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壇“雙子星” 沙汀和艾蕪在成都的同窗歲月
沙汀沙汀
艾蕪艾蕪
同班的你
沙汀和艾蕪同年出生，
際遇相同
艾蕪和沙汀共同向魯迅先生寫信求教，同一年先後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解放後同回四川主持文藝工作。
命運大同
沙汀和艾蕪一生交往甚密，相互扶持，相依為文。兩人同于1992年底謝世，其間僅相差7天。
上世紀30年代崛起于文壇的左聯鄉土作家沙汀和艾蕪，有著許多奇妙的相同之處。
同年出生，同年入學，
是命運的偶然，也有性格相投的必然。他們兩人，一生交往甚密，相互扶持，相依為文。上個世紀20年代，沙汀和艾蕪在成都的同窗歲月，更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3月20日，來自成都大學師範學院的檔案，揭秘了這對文壇“雙子星”的校園故事。
相識
少年在成都不期而遇
入讀蜀中最著名的學府
1904年12月19日，舊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一個男嬰在四川安縣城關安昌鎮西街的楊家老宅呱呱墜地。他在家中排行第二，祖父為其取名楊朝熙，也就是後來的沙汀。7歲開蒙讀私塾，少年時期經常出入於四川西北的城鎮鄉間，諳熟地方軍閥和豪紳們的腐敗情形。
1921年秋天，這位詩仙李白的小同鄉收拾起行囊，徒步到成都求學。與此同時，另一位文學少年也來到成都，他的名字叫湯道耕，就是後來的艾蕪。
艾蕪出生在成都平原的新都，這裡也曾誕生過一位名震中華的人物，明朝狀元楊升庵。兩位少年在成都不期而遇，他們一同進入了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夢想著有一天用自己的筆、用自己的文章、用自己的聲音，教授出天下英才，
兩位少年入讀的學校——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今成都大學師範學院），是當時蜀中著名學府，“名校歷經年，風流士，多翩翩。錦繡天府，聲光萬里傳”。這裡薈萃了一大批優秀的教師，許多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傑出幹將，他們當中有的人成為了共產黨人，如張秀熟、袁詩堯等，革命老人吳玉章亦曾到校上過課，著名的革命先烈李碩勳也來發表過講演，他們為沙汀艾蕪開啟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相知
“五四”新思潮衝擊
兩人思想發生巨大變化
在那個時代，同學們的生活是清貧的，許多人冬季連件棉衣也沒有。臨近假期，不少學生把衣被送當鋪典當，換點盤纏才得回家，等到開學返校再贖回來。當時，“簡樸”已成為學校的傳統。學生讀書愈好而衣履愈舊，愈得同學們敬重。而學校裡充滿了“五四”新思潮的空氣，使沙汀吸收外在新東西的勇氣和尋求新生活的欲望非常之強。
根據沙汀回憶，當時教員們很多都是成都知識界的名流或高等學校的老師，水準很高。上國文課，最使他感到寬鬆。第一學期，他便一頭鑽進經史百家的古文堆裡。以後，袁詩堯與張秀熟兩位先生又教過他國文，這兩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授業、解惑的教師，他們還是四川最早初步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張老師和他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師生情誼，成為忘年之交。
張秀熟老師回憶說：“沙汀當時並不十分‘跳躍’。因他的性格是那樣的，雖是青年，已能考慮問題。他年輕而又老練，不是回到縣裡只會搞講演，宣傳之類的角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學。搞文學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躍的分子。我教過他們國文，除了教科書，我還自選《新青年》這類刊物的文章，選現代文學作品，那時沙汀這些學生已經不愛只聽古文了”。
入校半年左右，沙汀經過幾個同學的引導，全身心地接受社會主義新思潮的衝擊，才補上了幾年前關閉在家而被隔絕的“五四”一課，才開始由一個落伍的士紳子弟，向一個時代青年過渡的根本轉向。
在省一師十班，艾蕪在班裡的名字叫湯道耕，他是影響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學的最好夥伴。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打開了兩人的眼界，養成了他們的文學興趣。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創造社那些“思想於藝術”的激進作品，在很長的時間裡吸引著他們。
據艾蕪回憶：“沙汀與省一師〈即我校男師）其他同學一樣用功，他不僅搞功課，還在課餘找新思想的文學書來讀，這就與別的同學不一樣了。為此，我們接近起來，讀創造社的書，讀《小說日報》、《語絲》。”
1922年夏，為爭取教育經費獨立，成都學生在王右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下，發起請願，沙汀和艾蕪都跟著葉、劉這些學生領袖參加了。學校其他活動，包括抵制日貨或後來成都青年會提倡的“平民教育運動”都起而響應。沙汀上街教過幾次課，聽課的人中有小販、苦力還有家庭婦女。教認字、看報、與平民貼近，使他這樣的熱血青年，具體領會到了“五四”精神的真實含義。
相合
眾籌買書“解渴”
自印文學小刊散發
1922年，沙汀和艾蕪已經閱讀了不少的進步文學刊物，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主張，深深地吸引著兩位文學少年的創作欲望，而創造社為藝術的執著追求也使他們頂禮膜拜，尤使他們興奮莫名的是，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還是他們的四川老鄉呢。
艾蕪總是千方百計閱讀創造社出版的刊物，還和沙汀等同學展開討論。在學校紀念周晚會上，他還參加了演出成仿吾劇本的活動。他回憶說，他在校時讀的書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創造社的。就是後來到雲南昆明、緬甸仰光，創造社的影響都佔有重要位置。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上，而且表現在政治思想上。艾蕪常說，他的思想是跟著創造社轉變的。
