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佛教在南北朝時期盛行？

杜牧《江南春絕句》中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其中說到南朝有四百八十寺，這個數字毫不誇張，可以說還少說了很多，因為有史料統計南北朝的時候全國曾經有多達3萬多座寺院，

佛教僧人尼姑至少300萬人以上，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的時候曾經讓多達300多萬的僧人還俗，可見當時的佛教有多大的規模。

那麼為什麼佛教在那時候那麼興盛呢？或者說為什麼佛教在南北朝的時候進行了大發展呢？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

開始時並未有多少的影響力，但是它的發展也是很快的，漸漸的開始和道教並駕齊驅。主要是以下這些原因。

第一、社會動盪不安，長期的戰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的第一次激蕩、動亂的大時代。

胡人的入侵把漢人的國土搞的亂七八糟。漢末開發的“天師道”和印度傳入的“佛教”都在這個時期獲得了萌芽所需要的養分。尤其是“佛教”。擔驚受怕的人民，希望有所寄託。統治者則希望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加上佛教的“功德”思想，於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了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佛教”。

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騙性，佛教所宣傳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的思想，

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騙和麻痹廣大勞動人民。

佛教把一切眾生分成十大類，也就是十法界。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前四種是已經解脫了六道輪回，生死苦海的聖人。後六種是還沒有解脫生死輪回的六道凡夫。即要生生世世按照自己所做的善惡業去或好或壞，或高或低的地方受生，受業力支配。

新的一生開始，善業成熟就到三善道，天、人、阿修羅去享受善道的生命。如果惡業成熟了就被迫轉到三惡道出生。沒有一成不變的生命境界。都被善惡業所牽引去感受苦樂不同的生活。玉皇大帝是天人，也是由於做了善業，受善業所牽出生到天界。但這生結束了還要受善惡也牽引再去其他道投生。所以他是要生生世世受業力牽引在六道或好或壞的環境中生存。但是六道中樂少苦多，到善道有如長時間掉到海裡的人剛出來喘口氣，又掉到下面去了。很苦。而四聖法界眾生是了脫了生死苦海，不再下墮的聖人。佛教是講孝親尊師，很符合中國古代聖人的主張，人們非常歡喜信奉。

第三，統治階級的提倡支持。

南朝的梁武帝在位的半個世紀中，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濟濟。我們經常吟誦的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其中有許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據史料統計，南梁時的佛寺達2846座，僧尼有8.27萬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的農曆四月初八，親率道俗兩萬餘人，在都城建康重雲殿作《舍道事佛文》，正式宣佈了他對佛教的皈依，並發誓“甯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他要求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西元519年，梁武帝還於無礙殿正式受菩薩戒，所以歷史上他有“皇帝菩薩”一稱。

佛教思想對梁武帝的影響很大，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節儉，日一蔬食，過午不食，草履葛巾，羅綺不染。50歲後絕房事，遠離嬪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殺理論和儒家“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的仁恕思想結合起來，不僅自己不食肉，還要求國家祭祀也要戒殺，用蔬菜果品代替原來的豬牛羊等。平日裡，命太醫不得以蟲、畜入藥，織錦不許加入鳥獸之形。這種慈悲觀不僅是對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發展，而且也極具濃重的中國特色。

梁武帝晚年對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僅大興佛事，啟建水陸法會、拜懺大法會、盂蘭盆會，相傳他還親自編纂了《慈悲道場懺法》，一直流傳至今。他把許多精力投入到佛經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經注解》、《大涅槃經講釋》、《淨名經義記》等一些佛經注釋，並親自講經說法。他曾試圖出任大僧正一職來主理全國佛教事務，後因僧眾的反對而未能實現。在佛教史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梁武帝曾4次捨身寺院，其臣下4次花巨額金錢將其贖回，這在中國佛教史上絕無僅有。

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政權更換快速，篡弑頻仍，故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苦。普通百姓在現實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於是各種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這背景下興起並且發展壯大。

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濟濟。我們經常吟誦的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其中有許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據史料統計，南梁時的佛寺達2846座，僧尼有8.27萬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的農曆四月初八，親率道俗兩萬餘人，在都城建康重雲殿作《舍道事佛文》，正式宣佈了他對佛教的皈依，並發誓“甯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他要求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西元519年，梁武帝還於無礙殿正式受菩薩戒，所以歷史上他有“皇帝菩薩”一稱。

佛教思想對梁武帝的影響很大，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節儉，日一蔬食，過午不食，草履葛巾，羅綺不染。50歲後絕房事，遠離嬪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殺理論和儒家“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的仁恕思想結合起來，不僅自己不食肉，還要求國家祭祀也要戒殺，用蔬菜果品代替原來的豬牛羊等。平日裡，命太醫不得以蟲、畜入藥，織錦不許加入鳥獸之形。這種慈悲觀不僅是對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發展，而且也極具濃重的中國特色。

梁武帝晚年對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僅大興佛事，啟建水陸法會、拜懺大法會、盂蘭盆會，相傳他還親自編纂了《慈悲道場懺法》，一直流傳至今。他把許多精力投入到佛經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經注解》、《大涅槃經講釋》、《淨名經義記》等一些佛經注釋，並親自講經說法。他曾試圖出任大僧正一職來主理全國佛教事務，後因僧眾的反對而未能實現。在佛教史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梁武帝曾4次捨身寺院，其臣下4次花巨額金錢將其贖回，這在中國佛教史上絕無僅有。

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政權更換快速，篡弑頻仍，故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苦。普通百姓在現實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於是各種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這背景下興起並且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