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紅色往事——麵包街上的秘密接待站
一塊黑色大理石的牌子，鑲嵌在哈爾濱市道裡區紅專街20號樓的牆面上。大理石牌子上鐫刻著革命舊址：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紅專街原名麵包街，與歐亞風情的中央大街相毗鄰。
當時，黨中央為何決定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六大”呢？
中共六大是我黨歷史上唯一一次不在國內舉行的代表大會。1928年，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黨中央無法在國內找到安全會址。因為就在中共六大召開的前一年——1927年，大革命失敗，在上海，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武漢，汪精衛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查封了工會、農會和其他革命團體，
國內有三條路線通往莫斯科，從大連出發最安全。當年“六大”代表曾經分三路前往莫斯科。一路是從天津出發，經瀋陽到哈爾濱，再從滿洲里、綏芬河出境；一路是從上海乘船直奔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到莫斯科；還有一路，就是從大連出發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分別從滿洲里、綏芬河出境。在參加“六大”的代表中，至少有四十多人是從大連出發的。
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之前，東北地區仍是北洋軍閥的天下，因此國民黨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相對弱一些。這個時候的大連，儘管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但仍是一個自由港。自由港意味著資金進出自由，貨物進出自由，當然人員進出也相對自由。此外，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大連限制國民黨在此地的活動。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六大”代表選擇從大連出發，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各省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們冒著生命危險到達上海。代表們被編成若干小組，走上海—大連—哈爾濱—滿洲里路線的代表，乘船從上海到大連。
那麼，當時是誰在哈爾濱負責領導和組織接待中共六大的代表的工作呢？
在中央大街馬迭爾旅館附近，有一家舊衣服商店，其老闆李紀淵時任哈爾濱縣委書記，店員小白是共青團哈爾濱縣委的負責人之一。李紀淵當年22歲，是遼寧省新民縣人，1925年，在北京讀書時，加入共青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李紀淵被組織派到東北，任大連共青團地委書記，1928年任哈爾濱縣委書記、市委書記。
1928年4月初，中共六大的代表陸續到達哈爾濱，按照預定的地點和接頭暗號，來到這家舊衣服商店。店員小白是一個反應機敏，漢語說得流利的朝鮮族人。他看到有外地打扮的人進店，便主動熱情地上前打招呼，並將他們讓到試衣間。這時，老闆李紀淵就會跟進試衣間，用接頭暗號聯絡。如果顧客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幾根一齊折斷，便認定是自己的同志。隨即，由小白引領到附近的麵包街上的一座平房隱蔽起來。
麵包街上平房的主人是阮節庵和沈允慈夫婦。阮節庵時任共青團哈爾濱縣委委員，當時在哈爾濱廣播電臺工作。妻子沈允慈在電話局做打字員。因為他倆都有工作，便於掩護，所以組織認為把接待站設在他們家比較安全。
為確保接待工作不出紕漏，黨中央還特意把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派到哈爾濱秘密接待站，協助哈爾濱縣委完成接待任務。楊之華是浙江省蕭山人，當時在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工作。她是南方人，前來的“六大”代表們多數也是南方人。況且有的代表她又熟悉，所以由她協助接待，是比較合適的。
