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知行合一”原來是這個意思｜光明講壇185講
何俊，1963年生，杭州師範大學教授、國學院院長。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哲學專業畢業，
孟子曾言“心之官則思”，認為“心”是用來思考的。古人所言之“心”並非心臟的“心”，而是類似於大腦的概念。孟子賦予了“心”一種自覺的認識，確立起“心”的主體地位。這開闢了中國思想文化中注重精神層面的傳統。
陽明先生是明代中葉人，其思想和孟子一脈相承，
王陽明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陽明先生的思想大致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心外無物。這在哲學上屬於本體論，構成了他對整個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世界觀。
第二，知行合一。在有了心外無物的世界觀之後，陽明先生就需要依照其世界觀來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也就是說，要轉向實踐和行動。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說，
更為重要的是，王陽明將知與行由簡單的人的行為的兩個部分，合一上升到一個本體概念。也就是說，知行合一的本體不是手段性的東西，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來樣態和應然樣態，這使得儒家的生命哲學在心的層面上得以展開。
第三，致良知。知行合一強調知行是生命的本體，
知行問題的簡略回溯
知易行難？知難行易？
知行問題，自古以來都十分重要。這雖然是個哲學問題，但也切實存在於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例如，叩齒是養生良方，但鮮有人能每天堅持，總會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但實際上，認知也並非十分容易。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全球僅有幾人能聽懂；佛洛德早年在柏林大學講述自己的代表作《夢的解析》時，也只有兩人聽課。可見，理解並接受一種新的道理或知識也實非易事，人很容易被既有的知識所捆綁。
為乘使吏圖
孔子對知行問題有何看法？
孔子的哲學以仁學為標誌。關於仁的內涵，孔子有不同層面的回答，其中一個層面就是把仁建立在“知”的基礎上。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也就是說，一個沒有“知”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仁者的。
孔子曾言：“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仁者不是簡單地愛人，也要知道什麼行為值得痛恨。可是，要區分這個問題就必須有“知”。所以，在孔子知、仁、勇的完整品格中，“知”是第一位的，“知”才能“仁”，有了“知”和“仁”，才能談“勇”。
《論語》以“學而時習之”開篇，這其實就包含了知與行兩個方面，學就是知，習就是行。所以，知行問題是孔子學說中的重要問題。他把“知”的過程分成了學與思兩部分。可是，若只重視思而不重視學，同樣也是很危險的。以上均表明孔子對“知”已有深刻分析。
總之，知與行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一對重要範疇。知行問題在儒家思想中自始就佔據著重要地位，因此，陽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並非空穴來風，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庸》對知行相關問題也有相關的描述。在孔子之後，儒家關於知行問題仍有進一步展開。
白鹿洞書院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到了宋代，面對這樣多樣性的世界，人們迫切需要重建一種秩序，宋儒承擔起了這項偉大工作，朱熹集大成。他創造性地繼承了孔子以來的儒家文化，創造性地轉化了漢代以來的文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格局。
朱熹強調“格物窮理”“格物致知”，中國民間有這樣的俗語：“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講一個道理”，這個“理”“道理”，雖非朱熹首倡，但他對此進行了系統化的梳理和闡發。簡言之，朱熹最偉大的成就就在於為中國文化注入了理性主義的光輝。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提出
外緣時弊，因病與藥。朱熹強調理性，十分重視“知”的問題，強調知識和讀書的重要性。他強調讀書，強調做學問，是要讓人在學知識的過程中，訓練、培養和確立自身的理性精神，進而成為聖賢。但這也導致了天下的讀書人均以讀書為敲門磚，拿做學問去獵取功名利祿，追求榮華富貴。可以說，這是朱熹重“知”的副作用。