大約在1924年，他們又認識了十一班的周尚明，馮橡等人。他們既傾向革命，又喜歡進步文學作品，由於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識，大家採用一種“分買共讀”的眾籌辦法。
沙汀和艾蕪沉醉在一片色彩斑斕的文學夢裡，他們在老師袁詩堯的率領下，撰寫稿件、油印資料，將一份份散發出油墨芳香的文學小刊物播撒到學校，播撒到社會。儘管沙汀和艾蕪的文筆還是稚嫩的，但是無數讀者已經從他們的筆下，讀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血淚哀歌，顯現了未來文學巨星不凡的創作基礎。
當沙汀和艾蕪正準備著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的時候，成都發生了慘變，張秀熟老師被捕了，袁詩堯老師犧牲了，血雨腥風籠罩蓉城。
沙汀在白色恐怖的1927年加入了共產黨，他以哲人的智慧在謀劃著未來的路標。而艾蕪則踏上了充滿崎嶇的彎彎山路，告別了蓉城，告別了四川，開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相通
取筆名都是對應的
聯名致信魯迅請教寫作
沙汀於1929年春去上海，創辦辛墾書店，傳播革命思想，同時進行文學創作。1932年，出版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同年底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艾蕪則決心通過半工半讀，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1925年底，他離開成都的學校，步行到雲南昆明，再去緬甸。在長達六年的南方漂泊生活中，一面艱苦勞動，一面堅持學習和寫作。1928年下半年，他參加了剛剛成立的緬甸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投入建立緬甸共產黨的工作鬥爭；1931年春，因支持緬甸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回國後到了上海。
1931年，在上海，兩位分別的摯友，再次相遇了。
當年11月29日，艾蕪與沙汀聯名，由艾蕪執筆，寫信與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說題材問題。12月25日，魯迅先生回了信。這次通信，對兩位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的成長，起著導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得到魯迅的指導，兩人從事大量的文學創作，甚至他們的筆名也是對應的。艾蕪兩字皆有草頭，而沙汀本取筆名“沙丁”，即煤礦金礦中的工人，取魯迅回信“取材要嚴，開掘要深”之意；為應合艾蕪的希望，沙汀在“丁”字上加了三點水，改為“沙汀”，從而在字形上也與“艾蕪”兩字完全相對，如出一轍。
艾蕪1932年春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3月，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入獄，經魯迅的幫助和組聯的營救，四個月後出獄。這段時間，他出版了《南行記》、《南國之夜》等多部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稱他為“當代最優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沙汀先後發表了優秀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一個秋天的晚上》。他熟悉四川農村，尤其是他的家鄉一帶的生活，舉凡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社會民生，有了魯迅先生的培養和扶持，沙汀的文學才思如汩汩泉水，噴湧而出。他寫了鄉間的流氓惡霸，寫了地痞無賴，寫了官僚地主，寫了貧苦的農民，清貧的教師，以及社會的諸多方面、雜色人物等。眾多優秀作品，奠定了沙汀在三十年代文壇上的地位。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賴芳傑實習生夏蔓繪圖羅樂
艾蕪的題詞
他們為沙汀艾蕪開啟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相知
“五四”新思潮衝擊
兩人思想發生巨大變化
在那個時代，同學們的生活是清貧的，許多人冬季連件棉衣也沒有。臨近假期，不少學生把衣被送當鋪典當，換點盤纏才得回家，等到開學返校再贖回來。當時，“簡樸”已成為學校的傳統。學生讀書愈好而衣履愈舊，愈得同學們敬重。而學校裡充滿了“五四”新思潮的空氣，使沙汀吸收外在新東西的勇氣和尋求新生活的欲望非常之強。
根據沙汀回憶，當時教員們很多都是成都知識界的名流或高等學校的老師，水準很高。上國文課，最使他感到寬鬆。第一學期，他便一頭鑽進經史百家的古文堆裡。以後，袁詩堯與張秀熟兩位先生又教過他國文，這兩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授業、解惑的教師，他們還是四川最早初步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張老師和他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師生情誼，成為忘年之交。
張秀熟老師回憶說：“沙汀當時並不十分‘跳躍’。因他的性格是那樣的，雖是青年，已能考慮問題。他年輕而又老練，不是回到縣裡只會搞講演，宣傳之類的角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學。搞文學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躍的分子。我教過他們國文，除了教科書，我還自選《新青年》這類刊物的文章，選現代文學作品，那時沙汀這些學生已經不愛只聽古文了”。
入校半年左右，沙汀經過幾個同學的引導，全身心地接受社會主義新思潮的衝擊，才補上了幾年前關閉在家而被隔絕的“五四”一課，才開始由一個落伍的士紳子弟，向一個時代青年過渡的根本轉向。