楊之華生前在撰寫的《在哈爾濱護送六大代表的回憶》中寫道：“我們到達大連，也受到了盤查，敵人扣押了我們一天，反復地追問我們的來歷，當時我們很緊張，唯恐敵人知道我們的真實情況。最後敵人問我是不是販賣人口的(因為當時我帶著7歲的女兒)，我才放了心。我說：‘她是我的女兒，你們不信可以驗血型。’敵人就放了我們。這一天我們都沒有吃到飯。我們上了火車，列車上也戒備森嚴，奉系軍閥的士兵走來走去。我們怕說話出問題(四個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車上買東西吃，把我的女兒餓得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車到了長春，天黑下來了，我們才在車站買了幾盒‘旅行飯’吃。到了哈爾濱，我帶著孩子住在道裡區中央大街附近的一處平房。當時哈爾濱有一位交通聯絡員是一個漢語講得很流利的同志，叫小白。還有別的同志。每個代表抵哈後，都由小白或是別的同志通知我，因為我帶著孩子便於掩護……”
楊之華的女兒雖然小，但是聰明伶俐，十分懂事。前來住宿的代表接上關係後，李紀淵便通知楊之華或阮節庵、沈允慈夫婦安排食宿。單個來的男同志，通常由楊之華帶著女兒一塊兒住。為防範敵特搜查盤問，對外說是夫妻。楊志華怕女兒說漏，便教她，如有人問那個男的是誰，就說是“爸爸”。她的小女兒很乖巧，口口聲聲稱一起住的男代表為“爸爸”。當完成接待任務後，小女兒奇怪地問楊之華：“媽媽，我怎麼有這麼多的爸爸呀？”問得楊之華只能笑而不答。
後來，楊之華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每個代表抵哈後，都是由李紀淵或小白通知我，然後我到公園或事先約好的地點和代表接頭，對外就說我和來人是夫妻。為了避免別人的懷疑，我和每個代表住的地點並不總是一個地方。哈爾濱地下黨組織安排我們有時在道裡區，有時在道外區，有時也住旅館，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就是中央大街拐角的那個平房。我和女兒睡在地板上，代表睡在裡邊床上。”如果前來的是女代表，接待站就會安排男同志與其在一起住，對外以“夫妻”相稱。
時間老人總是願意跟有情人開玩笑，讓瞿秋白、楊之華夫婦陰差陽錯，擦肩而過。就在楊之華母女到達哈爾濱的前幾天，瞿秋白先到了哈爾濱，並且也住在秘密接待站這間平房裡。
李紀淵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瞿秋白是教務長，加之聽過他講課，因此對這位師長格外敬重。李紀淵陪他吃完便飯到中央大街散步，瞭解地方民情。回到阮節庵家中，瞿秋白一再叮囑李紀淵和阮節庵要千方百計、盡全力做好接待“六大”代表的工作，確保他們安全出境，赴蘇開會。瞿秋白在接待站的平房裡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踏上前往蘇聯莫斯科的旅途。其實，瞿秋白知道楊之華母女即將來哈爾濱，在那個為了革命聚少離多的年代，他多想和妻子女兒相聚啊。可是肩負重任的瞿秋白深知此時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他必須儘快前往蘇聯莫斯科，提前聯繫共產國際，做好“六大”的籌備工作。
後來，楊之華躺在瞿秋白睡過的床上輕輕地撫摸著被褥，猶如感到丈夫的體溫；她望著丈夫曾經伏案的桌椅，仿佛看見他孜孜不倦的身影……瞿秋白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這間平房，離開了哈爾濱。是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往往不是一個人的能力和學問，而是他的品格與道德。瞿秋白走了，也帶走了楊之華長長的思念。
從大連乘車北上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長春下車後，轉道吉林，又從吉林乘火車到哈爾濱。由於在大連遇到敵特盤查，他倆已經把接頭的證件銷毀，致使周恩來與鄧穎超無法與哈爾濱接待站取得聯繫。所以，他們只好等下一批的代表們。鄧穎超接連幾天到哈爾濱火車站等候熟悉的代表，終於等到了李立三同志。經李立三同志聯繫，周恩來與鄧穎超同楊之華接上關係。隨後，經秘密接待站安排護送，周恩來、鄧穎超順利到達滿洲里，並從滿洲里過境，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於1928年6月18日召開，共142名代表參加，歷時一個多月。會議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和教訓，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信心，恢復了元氣。據統計，1928年召開“六大”時，全國有黨員9萬多人。1929年6月，六屆二中全會後，黨員有12萬多人。1930年12月，全國共有黨員15萬多人。由此不難看出，黨的“六大”之後，革命形勢迅速好轉。
