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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翼者犯了個錯,他們誤把簡·奧斯丁當成了同道中人

“就像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所說:和火辣女郎相比, 醜陋的女人更可能成為一位女權主義者, 這已是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

為何米洛·揚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這位右翼煽動者, 要套用簡·奧斯丁的名言?在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 一位員警禁止我進入這位“危險的基佬”校園巡迴演講的最後一站, 所以我只能在附近的高處用我的筆記型電腦做現場直播。 揚諾普洛斯那時還是布萊特巴特新聞網的紅人, 他講起話來滔滔不絕。

當時我覺得揚諾普洛斯的演講很無聊:他說女同毫無幽默感, 自由派太敏感,

這些陳詞濫調與其說他是在炒自己的冷飯, 不如說他挖出了William F. Buckley的舊觀點, 將它們放進微波爐裡過度加熱直到糊成一鍋粥。 就在我準備收拾東西回家之時, 他又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在這場慶祝特朗普勝利當選和右翼民族主義黎明將至的演講中, 引用《源泉》(The Fountainhead)或《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的段落都可以理解, 但他為什麼大聲援引了一位被許多人視為“女權主義標杆”女作家的話? 或許, 揚諾普洛斯只是看了一眼簡·奧斯丁最負盛名的小說的篇名, 就斷定《傲慢與偏見》是一部為白人的傲慢和對少數族群的偏見做辯解的作品。

第二天, 我和同事開玩笑說, 身為小說史研究者的我認為, 整場講話最無禮的部分, 就是他作為一位中途從劍橋輟學的學生, 將英國攝政時期的小說當成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奧斯丁死於1817年, 而維多利亞時期開始於1837年)。 此類錯誤也並非出人意料, 揚諾普洛斯曾說起自己在虛度的兩年時間裡, 是如何無視英國文學作業的:“我從不露面, 也沒交過任何論文,

用亂交和酗酒代替閱讀中世紀文學。 ”他曾在2015年如是自誇。

然而我還在思索, 為什麼簡·奧斯丁出現在極右翼的演講中會顯得如此不協調。 為了解決這一困惑, 我去查找了一些資料。 讓我驚訝的是, 對奧斯丁的引用突然大量出現在很多極右翼的網路聚集地裡。 就此我開始了更進一步的研究, 我發現, 被極右翼化了的奧斯丁主要有這樣幾種版本:1、性純潔的象徵;2、已消失的白人傳統文化的楷模;3、她證實了男尊女卑的法則。

一些右翼作家將簡·奧斯丁當作反對性革命的簡稱。 白人至上主義者安德魯·安格林(Andrew Anglin)是The Daily Stormer新聞網站的博主, 將簡·奧斯丁加進了自己對泰勒·斯威夫特的讚歌中, 他稱讚泰勒是“隱藏的納粹主義者”。 Vice Media的女權板塊曾經引用安格林的話,

他將泰勒和麥莉·塞勒斯作比較, 認為在被多元文化損害的唱片產業中, 泰勒是雅利安美德的榜樣。 “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 她在骯髒變態的猶太人的包圍之下, 依然能散發20世紀50年代女性的那種純潔的女性韻味和天真氣質, ”安格林說, “她和麥莉完全是相反的。 麥莉不斷和有色人種男性發生性關係, 她則在家抱著她的貓閱讀奧斯丁的小說。 ”簡·奧斯丁的小說在這裡充當了一種逃離的出口, 讓人們從當今無節制的性觀念逃離到那個模糊劃分的傳說年代(即19世紀到20世紀50年代), 那時的女性都審慎且忠貞。 安格林一定沒讀過簡·奧斯丁小說裡那些為兩性關係冒險的角色, 比如莉蒂亞·班內特(Lydia Bennet)和瑪麗亞·伯特倫(Maria Bertram)。

