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劉琳
2017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增長6.9%，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4.1%， 新增城鎮就業735萬人。 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交出的最新答卷。 在全球經濟複雜困難背景下， 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經濟始終保持中高速增長， 成為仍在痛苦平復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的堅強引擎。
這一經濟成績單背後， 一方面是世界經濟仍未走出金融危機泥潭， 缺乏增長動力， 大分化和不確定性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中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回落、經濟結構優化、發展動力轉換的“新常態”， 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
如何解釋中國在重重困難之中的發展成就？
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亞瑟•路易斯等學者建立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在過去很多年都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的“教科書”， 二戰以後在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得以推行。 然而， 經過多年試驗， 這一來自西方的發展經濟學不免面臨尷尬境地：眾多用了這種理論的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仍未改變貧困面貌。
反觀中國， 沒有照搬西方標準模型， 而是經過改革開放和自我道路的堅持與探索， 一躍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為“世界工廠”， 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 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 發展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日益複雜， 以人的假設、完全競爭和資訊完全對稱為前提條件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在解釋‘中國現象’時出現了集體失語。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章政這樣評價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改革實踐的明顯反差。
“西方理論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 中國可以提出一套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發展理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原副行長林毅夫一直持有這樣的觀點。
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 面對改革實踐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強烈需求，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 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觀， 這五大發展理念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四梁八柱”，
指揮棒和紅綠燈
2016年1月初， 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調研時強調，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 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 凝聚著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入思考， 體現了“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
2016年1月29日，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新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紅綠燈。 全黨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 努力提高統籌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準， 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
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看來， 新發展理念是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出的戰略指引， 是政策框架設計的思想與靈魂。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分析說， 十八大以來， 我國經濟社會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發展難題：改革步入深水區、經濟增長新舊動能交替、宏觀調控穩增長與防風險任務並重、環境保護形勢嚴峻、區域發展不盡平衡、民生答卷任務艱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更高智慧， 等等。 這些問題複雜膠著， 如何看、怎麼辦， 考驗著我們的勇氣和智慧。
他強調，
改革創新是發動機
如何有效應對未來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挑戰， 離不開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續推進。
西方經濟學的框架下， 無論是認為需求創造供給的凱恩斯學派， 還是篤信供給創造需求的供給學派， 都曾多次出現政策失靈、改革失效， 尤其是美國次貸危機和由此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風暴， 給多國經濟帶來重大創傷， 至今尚未痊癒。
中國需要一套適用自身實際、體現自身特色的改革理論與改革體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軍認為， 目前“全面深化改革”與“經濟新常態”交織， 如何在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發展中推進改革，並讓高品質的改革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是一道全新課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圍繞這一目標啟動了60條、300多項改革舉措。
“這些改革每一項都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傳統問題、體制問題，都體現了五大發展理念的精神。”馬曉河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
以去產能為例，過剩產能嚴重影響我國產業創新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也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其退出之難，是經濟改革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督導下，全國各地多措並舉，注重將落後產能、僵屍企業以及環保、能耗、品質、安全等方面不達標的產能作為退出重點，管住新增產能。到2017年6月底，我國鋼鐵去產能已完成全年目標，依法取締“地條鋼”基本完成。截至7月末，煤炭去產能1.28億噸，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85%，
去落後產能的同時，改革正在催生創新。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7年刊文稱：任何認定中國在科技領域只會追趕西方的人，應該到上海的地鐵裡看一看。在飛快賓士的地下車廂裡，乘客們可以訂購商品、給朋友發資訊、轉帳、預訂度假行程和辦理保險。中國的數位支付市場目前規模約是美國的50倍，有7億線民的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移動生態系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相互交織、相互支撐，改革只在一個環節或幾個環節搞是不夠的，必須全面部署，並堅定不移推進。正由於此，《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等重要檔先後出臺，科技計畫和項目資金管理改革、科研設施儀器開放、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院士制度改革、中關村試點政策推廣、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一系列改革，實招帶來實效。
