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共革命和新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之大， 眾所周知。 但瞭解毛澤東政治上崛起及其他與莫斯科之間關係變化的內幕， 卻始終困難重重。 改革開放和俄國檔案的開放， 為今人瞭解這一切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根據大量有關中蘇檔案和親歷者的回憶， 對涉及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的歷次重大事件， 結合毛澤東性格和處事特點， 做了引人入勝的描述與分析。 它說明， 長期以來， 中共自身發展的每一步都離不開莫斯科的影響和作用， 但是， 具體把這些影響和作用引致成功還是失敗，
兩封電報， 一個要出兵， 一個不要出兵， 哪個電報是真的？
10月1日淩晨2時50分， 史達林收到了蘇聯大使轉來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 信中懇切地請求史達林給予直接的軍事援助， “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時， 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組織國際志願部隊， 給我們的鬥爭以軍事援助。
史達林這時已經很清楚， 這是挽救北朝鮮的最後一著了。 根據檔案記錄看， 史達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不過十分鐘， 就口授了他給蘇聯駐北京大使的電報， 要求他儘快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朝鮮同志的情況變得令人絕望。 ”“根據眼下的形勢， 你們如果認為能用部隊給朝鮮人以幫助，
中國各族人民堅決要求“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
由於時差及中轉等原因， 史達林的電報經過蘇聯大使羅申送到毛澤東手中時， 已經是中午時分了。 這個時候， 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也帶著求援信到了中南海。 在讀了史達林和金日成的來電和來信， 聽取了朴一禹對朝鮮戰況的介紹之後，
要援助北朝鮮， 這個方針無疑是早就確定了的。 不僅一年多以前毛澤東就表示過這種看法，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領導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這種態度。 因此， 9月27日， 即金日成還在猶豫要不要向中國方面請求援助之際， 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就已經授命向力圖調停的印度政府轉達了中國方面的強硬姿態， 威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果真要發動戰爭， 那麼， 我們也只有起而抵抗了。 毛澤東這時的態度也很清楚：這件事要管， 不管， 美國侵略者將更猖獗， 無論對朝鮮， 對中國， 對整個東方， 都是不利的。 但是， 到了這個地步， 誰都清楚， 管， 就要冒風險，
首先， 美軍在釜山的有效抵抗、實施仁川登陸大舉圍殲朝鮮人民軍主力以及對北朝鮮的狂轟濫炸， 不僅顯示出美國軍隊在裝備及火力上擁有巨大優勢， 而且表明它在指揮和戰術上也不可小視。 要管， 就要能夠解決問題， 也就是要能夠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軍隊。 問題是， 幾乎全部由蘇聯裝備起來的朝鮮人民軍都不是美國人的對手， 純粹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繳獲敵人五花八門的各種裝備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是否就能夠達到殲滅和驅逐美國人的目的呢？根據周恩來列舉的數位， 可知美國一個軍僅70毫米以上口徑的火炮就有1000多門， 同時還有坦克近500輛，而解放軍平均一個軍才有這樣的火炮36門，東北邊防軍一個軍最多也只有190門，況且還沒有坦克。再加上美軍擁有制空權，解放軍的第一批空軍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飛機可以投入作戰。在裝備及火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條件下貿然投入對美作戰，是否有利呢？
其次，在經過了多年戰爭之後，人民剛剛得到和平和穩定，國家剛剛開始進入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建設時期。出兵朝鮮，對美作戰，不能不考慮美國向中國宣戰的嚴重性，因此也就不能不準備美國至少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海軍，包括鼓動臺灣國民黨進犯中國沿海地區。如果在朝鮮作戰不能很快取得勝利，即使僅僅形成兩軍相持的局面，美國也必定會變本加厲地實施對中國大陸的空中打擊和海上進犯，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嚴重破壞中國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畫，並引起國內政治的恐慌。
