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奧斯丁小說的政治密碼：表面波瀾不驚 暗藏激進資訊
很多年前，我（編注：指本文作者伊萊恩·肖瓦爾特，她是美國女權主義批評的創始人之一）參加了北美簡·奧斯丁協會（Jane Austen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舉辦的一次年會，地點在有“加拿大洛磯山脈寶石”之稱的路易士湖費爾蒙特酒店。
這些簡·奧斯丁的崇拜者們熱衷於參加派對和角色扮演，但喝下午茶絕對不是他們聚積在一起的主要目的。
今年正好是奧斯丁逝世兩百周年，對於奧斯丁的粉絲們來說便更加重要。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小說家，文學界出現了許多分析和評論奧斯丁個人與文學風格的出版物，
牛津大學講師海倫娜·凱利（Helena Kelly）的新書《簡·奧斯丁，秘密的激進派》（Jane Austen, the Secret Radical），為讀者們展示了一個迄今為止不為人知的簡·奧斯丁。
凱利說，為了挖掘這些顛覆性的內容，“我們必須仔細閱讀奧斯丁的作品”。因為奧斯丁生活在一個“本質上是極權主義的社會”，所以她不可能在創作中表現得“太直接，
然而，凱利卻並未表明“激進”的確切含義。奧斯丁的激進主義，究竟是涉及政治議程、女權主義批判和神學問題？還是僅僅只限於女性的自我主張？對此，凱利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太多的線索。她曾經一度把《傲慢與偏見》中的女主角伊莉莎白·貝內特視作“激進”的代表，因為伊莉莎白“知道自己的想法”，並“保留自己確定問題的權利”。有一位評論家也曾表示，奧斯丁在創作中會涉及一些“時下熱門的政治問題”。然而，接受奧斯丁是一個秘密的激進分子這一點，會讓閱讀體驗變得更加舒暢、更加有趣嗎？或者說，我們必須要從政治方面重新定義奧斯丁，才算是尊重這位嚴肅的女性作家嗎？
凱利並不是第一個認為奧斯丁小說中涉及政治問題的批評家。1987年，凱利做了一份關於簡·奧斯丁與國家關係的研究，其中引用了瑪麗·伊萬絲（Mary Evans）的評論。伊萬絲認為，奧斯丁在《曼斯費爾德莊園》中表達了“對資產階級父權制的激進批判”。在之後30多年時間裡，這部小說一直都充滿爭議，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於奧斯丁對奴隸制的瞭解程度，以及她對奴隸制本身的看法，因為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叔叔湯瑪斯·伯特倫爵士（Sir Thomas Bertram）所擁有的不僅僅是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還有安提瓜（Antigua）的一個甘蔗種植園。在文化和帝國主義方面，愛德華·薩義德指責奧斯丁對奴隸販賣漠不關心，她對於曼斯費爾德莊園的經濟基礎是奴隸制這一點避而不談，顯示出西方文化對於奴隸制度和帝國主義帶來的物質利益缺乏自省、坦然受之的態度。薩義德的這種解讀成為了1999年電影版《曼斯費爾德公園》的靈感來源，電影中，哈樂德·品特飾演了一個恃強淩弱、好鬥且蓄奴的伯特倫爵士（Sir Bertram）。
對於這些學者的立場和評論，凱利並沒有表達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她之所以認為奧斯丁的小說體現了激進主義，是基於她自己的心理解讀和政治假設的混合。這些“機密”，有時候表現得非常巧妙，但更多的還是表現得非常迂回，需要深入思索才能發現。她喜歡去挖掘和解開這些“文字遊戲”，而且這些“謎底”也都論證了她的觀點。她發現奧斯丁的每一部小說都體現了一個政治主題，這些主題為那些“喜劇”小說賦予了黑暗的色彩，我們以往所讀到的美滿結局也有待商榷。如果我們按照凱利的發現來重新解讀奧斯丁作品，就會發現：《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揭露了女性結婚和生育所冒的“可怕的風險”；《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則描述了一個“愛情和家庭、榮譽與責任幾乎都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