將簡·奧斯丁視為已逝美好時代的化身, 不僅僅將她與女性退出混亂性愛的臆想聯繫在了一起, 也回應著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呼籲。 在極右翼出版社Counter-Currents一篇很受歡迎的博客文章中, 簡·奧斯丁的小說世界被讚揚為未來世界“種族專制”的模範。 一位評論者寫到:“在族群國家(ethnostate)建立之後, 我們就會重回簡·奧斯丁的世界, 我們男性理應也要承受一些犧牲……如果《傲慢與偏見》中的傳統婚姻模式要在族群國家重新執行的話, 我們也必須得現得像個紳士。 ”

問題是,如果說共同的文化傳承是促使男性們擁有紳士行為舉止的關鍵,那為什麼簡·奧斯丁的小說中仍有很多無賴?另外,奧斯丁小說的主人公們從沒有對擁護民粹主義、守護培育族群國家所需的族群文化遺產表現出太大興趣。當提到熱切的愛國之情時,作者更多是用一種冷嘲熱諷的語氣,而不是真摯熱烈的讚揚:在弗蘭克·邱吉爾(Mr Frank Churchill)第一次去海布裡的一個小鎮看他父親的房產時,他油腔滑調地說他要證明自己“屬於這塊土地”並且是一個“真正的公民”。愛瑪開玩笑地回應:“我真敬佩您這樣的愛國精神。”邱吉爾閃爍其詞道,愛瑪剛才見證了“我愛國精神最迸發的瞬間”。

其他另類極右翼黨人則用間接的恭維,來強調簡·奧斯丁作為一名著名女性作家是多麼稀有難得。有一篇文章2012年首次刊登在另類右派網站上,後來被譽為極右翼的經典之作。 “男性氣概”博主Matt Forney在文中認為,簡·奧斯丁是打破女性平庸規律的例外:“事實上,所有偉大的領導人、思想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男的,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米開朗琪羅和拿破崙都是男人。不是說所有女人都不具有藝術、科學和軍事天賦,偶爾會有,比如居里夫人、簡·奧斯丁還有聖女貞德。”另類右翼就此找到了和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共同點,在布魯姆最暢銷的書《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簡·奧斯丁被列入了26位最有影響力作家(包括4位女作家)。按照這樣的說法,簡·奧斯丁不是後世女性作家的開路先鋒,而成了用來指責未能達到相同成就的女性的把柄。

極右翼的擁護者們把簡·奧斯丁歸於自己旗下,並不是因為他們親愛的領袖——一個很多年沒有讀過一本書的人(根據他自傳所說)——是一個隱秘的奧斯丁愛好者。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運動被拿來和德國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噩夢作比較,他們更想借用奧斯丁時代英國的愜意畫面,借用這位元有著經久不衰的熱情讀者和學術研究的作家,將自己在普通民眾眼中的形象正常化。極右翼者們所描繪的那更好的舊日不列顛,也正好巧妙地迎合了英國脫歐派的懷舊情緒。這般引用與包裝,可能會使偶然看到極右翼網站的讀者認為,也許白人至上主義和主流大眾之間的差別並沒有太大。

然而,這些人正在歪曲簡·奧斯丁的作品,她的小說從來沒有為“族群國家”描繪過什麼藍圖。相反,奧斯丁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反對極端右翼運動的解毒劑。畢竟,簡·奧斯丁的女主角們,最後都不再相信那些用魅惑的誇口和謊言來欺騙她們的男人們了(比如《理智與情感》中的威洛比)。更重要的是,簡·奧斯丁向她的讀者灌輸的是,拒絕相信極右翼所支持的那類獨裁者的理念:她筆下的女性角色為與粗俗的男人們交往而深感懊悔(例如《曼斯費爾德莊園》中的拉什沃思先生)——他們依靠著繼承得來的財富,最初可能會迷住身邊的人,但卻無法彌補他們可怕的愚蠢、對禮節的蔑視以及同情心的缺失。瑪麗安和瑪利亞坎坷的經歷為她們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一課,她們最終還是學會了放棄兩面派的騙子和愚蠢的名門後代。願我們也能像她們一樣,願我們永遠不會看到極右翼的“後真相”變成舉世公認的道理。

