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周文波：詩詞狂歡的可能與限度

時評

狂歡的可能與限度

華東師範大學 周文波

當代著名詩人張棗回溯外婆給他的詩歌啟蒙經驗時，

這樣講到：“她帶我時我大概十歲，我夜裡不好好睡覺，老愛踢被子。

有一天早晨起來，她就對我說，真是‘嬌兒惡臥踏裡裂’啊。這是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句子。我當時還不太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她告訴了我。我一下子就覺得‘嬌兒’這個詞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現了我和外婆之間的關係。……這句詩恰當地描述了我們當時所處的那個世界，

讓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樣，體會到了詩的愉悅。”

詩作為生活的細節被深刻地銘記著，並啟發著詩人幼年對語言藝術的領悟。我想，辦一個大眾傳媒式的詩詞大會，多少是和詩人的經驗有異曲同工之處的。

"詩和遠方"對位於"生活的苟且"

一般情況下，人們對古詩詞最親密最廣泛的接觸是在中學讀書時，當然，對其最惡劣的感受也正來自於這期間的一道道默寫題、鑒賞題。

詩詞與學科分值的捆綁固然普及了它的形貌，但也造成了誤會：它是不得已被接納的，無關生活日常。

其實不然，真正被稱之為詩的東西終究是作為生活的某個關節存在的。

就這一點而言，詩詞大會必然有其價值。“現代性”的標誌邏輯是二元對立，就像“詩意”被視為對商品文化、流行文化的抵制力量，就像“詩和遠方”必然對位於“生活的苟且”。

而這一非此即彼的張力已經到了令人堪憂的境地，比如詩或文學糟糕的讀寫狀態。倒不妨舉辦一次狂歡，不是為詩贏取關注，而是讓它滲入人們的日常，

成為人們生活經驗中的某個細節，就像對兒時廟會的記憶，這是真正的文學史，遠甚于一本正經的厚重書脊。所以，詩詞大會的意義並非傳播或弘揚文學，而是生成一個或眾多文學經驗。

狂歡的限度

只是狂歡也自有限度。

聞一多曾撰文《詩經的性☆禁☆欲觀》，

起初就這樣棒喝：“現在我們用完全赤裸的眼光來查驗《詩經》，結果簡直可以說‘好色而淫’，淫得厲害！”隨後，他淋淋漓漓地考證、論說，至結尾處，又警醒地說：“認清了《左傳》是一部穢史，《詩經》是一部淫詩，我們才能看到春秋時代的真面目。可是等到了真面目的時候，你也不必怕，不必大驚小怪。原始時代本來就是那一回事。也不要提原始時代了，咱們這開化的二十世紀還不是一樣？我們應該驚訝的，倒是《詩經》怎麼沒有更淫一點！”

平平常常人們談起《詩經》的時候，儼然視為“美”，視為“詩意”，視為生活的逃離之所。聞一多如此一講，恍如一記耳光打在你我迷蒙而憧憬的臉上，尷尬畢露。聞一多奉格律為精神，不想吐詞如此不顧約束，可細想也正是剛剛正正的格律精神，令他敢說敢言，以求真做學術的要旨。他的學術觀點可能不是最終的真實，但其讀詩的方法與態度，卻足以提醒人們：詩有其真實的面孔。

這就是我要講的限度。詩詞大會使人們狂歡于“詩意”、浸淫於“美”，卻容易忽視寫作的真實。這裡“詩意”、“美”極有被符號化處理的危險。文言詩句脫口而出時的風流蘊藉，飛花令刺激古雅的形式複現，會不會仍只是在織造一件“詩意”的華服，詩的真實的軀體，在單向度的想像與言說中隱形不見。

比如杜甫的苦難是真的苦難，而狂歡若不能指出苦難與言說苦難的方式，杜甫就只是一個“詩意”飽滿的文人。比如戰爭是真實的慘烈與創痛，若不能指出，就只是豪邁詞句與風發意氣。

危險在於，狂歡是否沒有能夠使詩詞跳脫典籍，進入真正的凡塵世事，反而起到鞏固典籍崇高地位的作用？於是，興盡而歸後，人們仍會喋喋不休：“生活的苟且”、“詩和遠方”。這涉及詩或說文學在當下最為核心的問題：為什麼文學的聲音越弱，人們就越急於為之賦魅？

詩的真實在於人，背誦觸及古人的文字語言，卻並不觸及古人的生命狀態，甚至不觸及他們的日常口音。詩只是生活的一面，它叫做追憶、想像、歎惋、期冀，或謀取稻粱的能力、謊言與真實。

翻看杜甫全集，他的創作不少涉及謀官求職，若以“詩意”論，多少令人默然。然而這才是寫作的真實，他一生為稻粱所困，謀官求職有很大的生計考量，“沉鬱頓挫”與這“生活的苟且”難道沒有關聯嗎？背誦、朗讀、無限憧憬的乃詩句，而會不會，被忽視的是人的生活？狂歡的限度在於：別再為文學賦魅。

然而我仍珍視這樣的狂歡，因為它在打破讀與寫堅實又尷尬的壁壘，它在客觀的意義上恢復文學的生活質地，觸及文學應有的形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原載於社科報總第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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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詩經》怎麼沒有更淫一點！”

平平常常人們談起《詩經》的時候，儼然視為“美”，視為“詩意”，視為生活的逃離之所。聞一多如此一講，恍如一記耳光打在你我迷蒙而憧憬的臉上，尷尬畢露。聞一多奉格律為精神，不想吐詞如此不顧約束，可細想也正是剛剛正正的格律精神，令他敢說敢言，以求真做學術的要旨。他的學術觀點可能不是最終的真實，但其讀詩的方法與態度，卻足以提醒人們：詩有其真實的面孔。

這就是我要講的限度。詩詞大會使人們狂歡于“詩意”、浸淫於“美”，卻容易忽視寫作的真實。這裡“詩意”、“美”極有被符號化處理的危險。文言詩句脫口而出時的風流蘊藉，飛花令刺激古雅的形式複現，會不會仍只是在織造一件“詩意”的華服，詩的真實的軀體，在單向度的想像與言說中隱形不見。

比如杜甫的苦難是真的苦難，而狂歡若不能指出苦難與言說苦難的方式，杜甫就只是一個“詩意”飽滿的文人。比如戰爭是真實的慘烈與創痛，若不能指出，就只是豪邁詞句與風發意氣。

危險在於，狂歡是否沒有能夠使詩詞跳脫典籍，進入真正的凡塵世事，反而起到鞏固典籍崇高地位的作用？於是，興盡而歸後，人們仍會喋喋不休：“生活的苟且”、“詩和遠方”。這涉及詩或說文學在當下最為核心的問題：為什麼文學的聲音越弱，人們就越急於為之賦魅？

詩的真實在於人，背誦觸及古人的文字語言，卻並不觸及古人的生命狀態，甚至不觸及他們的日常口音。詩只是生活的一面，它叫做追憶、想像、歎惋、期冀，或謀取稻粱的能力、謊言與真實。

翻看杜甫全集，他的創作不少涉及謀官求職，若以“詩意”論，多少令人默然。然而這才是寫作的真實，他一生為稻粱所困，謀官求職有很大的生計考量，“沉鬱頓挫”與這“生活的苟且”難道沒有關聯嗎？背誦、朗讀、無限憧憬的乃詩句，而會不會，被忽視的是人的生活？狂歡的限度在於：別再為文學賦魅。

然而我仍珍視這樣的狂歡，因為它在打破讀與寫堅實又尷尬的壁壘，它在客觀的意義上恢復文學的生活質地，觸及文學應有的形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原載於社科報總第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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