正是針對這樣的時弊，陽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說，強調“知”最後要落實到實踐中去，“知”的目的不是獵取功名，而是要讓自身成為真正的仁者，成為聖賢。所以，陽明的思想是因病下藥，是針對朱子學的弊端提出的。當然，這個弊端並不是朱子學本身的弊端，而是朱子學的社會化運用所帶來的問題。
余姚博物館展出王陽明《客座私祝》《寓贛州上海日翁書》真跡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內在理路，本然如是。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有自己的內在理路。在王陽明看來，如果理性是通過知識的探求、學問的追求而獲得的，那麼，人的精神就容易被吸引到外在的世界中去，從而使自我主體性喪失。所以，王陽明思想的根本意義就在於其在理性的基礎上確立起人的主體性，這也是陽明思想的核心。
朱熹賦予人以理性的力量，但這個理性很可能被湮沒在對外在事物的認知上。
再者，當大家都比較蒙昧時，凸顯理性是十分必要的。可是，當理性的力量十分強大時，就可能對精神層面造成很大的遮蔽和扼殺，因為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動物。更直接引導人類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可能是情感。理性想要駕馭情感，就需要另外一種精神力量——意志的幫助。所以，知、情、意這三者在整個生命精神中是非常複雜的，很難分辨到底是意志部分，還是情感部分，抑或是理性部分為主，也很難說哪個部分多了就有利。
例如，醫生對病危病人說，回家準備後事吧。從理性的標準講，這並沒有錯，可是這很傷情。也許，病人原本可以活六個月，把實情告知後，他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人同時也是情感的動物。
王陽明賦予了人一個豐滿的主體——精神主體，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知行合一”說。所以，知行合一的提出是王陽明本身思想的自然延伸：“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知行合一的內涵
知行合一的內涵應該包括了知行一體、真知真行、知行功夫、知行本體四個方面。
知行一體 在陽明之前，我們前面講了，學者們是把知和行分開來說的，知是知，行是行。而陽明則認為，知中就有行，行中就有知。簡言之，一個人的行動當中包含著他本身的知識，知行是一體的。
真知真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裡面有一個真知與假知、真行與假行的問題。知行合一、知行一體指的都是真知真行。常人可能認為，想對父母孝，就要瞭解到底什麼時候要讓父母暖和一點，什麼時候讓父母涼快一點，這都是知識，都需要學習。而王陽明則認為，若一個人真的想孝，並不需要專門學習，在實踐的過程中，自然會學會。所以，這裡面存在一個真知真行的問題。
知行功夫陽明主張凡事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上，一定要有生命的感受。知識是外在的、零散的、碎片化的，可最後落實在生活中是整合為一體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要把外在的知識，經過自身生命的整合、認可，把它展現出來，這個生命的整合和統一的過程就是一個功夫的過程。
知行本體陽明通過功夫把知行上升為生命的本體。在陽明之前，知與行只是人的行為思考的兩個行為方式。但是，在陽明這裡，通過知行合一就變成了本體。這個本體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這個存在的方式中，理性的部分、情感的部分、踐行的部分融通為一體，以心、以精神表達出來。往往感動人的不是行動，而是心。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心到不到是關鍵。
知行合一的意義與局限
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新闡明了“知”與“行”的內涵。
第二，為“致良知”學說提供功夫路徑。在王陽明看來，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就在於人有良知。朱熹強調天理，故而有了“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講一個道理”之說，但民間也有“做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說法，這就等於是在天理之後又有了良心。所以，今天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對人、對事的過程中，都秉承著天理良心。做人要講天理，做人要講良心，這個良心的觀念就是由王陽明強化了的。
第三，重築儒家修身傳統中的力行特色。儒家並不主張空談，孔子曾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王陽明繼承並重築了儒家修身傳統中的力行特色。總之，王陽明思想的光輝性，既在理論的方面，又在實踐的方面。
