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翼者犯了個錯，他們誤把簡·奧斯丁當成了同道中人
“就像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所說：和火辣女郎相比，醜陋的女人更可能成為一位女權主義者，這已是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為何米洛·揚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這位右翼煽動者，要套用簡·奧斯丁的名言？在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
當時我覺得揚諾普洛斯的演講很無聊：他說女同毫無幽默感，自由派太敏感，這些陳詞濫調與其說他是在炒自己的冷飯，不如說他挖出了William F. Buckley的舊觀點，
第二天，我和同事開玩笑說，身為小說史研究者的我認為，整場講話最無禮的部分，就是他作為一位中途從劍橋輟學的學生，將英國攝政時期的小說當成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奧斯丁死於1817年，
然而我還在思索，為什麼簡·奧斯丁出現在極右翼的演講中會顯得如此不協調。為了解決這一困惑，我去查找了一些資料。
一些右翼作家將簡·奧斯丁當作反對性革命的簡稱。白人至上主義者安德魯·安格林（Andrew Anglin）是The Daily Stormer新聞網站的博主，將簡·奧斯丁加進了自己對泰勒·斯威夫特的讚歌中，
將簡·奧斯丁視為已逝美好時代的化身，不僅僅將她與女性退出混亂性☆禁☆愛的臆想聯繫在了一起，也回應著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呼籲。在極右翼出版社Counter-Currents一篇很受歡迎的博客文章中，簡·奧斯丁的小說世界被讚揚為未來世界“種族專制”的模範。一位評論者寫到：“在族群國家（ethnostate）建立之後，我們就會重回簡·奧斯丁的世界，我們男性理應也要承受一些犧牲……如果《傲慢與偏見》中的傳統婚姻模式要在族群國家重新執行的話，我們也必須得現得像個紳士。”
問題是，如果說共同的文化傳承是促使男性們擁有紳士行為舉止的關鍵，那為什麼簡·奧斯丁的小說中仍有很多無賴？另外，奧斯丁小說的主人公們從沒有對擁護民粹主義、守護培育族群國家所需的族群文化遺產表現出太大興趣。當提到熱切的愛國之情時，作者更多是用一種冷嘲熱諷的語氣，而不是真摯熱烈的讚揚：在弗蘭克·邱吉爾（Mr Frank Churchill）第一次去海布裡的一個小鎮看他父親的房產時，他油腔滑調地說他要證明自己“屬於這塊土地”並且是一個“真正的公民”。愛瑪開玩笑地回應：“我真敬佩您這樣的愛國精神。”邱吉爾閃爍其詞道，愛瑪剛才見證了“我愛國精神最迸發的瞬間”。
其他另類極右翼黨人則用間接的恭維，來強調簡·奧斯丁作為一名著名女性作家是多麼稀有難得。有一篇文章2012年首次刊登在另類右派網站上，後來被譽為極右翼的經典之作。 “男性氣概”博主Matt Forney在文中認為，簡·奧斯丁是打破女性平庸規律的例外：“事實上，所有偉大的領導人、思想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男的，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米開朗琪羅和拿破崙都是男人。不是說所有女人都不具有藝術、科學和軍事天賦，偶爾會有，比如居里夫人、簡·奧斯丁還有聖女貞德。”另類右翼就此找到了和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共同點，在布魯姆最暢銷的書《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簡·奧斯丁被列入了26位最有影響力作家（包括4位女作家）。按照這樣的說法，簡·奧斯丁不是後世女性作家的開路先鋒，而成了用來指責未能達到相同成就的女性的把柄。
極右翼的擁護者們把簡·奧斯丁歸於自己旗下，並不是因為他們親愛的領袖——一個很多年沒有讀過一本書的人（根據他自傳所說）——是一個隱秘的奧斯丁愛好者。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運動被拿來和德國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噩夢作比較，他們更想借用奧斯丁時代英國的愜意畫面，借用這位元有著經久不衰的熱情讀者和學術研究的作家，將自己在普通民眾眼中的形象正常化。極右翼者們所描繪的那更好的舊日不列顛，也正好巧妙地迎合了英國脫歐派的懷舊情緒。這般引用與包裝，可能會使偶然看到極右翼網站的讀者認為，也許白人至上主義和主流大眾之間的差別並沒有太大。
然而，這些人正在歪曲簡·奧斯丁的作品，她的小說從來沒有為“族群國家”描繪過什麼藍圖。相反，奧斯丁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反對極端右翼運動的解毒劑。畢竟，簡·奧斯丁的女主角們，最後都不再相信那些用魅惑的誇口和謊言來欺騙她們的男人們了（比如《理智與情感》中的威洛比）。更重要的是，簡·奧斯丁向她的讀者灌輸的是，拒絕相信極右翼所支持的那類獨裁者的理念：她筆下的女性角色為與粗俗的男人們交往而深感懊悔（例如《曼斯費爾德莊園》中的拉什沃思先生）——他們依靠著繼承得來的財富，最初可能會迷住身邊的人，但卻無法彌補他們可怕的愚蠢、對禮節的蔑視以及同情心的缺失。瑪麗安和瑪利亞坎坷的經歷為她們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一課，她們最終還是學會了放棄兩面派的騙子和愚蠢的名門後代。願我們也能像她們一樣，願我們永遠不會看到極右翼的“後真相”變成舉世公認的道理。
