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沙汀
艾蕪艾蕪
同班的你
沙汀和艾蕪同年出生， 同年入學， 同住一個寢室， 在成都省立第一師範為同班同學。
際遇相同
艾蕪和沙汀共同向魯迅先生寫信求教， 同一年先後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解放後同回四川主持文藝工作。
命運大同
沙汀和艾蕪一生交往甚密，
上世紀30年代崛起于文壇的左聯鄉土作家沙汀和艾蕪， 有著許多奇妙的相同之處。
同年出生， 同年入學， 同為四川籍， 在成都省立第一師範為同班同學， 同住一個寢室。 在上海相遇、協同開始創作、共同向魯迅先生寫信求教， 1932年同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解放後同回四川主持文藝工作。 最後， 兩人同于1992年底謝世， 其間僅相差7天。
是命運的偶然， 也有性格相投的必然。 他們兩人， 一生交往甚密， 相互扶持， 相依為文。 上個世紀20年代， 沙汀和艾蕪在成都的同窗歲月， 更是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3月20日， 來自成都大學師範學院的檔案， 揭秘了這對文壇“雙子星”的校園故事。
相識
少年在成都不期而遇
入讀蜀中最著名的學府
1904年12月19日， 舊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 一個男嬰在四川安縣城關安昌鎮西街的楊家老宅呱呱墜地。 他在家中排行第二， 祖父為其取名楊朝熙， 也就是後來的沙汀。 7歲開蒙讀私塾， 少年時期經常出入於四川西北的城鎮鄉間， 諳熟地方軍閥和豪紳們的腐敗情形。
1921年秋天， 這位詩仙李白的小同鄉收拾起行囊， 徒步到成都求學。 與此同時， 另一位文學少年也來到成都， 他的名字叫湯道耕， 就是後來的艾蕪。
艾蕪出生在成都平原的新都， 這裡也曾誕生過一位名震中華的人物， 明朝狀元楊升庵。 兩位少年在成都不期而遇， 他們一同進入了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夢想著有一天用自己的筆、用自己的文章、用自己的聲音，
兩位少年入讀的學校——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今成都大學師範學院）， 是當時蜀中著名學府， “名校歷經年， 風流士， 多翩翩。 錦繡天府， 聲光萬里傳”。 這裡薈萃了一大批優秀的教師， 許多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傑出幹將， 他們當中有的人成為了共產黨人， 如張秀熟、袁詩堯等， 革命老人吳玉章亦曾到校上過課， 著名的革命先烈李碩勳也來發表過講演， 他們為沙汀艾蕪開啟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相知
“五四”新思潮衝擊
兩人思想發生巨大變化
在那個時代， 同學們的生活是清貧的， 許多人冬季連件棉衣也沒有。 臨近假期， 不少學生把衣被送當鋪典當， 換點盤纏才得回家，等到開學返校再贖回來。當時，“簡樸”已成為學校的傳統。學生讀書愈好而衣履愈舊，愈得同學們敬重。而學校裡充滿了“五四”新思潮的空氣，使沙汀吸收外在新東西的勇氣和尋求新生活的欲望非常之強。
根據沙汀回憶，當時教員們很多都是成都知識界的名流或高等學校的老師，水準很高。上國文課，最使他感到寬鬆。第一學期，他便一頭鑽進經史百家的古文堆裡。以後，袁詩堯與張秀熟兩位先生又教過他國文，這兩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授業、解惑的教師，他們還是四川最早初步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張老師和他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師生情誼，成為忘年之交。
張秀熟老師回憶說：“沙汀當時並不十分‘跳躍’。因他的性格是那樣的，雖是青年，已能考慮問題。他年輕而又老練，不是回到縣裡只會搞講演，宣傳之類的角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學。搞文學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躍的分子。我教過他們國文，除了教科書，我還自選《新青年》這類刊物的文章，選現代文學作品，那時沙汀這些學生已經不愛只聽古文了”。
入校半年左右，沙汀經過幾個同學的引導，全身心地接受社會主義新思潮的衝擊，才補上了幾年前關閉在家而被隔絕的“五四”一課，才開始由一個落伍的士紳子弟，向一個時代青年過渡的根本轉向。
在省一師十班，艾蕪在班裡的名字叫湯道耕，他是影響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學的最好夥伴。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打開了兩人的眼界，養成了他們的文學興趣。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創造社那些“思想於藝術”的激進作品，在很長的時間裡吸引著他們。
據艾蕪回憶：“沙汀與省一師〈即我校男師）其他同學一樣用功，他不僅搞功課，還在課餘找新思想的文學書來讀，這就與別的同學不一樣了。為此，我們接近起來，讀創造社的書，讀《小說日報》、《語絲》。”
1922年夏，為爭取教育經費獨立，成都學生在王右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下，發起請願，沙汀和艾蕪都跟著葉、劉這些學生領袖參加了。學校其他活動，包括抵制日貨或後來成都青年會提倡的“平民教育運動”都起而響應。沙汀上街教過幾次課，聽課的人中有小販、苦力還有家庭婦女。教認字、看報、與平民貼近，使他這樣的熱血青年，具體領會到了“五四”精神的真實含義。
相合
眾籌買書“解渴”
自印文學小刊散發
1922年，沙汀和艾蕪已經閱讀了不少的進步文學刊物，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主張，深深地吸引著兩位文學少年的創作欲望，而創造社為藝術的執著追求也使他們頂禮膜拜，尤使他們興奮莫名的是，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還是他們的四川老鄉呢。
