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市值比重持續下降 洪磊稱出現結構性失衡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企業協會會長洪磊）
“公募基金出現結構性失衡，
資管大增長公募市值比重下降
2012年以來，銀、證、保等各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呈爆發式增長，但是，運作最為規範、真正做到“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公募基金規模僅有9.16萬億元，占比不足10%。以精選標的為目標的股票型基金份額規模自2013年以來持續下降，
2008年以來，公募基金持有A股總市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由歷史最高的7.9%下降到歷史最低的3.4%。公募基金的價值投資、長期投資功能嚴重弱化，
缺乏長期投資生態鏈條
洪磊稱，公募資金流入流出波動大，缺少長期的投資生態鏈條。從資金來源上看，公募基金以散戶化投資為主，真正的長期機構資金占比很小，養老金、保險資金等有長期配置需求的資金主要通過專戶管理，對公募基金無法起到支持作用。產業鏈發育不足，過多依賴外部銷售管道，代銷關係削弱了公募基金募集職責，
公募基金股權治理僵化
“公司治理偏離信託要求，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洪磊說，與上市公司類似，
從基金公司與投資者的關係看，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公募基金過於追求短期規模和業績增長，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從基金公司與員工的關係看，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對人才專業價值重視不足，
洪磊表示：公募基金投資運作短期化，缺少長期核心價值。結構化產品、定增基金、定制基金等短期資金驅動型產品層出不窮，短期化行為突出。
洪磊認為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即ESG原則是公募基金投資于未來的重要標準，全球諸多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建立並遵循比較規範的ESG投資基準，有力推動了公募基金的發展，我國還停留在少數探索性實踐階段，缺少系統的、與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轉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資與評價體系。
大資管法律不統一，衝擊信託文化根基
大資管法律基礎不統一，衝擊信託文化根基也是公募基金遭遇發展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洪磊說：“從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看，各類資產管理業務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也有《商業銀行法》、《信託法》、《保險法》，導致在監管層面，既有信託關係主導的突出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的監管規則，也有民商關係主導的遵從平等合同主體地位的監管規則，受託財產法律屬性不清晰，相關主體受託責任不明確，出現大量信貸業務與投資業務混同、違背委託人根本利益的現象，“剛性兌付”、“資金池”、“通道”、高杠杆結構化產品等違背資產管理本質的業務屢禁不止，助長了投機文化，衝擊大眾理財本質和信託文化根基。分業式監管疊加以機構為主的監管，導致大資管行業監管標準各異，監管標準與業務性質發生錯配，風險無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監管，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帶來的負面影響已十分突出。”
有力推動了公募基金的發展，我國還停留在少數探索性實踐階段，缺少系統的、與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轉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資與評價體系。大資管法律不統一，衝擊信託文化根基
大資管法律基礎不統一，衝擊信託文化根基也是公募基金遭遇發展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洪磊說：“從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看，各類資產管理業務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也有《商業銀行法》、《信託法》、《保險法》，導致在監管層面，既有信託關係主導的突出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的監管規則，也有民商關係主導的遵從平等合同主體地位的監管規則，受託財產法律屬性不清晰，相關主體受託責任不明確，出現大量信貸業務與投資業務混同、違背委託人根本利益的現象，“剛性兌付”、“資金池”、“通道”、高杠杆結構化產品等違背資產管理本質的業務屢禁不止，助長了投機文化，衝擊大眾理財本質和信託文化根基。分業式監管疊加以機構為主的監管，導致大資管行業監管標準各異，監管標準與業務性質發生錯配，風險無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監管，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帶來的負面影響已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