邁， “優制許之”，仍然恩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之職。
自古帝王和臣子的關係由於伴隨著政治權力的鬥爭，顯得十分複雜。即使相處和諧的明君賢臣，其關係大多也只是停留在治國理政的層面。貞觀名臣魏征，唐太宗只是把他視作 “可以明得失”的鏡子而已，而他卻把虞世南引為知己和摯友，這在中國歷史上頗為罕見，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虞世南所具有的南方文化底蘊深深吸引著唐太宗。
唐太宗雖然憑藉武力得有天下，但深知 “偃武修文”的重要性。他曾說： “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因此，唐太宗十分重視以文治國，力圖以文人政治取代門閥士族為基礎的貴族政治。表現在具體的治國方略上，唐太宗完善隋朝創立的科舉制度，把它作為最主要的人才選拔制度，貞觀末年，他還擴大了進士科，推動科舉制度的發展。同時，唐太宗大力提拔南方文人進入統治中樞。而虞世南便是南方文化的優秀繼承者，在他身上體現著南方文化的獨特魅力，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德行、忠直、博學、文詞和書翰，是為 “五絕”。
虞世南為人坦誠、直言敢諫，是他深受唐太宗器重的重要原因，亦即 “五絕”中之“德行” “忠直”。唐太宗曾對人說： “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准的也，吾有小善，必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
貞觀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淵駕崩，唐太宗準備以漢高祖劉邦的長陵為標準建造陵墓，極其隆厚，這樣勢必 “功役勞弊”。虞世南上疏諫阻，主張 “薄葬”，他說：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唐太宗接受勸諫，減小了陵墓規模。
唐太宗對南方書法藝術非常偏愛，在這點上他和虞世南簡直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唐太宗喜歡書法藝術，而且獨尊王羲之，即位之初，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弘揚王書，使之盛極一時，從而確立了王羲之 “書聖”地位。而虞世南作為王羲之書法的嫡傳，深得王書之精髓，其楷書筆圓體方、外柔內剛，別開面貌。唐太宗在書法上以虞世南為師，君臣關係自然不一般。
唐太宗十分賞識虞世南的博學多識。據史載，唐太宗有一次 “將致櫻桃於酅公”，但在用詞上犯了難， “稱奉則以尊，言賜則以卑”，於是問虞世南，虞世南說： “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解決了這個難題。 《隋唐嘉話》還記載了這麼一件事： “（唐）太宗常出行，有司請副書以從，上曰： ‘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虞世南在宮體詩方面也頗有造詣，常有優秀詩作問世。唐太宗年輕時並不喜歡寫詩，而在立藩和即位後寫了不少宮體詩，大概是受了虞世南的影響，君臣常常詩作唱和。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不難理解，唐太宗為何在虞世南死後給予他如此之身後哀榮，也不難理解唐太宗所說的一些令人費解又在情理之中的話。譬如，他曾手敕魏王李泰稱：“今雲其亡，石渠、東觀之中，無複人矣。痛惜豈可言邪？”石渠、東觀為皇宮內苑藏書著書之所在，此語當意指虞世南死後，大唐帝國已無名人文士了。而實際上，許多的當世學士依舊健在，那麼唐太宗何以有如此感歎呢？謎底在唐太宗後來寫在一首詩後的一段話：“鐘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顯然，他把虞世南視為自己在政治和文學上的唯一知己了。
虞世南身上那厚重的南方文化底蘊使他和唐太宗的關係超越了一般的君臣關係，成為封建社會君臣關係史上的一個特例，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 （忠慶）
李世民《溫泉銘》拓本並俞複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
《溫泉銘》是唐太宗為驪山溫泉撰寫的一塊行書碑文。此碑立於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臨死前一年。原石早佚，從記載上看，唐代《溫泉銘》原拓不下幾十部，尾題“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穀府果毅（下缺）”墨書一行，證知確為唐初物。後來原拓失傳，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于甘肅莫高窟第一十六窟發現藏經洞（今編號為第一十七窟），裡頭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為唐太宗行書《溫泉銘》，殘存五十行，另兩件為歐陽詢《化度寺碑》和柳公權《金剛經》，也是殘本。