顯而易見，同兩個月前相比，朝鮮戰局的惡化使得中共中央領導內部對出兵條件的估計變得謹慎多了，也顧慮多了。除了毛澤東以外，與會者幾乎都對迅速出兵感到沒有太多把握。當然，毛澤東仍舊相信，權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關鍵在於打得怎樣。而打得怎麼樣，說來說去其實只是一個裝備和火力上的差距，這個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蘇聯的援助來解決。既然史達林能夠大舉援助朝鮮人民軍，當然也能夠幫助中國軍隊解決目前裝備上的不足。從解放戰爭的勝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後方近，兵力多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只要蘇聯的裝備能及時運到，空軍的掩護問題能夠基本解決，就不難打敗美國軍隊，如果在朝鮮打勝了，美國還敢對中國大舉進攻嗎？與此相反，如果不出兵，讓美國人壓到鴨綠江邊來，直接威脅中國的工業基地東北地區，無論經濟建設，還是國家安全，麻煩將會更大。
毛澤東的邏輯雖然沒有根本解除與會領導人的思想顧慮，但看起來當天晚上也沒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對出兵的理由，否則，毛澤東不會在準備第二天繼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問題的情況下，迫不及待地馬上起草了準備出兵的電報。
會散之後，毛澤東當即起草了這樣兩封電報：一封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高崗和當時負責東北邊防軍的第十三集團軍司令員鄧華，要他們命令東北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入朝作戰；一封給史達林，明確說明：“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戰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如果在朝鮮打勝了，那麼，即使美國已向中國公開宣戰，這個戰爭也打不長打不大。而中國軍隊能否打敗美國軍隊，則取決於蘇聯裝備的情況。毛澤東在列舉了美軍與解放軍在火炮及其他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後，開列了一個長長的清單，要求蘇聯迅速提供武器裝備，爭取使每個軍能夠有五百至六百門火炮。但是，他並不打算因此就延遲出兵的時間。他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將預先調至南滿洲的十二個師於十月十五日開始出動，位於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於進攻三八線以北的敵人作戰，第一個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的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並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後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爭取在實戰中，用四倍於敵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兩倍於敵人的火力，“有把握地乾淨地徹底地殲滅敵人”
毛澤東所以會在10月2日政治局會議召開之前連夜起草這封給史達林的電報，一方面顯示毛澤東深感事態緊急，另一方面也顯示他估計政治局多數領導人不會反對。畢竟在此前舉行的幾次有關會議上，多數領導人的態度都是積極的。
但是，在這一天下午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吃驚地發現，幾乎所有領導人都對現在出兵朝鮮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而最重要的是軍隊領導人幾乎一致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有把握。毛澤東最為倚重並準備委以志願軍總司令的林彪，尤其表示悲觀戰則必勝，勝不了還出什麼兵？眼見多數同志意見相左，毛澤東不能不放棄了馬上通過出兵決定的想法。這時，最主要的軍事領導人只有彭德懷還沒有到北京。由於彭德懷一向性格豪爽，敢作敢為，因此毛澤東還是希望等彭德懷來，聽一聽他的意見，再做最後決定。