本文作者Nicole M. Wright 是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英語專業的助理教授。

(翻譯:馬賾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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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如果說共同的文化傳承是促使男性們擁有紳士行為舉止的關鍵,那為什麼簡·奧斯丁的小說中仍有很多無賴?另外,奧斯丁小說的主人公們從沒有對擁護民粹主義、守護培育族群國家所需的族群文化遺產表現出太大興趣。當提到熱切的愛國之情時,作者更多是用一種冷嘲熱諷的語氣,而不是真摯熱烈的讚揚:在弗蘭克·邱吉爾(Mr Frank Churchill)第一次去海布裡的一個小鎮看他父親的房產時,他油腔滑調地說他要證明自己“屬於這塊土地”並且是一個“真正的公民”。愛瑪開玩笑地回應:“我真敬佩您這樣的愛國精神。”邱吉爾閃爍其詞道,愛瑪剛才見證了“我愛國精神最迸發的瞬間”。

其他另類極右翼黨人則用間接的恭維,來強調簡·奧斯丁作為一名著名女性作家是多麼稀有難得。有一篇文章2012年首次刊登在另類右派網站上,後來被譽為極右翼的經典之作。 “男性氣概”博主Matt Forney在文中認為,簡·奧斯丁是打破女性平庸規律的例外:“事實上,所有偉大的領導人、思想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男的,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米開朗琪羅和拿破崙都是男人。不是說所有女人都不具有藝術、科學和軍事天賦,偶爾會有,比如居里夫人、簡·奧斯丁還有聖女貞德。”另類右翼就此找到了和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共同點,在布魯姆最暢銷的書《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簡·奧斯丁被列入了26位最有影響力作家(包括4位女作家)。按照這樣的說法,簡·奧斯丁不是後世女性作家的開路先鋒,而成了用來指責未能達到相同成就的女性的把柄。

極右翼的擁護者們把簡·奧斯丁歸於自己旗下,並不是因為他們親愛的領袖——一個很多年沒有讀過一本書的人(根據他自傳所說)——是一個隱秘的奧斯丁愛好者。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運動被拿來和德國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噩夢作比較,他們更想借用奧斯丁時代英國的愜意畫面,借用這位元有著經久不衰的熱情讀者和學術研究的作家,將自己在普通民眾眼中的形象正常化。極右翼者們所描繪的那更好的舊日不列顛,也正好巧妙地迎合了英國脫歐派的懷舊情緒。這般引用與包裝,可能會使偶然看到極右翼網站的讀者認為,也許白人至上主義和主流大眾之間的差別並沒有太大。

然而,這些人正在歪曲簡·奧斯丁的作品,她的小說從來沒有為“族群國家”描繪過什麼藍圖。相反,奧斯丁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反對極端右翼運動的解毒劑。畢竟,簡·奧斯丁的女主角們,最後都不再相信那些用魅惑的誇口和謊言來欺騙她們的男人們了(比如《理智與情感》中的威洛比)。更重要的是,簡·奧斯丁向她的讀者灌輸的是,拒絕相信極右翼所支持的那類獨裁者的理念:她筆下的女性角色為與粗俗的男人們交往而深感懊悔(例如《曼斯費爾德莊園》中的拉什沃思先生)——他們依靠著繼承得來的財富,最初可能會迷住身邊的人,但卻無法彌補他們可怕的愚蠢、對禮節的蔑視以及同情心的缺失。瑪麗安和瑪利亞坎坷的經歷為她們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一課,她們最終還是學會了放棄兩面派的騙子和愚蠢的名門後代。願我們也能像她們一樣,願我們永遠不會看到極右翼的“後真相”變成舉世公認的道理。

本文作者Nicole M. Wright 是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英語專業的助理教授。

(翻譯:馬賾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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