可惜這三件東西現在都不在國內，《溫泉銘》、《金剛經》及《化度寺》之前兩頁，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國，今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化度寺》的後十頁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國，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濟世安民”。漢族，隴西成紀人，祖籍趙郡隆慶(今邢臺市隆堯縣），政治家、軍事家、書法家、詩人。即位為帝后，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努力學習文治天下，有個成語叫“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就是說他的，他成功轉型為中國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唐太宗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終於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李世民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帝王，他不僅將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而且身體力行地宣導書法，促使唐代書法成為我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唐張懷瓘《書斷列傳》卷三曾記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雲：“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禦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鹹稱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君臣同樂，以至忘形，這在中國古代的帝王中是不多見的。以此一斑，可以想見唐太宗李世民對書法的狂熱程度。
清人王佑也曾作詩稱讚：
平生書法王右軍，鸞翔鳳翥龍蛇繞，一時學士滿瀛州，虞褚歐柳都拜倒。
李世民“以書師虞世南”，且“常與虞世南論書”；在前代書法大家裡，他最推崇“二王”。史料記載，李世民曾親自為王羲之寫傳記，且不惜重金搜購“大王”（即王羲之）墨蹟三千六百紙。《書小史》也稱他：“工隸書、飛白，得二王法，尤善臨古帖，殆於逼真。”
據“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幾句看來，李世民並不囿於前人窠臼。清代大學者錢大昕在評價他的《晉祠銘》（《晉祠銘》為其書法傑作，當時各國使節爭相將此精拓本帶回國去，流傳甚廣。）時曾說：“書法與懷仁《聖教序》極相似，蓋其心摹手追乎右軍者深矣！”
在中國書法史上，唐太宗李世民以首創行書刻碑而著稱於世。著名的《溫泉銘》，便是其以行書入碑的代表作。
虞世南小楷《破邪論序》
虞世南小楷書，日本三井高堅收藏，全文收入《虞秘監集》及歷代書法論著中，傳世刻本有款署“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撰並書”“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並書”二種。但此帖有人疑為偽跡，如清代學者姚鼎認為虞世南父名荔，而文中有“餌松茶幹溪漳，披薜荔于山阿”之句，未將其中“荔”字缺筆避諱。然此小楷之清逸，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中曾這樣論述，“世南書跡本自稀，而楷法尤不易得，不者唯《破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積能之極，幾奪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此帖歷來轉輾翻刻者不少，如《玉煙堂帖》、《停雲帖》、《清鑒堂》等諸法帖，尤以《越州石氏本》為最佳。
虞世南（558-638），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字伯施，浙江余姚人,唐初書法家，文學家。隋煬帝時官起居舍人，唐時歷任秘書監、弘文館學士等。其父虞荔，兄虞世基，叔父虞寄，均名重一時。虞寄無子，世南過繼於他，故字伯施。
唐太宗稱虞世南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虞世南死後，唐太宗慟哭：“沒有人能夠同我談論書法了！”
仕隋為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世稱“虞永興”或“虞秘監”。授青光祿大夫，諡文懿。沉靜寡欲，精思讀書，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見稱于僕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秘書郎，十年不徙。入唐，為秦府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太宗踐祚，曆弘文館學士、秘書監。卒諡文懿。太宗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手詔魏王泰曰：“世南當代名臣，人倫准的，今其雲亡，石渠、東觀中無複人矣。”虞世南書法剛柔並重，骨力遒勁，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並稱“唐初四大家”。其詩風與書風相似，清麗中透著剛健。因是近臣，故侍宴應詔的作品較多。代表作有《出塞》、《結客少年場行》、《怨歌行》、《賦得臨池竹應制》、《蟬》、《奉和詠風應魏王教》等。其中後三首詠物詩（即《賦得臨池竹應制》、《蟬》、《奉和詠風應魏王教》）分別寫竹、蟬和風，緊緊抓住物件特點，刻畫得相當傳神,例如《蟬》詩寫蟬飲清露，棲（梧桐）高處，聲因高而遠，而非是依靠秋風，寓意君子應象蟬一樣居高而聲遠，從而不必憑藉、受制於它物，世南描摹狀物、托物言志之功夫可見一斑矣。集三十卷，今編詩一卷（全唐詩上卷第三十六）。