艾蕪總是千方百計閱讀創造社出版的刊物，還和沙汀等同學展開討論。在學校紀念周晚會上，他還參加了演出成仿吾劇本的活動。他回憶說，他在校時讀的書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創造社的。就是後來到雲南昆明、緬甸仰光，創造社的影響都佔有重要位置。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上，而且表現在政治思想上。艾蕪常說，他的思想是跟著創造社轉變的。
大約在1924年，他們又認識了十一班的周尚明，馮橡等人。他們既傾向革命，又喜歡進步文學作品，由於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識，大家採用一種“分買共讀”的眾籌辦法。
沙汀和艾蕪沉醉在一片色彩斑斕的文學夢裡，他們在老師袁詩堯的率領下，撰寫稿件、油印資料，將一份份散發出油墨芳香的文學小刊物播撒到學校，播撒到社會。儘管沙汀和艾蕪的文筆還是稚嫩的，但是無數讀者已經從他們的筆下，讀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血淚哀歌，顯現了未來文學巨星不凡的創作基礎。
當沙汀和艾蕪正準備著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的時候，成都發生了慘變，張秀熟老師被捕了，袁詩堯老師犧牲了，血雨腥風籠罩蓉城。
沙汀在白色恐怖的1927年加入了共產黨，他以哲人的智慧在謀劃著未來的路標。而艾蕪則踏上了充滿崎嶇的彎彎山路，告別了蓉城，告別了四川，開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相通
取筆名都是對應的
聯名致信魯迅請教寫作
沙汀於1929年春去上海，創辦辛墾書店，傳播革命思想，同時進行文學創作。1932年，出版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同年底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艾蕪則決心通過半工半讀，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1925年底，他離開成都的學校，步行到雲南昆明，再去緬甸。在長達六年的南方漂泊生活中，一面艱苦勞動，一面堅持學習和寫作。1928年下半年，他參加了剛剛成立的緬甸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投入建立緬甸共產黨的工作鬥爭；1931年春，因支持緬甸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回國後到了上海。
1931年，在上海，兩位分別的摯友，再次相遇了。
當年11月29日，艾蕪與沙汀聯名，由艾蕪執筆，寫信與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說題材問題。12月25日，魯迅先生回了信。這次通信，對兩位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的成長，起著導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得到魯迅的指導，兩人從事大量的文學創作，甚至他們的筆名也是對應的。艾蕪兩字皆有草頭，而沙汀本取筆名“沙丁”，即煤礦金礦中的工人，取魯迅回信“取材要嚴，開掘要深”之意；為應合艾蕪的希望，沙汀在“丁”字上加了三點水，改為“沙汀”，從而在字形上也與“艾蕪”兩字完全相對，如出一轍。
艾蕪1932年春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3月，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入獄，經魯迅的幫助和組聯的營救，四個月後出獄。這段時間，他出版了《南行記》、《南國之夜》等多部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稱他為“當代最優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沙汀先後發表了優秀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一個秋天的晚上》。他熟悉四川農村，尤其是他的家鄉一帶的生活，舉凡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社會民生，有了魯迅先生的培養和扶持，沙汀的文學才思如汩汩泉水，噴湧而出。他寫了鄉間的流氓惡霸，寫了地痞無賴，寫了官僚地主，寫了貧苦的農民，清貧的教師，以及社會的諸多方面、雜色人物等。眾多優秀作品，奠定了沙汀在三十年代文壇上的地位。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賴芳傑實習生夏蔓繪圖羅樂
艾蕪的題詞
換點盤纏才得回家，等到開學返校再贖回來。當時，“簡樸”已成為學校的傳統。學生讀書愈好而衣履愈舊，愈得同學們敬重。而學校裡充滿了“五四”新思潮的空氣，使沙汀吸收外在新東西的勇氣和尋求新生活的欲望非常之強。根據沙汀回憶，當時教員們很多都是成都知識界的名流或高等學校的老師，水準很高。上國文課，最使他感到寬鬆。第一學期，他便一頭鑽進經史百家的古文堆裡。以後，袁詩堯與張秀熟兩位先生又教過他國文，這兩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授業、解惑的教師，他們還是四川最早初步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張老師和他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師生情誼，成為忘年之交。
張秀熟老師回憶說：“沙汀當時並不十分‘跳躍’。因他的性格是那樣的，雖是青年，已能考慮問題。他年輕而又老練，不是回到縣裡只會搞講演，宣傳之類的角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學。搞文學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躍的分子。我教過他們國文，除了教科書，我還自選《新青年》這類刊物的文章，選現代文學作品，那時沙汀這些學生已經不愛只聽古文了”。
入校半年左右，沙汀經過幾個同學的引導，全身心地接受社會主義新思潮的衝擊，才補上了幾年前關閉在家而被隔絕的“五四”一課，才開始由一個落伍的士紳子弟，向一個時代青年過渡的根本轉向。
