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報 文化批評
傳統文化的內在衝突存在變革、創新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黃力之
◤如何發揚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如何通過傳統文化教育堅守住國人“底色”？傳統文化成為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
傳統文化中解放思想
2016年， 中國隆重紀念了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1550—1616）逝世400周年。 在當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之際， 人們在將湯顯祖當作中國傳統文化之驕傲時， 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位元戲劇家顯示出的是傳統文化的另一面， 不同於四書五經及《弟子規》之類的另一面， 可稱為解放思想的傳統文化。
湯顯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作于明萬曆年間。 在《牡丹亭》中， 杜麗娘因情而入夢， 夢中釋放被壓制的自我而嘗盡人生之歡娛， 醒後抑鬱而病， 因病而亡， 然後又因情而復活， 一切皆為一個“情”字。
置於中國思想文化史背景， 《牡丹亭》主張以情為上， 這並非一個作家的個體表達， 而是晚明社會啟蒙思潮之表現， 首先針對的是程朱理學，
自南宋至明， 程朱理學不是一般的學問。 特別是， 朱熹對儒學經典的解釋被宣佈為官方學說， 成為官修《四書大全》和《五經大全》的基礎， 被指定為科舉考試課本， 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判斷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
在《牡丹亭》中， 杜麗娘儘管不是一個寡婦， 不算直接違背“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之價值觀， 但是， 大背景還是程朱理學“存天理， 滅人欲”的統治， 一般人都要服從外在於自己的那個天理， 不能追求人欲的實現， 更不用說一個年輕女子了。 杜麗娘在愛情上自己作了主， 當其父親得知女兒復活後， 居然奏請皇上擒拿“妖女”。
不知程朱理學為何物的人， 很難理解魯迅在《狂人日記》裡對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批判：這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 仔細看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 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今天， 這“人肉的筵席”總算掀翻了。
心學的解放思想
所謂晚明社會， 學界一般從明萬曆（1573年）年間開始算起，
王陽明
由於晚明社會啟蒙思潮直接針對程朱理學的統治， 那麼，其反理學的源頭則還應追溯到與朱熹同時代的陸九淵所開創的心學。以心學為主要內涵的晚明社會啟蒙思潮，在進入晚明之前，首先是吳與弼的“崇仁學派”，與陸九淵的心學接軌。
此後，陳獻章受學于吳與弼，形成江門學派，主張“學貴知疑”、“獨立思考”。然後，以陳獻章的弟子湛若水為仲介，王陽明以自己系統性的心學崛起，繼而由諸多弟子傳承，其中又以王艮為仲介，李贄歸入王門弟子行列。而湯顯祖最欽佩的人中，李贄列首位。可見，晚明啟蒙思潮確實存在一個譜系。大致看去，晚明社會啟蒙思潮的思想解放內涵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從聖賢及其文本中解放出來
心學當然並不公開反對聖人之經典，但由於其突出主張心即理，那就把自己個人對世界的領悟擺在首位，聖人之言並無絕對的統治地位。開啟明代心學潮流的陳獻章，主張讀書學習要“貴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如果沒有知疑的精神，聖人之經典空學一番，也是徒然無用的，即是說，“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
王陽明之創立心學，有一客觀事實是，他在貴州那個偏遠的龍場驛站裡，孤苦伶仃，甚至無書可讀，只好自己獨自思考所學經典，結果悟出了新的思想，此一事實，潛在的意義其實在於，當人們習慣於字字句句按照聖人的文本去思想時，失掉了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自己的獨立思考，使自己成為聖人經典的影印機。而王陽明在無本本可學之時，無意中也就擺脫了本本的控制，進入獨立思考的境界，他經過自己的思考，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其反權威，反思想僵化之態勢，何等分明！
王陽明的堅信理念是“學貴得之心”：“凡看經書，要取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束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這就是所謂“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連孔子都要“皆為我之所用”，則萬事不必聽任聖人及其經典之制約，聖人之經典必須置於理性的法庭來裁判。
