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17年， 胡適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考試， 並提交博士論文。 同年他回到北京大學擔任教授。 100年後的今天， 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聯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圖書館， 共同舉辦“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胡適”展覽。
本文整理自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在“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胡適”展覽開幕式上的演講。 歐陽哲生教授現任胡適研究會會長。 歐陽哲生教授也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挖掘和研究與胡適相關的檔案資料， 對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歲月做了最大程度的還原。
1920年， 胡適（左三）與蔡元培（左二）、蔣夢麟（左一）、李大釗（左四）在西山臥佛寺合影。
1910年， 胡適赴美， 到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 1915年， 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 師從約翰·杜威。 1917年， 胡適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回國。 胡適留美的七年，
胡適的留學經歷， 在晚年的口述自傳裡佔據了四章的篇幅。 那麼作為留學生的胡適， 學業究竟如何呢？前幾年周質平先生發現了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成績單（1910-1914）， 這個成績單為我們瞭解胡適在康奈爾的學習情況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在胡適第一年的成績單上， 能夠看到他的英語成績不錯，
按照康大文學院的規定， 每個學生只要學完一個專業也就是完成一個“學科程式”就能畢業， 但是胡適畢業的時候他學了三個“程式”， 也就是三個專業：哲學和心理學、英國文學、政治和經濟學。 這三個“程式”分屬三個不同的領域， 如此眾多的課程，
胡適1914年5月在康大畢業， 獲得學士學位， 接著他在康大又讀了一年碩士課程， 1915年9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 胡適進哥大的打算， 在康大念文科的時候就已經萌發了。 1912年2月6日他給章希呂， 他的一個朋友寫信就談到了這個想法， 他談到康大不長於政治文學， 他想學政治文學， 想到哈佛或者哥大或者威斯康辛去。 威斯康辛是在中部靠北一點，
1915年胡適轉學的一個直接因素是他申請延長康大哲學系獎學金被拒， 理由是他“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 7月11日， 他在給母親寫信的時候報告了他想去哥大的七個理由。 其中第一個理由就是講康大所在地是一個小城， 他想到紐約去看看美國的大城市， 第三個理由是紐約是大城市， 書籍比較多， 第七條就是哥大哲學教授杜威是此邦的哲學泰斗， 他想投奔他的門下。 顯然他已經選擇了要去哥大。 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還提到他轉學哥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喜歡在康大哲學系佔據統治地位的“新唯心主義”(New Idealism)， 這一派對杜威的攻擊反而引發了胡適對杜派哲學的興趣，在1915年暑假對實驗主義作了一番系統閱讀和研究之後，他決定轉學哥大去向杜威學習哲學。
《胡適留學日記》自題“卅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到這重印第一版”。
胡適在《口述自傳》中對哥大的文科教授陣容做了詳細介紹，除了上述提到的杜威以外，胡適還提到了幾位當時在哥大聲望很高的大牌教授，比如以研究希臘哲學見長的研究院院長烏德瑞 (Frederick J.E. Woodridge)，西方“現實主義”的代表之一芒達斯(W.P. Montague)，美國“倫理文化學會”發起人厄德諾(Felix Adler)，歷史系有政治理論史的開山宗師頓甯(William A. Dunning)，“新史學”的宣導者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美國憲法史專家畢爾(Charles A. Beard)，社會學系著名大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另外還有專治“漢學”的夏德(Frederich Hirth)。
在哥大，胡適主修哲學，副修英國文學和經濟，第二副修是經濟理論。胡適在哥大的學業成績因為事涉私人隱秘，至今還沒有公佈。胡適在哥大所選的課程，他在《口述自傳》裡都提到了，有杜威的“倫理學之宗派”和“社會政治哲學”，烏德瑞的“歷史哲學”，頓寧的“政治理論史”，厄德諾的倫理學，夏德的“漢學”講座（又叫丁龍講座，以一個華人名字命名），這幾位教授的課程都對他影響很深，其中杜威的“倫理學之宗派”一課啟發胡適決定做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