在省一師十班，艾蕪在班裡的名字叫湯道耕，他是影響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學的最好夥伴。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打開了兩人的眼界，養成了他們的文學興趣。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創造社那些“思想於藝術”的激進作品，在很長的時間裡吸引著他們。
據艾蕪回憶：“沙汀與省一師〈即我校男師）其他同學一樣用功，他不僅搞功課，還在課餘找新思想的文學書來讀，這就與別的同學不一樣了。為此，我們接近起來，讀創造社的書，讀《小說日報》、《語絲》。”
1922年夏，為爭取教育經費獨立，成都學生在王右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下，發起請願，沙汀和艾蕪都跟著葉、劉這些學生領袖參加了。學校其他活動，包括抵制日貨或後來成都青年會提倡的“平民教育運動”都起而響應。沙汀上街教過幾次課，聽課的人中有小販、苦力還有家庭婦女。教認字、看報、與平民貼近，使他這樣的熱血青年，具體領會到了“五四”精神的真實含義。
相合
眾籌買書“解渴”
自印文學小刊散發
1922年，沙汀和艾蕪已經閱讀了不少的進步文學刊物，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主張，深深地吸引著兩位文學少年的創作欲望，而創造社為藝術的執著追求也使他們頂禮膜拜，尤使他們興奮莫名的是，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還是他們的四川老鄉呢。
艾蕪總是千方百計閱讀創造社出版的刊物，還和沙汀等同學展開討論。在學校紀念周晚會上，他還參加了演出成仿吾劇本的活動。他回憶說，他在校時讀的書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創造社的。就是後來到雲南昆明、緬甸仰光，創造社的影響都佔有重要位置。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上，而且表現在政治思想上。艾蕪常說，他的思想是跟著創造社轉變的。
大約在1924年，他們又認識了十一班的周尚明，馮橡等人。他們既傾向革命，又喜歡進步文學作品，由於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識，大家採用一種“分買共讀”的眾籌辦法。
沙汀和艾蕪沉醉在一片色彩斑斕的文學夢裡，他們在老師袁詩堯的率領下，撰寫稿件、油印資料，將一份份散發出油墨芳香的文學小刊物播撒到學校，播撒到社會。儘管沙汀和艾蕪的文筆還是稚嫩的，但是無數讀者已經從他們的筆下，讀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血淚哀歌，顯現了未來文學巨星不凡的創作基礎。
當沙汀和艾蕪正準備著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的時候，成都發生了慘變，張秀熟老師被捕了，袁詩堯老師犧牲了，血雨腥風籠罩蓉城。
沙汀在白色恐怖的1927年加入了共產黨，他以哲人的智慧在謀劃著未來的路標。而艾蕪則踏上了充滿崎嶇的彎彎山路，告別了蓉城，告別了四川，開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相通
取筆名都是對應的
聯名致信魯迅請教寫作
沙汀於1929年春去上海，創辦辛墾書店，傳播革命思想，同時進行文學創作。1932年，出版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同年底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艾蕪則決心通過半工半讀，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1925年底，他離開成都的學校，步行到雲南昆明，再去緬甸。在長達六年的南方漂泊生活中，一面艱苦勞動，一面堅持學習和寫作。1928年下半年，他參加了剛剛成立的緬甸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投入建立緬甸共產黨的工作鬥爭；1931年春，因支持緬甸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回國後到了上海。
1931年，在上海，兩位分別的摯友，再次相遇了。
當年11月29日，艾蕪與沙汀聯名，由艾蕪執筆，寫信與魯迅先生，請教有關小說題材問題。12月25日，魯迅先生回了信。這次通信，對兩位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的成長，起著導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得到魯迅的指導，兩人從事大量的文學創作，甚至他們的筆名也是對應的。艾蕪兩字皆有草頭，而沙汀本取筆名“沙丁”，即煤礦金礦中的工人，取魯迅回信“取材要嚴，開掘要深”之意；為應合艾蕪的希望，沙汀在“丁”字上加了三點水，改為“沙汀”，從而在字形上也與“艾蕪”兩字完全相對，如出一轍。
艾蕪1932年春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3月，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入獄，經魯迅的幫助和組聯的營救，四個月後出獄。這段時間，他出版了《南行記》、《南國之夜》等多部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稱他為“當代最優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沙汀先後發表了優秀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一個秋天的晚上》。他熟悉四川農村，尤其是他的家鄉一帶的生活，舉凡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社會民生，有了魯迅先生的培養和扶持，沙汀的文學才思如汩汩泉水，噴湧而出。他寫了鄉間的流氓惡霸，寫了地痞無賴，寫了官僚地主，寫了貧苦的農民，清貧的教師，以及社會的諸多方面、雜色人物等。眾多優秀作品，奠定了沙汀在三十年代文壇上的地位。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賴芳傑實習生夏蔓繪圖羅樂
艾蕪的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