從習俗、虛偽中解放出來
服從聖人之學的統治，一方面是讓人的頭腦成為影印機、複讀機，成為行屍走肉的思想傀儡，另一方面，造就大量虛偽之人，開口便是聖人之言，自己卻又做不到，只好說一套做一套，整個社會充斥虛假之氛圍。
陳獻章
持有啟蒙思想的人對此一社會風氣非常不滿，他們主張獨立思想，也力行獨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從眾。比如讀書致仕的風氣，漢以來便統治著讀書人，而陳獻章便是抵制之人。陳獻章名震京師，卻不願意出仕，哪怕皇上有想法也是如此，只追求“為學須從靜中坐樣出個端倪來”，林光、李承箕均放棄會試而成為陳門弟子，另一弟子賀欽亦是辭官而去的人物。
李贄亦在一封書信中猛烈抨擊社會此狀，他揭示出，“開口談學”之人，總是言行不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伺異乎？以是謂孔聖之訓可乎？”即這些儒者自己說過的並不會去踐行，實際做的事又不會說出，難道這就是“孔聖之訓”嗎？還“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便說生意，力田者便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怠。”黃仁宇在引用了李贄之言“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後，評價道：“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
由此來看，李贄後來之進入寺院，在於他反感俗世觀念對個人生活道路的強行安排，甚至欲擺脫世俗親戚關係的束縛。此外，李贄作為退休官員，每每受到地方官的節制，增加很多虛偽的應酬，也是他所不願的，此亦為出家之一因素，他追求的是真實的生活。
什麼消解了國人的創新訴求
由於儒家作為主流思想統治了中國文化史的較長時期，因此，在文化史上，每當講到繼承傳統文化時，人們內心第一反應就是儒學思想因長期延續而獲得的合法性，似乎繼承的內涵就在於此，難怪中國的創新精神是如此難以形成。當我們把思想史掀開一角時，會看到更多的人士不習慣于把自己解放出來的，他們更願意配合社會的習慣勢力去壓制創新者，晚明啟蒙思潮由此夭折：
泰州學派顏鈞因講學活動常常為當局所不容，曾遭逮捕入獄；泰州學派再傳弟子何心隱，敢於駁斥張居正禁止講學的政策，為政府捕獲遭害。明嘉靖元年，皇帝下旨：“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陽明心學也遭禁止；李贄更是由於“惑世誣民”，死於獄中。
吳虞
然而，即使對創新思想進行殘酷鎮壓，啟蒙主義的大潮還是擋不住的，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吳虞，便說李贄是自漢代王充以來“直斥孔子，實惟先生”，儘管“其書明季兩遭禁毀”，“然則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讀者自讀。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後世也。”
歷史是曲折行走的，晚明啟蒙思潮本可以與歐洲的新思潮一路並行，但隨著明的滅亡，滿清入關，啟蒙思潮中斷。中國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王朝，其思想專制直追明王朝，再次守住孔孟、程朱至高無上的地位，對異端思想大加禁錮。
顯而易見，在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由於過分強調儒家主流文化的延續性，忽視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衝突，忽視衝突中存在變革、創新、反對思想僵化的因素，這就潛在地消解了國人的創新訴求，也就延宕了中國的創造性發展。
這就是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近代中國由盛到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統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舊，畏懼變革、抱殘守缺，跟不上世界發展潮流。‘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李贄
蕭公權對李贄的反傳統之舉，有一評價，“袁中道則稱其‘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李溫陵傳》）就此描述及其行事觀之，足見李氏為一個性甚強、感情奔放之人。若使生於近代民主社會之環境中，言行比較自由，則雖未必果為鄉願，其思想殆不過進步之前鋒，不至激烈怪變，以至於對社會中一切禮俗名教作正面之衝突。不幸李氏生當晚明專制政府惡化之時，上則權臣逆閹專國，下則科舉道學壞才。憤世嫉俗，養成滿腔鬱勃不平之氣，激蕩發洩，遂至無複分際範圍。”
此中的意思是，倘若社會更為寬容開放，李贄之類的人則不一定成為憤世嫉俗而激烈怪變之人。他們的創造力可以正面地發揮出來，為社會的發展作出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貢獻。但生不逢時，這就是悲劇之所在。