浙江余姚王陽明故居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當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其嚴判良知與知識之別，強調良知為重，對知識層面關注不足。也就是說，王陽明過分地把良知和一般的知識做了區分，並以良知代替了知識，從而使得朱熹追求的理性、道理、格物窮理未能得到進一步的彰顯。
眾所周知，歐洲理性主義的傳統大約從17世紀開始走向現代化，朱熹的思想本早於他們五百年，陽明所處的時代正是大航海時代的前夜，陽明之後沒多久，西方天主教的傳教士就來到了中國，即意味著大航海開始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裡，王陽明把人們的視野從格物窮理的外部世界探索，又拉回到人的生命。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無論科學如何昌明，最後都應以人的豐滿和完善為最終目標。只是，人類雖是終極目標，但在歷史的過程中，它是通過具體目標來實現的。
在具體的歷史階段中，西方走向了科學昌明的時代，而我國則不然。這雖不完全是陽明的問題，但王陽明思想本身確實存在著對知識追求的某種遮蔽。
光明講壇工作室出品
長按識別關注 望文才熠熠
製作：陳 鵬
為乘使吏圖
孔子對知行問題有何看法？
孔子的哲學以仁學為標誌。關於仁的內涵，孔子有不同層面的回答，其中一個層面就是把仁建立在“知”的基礎上。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也就是說，一個沒有“知”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仁者的。
孔子曾言：“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仁者不是簡單地愛人，也要知道什麼行為值得痛恨。可是，要區分這個問題就必須有“知”。所以，在孔子知、仁、勇的完整品格中，“知”是第一位的，“知”才能“仁”，有了“知”和“仁”，才能談“勇”。
《論語》以“學而時習之”開篇，這其實就包含了知與行兩個方面，學就是知，習就是行。所以，知行問題是孔子學說中的重要問題。他把“知”的過程分成了學與思兩部分。可是，若只重視思而不重視學，同樣也是很危險的。以上均表明孔子對“知”已有深刻分析。
總之，知與行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一對重要範疇。知行問題在儒家思想中自始就佔據著重要地位，因此，陽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並非空穴來風，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庸》對知行相關問題也有相關的描述。在孔子之後，儒家關於知行問題仍有進一步展開。
白鹿洞書院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到了宋代，面對這樣多樣性的世界，人們迫切需要重建一種秩序，宋儒承擔起了這項偉大工作，朱熹集大成。他創造性地繼承了孔子以來的儒家文化，創造性地轉化了漢代以來的文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格局。
朱熹強調“格物窮理”“格物致知”，中國民間有這樣的俗語：“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講一個道理”，這個“理”“道理”，雖非朱熹首倡，但他對此進行了系統化的梳理和闡發。簡言之，朱熹最偉大的成就就在於為中國文化注入了理性主義的光輝。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提出
外緣時弊，因病與藥。朱熹強調理性，十分重視“知”的問題，強調知識和讀書的重要性。他強調讀書，強調做學問，是要讓人在學知識的過程中，訓練、培養和確立自身的理性精神，進而成為聖賢。但這也導致了天下的讀書人均以讀書為敲門磚，拿做學問去獵取功名利祿，追求榮華富貴。可以說，這是朱熹重“知”的副作用。
正是針對這樣的時弊，陽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說，強調“知”最後要落實到實踐中去，“知”的目的不是獵取功名，而是要讓自身成為真正的仁者，成為聖賢。所以，陽明的思想是因病下藥，是針對朱子學的弊端提出的。當然，這個弊端並不是朱子學本身的弊端，而是朱子學的社會化運用所帶來的問題。
余姚博物館展出王陽明《客座私祝》《寓贛州上海日翁書》真跡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內在理路，本然如是。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有自己的內在理路。在王陽明看來，如果理性是通過知識的探求、學問的追求而獲得的，那麼，人的精神就容易被吸引到外在的世界中去，從而使自我主體性喪失。所以，王陽明思想的根本意義就在於其在理性的基礎上確立起人的主體性，這也是陽明思想的核心。
朱熹賦予人以理性的力量，但這個理性很可能被湮沒在對外在事物的認知上。
再者，當大家都比較蒙昧時，凸顯理性是十分必要的。可是，當理性的力量十分強大時，就可能對精神層面造成很大的遮蔽和扼殺，因為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動物。更直接引導人類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可能是情感。理性想要駕馭情感，就需要另外一種精神力量——意志的幫助。所以，知、情、意這三者在整個生命精神中是非常複雜的，很難分辨到底是意志部分，還是情感部分，抑或是理性部分為主，也很難說哪個部分多了就有利。