當談及奧斯丁基調最為輕快也最受歡迎的小說《傲慢與偏見》時，凱利承認，要在這本書中發覺激進成分格外困難。但是，她依然堅持認為：“任何對革命和反革命的語言有充分認識的讀者，讀過《傲慢與偏見》之後，都能看出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童話故事。”奧斯丁在小說中多次提到士兵，凱利覺得這些描述反映出“民眾反抗、政府鎮壓、兵變”等社會現狀。在奧斯丁筆下的英國社會，人們都非常勢利、等級分明，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冷漠和不平等，就像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但凱利指出，小說中伊莉莎白（出身于中等富裕的貴族家庭）和達西（一位非常富有的貴族）之間跨越階級差異的“激進婚姻”，表明這場反抗專制階級制度的鬥爭被象徵性地避免了。
與薩義德的看法不同，凱利認為奧斯丁在《曼斯費爾德公園》中有意揭露了英國奴隸制背後隱藏的罪惡。凱利說，這本小說的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身為法官的曼斯費爾德勳爵（Lord Mansfield）——威廉姆·默里·曼斯費爾德（William Murray Mansfield），在他任職的1772年，英國法律還不承認奴隸制的合法性。“在為小說角色起名的時候，明明有那麼多選擇，但簡還是用了曼斯費爾德這個名字，難道是她一時大意，以至於犯下這種不可原諒的錯誤嗎？除非是她想借此引導讀者思考這個角色背後所暗藏的奴隸制問題。”在凱利看來，奧斯丁在小說中留下了一系列線索，將充滿“不可饒恕的罪惡”的奴隸制與英國教會聯繫在一起，揭開了“備受尊重的基督教的虛偽外衣”。然而，這些證據並不具說服力：因為這部小說在最初出版之時，並沒有相關的評論，我們也不知道同時期的讀者是否認為曼斯費爾德勳爵與奴隸制有任何關聯，或是注意到了奧斯丁在作品中對宗教的諷刺實際上是在批判奴隸制。
通過解讀小說中隱藏的“字謎”，凱利在《愛瑪》（Emma）中發現了一個更為精心編造的複雜的政治場景，奧斯丁通過這本小說抨擊了貴族圈佔公共土地的社會問題。回憶起吉卜賽人在路邊紮營的場景，凱利認為《愛瑪》這本小說實質上反應了身處底層的窮人們生活的艱難和絕望，以及被剝奪了土地之後的訴求。對於女主人公愛瑪來說，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ey）作為她的伴侶絕不是最佳的選擇，因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還有戀☆禁☆童癖的剝削者。（小說中有描寫“一個令人震驚的時刻”，奈特利向艾瑪承認，自從她13歲起，他就一直愛著她。）同樣的，凱利也堅持認為，兩個長期不和的老情人之間，最後能達成所謂的幸福和解只是一種浪漫幻想。這本書不是莎士比亞喜劇，奧斯丁真正想要傳達的資訊，是一種認為歷史是“隨機而混亂，充滿了死亡和毀滅”的實實在在的絕望。
凱利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一位權威的嚮導，她不僅研究奧斯丁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政治意義，也探究奧斯丁的創作意圖。在每一章的小說介紹中，她還原了奧斯丁人生中的幾個階段，甚至包括奧斯丁臨終前的沉思。凱利想像著人生即將走向盡頭的奧斯丁腦海裡的想法：“她這一生已經竭盡所能，借助她的作品展示了她的正義，她的小說就是她的孩子。而等她離開這個世界之後，它們會變成什麼樣呢？”
凱利聲稱，她已經“按照簡希望的那種方式”讀過了奧斯丁的幾部主要作品，但這種非常大膽的說法，卻被她自己的作品和觀點給攻破了。凱利用“an authoress”（女作家，一種現在罕用的說法）這種已經過時的詞彙來形容奧斯丁，作用就像是“poetess”（女詩人）這種明顯帶有女性指向的詞語，傳達出對於奧斯丁女性作家身份的輕視。而且凱利在整本書中所用的稱謂都是“簡”，這樣隨意的稱呼貫穿於一本旨在展現簡·奧斯丁偉大藝術家身份的作品當中，實在是不恰當的。畢竟，從來沒有哪個評論家會這樣寫：“論查理斯對不公正的批判”、“亨利的複雜風格”或是“約瑟夫的革命思想”。
