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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佛教在南北朝時期盛行?

杜牧《江南春絕句》中說“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 ”其中說到南朝有四百八十寺, 這個數字毫不誇張, 可以說還少說了很多, 因為有史料統計南北朝的時候全國曾經有多達3萬多座寺院, 佛教僧人尼姑至少300萬人以上, 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的時候曾經讓多達300多萬的僧人還俗, 可見當時的佛教有多大的規模。

那麼為什麼佛教在那時候那麼興盛呢?或者說為什麼佛教在南北朝的時候進行了大發展呢?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 開始時並未有多少的影響力, 但是它的發展也是很快的, 漸漸的開始和道教並駕齊驅。 主要是以下這些原因。

第一、社會動盪不安, 長期的戰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 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 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的第一次激蕩、動亂的大時代。 胡人的入侵把漢人的國土搞的亂七八糟。 漢末開發的“天師道”和印度傳入的“佛教”都在這個時期獲得了萌芽所需要的養分。 尤其是“佛教”。 擔驚受怕的人民, 希望有所寄託。 統治者則希望能獲得人民的信任, 加上佛教的“功德”思想, 於是,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了一個共同的認識, 就是“佛教”。

第二, 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騙性,

佛教所宣傳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的思想, 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世幸福上, 很容易欺騙和麻痹廣大勞動人民。

佛教把一切眾生分成十大類, 也就是十法界。 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 前四種是已經解脫了六道輪回, 生死苦海的聖人。 後六種是還沒有解脫生死輪回的六道凡夫。 即要生生世世按照自己所做的善惡業去或好或壞, 或高或低的地方受生, 受業力支配。 新的一生開始, 善業成熟就到三善道, 天、人、阿修羅去享受善道的生命。 如果惡業成熟了就被迫轉到三惡道出生。 沒有一成不變的生命境界。 都被善惡業所牽引去感受苦樂不同的生活。 玉皇大帝是天人,

也是由於做了善業, 受善業所牽出生到天界。 但這生結束了還要受善惡也牽引再去其他道投生。 所以他是要生生世世受業力牽引在六道或好或壞的環境中生存。 但是六道中樂少苦多, 到善道有如長時間掉到海裡的人剛出來喘口氣, 又掉到下面去了。 很苦。 而四聖法界眾生是了脫了生死苦海, 不再下墮的聖人。 佛教是講孝親尊師, 很符合中國古代聖人的主張, 人們非常歡喜信奉。

第三, 統治階級的提倡支持。

南朝的梁武帝在位的半個世紀中, 大力提倡佛教, 寺塔林立, 名僧濟濟。 我們經常吟誦的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 其中有許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 據史料統計, 南梁時的佛寺達2846座, 僧尼有8.27萬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的農曆四月初八, 親率道俗兩萬餘人, 在都城建康重雲殿作《舍道事佛文》, 正式宣佈了他對佛教的皈依, 並發誓“甯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 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 他要求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 西元519年,梁武帝還於無礙殿正式受菩薩戒,所以歷史上他有“皇帝菩薩”一稱。

佛教思想對梁武帝的影響很大,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節儉,日一蔬食,過午不食,草履葛巾,羅綺不染。50歲後絕房事,遠離嬪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殺理論和儒家“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的仁恕思想結合起來,不僅自己不食肉,還要求國家祭祀也要戒殺,用蔬菜果品代替原來的豬牛羊等。平日裡,命太醫不得以蟲、畜入藥,織錦不許加入鳥獸之形。這種慈悲觀不僅是對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發展,而且也極具濃重的中國特色。

梁武帝晚年對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僅大興佛事,啟建水陸法會、拜懺大法會、盂蘭盆會,相傳他還親自編纂了《慈悲道場懺法》,一直流傳至今。他把許多精力投入到佛經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經注解》、《大涅槃經講釋》、《淨名經義記》等一些佛經注釋,並親自講經說法。他曾試圖出任大僧正一職來主理全國佛教事務,後因僧眾的反對而未能實現。在佛教史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梁武帝曾4次捨身寺院,其臣下4次花巨額金錢將其贖回,這在中國佛教史上絕無僅有。

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政權更換快速,篡弑頻仍,故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苦。普通百姓在現實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於是各種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這背景下興起並且發展壯大。

西元519年,梁武帝還於無礙殿正式受菩薩戒,所以歷史上他有“皇帝菩薩”一稱。

佛教思想對梁武帝的影響很大,史書上說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節儉,日一蔬食,過午不食,草履葛巾,羅綺不染。50歲後絕房事,遠離嬪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殺理論和儒家“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的仁恕思想結合起來,不僅自己不食肉,還要求國家祭祀也要戒殺,用蔬菜果品代替原來的豬牛羊等。平日裡,命太醫不得以蟲、畜入藥,織錦不許加入鳥獸之形。這種慈悲觀不僅是對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發展,而且也極具濃重的中國特色。

梁武帝晚年對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僅大興佛事,啟建水陸法會、拜懺大法會、盂蘭盆會,相傳他還親自編纂了《慈悲道場懺法》,一直流傳至今。他把許多精力投入到佛經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經注解》、《大涅槃經講釋》、《淨名經義記》等一些佛經注釋,並親自講經說法。他曾試圖出任大僧正一職來主理全國佛教事務,後因僧眾的反對而未能實現。在佛教史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梁武帝曾4次捨身寺院,其臣下4次花巨額金錢將其贖回,這在中國佛教史上絕無僅有。

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政權更換快速,篡弑頻仍,故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苦。普通百姓在現實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於是各種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這背景下興起並且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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