英國《金融時報》提及的移動生態系統，只是我國創新成果的一角。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發射升空，C919大型客機首飛成功，中國標準動車組“復興號”順利運行，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建成使用，使用中國自主研發晶片的超級電腦“神威•太湖之光”多次刷新世界紀錄……一系列創新成果，彰顯中國的創新活力。
政策供給更為精准
經濟增速換擋，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特徵。如何在風雲詭譎的世界經濟潮流中保證經濟平穩換擋，在推進深化改革的進程中保證經濟有品質的持續增長，在防範各項風險的同時保證經濟不失活力？“可以說，這對宏觀調控的平衡性、藝術性，提出了更大挑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蘇劍表示。
挑戰雖大，辦法更多。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說，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我國不斷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大大增強了宏觀調控的前瞻性、科學性、有效性，集中體現為六大新思路：
一是提出區間調控的新思路；二是提出採用微刺激政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新思路；三是提出更加注重定向調控的新思路；四是提出加強預期引導的新思路；五是提出宏觀調控政策體系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的新思路；六是提出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新思路。
正是經過這樣的努力，中國經濟成功保持穩中向好。2013年至2016年，“綜合起來看，7.2%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2%的通脹率、5%左右的調查失業率，這樣的運行格局難能可貴，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在世界範圍內一枝獨秀。”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除宏觀調控的精准之外，經濟政策的運籌展現出了更高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以區域發展為例，十八大以來，我國區域發展優化重塑，“三大戰略”進展順利：“一帶一路”建設積極進展，區域開放開發步伐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推進，“千年大計”雄安新區啟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取得成效，生態環保和經濟輻射力增強。同時，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四大板塊”統籌推進。
開放格局層次升級
在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興茂看來，近幾年我國開放格局正面臨雙重挑戰。
一方面，原有國內外經濟聯動發展模式難以持續。由於世界經濟總體處於低位徘徊之中，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趨緊，如世界貿易持續低迷、企業海外投資環境不容樂觀、匯率風險依然較大等。
另一方面，舊有的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偏向於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給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帶來困難。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因此，我國需要尋求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發揮中國的影響力，促進國際經濟秩序良性發展，推動我國高層次開放型經濟不斷發展。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實施了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既強調“引進來”，也注重“走出去”，表現為更高水準的雙向開放。
經過過去五年的發展，我國自貿試驗區總數達到11個，上海浦東新區、廣東東莞市等12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地區也得以確立，形成了全方位制度創新的開放格局。
同時，外資“引進來”體現出更大的包容性：外資領域積極推進“放管服”改革。如2017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新版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在此前基礎上，再次減少了27項限制性措施。
“一帶一路”倡議則是中國開放格局升級的一大重要體現。據2017年4月商務部公佈的資料，中國企業在境外建立了77個經貿合作區，其中56個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投資超過185.5億美元。
“一帶一路”的意義則遠不止於中國企業“走出去”。“它還為各國搭建了一個共商、共建、共用的大合作局面，開闢出共同發展的大空間，為逆全球化暗流湧動的當今世界，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表示。
更高層次的開放格局正在全方位形成。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投入運轉、設立金磚銀行和絲路基金、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等等，都是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全球化邁出的堅實步伐。
發展為了人民
西方發展經濟學一直將消除貧困作為自身的研究目標。面對貧困這一全球性難題，中國更是用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創造出全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從曾經的世界最大貧困國，到如今邁向世界最大小康之國，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非比尋常的世界意義。”胡鞍鋼說。
精准扶貧是新階段扶貧改革最鮮明、最重要的特徵。2013年11月3日至5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湖南考察，第一站便是湖南貧困程度最深、扶貧任務最重的湘西，並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貧”的新理念。
近四年來，湘西扶貧在“精准”上下足功夫。實施產業、教育、鄉村旅遊、轉移就業等十項脫貧工程，推動扶貧資源由“普惠分配”向“靶向配置”轉變，扶貧路徑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轉變，扶貧模式由偏重“輸血”向“造血”轉變，扶貧成效由注重“人均”向強調“人人”轉變。2014至2016年，湘西累計減少貧困人口35.0445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6.14%，進入了減少貧困人口最多、農村面貌變化最大、貧困群眾增收最快的歷史時期。
十八洞村只是一個縮影，這樣的變化在我國各貧困地區都在發生。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2年至2016年，我國貧困人口平均每年減少1391萬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在走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協調與共用的主題詞並不局限於農村扶貧。對1千多萬城鎮低保人口、1億多65歲以上的老年人、2億多進城務工農民、數百萬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等等，在中央部署下，以就業、醫療、養老、低保等織就的保障網，守住了民生底線，讓各類群體都有了明顯的獲得感。
如何在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發展中推進改革，並讓高品質的改革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是一道全新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圍繞這一目標啟動了60條、300多項改革舉措。
“這些改革每一項都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傳統問題、體制問題，都體現了五大發展理念的精神。”馬曉河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
以去產能為例，過剩產能嚴重影響我國產業創新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也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其退出之難，是經濟改革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督導下，全國各地多措並舉，注重將落後產能、僵屍企業以及環保、能耗、品質、安全等方面不達標的產能作為退出重點，管住新增產能。到2017年6月底，我國鋼鐵去產能已完成全年目標，依法取締“地條鋼”基本完成。截至7月末，煤炭去產能1.28億噸，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85%，