在省一師十班，艾蕪在班裡的名字叫湯道耕，他是影響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學的最好夥伴。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打開了兩人的眼界，養成了他們的文學興趣。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創造社那些“思想於藝術”的激進作品，在很長的時間裡吸引著他們。
據艾蕪回憶：“沙汀與省一師〈即我校男師）其他同學一樣用功，他不僅搞功課，還在課餘找新思想的文學書來讀，這就與別的同學不一樣了。為此，我們接近起來，讀創造社的書，讀《小說日報》、《語絲》。”
1922年夏，為爭取教育經費獨立，成都學生在王右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下，發起請願，沙汀和艾蕪都跟著葉、劉這些學生領袖參加了。學校其他活動，包括抵制日貨或後來成都青年會提倡的“平民教育運動”都起而響應。沙汀上街教過幾次課，聽課的人中有小販、苦力還有家庭婦女。教認字、看報、與平民貼近，使他這樣的熱血青年，具體領會到了“五四”精神的真實含義。
相合
眾籌買書“解渴”
自印文學小刊散發
1922年，沙汀和艾蕪已經閱讀了不少的進步文學刊物，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主張，深深地吸引著兩位文學少年的創作欲望，而創造社為藝術的執著追求也使他們頂禮膜拜，尤使他們興奮莫名的是，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還是他們的四川老鄉呢。
艾蕪總是千方百計閱讀創造社出版的刊物，還和沙汀等同學展開討論。在學校紀念周晚會上，他還參加了演出成仿吾劇本的活動。他回憶說，他在校時讀的書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創造社的。就是後來到雲南昆明、緬甸仰光，創造社的影響都佔有重要位置。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上，而且表現在政治思想上。艾蕪常說，他的思想是跟著創造社轉變的。
大約在1924年，他們又認識了十一班的周尚明，馮橡等人。他們既傾向革命，又喜歡進步文學作品，由於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識，大家採用一種“分買共讀”的眾籌辦法。
沙汀和艾蕪沉醉在一片色彩斑斕的文學夢裡，他們在老師袁詩堯的率領下，撰寫稿件、油印資料，將一份份散發出油墨芳香的文學小刊物播撒到學校，播撒到社會。儘管沙汀和艾蕪的文筆還是稚嫩的，但是無數讀者已經從他們的筆下，讀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血淚哀歌，顯現了未來文學巨星不凡的創作基礎。
當沙汀和艾蕪正準備著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的時候，成都發生了慘變，張秀熟老師被捕了，袁詩堯老師犧牲了，血雨腥風籠罩蓉城。
沙汀在白色恐怖的1927年加入了共產黨，他以哲人的智慧在謀劃著未來的路標。而艾蕪則踏上了充滿崎嶇的彎彎山路，告別了蓉城，告別了四川，開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相通
取筆名都是對應的
聯名致信魯迅請教寫作
沙汀於1929年春去上海，創辦辛墾書店，傳播革命思想，同時進行文學創作。1932年，出版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同年底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艾蕪則決心通過半工半讀，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1925年底，他離開成都的學校，步行到雲南昆明，再去緬甸。在長達六年的南方漂泊生活中，一面艱苦勞動，一面堅持學習和寫作。1928年下半年，他參加了剛剛成立的緬甸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投入建立緬甸共產黨的工作鬥爭；1931年春，因支持緬甸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回國後到了上海。
1931年，在上海，兩位分別的摯友，再次相遇了。
當年11月29日，艾蕪與沙汀聯名，由艾蕪執筆，寫信與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說題材問題。12月25日，魯迅先生回了信。這次通信，對兩位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的成長，起著導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得到魯迅的指導，兩人從事大量的文學創作，甚至他們的筆名也是對應的。艾蕪兩字皆有草頭，而沙汀本取筆名“沙丁”，即煤礦金礦中的工人，取魯迅回信“取材要嚴，開掘要深”之意；為應合艾蕪的希望，沙汀在“丁”字上加了三點水，改為“沙汀”，從而在字形上也與“艾蕪”兩字完全相對，如出一轍。
艾蕪1932年春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3月，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入獄，經魯迅的幫助和組聯的營救，四個月後出獄。這段時間，他出版了《南行記》、《南國之夜》等多部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稱他為“當代最優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沙汀先後發表了優秀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一個秋天的晚上》。他熟悉四川農村，尤其是他的家鄉一帶的生活，舉凡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社會民生，有了魯迅先生的培養和扶持，沙汀的文學才思如汩汩泉水，噴湧而出。他寫了鄉間的流氓惡霸，寫了地痞無賴，寫了官僚地主，寫了貧苦的農民，清貧的教師，以及社會的諸多方面、雜色人物等。眾多優秀作品，奠定了沙汀在三十年代文壇上的地位。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賴芳傑實習生夏蔓繪圖羅樂
艾蕪的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