約翰·穆蘭（John Mullan）認為凱利的這些發現雖然“有趣，但只是無稽之談”。而有一些研究奧斯丁的專家學者們雖然對凱利的方法持批評態度，但卻愉快地接受了她的發現。事實上，凱利是一位頗具獨創性的、風趣幽默的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充滿魅力的作家。她經常反問自己一些問題，並樂於接受一切不確定性。比方說，她會問自己：簡·奧斯丁在1803年到1809年春天這段時間內寫了什麼？然後自己回答：“也許是在整理之前寫的草稿，或是在寫其他小說。也可能她在這段時間內的創作後來被毀掉了，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凱利還指出了奧斯丁高雅的文筆之下暗含的關於“性”的潛臺詞：從《諾桑覺寺》中“對女性手☆禁☆淫幾乎不加掩飾的描述”到《曼斯費爾德莊園》中範妮·普萊斯（Fanny Price）的父親強加于她的“親密的、粗暴的、無以反抗的”擁抱，以及用類似於“肉體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情節暗示非法通☆禁☆姦的場景。
除了凱利，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也曾對奧斯丁的作品進行了大膽的推測。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中，德凡尼·盧瑟對這兩位進行了比較：“她們兩位都是善於使用技巧、極具煽動性的文學批評家，同時也是非常糟糕、錯漏百出的文學歷史學家。”與伍爾夫做對比，是對凱利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延伸。伍爾夫關注的焦點在於小說本身所反映的基本問題：女性迫于經濟條件的現實而接受毫無感情的婚姻，尊重自然貴族的智慧、幽默和善良，社會諷刺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道德關係等。凱利則完全相反，她在書中引導我們遠離這些表面的東西，而去挖掘更深層次的內容。
簡·奧斯丁的作品已經流傳了200年，她所創作的藝術和人物至今依然鮮活。她的創作才能以及對女性☆禁☆生☆禁☆活的細緻刻畫，在今時今日仍意義深遠。就憑這一點，已經足夠激進，得以讓她的名聲延續更長時間了。
（翻譯：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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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經一度把《傲慢與偏見》中的女主角伊莉莎白·貝內特視作“激進”的代表，因為伊莉莎白“知道自己的想法”，並“保留自己確定問題的權利”。有一位評論家也曾表示，奧斯丁在創作中會涉及一些“時下熱門的政治問題”。然而，接受奧斯丁是一個秘密的激進分子這一點，會讓閱讀體驗變得更加舒暢、更加有趣嗎？或者說，我們必須要從政治方面重新定義奧斯丁，才算是尊重這位嚴肅的女性作家嗎？凱利並不是第一個認為奧斯丁小說中涉及政治問題的批評家。1987年，凱利做了一份關於簡·奧斯丁與國家關係的研究，其中引用了瑪麗·伊萬絲（Mary Evans）的評論。伊萬絲認為，奧斯丁在《曼斯費爾德莊園》中表達了“對資產階級父權制的激進批判”。在之後30多年時間裡，這部小說一直都充滿爭議，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於奧斯丁對奴隸制的瞭解程度，以及她對奴隸制本身的看法，因為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叔叔湯瑪斯·伯特倫爵士（Sir Thomas Bertram）所擁有的不僅僅是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還有安提瓜（Antigua）的一個甘蔗種植園。在文化和帝國主義方面，愛德華·薩義德指責奧斯丁對奴隸販賣漠不關心，她對於曼斯費爾德莊園的經濟基礎是奴隸制這一點避而不談，顯示出西方文化對於奴隸制度和帝國主義帶來的物質利益缺乏自省、坦然受之的態度。薩義德的這種解讀成為了1999年電影版《曼斯費爾德公園》的靈感來源，電影中，哈樂德·品特飾演了一個恃強淩弱、好鬥且蓄奴的伯特倫爵士（Sir Bertram）。