例如，醫生對病危病人說，回家準備後事吧。從理性的標準講，這並沒有錯，可是這很傷情。也許，病人原本可以活六個月，把實情告知後，他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人同時也是情感的動物。
王陽明賦予了人一個豐滿的主體——精神主體，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知行合一”說。所以，知行合一的提出是王陽明本身思想的自然延伸：“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知行合一的內涵
知行合一的內涵應該包括了知行一體、真知真行、知行功夫、知行本體四個方面。
知行一體 在陽明之前，我們前面講了，學者們是把知和行分開來說的，知是知，行是行。而陽明則認為，知中就有行，行中就有知。簡言之，一個人的行動當中包含著他本身的知識，知行是一體的。
真知真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裡面有一個真知與假知、真行與假行的問題。知行合一、知行一體指的都是真知真行。常人可能認為，想對父母孝，就要瞭解到底什麼時候要讓父母暖和一點，什麼時候讓父母涼快一點，這都是知識，都需要學習。而王陽明則認為，若一個人真的想孝，並不需要專門學習，在實踐的過程中，自然會學會。所以，這裡面存在一個真知真行的問題。
知行功夫陽明主張凡事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上，一定要有生命的感受。知識是外在的、零散的、碎片化的，可最後落實在生活中是整合為一體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要把外在的知識，經過自身生命的整合、認可，把它展現出來，這個生命的整合和統一的過程就是一個功夫的過程。
知行本體陽明通過功夫把知行上升為生命的本體。在陽明之前，知與行只是人的行為思考的兩個行為方式。但是，在陽明這裡，通過知行合一就變成了本體。這個本體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這個存在的方式中，理性的部分、情感的部分、踐行的部分融通為一體，以心、以精神表達出來。往往感動人的不是行動，而是心。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心到不到是關鍵。
知行合一的意義與局限
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新闡明了“知”與“行”的內涵。
第二，為“致良知”學說提供功夫路徑。在王陽明看來，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就在於人有良知。朱熹強調天理，故而有了“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講一個道理”之說，但民間也有“做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說法，這就等於是在天理之後又有了良心。所以，今天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對人、對事的過程中，都秉承著天理良心。做人要講天理，做人要講良心，這個良心的觀念就是由王陽明強化了的。
第三，重築儒家修身傳統中的力行特色。儒家並不主張空談，孔子曾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王陽明繼承並重築了儒家修身傳統中的力行特色。總之，王陽明思想的光輝性，既在理論的方面，又在實踐的方面。
浙江余姚王陽明故居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當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其嚴判良知與知識之別，強調良知為重，對知識層面關注不足。也就是說，王陽明過分地把良知和一般的知識做了區分，並以良知代替了知識，從而使得朱熹追求的理性、道理、格物窮理未能得到進一步的彰顯。
眾所周知，歐洲理性主義的傳統大約從17世紀開始走向現代化，朱熹的思想本早於他們五百年，陽明所處的時代正是大航海時代的前夜，陽明之後沒多久，西方天主教的傳教士就來到了中國，即意味著大航海開始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裡，王陽明把人們的視野從格物窮理的外部世界探索，又拉回到人的生命。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無論科學如何昌明，最後都應以人的豐滿和完善為最終目標。只是，人類雖是終極目標，但在歷史的過程中，它是通過具體目標來實現的。
在具體的歷史階段中，西方走向了科學昌明的時代，而我國則不然。這雖不完全是陽明的問題，但王陽明思想本身確實存在著對知識追求的某種遮蔽。
光明講壇工作室出品
長按識別關注 望文才熠熠
製作：陳 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