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
狂歡的可能與限度
華東師範大學 周文波
當代著名詩人張棗回溯外婆給他的詩歌啟蒙經驗時， 這樣講到：“她帶我時我大概十歲，
有一天早晨起來， 她就對我說， 真是‘嬌兒惡臥踏裡裂’啊。 這是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句子。 我當時還不太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但她告訴了我。 我一下子就覺得‘嬌兒’這個詞用得太好了， 一下子就呈現了我和外婆之間的關係。 ……這句詩恰當地描述了我們當時所處的那個世界， 讓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樣， 體會到了詩的愉悅。 ”
詩作為生活的細節被深刻地銘記著， 並啟發著詩人幼年對語言藝術的領悟。 我想， 辦一個大眾傳媒式的詩詞大會， 多少是和詩人的經驗有異曲同工之處的。
"詩和遠方"對位於"生活的苟且"
一般情況下， 人們對古詩詞最親密最廣泛的接觸是在中學讀書時， 當然， 對其最惡劣的感受也正來自於這期間的一道道默寫題、鑒賞題。
詩詞與學科分值的捆綁固然普及了它的形貌， 但也造成了誤會：它是不得已被接納的， 無關生活日常。 其實不然， 真正被稱之為詩的東西終究是作為生活的某個關節存在的。
就這一點而言， 詩詞大會必然有其價值。 “現代性”的標誌邏輯是二元對立， 就像“詩意”被視為對商品文化、流行文化的抵制力量， 就像“詩和遠方”必然對位於“生活的苟且”。
而這一非此即彼的張力已經到了令人堪憂的境地， 比如詩或文學糟糕的讀寫狀態。
狂歡的限度
只是狂歡也自有限度。
聞一多曾撰文《詩經的性欲觀》， 起初就這樣棒喝：“現在我們用完全赤裸的眼光來查驗《詩經》， 結果簡直可以說‘好色而淫’， 淫得厲害！”隨後， 他淋淋漓漓地考證、論說， 至結尾處， 又警醒地說：“認清了《左傳》是一部穢史， 《詩經》是一部淫詩， 我們才能看到春秋時代的真面目。 可是等到了真面目的時候， 你也不必怕， 不必大驚小怪。 原始時代本來就是那一回事。 也不要提原始時代了， 咱們這開化的二十世紀還不是一樣？我們應該驚訝的， 倒是《詩經》怎麼沒有更淫一點！”
平平常常人們談起《詩經》的時候， 儼然視為“美”， 視為“詩意”， 視為生活的逃離之所。 聞一多如此一講， 恍如一記耳光打在你我迷蒙而憧憬的臉上， 尷尬畢露。聞一多奉格律為精神，不想吐詞如此不顧約束，可細想也正是剛剛正正的格律精神，令他敢說敢言，以求真做學術的要旨。他的學術觀點可能不是最終的真實，但其讀詩的方法與態度，卻足以提醒人們：詩有其真實的面孔。
這就是我要講的限度。詩詞大會使人們狂歡于“詩意”、浸淫於“美”，卻容易忽視寫作的真實。這裡“詩意”、“美”極有被符號化處理的危險。文言詩句脫口而出時的風流蘊藉，飛花令刺激古雅的形式複現，會不會仍只是在織造一件“詩意”的華服，詩的真實的軀體，在單向度的想像與言說中隱形不見。
比如杜甫的苦難是真的苦難，而狂歡若不能指出苦難與言說苦難的方式，杜甫就只是一個“詩意”飽滿的文人。比如戰爭是真實的慘烈與創痛，若不能指出，就只是豪邁詞句與風發意氣。
危險在於，狂歡是否沒有能夠使詩詞跳脫典籍，進入真正的凡塵世事，反而起到鞏固典籍崇高地位的作用？於是，興盡而歸後，人們仍會喋喋不休：“生活的苟且”、“詩和遠方”。這涉及詩或說文學在當下最為核心的問題：為什麼文學的聲音越弱，人們就越急於為之賦魅？
詩的真實在於人，背誦觸及古人的文字語言，卻並不觸及古人的生命狀態，甚至不觸及他們的日常口音。詩只是生活的一面，它叫做追憶、想像、歎惋、期冀，或謀取稻粱的能力、謊言與真實。
翻看杜甫全集，他的創作不少涉及謀官求職，若以“詩意”論，多少令人默然。然而這才是寫作的真實，他一生為稻粱所困，謀官求職有很大的生計考量，“沉鬱頓挫”與這“生活的苟且”難道沒有關聯嗎？背誦、朗讀、無限憧憬的乃詩句，而會不會，被忽視的是人的生活？狂歡的限度在於：別再為文學賦魅。
然而我仍珍視這樣的狂歡，因為它在打破讀與寫堅實又尷尬的壁壘，它在客觀的意義上恢復文學的生活質地，觸及文學應有的形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原載於社科報總第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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尷尬畢露。聞一多奉格律為精神，不想吐詞如此不顧約束，可細想也正是剛剛正正的格律精神，令他敢說敢言，以求真做學術的要旨。他的學術觀點可能不是最終的真實，但其讀詩的方法與態度，卻足以提醒人們：詩有其真實的面孔。這就是我要講的限度。詩詞大會使人們狂歡于“詩意”、浸淫於“美”，卻容易忽視寫作的真實。這裡“詩意”、“美”極有被符號化處理的危險。文言詩句脫口而出時的風流蘊藉，飛花令刺激古雅的形式複現，會不會仍只是在織造一件“詩意”的華服，詩的真實的軀體，在單向度的想像與言說中隱形不見。
比如杜甫的苦難是真的苦難，而狂歡若不能指出苦難與言說苦難的方式，杜甫就只是一個“詩意”飽滿的文人。比如戰爭是真實的慘烈與創痛，若不能指出，就只是豪邁詞句與風發意氣。
危險在於，狂歡是否沒有能夠使詩詞跳脫典籍，進入真正的凡塵世事，反而起到鞏固典籍崇高地位的作用？於是，興盡而歸後，人們仍會喋喋不休：“生活的苟且”、“詩和遠方”。這涉及詩或說文學在當下最為核心的問題：為什麼文學的聲音越弱，人們就越急於為之賦魅？
詩的真實在於人，背誦觸及古人的文字語言，卻並不觸及古人的生命狀態，甚至不觸及他們的日常口音。詩只是生活的一面，它叫做追憶、想像、歎惋、期冀，或謀取稻粱的能力、謊言與真實。
翻看杜甫全集，他的創作不少涉及謀官求職，若以“詩意”論，多少令人默然。然而這才是寫作的真實，他一生為稻粱所困，謀官求職有很大的生計考量，“沉鬱頓挫”與這“生活的苟且”難道沒有關聯嗎？背誦、朗讀、無限憧憬的乃詩句，而會不會，被忽視的是人的生活？狂歡的限度在於：別再為文學賦魅。
然而我仍珍視這樣的狂歡，因為它在打破讀與寫堅實又尷尬的壁壘，它在客觀的意義上恢復文學的生活質地，觸及文學應有的形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原載於社科報總第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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