對於這些學者的立場和評論，凱利並沒有表達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她之所以認為奧斯丁的小說體現了激進主義，是基於她自己的心理解讀和政治假設的混合。這些“機密”，有時候表現得非常巧妙，但更多的還是表現得非常迂回，需要深入思索才能發現。她喜歡去挖掘和解開這些“文字遊戲”，而且這些“謎底”也都論證了她的觀點。她發現奧斯丁的每一部小說都體現了一個政治主題，這些主題為那些“喜劇”小說賦予了黑暗的色彩，我們以往所讀到的美滿結局也有待商榷。如果我們按照凱利的發現來重新解讀奧斯丁作品，就會發現：《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揭露了女性結婚和生育所冒的“可怕的風險”；《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則描述了一個“愛情和家庭、榮譽與責任幾乎都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
當談及奧斯丁基調最為輕快也最受歡迎的小說《傲慢與偏見》時，凱利承認，要在這本書中發覺激進成分格外困難。但是，她依然堅持認為：“任何對革命和反革命的語言有充分認識的讀者，讀過《傲慢與偏見》之後，都能看出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童話故事。”奧斯丁在小說中多次提到士兵，凱利覺得這些描述反映出“民眾反抗、政府鎮壓、兵變”等社會現狀。在奧斯丁筆下的英國社會，人們都非常勢利、等級分明，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冷漠和不平等，就像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但凱利指出，小說中伊莉莎白（出身于中等富裕的貴族家庭）和達西（一位非常富有的貴族）之間跨越階級差異的“激進婚姻”，表明這場反抗專制階級制度的鬥爭被象徵性地避免了。
與薩義德的看法不同，凱利認為奧斯丁在《曼斯費爾德公園》中有意揭露了英國奴隸制背後隱藏的罪惡。凱利說，這本小說的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身為法官的曼斯費爾德勳爵（Lord Mansfield）——威廉姆·默里·曼斯費爾德（William Murray Mansfield），在他任職的1772年，英國法律還不承認奴隸制的合法性。“在為小說角色起名的時候，明明有那麼多選擇，但簡還是用了曼斯費爾德這個名字，難道是她一時大意，以至於犯下這種不可原諒的錯誤嗎？除非是她想借此引導讀者思考這個角色背後所暗藏的奴隸制問題。”在凱利看來，奧斯丁在小說中留下了一系列線索，將充滿“不可饒恕的罪惡”的奴隸制與英國教會聯繫在一起，揭開了“備受尊重的基督教的虛偽外衣”。然而，這些證據並不具說服力：因為這部小說在最初出版之時，並沒有相關的評論，我們也不知道同時期的讀者是否認為曼斯費爾德勳爵與奴隸制有任何關聯，或是注意到了奧斯丁在作品中對宗教的諷刺實際上是在批判奴隸制。
通過解讀小說中隱藏的“字謎”，凱利在《愛瑪》（Emma）中發現了一個更為精心編造的複雜的政治場景，奧斯丁通過這本小說抨擊了貴族圈佔公共土地的社會問題。回憶起吉卜賽人在路邊紮營的場景，凱利認為《愛瑪》這本小說實質上反應了身處底層的窮人們生活的艱難和絕望，以及被剝奪了土地之後的訴求。對於女主人公愛瑪來說，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ey）作為她的伴侶絕不是最佳的選擇，因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還有戀☆禁☆童癖的剝削者。（小說中有描寫“一個令人震驚的時刻”，奈特利向艾瑪承認，自從她13歲起，他就一直愛著她。）同樣的，凱利也堅持認為，兩個長期不和的老情人之間，最後能達成所謂的幸福和解只是一種浪漫幻想。這本書不是莎士比亞喜劇，奧斯丁真正想要傳達的資訊，是一種認為歷史是“隨機而混亂，充滿了死亡和毀滅”的實實在在的絕望。