歷史的一頁已經翻過，當代中國產生的是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通曉古今而把握世界大勢的人物，他們都是主張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又從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本的一字一句所拘束。特別是鄧小平，他的名言是：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改革開放的精神表現就是突破陳規、大膽探索、勇於創造。正是因為改革創新，中國才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崛起於世界。
習近平同志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
習近平同志還說，人都是有惰性，物質是有慣性的。老常態的路子、簡單粗放的發展路子難以為繼了。當下，我們在堅定文化自信時，必須全面總結中國文化傳統，既肯定儒家文化的積極方面，也要繼承以解放思想為內涵的優秀傳統，以利國家和民族的進一步發展。（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原載於社科報總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社會科學報
shehuikexuebaoshehuikexuebao。
長按識別二維碼
立即添加關注
那麼，其反理學的源頭則還應追溯到與朱熹同時代的陸九淵所開創的心學。以心學為主要內涵的晚明社會啟蒙思潮，在進入晚明之前，首先是吳與弼的“崇仁學派”，與陸九淵的心學接軌。此後，陳獻章受學于吳與弼，形成江門學派，主張“學貴知疑”、“獨立思考”。然後，以陳獻章的弟子湛若水為仲介，王陽明以自己系統性的心學崛起，繼而由諸多弟子傳承，其中又以王艮為仲介，李贄歸入王門弟子行列。而湯顯祖最欽佩的人中，李贄列首位。可見，晚明啟蒙思潮確實存在一個譜系。大致看去，晚明社會啟蒙思潮的思想解放內涵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從聖賢及其文本中解放出來
心學當然並不公開反對聖人之經典，但由於其突出主張心即理，那就把自己個人對世界的領悟擺在首位，聖人之言並無絕對的統治地位。開啟明代心學潮流的陳獻章，主張讀書學習要“貴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如果沒有知疑的精神，聖人之經典空學一番，也是徒然無用的，即是說，“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
王陽明之創立心學，有一客觀事實是，他在貴州那個偏遠的龍場驛站裡，孤苦伶仃，甚至無書可讀，只好自己獨自思考所學經典，結果悟出了新的思想，此一事實，潛在的意義其實在於，當人們習慣於字字句句按照聖人的文本去思想時，失掉了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自己的獨立思考，使自己成為聖人經典的影印機。而王陽明在無本本可學之時，無意中也就擺脫了本本的控制，進入獨立思考的境界，他經過自己的思考，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其反權威，反思想僵化之態勢，何等分明！
王陽明的堅信理念是“學貴得之心”：“凡看經書，要取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束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這就是所謂“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連孔子都要“皆為我之所用”，則萬事不必聽任聖人及其經典之制約，聖人之經典必須置於理性的法庭來裁判。
從習俗、虛偽中解放出來
服從聖人之學的統治，一方面是讓人的頭腦成為影印機、複讀機，成為行屍走肉的思想傀儡，另一方面，造就大量虛偽之人，開口便是聖人之言，自己卻又做不到，只好說一套做一套，整個社會充斥虛假之氛圍。
陳獻章
持有啟蒙思想的人對此一社會風氣非常不滿，他們主張獨立思想，也力行獨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從眾。比如讀書致仕的風氣，漢以來便統治著讀書人，而陳獻章便是抵制之人。陳獻章名震京師，卻不願意出仕，哪怕皇上有想法也是如此，只追求“為學須從靜中坐樣出個端倪來”，林光、李承箕均放棄會試而成為陳門弟子，另一弟子賀欽亦是辭官而去的人物。
李贄亦在一封書信中猛烈抨擊社會此狀，他揭示出，“開口談學”之人，總是言行不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伺異乎？以是謂孔聖之訓可乎？”即這些儒者自己說過的並不會去踐行，實際做的事又不會說出，難道這就是“孔聖之訓”嗎？還“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便說生意，力田者便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怠。”黃仁宇在引用了李贄之言“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後，評價道：“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