歲月是註定要走過的日子。如今，麵包街已更名為紅專街，秘密接待站的平房，已被拆遷蓋起了高樓。然而，當年那些有驚無險的往事，卻在人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落地生根。經過近九十年血與火的洗禮，那些革命者捨生忘死、默默無聞、不顧個人安危的形像，並沒有隨著歲月的變遷而日漸模糊，反而越來越清晰了。李紀淵同志在1932年的一次戰鬥中，英勇犧牲。曾經在隱蔽戰線默默接待“六大”代表的同志們也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是的，在那塊黑色大理石上鐫刻的革命舊址的背後，是讓人們刻骨銘心的、最真實的紀錄。今天的人們，原以為當年為革命野火燃燒的一腔熱血，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風雨侵蝕，或許減少了溫度。驀然，看到這塊黑色大理石，頓時感覺到那種革命熱情的溫度仍在，當年革命者的激情還在傳承，當年革命者的熱血還在流淌。
國內有三條路線通往莫斯科，從大連出發最安全。當年“六大”代表曾經分三路前往莫斯科。一路是從天津出發，經瀋陽到哈爾濱，再從滿洲里、綏芬河出境；一路是從上海乘船直奔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到莫斯科；還有一路，就是從大連出發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分別從滿洲里、綏芬河出境。在參加“六大”的代表中，至少有四十多人是從大連出發的。
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之前，東北地區仍是北洋軍閥的天下，因此國民黨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相對弱一些。這個時候的大連，儘管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但仍是一個自由港。自由港意味著資金進出自由，貨物進出自由，當然人員進出也相對自由。此外，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大連限制國民黨在此地的活動。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六大”代表選擇從大連出發，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各省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們冒著生命危險到達上海。代表們被編成若干小組，走上海—大連—哈爾濱—滿洲里路線的代表，乘船從上海到大連。
那麼，當時是誰在哈爾濱負責領導和組織接待中共六大的代表的工作呢？
在中央大街馬迭爾旅館附近，有一家舊衣服商店，其老闆李紀淵時任哈爾濱縣委書記，店員小白是共青團哈爾濱縣委的負責人之一。李紀淵當年22歲，是遼寧省新民縣人，1925年，在北京讀書時，加入共青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李紀淵被組織派到東北，任大連共青團地委書記，1928年任哈爾濱縣委書記、市委書記。
1928年4月初，中共六大的代表陸續到達哈爾濱，按照預定的地點和接頭暗號，來到這家舊衣服商店。店員小白是一個反應機敏，漢語說得流利的朝鮮族人。他看到有外地打扮的人進店，便主動熱情地上前打招呼，並將他們讓到試衣間。這時，老闆李紀淵就會跟進試衣間，用接頭暗號聯絡。如果顧客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幾根一齊折斷，便認定是自己的同志。隨即，由小白引領到附近的麵包街上的一座平房隱蔽起來。
麵包街上平房的主人是阮節庵和沈允慈夫婦。阮節庵時任共青團哈爾濱縣委委員，當時在哈爾濱廣播電臺工作。妻子沈允慈在電話局做打字員。因為他倆都有工作，便於掩護，所以組織認為把接待站設在他們家比較安全。
為確保接待工作不出紕漏，黨中央還特意把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派到哈爾濱秘密接待站，協助哈爾濱縣委完成接待任務。楊之華是浙江省蕭山人，當時在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工作。她是南方人，前來的“六大”代表們多數也是南方人。況且有的代表她又熟悉，所以由她協助接待，是比較合適的。
楊之華生前在撰寫的《在哈爾濱護送六大代表的回憶》中寫道：“我們到達大連，也受到了盤查，敵人扣押了我們一天，反復地追問我們的來歷，當時我們很緊張，唯恐敵人知道我們的真實情況。最後敵人問我是不是販賣人口的(因為當時我帶著7歲的女兒)，我才放了心。我說：‘她是我的女兒，你們不信可以驗血型。’敵人就放了我們。這一天我們都沒有吃到飯。我們上了火車，列車上也戒備森嚴，奉系軍閥的士兵走來走去。我們怕說話出問題(四個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車上買東西吃，把我的女兒餓得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車到了長春，天黑下來了，我們才在車站買了幾盒‘旅行飯’吃。到了哈爾濱，我帶著孩子住在道裡區中央大街附近的一處平房。當時哈爾濱有一位交通聯絡員是一個漢語講得很流利的同志，叫小白。還有別的同志。每個代表抵哈後，都由小白或是別的同志通知我，因為我帶著孩子便於掩護……”