凱利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一位權威的嚮導，她不僅研究奧斯丁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政治意義，也探究奧斯丁的創作意圖。在每一章的小說介紹中，她還原了奧斯丁人生中的幾個階段，甚至包括奧斯丁臨終前的沉思。凱利想像著人生即將走向盡頭的奧斯丁腦海裡的想法：“她這一生已經竭盡所能，借助她的作品展示了她的正義，她的小說就是她的孩子。而等她離開這個世界之後，它們會變成什麼樣呢？”
凱利聲稱，她已經“按照簡希望的那種方式”讀過了奧斯丁的幾部主要作品，但這種非常大膽的說法，卻被她自己的作品和觀點給攻破了。凱利用“an authoress”（女作家，一種現在罕用的說法）這種已經過時的詞彙來形容奧斯丁，作用就像是“poetess”（女詩人）這種明顯帶有女性指向的詞語，傳達出對於奧斯丁女性作家身份的輕視。而且凱利在整本書中所用的稱謂都是“簡”，這樣隨意的稱呼貫穿於一本旨在展現簡·奧斯丁偉大藝術家身份的作品當中，實在是不恰當的。畢竟，從來沒有哪個評論家會這樣寫：“論查理斯對不公正的批判”、“亨利的複雜風格”或是“約瑟夫的革命思想”。
約翰·穆蘭（John Mullan）認為凱利的這些發現雖然“有趣，但只是無稽之談”。而有一些研究奧斯丁的專家學者們雖然對凱利的方法持批評態度，但卻愉快地接受了她的發現。事實上，凱利是一位頗具獨創性的、風趣幽默的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充滿魅力的作家。她經常反問自己一些問題，並樂於接受一切不確定性。比方說，她會問自己：簡·奧斯丁在1803年到1809年春天這段時間內寫了什麼？然後自己回答：“也許是在整理之前寫的草稿，或是在寫其他小說。也可能她在這段時間內的創作後來被毀掉了，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凱利還指出了奧斯丁高雅的文筆之下暗含的關於“性”的潛臺詞：從《諾桑覺寺》中“對女性手☆禁☆淫幾乎不加掩飾的描述”到《曼斯費爾德莊園》中範妮·普萊斯（Fanny Price）的父親強加于她的“親密的、粗暴的、無以反抗的”擁抱，以及用類似於“肉體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情節暗示非法通☆禁☆姦的場景。
除了凱利，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也曾對奧斯丁的作品進行了大膽的推測。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中，德凡尼·盧瑟對這兩位進行了比較：“她們兩位都是善於使用技巧、極具煽動性的文學批評家，同時也是非常糟糕、錯漏百出的文學歷史學家。”與伍爾夫做對比，是對凱利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延伸。伍爾夫關注的焦點在於小說本身所反映的基本問題：女性迫于經濟條件的現實而接受毫無感情的婚姻，尊重自然貴族的智慧、幽默和善良，社會諷刺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道德關係等。凱利則完全相反，她在書中引導我們遠離這些表面的東西，而去挖掘更深層次的內容。
簡·奧斯丁的作品已經流傳了200年，她所創作的藝術和人物至今依然鮮活。她的創作才能以及對女性☆禁☆生☆禁☆活的細緻刻畫，在今時今日仍意義深遠。就憑這一點，已經足夠激進，得以讓她的名聲延續更長時間了。
（翻譯：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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