虞世南曾跟從王羲之的七世孫、隋朝書法家智永禪師學習書法。他的字用筆圓潤，外柔內剛，結構疏朗，氣韻秀健。傳說唐太宗學書就是以虞世南為師。唐太宗常感到“戈”字難寫。有一天，他寫字時寫到“戩（jian剪）”字，只寫了“晉”的半邊，讓虞世南寫另外半邊的“戈”。寫成以後，唐太宗讓魏征來鑒賞，魏征看了說：“今窺（看的意思）聖作，惟戩字戈法逼真”。唐太宗讚歎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書法了。虞世南的代表作有《孔子廟堂碑》等。初唐的書法家繼歐、虞之後的是褚遂良和薛稷。貞觀十二年，世南病死，年八十一。太宗“哭之甚慟”，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虞世南死後，唐太宗慨歎地說：“世南死，沒有人能夠同我談論書法了。”
虞世南的哥哥、隋朝內史侍郎虞世基，卻是隋煬帝末期大名鼎鼎的奸佞之臣，整日附和邀寵，隱瞞外間起義消息。當時虞世基一家人貴寵無比，擬于王者，惟獨虞世南一人謹慎艱苦，只知讀書寫詩。宇文化及殺掉煬帝后，一幫禁衛軍闖入殺虞世基，虞世南號泣向軍士求情，請以身代家兄挨刀，當然沒獲允許，眾人把虞世基一家猶如砍瓜切菜一樣殺個精光，估計士兵們平時對這位文質彬彬的公子印象不壞，舍之而去。
延伸閱讀（一）
虞摹蘭亭序卷
《虞摹蘭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紙本，行書，縱24.8cm，橫57.7cm。
此本質地為白麻紙，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顯勾筆痕跡，當屬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認為是褚遂良摹本，後董其昌在題跋中認為“似永興（虞世南）所臨”，後世就改稱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標還在卷首題簽“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曆內府藏印，故亦稱“天曆本”。
此卷用兩紙拼接，各14行，排列較松勻，近石刻“定武本”。但點畫與褚遂良摹本相近，點畫較圓轉，少銳利筆鋒。勾描的墨色清淡，氣息古穆。據考證，此本當為唐代輾轉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諸家題跋、觀款17則，鈐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紙上所鈐元內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後拼紙下所題小楷“臣張金界奴上進”一行，均真。後隔水所鈐宋內府印，以及第一尾紙上宋代魏昌、楊益題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後配。以後接紙上的明人題跋、觀款，均真。
此卷歷經南宋高宗內府、元天曆內府、明楊士述、吳治、董其昌、茅止生、楊宛、馮銓，清梁清標、安岐、乾隆內府等處收藏。曾著錄于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張醜《真跡日錄》、《南陽法書表》、汪砢玉《珊瑚網書錄》，清吳升《大觀錄》、安岐《墨綠匯觀》、阮元《石渠隨筆》及《石渠寶笈·續編》等書。清代刻入“蘭亭八柱”，列為第一。
延伸閱讀（二）
唐太宗和虞世南的超常關係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人際關係中，君臣關係是最微妙的，臣子與帝王之間有著一段不可逾越的天然距離。臣子在堂下，帝王高高在上，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發展史上，鮮有堪稱佳話的君臣關係。而唐太宗和虞世南之間卻有著超越常規的君臣關係，虞世南既是唐太宗的臣子，也是文友和藝友，這一點從虞世南去世後唐太宗的態度上可見一斑。
貞觀十二年（638年）五月二十五日，虞世南逝世，唐太宗十分悲痛， “哭之甚慟”，下旨賜東園秘器，特許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 “懿”。昭陵是日後埋葬唐太宗的陵墓，能夠陪葬昭陵是臣子最大的死後哀榮。十一月，唐太宗下詔改諡 “文懿”，同時命魏王李泰前往祭奠。
此後，唐太宗常常想起虞世南，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為懷念和表彰功勳卓著的功臣，命閻立本在宮內淩煙閣描繪了24位元功臣的圖像，時常前往懷舊，虞世南就是24位功臣之一。