去落後產能的同時，改革正在催生創新。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7年刊文稱：任何認定中國在科技領域只會追趕西方的人，應該到上海的地鐵裡看一看。在飛快賓士的地下車廂裡，乘客們可以訂購商品、給朋友發資訊、轉帳、預訂度假行程和辦理保險。中國的數位支付市場目前規模約是美國的50倍，有7億線民的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移動生態系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相互交織、相互支撐，改革只在一個環節或幾個環節搞是不夠的，必須全面部署，並堅定不移推進。正由於此，《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等重要檔先後出臺，科技計畫和項目資金管理改革、科研設施儀器開放、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院士制度改革、中關村試點政策推廣、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一系列改革，實招帶來實效。
英國《金融時報》提及的移動生態系統，只是我國創新成果的一角。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發射升空，C919大型客機首飛成功，中國標準動車組“復興號”順利運行，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建成使用，使用中國自主研發晶片的超級電腦“神威•太湖之光”多次刷新世界紀錄……一系列創新成果，彰顯中國的創新活力。
政策供給更為精准
經濟增速換擋，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特徵。如何在風雲詭譎的世界經濟潮流中保證經濟平穩換擋，在推進深化改革的進程中保證經濟有品質的持續增長，在防範各項風險的同時保證經濟不失活力？“可以說，這對宏觀調控的平衡性、藝術性，提出了更大挑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蘇劍表示。
挑戰雖大，辦法更多。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說，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我國不斷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大大增強了宏觀調控的前瞻性、科學性、有效性，集中體現為六大新思路：
一是提出區間調控的新思路；二是提出採用微刺激政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新思路；三是提出更加注重定向調控的新思路；四是提出加強預期引導的新思路；五是提出宏觀調控政策體系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的新思路；六是提出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新思路。
正是經過這樣的努力，中國經濟成功保持穩中向好。2013年至2016年，“綜合起來看，7.2%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2%的通脹率、5%左右的調查失業率，這樣的運行格局難能可貴，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在世界範圍內一枝獨秀。”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除宏觀調控的精准之外，經濟政策的運籌展現出了更高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以區域發展為例，十八大以來，我國區域發展優化重塑，“三大戰略”進展順利：“一帶一路”建設積極進展，區域開放開發步伐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推進，“千年大計”雄安新區啟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取得成效，生態環保和經濟輻射力增強。同時，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四大板塊”統籌推進。
開放格局層次升級
在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興茂看來，近幾年我國開放格局正面臨雙重挑戰。
一方面，原有國內外經濟聯動發展模式難以持續。由於世界經濟總體處於低位徘徊之中，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趨緊，如世界貿易持續低迷、企業海外投資環境不容樂觀、匯率風險依然較大等。
另一方面，舊有的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偏向於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給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帶來困難。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因此，我國需要尋求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發揮中國的影響力，促進國際經濟秩序良性發展，推動我國高層次開放型經濟不斷發展。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實施了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既強調“引進來”，也注重“走出去”，表現為更高水準的雙向開放。
經過過去五年的發展，我國自貿試驗區總數達到11個，上海浦東新區、廣東東莞市等12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地區也得以確立，形成了全方位制度創新的開放格局。
同時，外資“引進來”體現出更大的包容性：外資領域積極推進“放管服”改革。如2017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新版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在此前基礎上，再次減少了27項限制性措施。
“一帶一路”倡議則是中國開放格局升級的一大重要體現。據2017年4月商務部公佈的資料，中國企業在境外建立了77個經貿合作區，其中56個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投資超過185.5億美元。
“一帶一路”的意義則遠不止於中國企業“走出去”。“它還為各國搭建了一個共商、共建、共用的大合作局面，開闢出共同發展的大空間，為逆全球化暗流湧動的當今世界，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表示。
更高層次的開放格局正在全方位形成。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投入運轉、設立金磚銀行和絲路基金、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等等，都是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全球化邁出的堅實步伐。
發展為了人民
西方發展經濟學一直將消除貧困作為自身的研究目標。面對貧困這一全球性難題，中國更是用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創造出全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從曾經的世界最大貧困國，到如今邁向世界最大小康之國，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非比尋常的世界意義。”胡鞍鋼說。
精准扶貧是新階段扶貧改革最鮮明、最重要的特徵。2013年11月3日至5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湖南考察，第一站便是湖南貧困程度最深、扶貧任務最重的湘西，並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貧”的新理念。
近四年來，湘西扶貧在“精准”上下足功夫。實施產業、教育、鄉村旅遊、轉移就業等十項脫貧工程，推動扶貧資源由“普惠分配”向“靶向配置”轉變，扶貧路徑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轉變，扶貧模式由偏重“輸血”向“造血”轉變，扶貧成效由注重“人均”向強調“人人”轉變。2014至2016年，湘西累計減少貧困人口35.0445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6.14%，進入了減少貧困人口最多、農村面貌變化最大、貧困群眾增收最快的歷史時期。
十八洞村只是一個縮影，這樣的變化在我國各貧困地區都在發生。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2年至2016年，我國貧困人口平均每年減少1391萬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在走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協調與共用的主題詞並不局限於農村扶貧。對1千多萬城鎮低保人口、1億多65歲以上的老年人、2億多進城務工農民、數百萬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等等，在中央部署下，以就業、醫療、養老、低保等織就的保障網，守住了民生底線，讓各類群體都有了明顯的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