2日會後，毛澤東深夜約見了蘇聯大使羅申，口授了一封電報，向史達林說明了當天會議形成的看法。電報稱：“我們原先曾計畫當敵人向三八線以北推進時，派幾個師的志願軍到北朝鮮幫助朝鮮同志，但是，經過全面考慮之後，我們現在認為採取這種行動可能會招致極其嚴重的後果。第一，靠幾個師很難解決朝鮮問題（我軍裝備極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後退。第二，這樣做極可能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非常嚴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派去幾個師，敵人卻迫使我們後退，同時還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那麼，我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畫就會被徹底破壞，這會引起國內很多人的不滿（人民受到的戰爭創傷尚未恢復，我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積極準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同敵人作戰的時機上將比較有利”。當然，毛澤東還沒有完全放棄出兵的想法，他在電報的最後表示：“關於這個問題尚未做出最後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希望與您商量。
由於10月2日出現了兩封對出兵態度截然不同的電報，中外學者中間曾經出現過尖銳的爭論。很顯然，沒有人會相信同一天毛澤東會給史達林發出兩封態度完全相反的電報，因此，最初的爭執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的問題上去了。因為中方最初公佈電報時沒有經過嚴格的考證，也沒有公開原件，只標明“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手稿刊印”字樣，結果，在莫斯科總統檔案館取得了第二封電報原件的俄國學者自然有理由懷疑中方公佈的是一封偽電報經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檔案館合力調查和考證，最終證明了當初公佈這封電報時確有疏忽，未能指出該電報雖有手稿，卻並未發出這一事實，以致引起了不必要的誤會。
但是，如何解釋第二封電報呢？這仍然是一個讓不少早已習慣了傳統說法的中國學者難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很顯然，他們多半不相信一向習慣於獨斷獨行的毛澤東，會在出兵問題上發生這樣大的猶豫和反復。因此，基於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並不和諧的關係，他們寧願相信第二封電報所以會有那樣的說法，“只是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出於策略上的一種考慮，一方面，是強調中國出兵困難，特別是中國軍隊武器裝備極差，以引起史達林和蘇聯領導人的重視，從而為中國出兵援朝提供武器和空中掩護……另一方面，也有探測一旦戰爭將蘇聯拖進去時蘇聯將採取什麼態度的意思。
僅僅為說明自己裝備太差，要求武器援助，有必要採取這樣一種“策略”嗎？如果說真是為了強調中國出兵困難，裝備太差，想要爭取援助的話，毛澤東10月2日淩晨的第一封電報轉達的資訊不是更清楚更明白嗎？那封電報不僅說明了裝備太差的問題，並且還具體提出了要求援助的類型和數量，如果真是為了要求援助，有什麼必要停發第一封電報，反而要發一封語意隱晦而且只能讓人產生中國不想出兵的看法的電報呢？
至於說第二封電報有所謂要想“探測”蘇聯能否參戰的意思在內，就更有點讓人匪夷所思了。早在與金日成的談話當中，毛澤東就很明白地告訴金日成說，一旦戰爭打起來，蘇聯由於受到《雅爾達協定》的限制，不能也不適於出兵援助北朝鮮。既然早就有此見地，有什麼必要現在又來多此一舉？而且，如果說中共中央已經決心出兵，它又有什麼必要採用這種隱晦的方式再去“探測”蘇聯的參戰意向？如果毛澤東對出兵如此沒有信心，他還會堅持出兵嗎？
強調中國出兵朝鮮是獨立自主做出的決定，這沒有錯。但因此否認中共中央內部在討論出兵過程中有過意見不一和難下決心的情況，甚至把明明是表達黨內意見不一、決心難下的電報，也要說成是毛澤東工於心計的一種“探測”，這就未免太過牽強了。可以肯定，毛澤東在第一封電報當中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中國所面臨的困難，特別開列了必須得到的武器清單，他完全沒有採取相反的態度來“探測”蘇聯援助意圖的必要。何況此舉只能給人以出爾反爾的印象，造成誤解，絲毫不能使蘇聯方面正確理解中方的求援要求。以後發生的實際情況也說明了這一點。
中共中央在做出出兵決定的過程中，出現這樣的反復嚴格地說並不是一件讓人難堪的事情。許多親歷者的回憶錄其實都回憶到當時黨內多數同志對出兵表示懷疑的情況。毛澤東突然改變出兵決定，就是因為多數領導人的猶豫和反對。但即使存在著這樣的猶豫和反對，也並不意味著毛澤東的態度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對於這種複雜的情況，毛澤東在電報中實際上也很委婉地談到了，他一方面講：“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說得很明白：“關於這個問題尚未做出最後的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