楊之華的女兒雖然小，但是聰明伶俐，十分懂事。前來住宿的代表接上關係後，李紀淵便通知楊之華或阮節庵、沈允慈夫婦安排食宿。單個來的男同志，通常由楊之華帶著女兒一塊兒住。為防範敵特搜查盤問，對外說是夫妻。楊志華怕女兒說漏，便教她，如有人問那個男的是誰，就說是“爸爸”。她的小女兒很乖巧，口口聲聲稱一起住的男代表為“爸爸”。當完成接待任務後，小女兒奇怪地問楊之華：“媽媽，我怎麼有這麼多的爸爸呀？”問得楊之華只能笑而不答。
後來，楊之華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每個代表抵哈後，都是由李紀淵或小白通知我，然後我到公園或事先約好的地點和代表接頭，對外就說我和來人是夫妻。為了避免別人的懷疑，我和每個代表住的地點並不總是一個地方。哈爾濱地下黨組織安排我們有時在道裡區，有時在道外區，有時也住旅館，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就是中央大街拐角的那個平房。我和女兒睡在地板上，代表睡在裡邊床上。”如果前來的是女代表，接待站就會安排男同志與其在一起住，對外以“夫妻”相稱。
時間老人總是願意跟有情人開玩笑，讓瞿秋白、楊之華夫婦陰差陽錯，擦肩而過。就在楊之華母女到達哈爾濱的前幾天，瞿秋白先到了哈爾濱，並且也住在秘密接待站這間平房裡。
李紀淵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瞿秋白是教務長，加之聽過他講課，因此對這位師長格外敬重。李紀淵陪他吃完便飯到中央大街散步，瞭解地方民情。回到阮節庵家中，瞿秋白一再叮囑李紀淵和阮節庵要千方百計、盡全力做好接待“六大”代表的工作，確保他們安全出境，赴蘇開會。瞿秋白在接待站的平房裡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踏上前往蘇聯莫斯科的旅途。其實，瞿秋白知道楊之華母女即將來哈爾濱，在那個為了革命聚少離多的年代，他多想和妻子女兒相聚啊。可是肩負重任的瞿秋白深知此時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他必須儘快前往蘇聯莫斯科，提前聯繫共產國際，做好“六大”的籌備工作。
後來，楊之華躺在瞿秋白睡過的床上輕輕地撫摸著被褥，猶如感到丈夫的體溫；她望著丈夫曾經伏案的桌椅，仿佛看見他孜孜不倦的身影……瞿秋白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這間平房，離開了哈爾濱。是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往往不是一個人的能力和學問，而是他的品格與道德。瞿秋白走了，也帶走了楊之華長長的思念。
從大連乘車北上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長春下車後，轉道吉林，又從吉林乘火車到哈爾濱。由於在大連遇到敵特盤查，他倆已經把接頭的證件銷毀，致使周恩來與鄧穎超無法與哈爾濱接待站取得聯繫。所以，他們只好等下一批的代表們。鄧穎超接連幾天到哈爾濱火車站等候熟悉的代表，終於等到了李立三同志。經李立三同志聯繫，周恩來與鄧穎超同楊之華接上關係。隨後，經秘密接待站安排護送，周恩來、鄧穎超順利到達滿洲里，並從滿洲里過境，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於1928年6月18日召開，共142名代表參加，歷時一個多月。會議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和教訓，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了信心，恢復了元氣。據統計，1928年召開“六大”時，全國有黨員9萬多人。1929年6月，六屆二中全會後，黨員有12萬多人。1930年12月，全國共有黨員15萬多人。由此不難看出，黨的“六大”之後，革命形勢迅速好轉。
歲月是註定要走過的日子。如今，麵包街已更名為紅專街，秘密接待站的平房，已被拆遷蓋起了高樓。然而，當年那些有驚無險的往事，卻在人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落地生根。經過近九十年血與火的洗禮，那些革命者捨生忘死、默默無聞、不顧個人安危的形像，並沒有隨著歲月的變遷而日漸模糊，反而越來越清晰了。李紀淵同志在1932年的一次戰鬥中，英勇犧牲。曾經在隱蔽戰線默默接待“六大”代表的同志們也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是的，在那塊黑色大理石上鐫刻的革命舊址的背後，是讓人們刻骨銘心的、最真實的紀錄。今天的人們，原以為當年為革命野火燃燒的一腔熱血，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風雨侵蝕，或許減少了溫度。驀然，看到這塊黑色大理石，頓時感覺到那種革命熱情的溫度仍在，當年革命者的激情還在傳承，當年革命者的熱血還在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