由此可知，唐太宗和虞世南的君臣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唐太宗和虞世南君臣之誼的開始是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率軍東征王世充，大敗前來救援的大夏國主竇建德並生擒之，在大夏王朝任職的虞世南作為降臣併入唐朝，時年64歲。虞世南歸唐後即受知于李世民，初為秦王府參軍，後轉為六品記室。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開文學館，授虞世南等十八人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這就是著名的十八學士。能夠成為文學館學士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不但能夠吃五品珍膳，李世民還 “每日引見，討論文典”，備受器重。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取得了大唐王朝的實際控制權，虞世南遷太子中舍人，成為東宮執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啟等事務的機要秘書。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次年改元貞觀。唐太宗即位之初，虞世南旋即改任著作郎，在秘書省內負責撰寫碑文、祝文、祭文和管理檔案的事務。為弘揚文教，唐太宗設置弘文館，虞世南作為弘文館學士常常宿值，聽朝之隙，與唐太宗講論文義，商量政事， “或至夜分方罷”，君臣關係由此更加親近。
貞觀四年（630年），虞世南已經73歲，告老還鄉，唐太宗不許，並升遷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辭謝，但是被唐太宗挽留，任命為秘書省秘書少監。秘書省是唐朝政府的圖書管理機構，只設秘書監一職，時由魏征擔任，唐太宗為了安置年邁的虞世南，特設秘書少監，可見挽留之誠。貞觀七年（633年），又升任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
貞觀八年（634年），虞世南晉封永興縣公，因而史稱 “虞永興”，時年77歲。貞觀十二年（638年），虞世南81歲高齡，他再次因病請求致仕，唐太宗念其年邁， “優制許之”，仍然恩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之職。
自古帝王和臣子的關係由於伴隨著政治權力的鬥爭，顯得十分複雜。即使相處和諧的明君賢臣，其關係大多也只是停留在治國理政的層面。貞觀名臣魏征，唐太宗只是把他視作 “可以明得失”的鏡子而已，而他卻把虞世南引為知己和摯友，這在中國歷史上頗為罕見，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虞世南所具有的南方文化底蘊深深吸引著唐太宗。
唐太宗雖然憑藉武力得有天下，但深知 “偃武修文”的重要性。他曾說： “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因此，唐太宗十分重視以文治國，力圖以文人政治取代門閥士族為基礎的貴族政治。表現在具體的治國方略上，唐太宗完善隋朝創立的科舉制度，把它作為最主要的人才選拔制度，貞觀末年，他還擴大了進士科，推動科舉制度的發展。同時，唐太宗大力提拔南方文人進入統治中樞。而虞世南便是南方文化的優秀繼承者，在他身上體現著南方文化的獨特魅力，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德行、忠直、博學、文詞和書翰，是為 “五絕”。
虞世南為人坦誠、直言敢諫，是他深受唐太宗器重的重要原因，亦即 “五絕”中之“德行” “忠直”。唐太宗曾對人說： “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准的也，吾有小善，必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
貞觀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淵駕崩，唐太宗準備以漢高祖劉邦的長陵為標準建造陵墓，極其隆厚，這樣勢必 “功役勞弊”。虞世南上疏諫阻，主張 “薄葬”，他說：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唐太宗接受勸諫，減小了陵墓規模。
唐太宗對南方書法藝術非常偏愛，在這點上他和虞世南簡直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唐太宗喜歡書法藝術，而且獨尊王羲之，即位之初，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弘揚王書，使之盛極一時，從而確立了王羲之 “書聖”地位。而虞世南作為王羲之書法的嫡傳，深得王書之精髓，其楷書筆圓體方、外柔內剛，別開面貌。唐太宗在書法上以虞世南為師，君臣關係自然不一般。