同時還有坦克近500輛，而解放軍平均一個軍才有這樣的火炮36門，東北邊防軍一個軍最多也只有190門，況且還沒有坦克。再加上美軍擁有制空權，解放軍的第一批空軍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飛機可以投入作戰。在裝備及火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條件下貿然投入對美作戰，是否有利呢？其次，在經過了多年戰爭之後，人民剛剛得到和平和穩定，國家剛剛開始進入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建設時期。出兵朝鮮，對美作戰，不能不考慮美國向中國宣戰的嚴重性，因此也就不能不準備美國至少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海軍，包括鼓動臺灣國民黨進犯中國沿海地區。如果在朝鮮作戰不能很快取得勝利，即使僅僅形成兩軍相持的局面，美國也必定會變本加厲地實施對中國大陸的空中打擊和海上進犯，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嚴重破壞中國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畫，並引起國內政治的恐慌。
顯而易見，同兩個月前相比，朝鮮戰局的惡化使得中共中央領導內部對出兵條件的估計變得謹慎多了，也顧慮多了。除了毛澤東以外，與會者幾乎都對迅速出兵感到沒有太多把握。當然，毛澤東仍舊相信，權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關鍵在於打得怎樣。而打得怎麼樣，說來說去其實只是一個裝備和火力上的差距，這個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蘇聯的援助來解決。既然史達林能夠大舉援助朝鮮人民軍，當然也能夠幫助中國軍隊解決目前裝備上的不足。從解放戰爭的勝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後方近，兵力多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只要蘇聯的裝備能及時運到，空軍的掩護問題能夠基本解決，就不難打敗美國軍隊，如果在朝鮮打勝了，美國還敢對中國大舉進攻嗎？與此相反，如果不出兵，讓美國人壓到鴨綠江邊來，直接威脅中國的工業基地東北地區，無論經濟建設，還是國家安全，麻煩將會更大。
毛澤東的邏輯雖然沒有根本解除與會領導人的思想顧慮，但看起來當天晚上也沒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對出兵的理由，否則，毛澤東不會在準備第二天繼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問題的情況下，迫不及待地馬上起草了準備出兵的電報。
會散之後，毛澤東當即起草了這樣兩封電報：一封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高崗和當時負責東北邊防軍的第十三集團軍司令員鄧華，要他們命令東北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入朝作戰；一封給史達林，明確說明：“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戰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如果在朝鮮打勝了，那麼，即使美國已向中國公開宣戰，這個戰爭也打不長打不大。而中國軍隊能否打敗美國軍隊，則取決於蘇聯裝備的情況。毛澤東在列舉了美軍與解放軍在火炮及其他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後，開列了一個長長的清單，要求蘇聯迅速提供武器裝備，爭取使每個軍能夠有五百至六百門火炮。但是，他並不打算因此就延遲出兵的時間。他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將預先調至南滿洲的十二個師於十月十五日開始出動，位於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於進攻三八線以北的敵人作戰，第一個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的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並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後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爭取在實戰中，用四倍於敵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兩倍於敵人的火力，“有把握地乾淨地徹底地殲滅敵人”
毛澤東所以會在10月2日政治局會議召開之前連夜起草這封給史達林的電報，一方面顯示毛澤東深感事態緊急，另一方面也顯示他估計政治局多數領導人不會反對。畢竟在此前舉行的幾次有關會議上，多數領導人的態度都是積極的。
但是，在這一天下午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吃驚地發現，幾乎所有領導人都對現在出兵朝鮮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而最重要的是軍隊領導人幾乎一致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有把握。毛澤東最為倚重並準備委以志願軍總司令的林彪，尤其表示悲觀戰則必勝，勝不了還出什麼兵？眼見多數同志意見相左，毛澤東不能不放棄了馬上通過出兵決定的想法。這時，最主要的軍事領導人只有彭德懷還沒有到北京。由於彭德懷一向性格豪爽，敢作敢為，因此毛澤東還是希望等彭德懷來，聽一聽他的意見，再做最後決定。