由此來看，李贄後來之進入寺院，在於他反感俗世觀念對個人生活道路的強行安排，甚至欲擺脫世俗親戚關係的束縛。此外，李贄作為退休官員，每每受到地方官的節制，增加很多虛偽的應酬，也是他所不願的，此亦為出家之一因素，他追求的是真實的生活。
什麼消解了國人的創新訴求
由於儒家作為主流思想統治了中國文化史的較長時期，因此，在文化史上，每當講到繼承傳統文化時，人們內心第一反應就是儒學思想因長期延續而獲得的合法性，似乎繼承的內涵就在於此，難怪中國的創新精神是如此難以形成。當我們把思想史掀開一角時，會看到更多的人士不習慣于把自己解放出來的，他們更願意配合社會的習慣勢力去壓制創新者，晚明啟蒙思潮由此夭折：
泰州學派顏鈞因講學活動常常為當局所不容，曾遭逮捕入獄；泰州學派再傳弟子何心隱，敢於駁斥張居正禁止講學的政策，為政府捕獲遭害。明嘉靖元年，皇帝下旨：“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陽明心學也遭禁止；李贄更是由於“惑世誣民”，死於獄中。
吳虞
然而，即使對創新思想進行殘酷鎮壓，啟蒙主義的大潮還是擋不住的，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吳虞，便說李贄是自漢代王充以來“直斥孔子，實惟先生”，儘管“其書明季兩遭禁毀”，“然則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讀者自讀。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後世也。”
歷史是曲折行走的，晚明啟蒙思潮本可以與歐洲的新思潮一路並行，但隨著明的滅亡，滿清入關，啟蒙思潮中斷。中國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王朝，其思想專制直追明王朝，再次守住孔孟、程朱至高無上的地位，對異端思想大加禁錮。
顯而易見，在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由於過分強調儒家主流文化的延續性，忽視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衝突，忽視衝突中存在變革、創新、反對思想僵化的因素，這就潛在地消解了國人的創新訴求，也就延宕了中國的創造性發展。
這就是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近代中國由盛到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統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舊，畏懼變革、抱殘守缺，跟不上世界發展潮流。‘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李贄
蕭公權對李贄的反傳統之舉，有一評價，“袁中道則稱其‘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李溫陵傳》）就此描述及其行事觀之，足見李氏為一個性甚強、感情奔放之人。若使生於近代民主社會之環境中，言行比較自由，則雖未必果為鄉願，其思想殆不過進步之前鋒，不至激烈怪變，以至於對社會中一切禮俗名教作正面之衝突。不幸李氏生當晚明專制政府惡化之時，上則權臣逆閹專國，下則科舉道學壞才。憤世嫉俗，養成滿腔鬱勃不平之氣，激蕩發洩，遂至無複分際範圍。”
此中的意思是，倘若社會更為寬容開放，李贄之類的人則不一定成為憤世嫉俗而激烈怪變之人。他們的創造力可以正面地發揮出來，為社會的發展作出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貢獻。但生不逢時，這就是悲劇之所在。
歷史的一頁已經翻過，當代中國產生的是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通曉古今而把握世界大勢的人物，他們都是主張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又從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本的一字一句所拘束。特別是鄧小平，他的名言是：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改革開放的精神表現就是突破陳規、大膽探索、勇於創造。正是因為改革創新，中國才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崛起於世界。
習近平同志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
習近平同志還說，人都是有惰性，物質是有慣性的。老常態的路子、簡單粗放的發展路子難以為繼了。當下，我們在堅定文化自信時，必須全面總結中國文化傳統，既肯定儒家文化的積極方面，也要繼承以解放思想為內涵的優秀傳統，以利國家和民族的進一步發展。（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原載於社科報總1549期，圖片來自網路）
社會科學報
shehuikexuebaoshehuikexuebao。
長按識別二維碼
立即添加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