唐太宗十分賞識虞世南的博學多識。據史載，唐太宗有一次 “將致櫻桃於酅公”，但在用詞上犯了難， “稱奉則以尊，言賜則以卑”，於是問虞世南，虞世南說： “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解決了這個難題。 《隋唐嘉話》還記載了這麼一件事： “（唐）太宗常出行，有司請副書以從，上曰： ‘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虞世南在宮體詩方面也頗有造詣，常有優秀詩作問世。唐太宗年輕時並不喜歡寫詩，而在立藩和即位後寫了不少宮體詩，大概是受了虞世南的影響，君臣常常詩作唱和。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不難理解，唐太宗為何在虞世南死後給予他如此之身後哀榮，也不難理解唐太宗所說的一些令人費解又在情理之中的話。譬如，他曾手敕魏王李泰稱：“今雲其亡，石渠、東觀之中，無複人矣。痛惜豈可言邪？”石渠、東觀為皇宮內苑藏書著書之所在，此語當意指虞世南死後，大唐帝國已無名人文士了。而實際上，許多的當世學士依舊健在，那麼唐太宗何以有如此感歎呢？謎底在唐太宗後來寫在一首詩後的一段話：“鐘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顯然，他把虞世南視為自己在政治和文學上的唯一知己了。
虞世南身上那厚重的南方文化底蘊使他和唐太宗的關係超越了一般的君臣關係，成為封建社會君臣關係史上的一個特例，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 （忠慶）
李世民《溫泉銘》拓本並俞複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
《溫泉銘》是唐太宗為驪山溫泉撰寫的一塊行書碑文。此碑立於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臨死前一年。原石早佚，從記載上看，唐代《溫泉銘》原拓不下幾十部，尾題“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穀府果毅（下缺）”墨書一行，證知確為唐初物。後來原拓失傳，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于甘肅莫高窟第一十六窟發現藏經洞（今編號為第一十七窟），裡頭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為唐太宗行書《溫泉銘》，殘存五十行，另兩件為歐陽詢《化度寺碑》和柳公權《金剛經》，也是殘本。可惜這三件東西現在都不在國內，《溫泉銘》、《金剛經》及《化度寺》之前兩頁，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國，今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化度寺》的後十頁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國，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濟世安民”。漢族，隴西成紀人，祖籍趙郡隆慶(今邢臺市隆堯縣），政治家、軍事家、書法家、詩人。即位為帝后，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努力學習文治天下，有個成語叫“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就是說他的，他成功轉型為中國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唐太宗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終於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李世民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帝王，他不僅將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而且身體力行地宣導書法，促使唐代書法成為我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唐張懷瓘《書斷列傳》卷三曾記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雲：“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禦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鹹稱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君臣同樂，以至忘形，這在中國古代的帝王中是不多見的。以此一斑，可以想見唐太宗李世民對書法的狂熱程度。
清人王佑也曾作詩稱讚：
平生書法王右軍，鸞翔鳳翥龍蛇繞，一時學士滿瀛州，虞褚歐柳都拜倒。
李世民“以書師虞世南”，且“常與虞世南論書”；在前代書法大家裡，他最推崇“二王”。史料記載，李世民曾親自為王羲之寫傳記，且不惜重金搜購“大王”（即王羲之）墨蹟三千六百紙。《書小史》也稱他：“工隸書、飛白，得二王法，尤善臨古帖，殆於逼真。”
據“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幾句看來，李世民並不囿於前人窠臼。清代大學者錢大昕在評價他的《晉祠銘》（《晉祠銘》為其書法傑作，當時各國使節爭相將此精拓本帶回國去，流傳甚廣。）時曾說：“書法與懷仁《聖教序》極相似，蓋其心摹手追乎右軍者深矣！”
在中國書法史上，唐太宗李世民以首創行書刻碑而著稱於世。著名的《溫泉銘》，便是其以行書入碑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