本文作者Nicole M. Wright 是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英語專業的助理教授。
（翻譯：馬賾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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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則在家抱著她的貓閱讀奧斯丁的小說。”簡·奧斯丁的小說在這裡充當了一種逃離的出口，讓人們從當今無節制的性觀念逃離到那個模糊劃分的傳說年代（即19世紀到20世紀50年代），那時的女性都審慎且忠貞。安格林一定沒讀過簡·奧斯丁小說裡那些為兩性關係冒險的角色，比如莉蒂亞·班內特（Lydia Bennet）和瑪麗亞·伯特倫（Maria Bertram）。將簡·奧斯丁視為已逝美好時代的化身，不僅僅將她與女性退出混亂性☆禁☆愛的臆想聯繫在了一起，也回應著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呼籲。在極右翼出版社Counter-Currents一篇很受歡迎的博客文章中，簡·奧斯丁的小說世界被讚揚為未來世界“種族專制”的模範。一位評論者寫到：“在族群國家（ethnostate）建立之後，我們就會重回簡·奧斯丁的世界，我們男性理應也要承受一些犧牲……如果《傲慢與偏見》中的傳統婚姻模式要在族群國家重新執行的話，我們也必須得現得像個紳士。”
問題是，如果說共同的文化傳承是促使男性們擁有紳士行為舉止的關鍵，那為什麼簡·奧斯丁的小說中仍有很多無賴？另外，奧斯丁小說的主人公們從沒有對擁護民粹主義、守護培育族群國家所需的族群文化遺產表現出太大興趣。當提到熱切的愛國之情時，作者更多是用一種冷嘲熱諷的語氣，而不是真摯熱烈的讚揚：在弗蘭克·邱吉爾（Mr Frank Churchill）第一次去海布裡的一個小鎮看他父親的房產時，他油腔滑調地說他要證明自己“屬於這塊土地”並且是一個“真正的公民”。愛瑪開玩笑地回應：“我真敬佩您這樣的愛國精神。”邱吉爾閃爍其詞道，愛瑪剛才見證了“我愛國精神最迸發的瞬間”。
其他另類極右翼黨人則用間接的恭維，來強調簡·奧斯丁作為一名著名女性作家是多麼稀有難得。有一篇文章2012年首次刊登在另類右派網站上，後來被譽為極右翼的經典之作。 “男性氣概”博主Matt Forney在文中認為，簡·奧斯丁是打破女性平庸規律的例外：“事實上，所有偉大的領導人、思想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男的，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米開朗琪羅和拿破崙都是男人。不是說所有女人都不具有藝術、科學和軍事天賦，偶爾會有，比如居里夫人、簡·奧斯丁還有聖女貞德。”另類右翼就此找到了和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共同點，在布魯姆最暢銷的書《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簡·奧斯丁被列入了26位最有影響力作家（包括4位女作家）。按照這樣的說法，簡·奧斯丁不是後世女性作家的開路先鋒，而成了用來指責未能達到相同成就的女性的把柄。
極右翼的擁護者們把簡·奧斯丁歸於自己旗下，並不是因為他們親愛的領袖——一個很多年沒有讀過一本書的人（根據他自傳所說）——是一個隱秘的奧斯丁愛好者。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運動被拿來和德國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噩夢作比較，他們更想借用奧斯丁時代英國的愜意畫面，借用這位元有著經久不衰的熱情讀者和學術研究的作家，將自己在普通民眾眼中的形象正常化。極右翼者們所描繪的那更好的舊日不列顛，也正好巧妙地迎合了英國脫歐派的懷舊情緒。這般引用與包裝，可能會使偶然看到極右翼網站的讀者認為，也許白人至上主義和主流大眾之間的差別並沒有太大。
然而，這些人正在歪曲簡·奧斯丁的作品，她的小說從來沒有為“族群國家”描繪過什麼藍圖。相反，奧斯丁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反對極端右翼運動的解毒劑。畢竟，簡·奧斯丁的女主角們，最後都不再相信那些用魅惑的誇口和謊言來欺騙她們的男人們了（比如《理智與情感》中的威洛比）。更重要的是，簡·奧斯丁向她的讀者灌輸的是，拒絕相信極右翼所支持的那類獨裁者的理念：她筆下的女性角色為與粗俗的男人們交往而深感懊悔（例如《曼斯費爾德莊園》中的拉什沃思先生）——他們依靠著繼承得來的財富，最初可能會迷住身邊的人，但卻無法彌補他們可怕的愚蠢、對禮節的蔑視以及同情心的缺失。瑪麗安和瑪利亞坎坷的經歷為她們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一課，她們最終還是學會了放棄兩面派的騙子和愚蠢的名門後代。願我們也能像她們一樣，願我們永遠不會看到極右翼的“後真相”變成舉世公認的道理。
本文作者Nicole M. Wright 是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英語專業的助理教授。
（翻譯：馬賾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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