2日會後，毛澤東深夜約見了蘇聯大使羅申，口授了一封電報，向史達林說明了當天會議形成的看法。電報稱：“我們原先曾計畫當敵人向三八線以北推進時，派幾個師的志願軍到北朝鮮幫助朝鮮同志，但是，經過全面考慮之後，我們現在認為採取這種行動可能會招致極其嚴重的後果。第一，靠幾個師很難解決朝鮮問題（我軍裝備極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後退。第二，這樣做極可能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非常嚴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派去幾個師，敵人卻迫使我們後退，同時還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那麼，我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畫就會被徹底破壞，這會引起國內很多人的不滿（人民受到的戰爭創傷尚未恢復，我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積極準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同敵人作戰的時機上將比較有利”。當然，毛澤東還沒有完全放棄出兵的想法，他在電報的最後表示：“關於這個問題尚未做出最後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希望與您商量。
由於10月2日出現了兩封對出兵態度截然不同的電報，中外學者中間曾經出現過尖銳的爭論。很顯然，沒有人會相信同一天毛澤東會給史達林發出兩封態度完全相反的電報，因此，最初的爭執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的問題上去了。因為中方最初公佈電報時沒有經過嚴格的考證，也沒有公開原件，只標明“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手稿刊印”字樣，結果，在莫斯科總統檔案館取得了第二封電報原件的俄國學者自然有理由懷疑中方公佈的是一封偽電報經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檔案館合力調查和考證，最終證明了當初公佈這封電報時確有疏忽，未能指出該電報雖有手稿，卻並未發出這一事實，以致引起了不必要的誤會。
但是，如何解釋第二封電報呢？這仍然是一個讓不少早已習慣了傳統說法的中國學者難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很顯然，他們多半不相信一向習慣於獨斷獨行的毛澤東，會在出兵問題上發生這樣大的猶豫和反復。因此，基於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並不和諧的關係，他們寧願相信第二封電報所以會有那樣的說法，“只是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出於策略上的一種考慮，一方面，是強調中國出兵困難，特別是中國軍隊武器裝備極差，以引起史達林和蘇聯領導人的重視，從而為中國出兵援朝提供武器和空中掩護……另一方面，也有探測一旦戰爭將蘇聯拖進去時蘇聯將採取什麼態度的意思。
僅僅為說明自己裝備太差，要求武器援助，有必要採取這樣一種“策略”嗎？如果說真是為了強調中國出兵困難，裝備太差，想要爭取援助的話，毛澤東10月2日淩晨的第一封電報轉達的資訊不是更清楚更明白嗎？那封電報不僅說明了裝備太差的問題，並且還具體提出了要求援助的類型和數量，如果真是為了要求援助，有什麼必要停發第一封電報，反而要發一封語意隱晦而且只能讓人產生中國不想出兵的看法的電報呢？
至於說第二封電報有所謂要想“探測”蘇聯能否參戰的意思在內，就更有點讓人匪夷所思了。早在與金日成的談話當中，毛澤東就很明白地告訴金日成說，一旦戰爭打起來，蘇聯由於受到《雅爾達協定》的限制，不能也不適於出兵援助北朝鮮。既然早就有此見地，有什麼必要現在又來多此一舉？而且，如果說中共中央已經決心出兵，它又有什麼必要採用這種隱晦的方式再去“探測”蘇聯的參戰意向？如果毛澤東對出兵如此沒有信心，他還會堅持出兵嗎？
強調中國出兵朝鮮是獨立自主做出的決定，這沒有錯。但因此否認中共中央內部在討論出兵過程中有過意見不一和難下決心的情況，甚至把明明是表達黨內意見不一、決心難下的電報，也要說成是毛澤東工於心計的一種“探測”，這就未免太過牽強了。可以肯定，毛澤東在第一封電報當中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中國所面臨的困難，特別開列了必須得到的武器清單，他完全沒有採取相反的態度來“探測”蘇聯援助意圖的必要。何況此舉只能給人以出爾反爾的印象，造成誤解，絲毫不能使蘇聯方面正確理解中方的求援要求。以後發生的實際情況也說明了這一點。
中共中央在做出出兵決定的過程中，出現這樣的反復嚴格地說並不是一件讓人難堪的事情。許多親歷者的回憶錄其實都回憶到當時黨內多數同志對出兵表示懷疑的情況。毛澤東突然改變出兵決定，就是因為多數領導人的猶豫和反對。但即使存在著這樣的猶豫和反對，也並不意味著毛澤東的態度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對於這種複雜的情況，毛澤東在電報中實際上也很委婉地談到了，他一方面講：“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說得很明白：“關於這個問題尚未做出最後的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