胡適在哥大的主要學業之一是寫作博士論文，他首次提及博士論文的寫作是在1916年5月10日在給他母親的信中。9月27日他再次給母親寫信的時候，他說“而所作博士論文，夏間約成四分之一。今當竭力趕完，以圖早歸。今年歸期至多不過九、十月耳。當此九、十月時間，有許多事均須早日籌備。”當博士論文完成後，胡適在1917年5月4日日記中以《我之博士論文》為題，寫道：“吾之博士論文于四月廿七日寫完。五月三日將打好之本校讀一過，今日交去。此文計二百四十三頁，約九萬字。原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約九個月而成。”他的博士論文寫的不是太長，兩百多頁，跟另外一位在哥大畢業的著名學者陳煥章的博士論文相比，胡適的就很單薄。陳煥章的是兩大本，一畢業哥大就幫他出版了。
博士學位口試完成後，5月27日他追記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試：“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此次為口試，計時二時半。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口試三時。七年留學生活，于此作一結束，故記之。”他寫的非常簡略，但是可以注意到，他是用“考過博士學位”，而不是“通過博士學位”這就給人們留下了想像的、懷疑的空間。因為胡適用什麼詞還是有斟酌的，這是一個非常誠實的君子。金岳霖也是在哥大畢業的，比胡適晚三年。他回憶說：“在國外留學，寫中國題目論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適。”
這個話帶有貶義，所謂“始作俑者”並非事實，1911年初畢業于哥大且獲博士學位的陳煥章，其博士論文就是《孔門理財學》，也是以中國為題材。1917年與胡適同時畢業的蔣夢麟，他是哥大教育系的，他的畢業論文是《中國教育原理研究》，也是如此。一般來說，中國人去美國留學假如以中國為題材的話，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所以金嶽霖有一點諷刺他，金岳霖的博士論文是純哲學的。
1917年胡適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就任北京大學教授。
胡適在美國的學習生活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博士學位。胡適的博士學位最早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在20世紀50年代。據唐德剛先生回憶，1952年哥大東亞圖書館館長林頓(Howard P. Linton)為紀念哥大二百周年校慶，著手編撰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這本書在1957年出版。這本書包羅萬有，但是就是把胡適的論文編漏了，校園裡一時傳為笑談。林氏也不明其故，他把校方正式記錄都查了一遍都沒找到胡適的博士論文的記錄。
1961年袁同禮（他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後來做過北大的圖書館館長，之後又去美國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長）在哥大工作，他也發表了一份《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在這本書中，袁將胡適的博士授予時間放在1917年和1927年，他寫了兩個年代，因為他不敢肯定是哪個年代。在袁同禮編這個書的時候，他要唐德剛去查有關胡適獲得博士學位的記錄，唐德剛在哥大檔案中發現胡適獲得博士學位的註冊時間是在1927年，並將這個結果告訴了袁同禮。袁同禮是胡適的學生，他不願意胡適的學位問題被外界政治所利用，所以煞費苦心地做了這樣的處理，把胡適的博士學位系于1917和1927兩個年頭，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個年頭。
20世紀70年代，胡適的博士學位風波再起。1977年10月臺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4期發表了唐德剛的《七分傳統、三分洋貨——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之三》，這是連載的唐著《胡適雜憶》的第三章，披露了他當年為袁同禮查找胡適獲取博士學位材料的上述內情。後來在1978年12月第33卷第6期《傳記文學》刊登的唐德剛先生的《胡適口述自傳》譯稿《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中，他做了一個長篇的注釋，就是討論“胡適的學位問題”，他明確說明胡適的學位問題，不是什麼真假的問題，問題是他為什麼遲了十年才拿到這個博士學位。
唐猜測牽涉到胡適1917年5月22日參加的那場口試，到底是“通過”的“哪一柱”(which column)。唐先生解釋，那時候的博士論文答辯大概有三種情形，就是三個檔次，第一個檔次就是“小修通過”(pass with minor revision)，第二個檔次是“大修通過”(pass with major revision)，第三個檔次是“不通過”(failure)，唐先生猜測1917年胡適大概只是“大修通過”，那就是博士論文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他認為當時的原因可能有四個：第一個就是參評的六位教授除了夏德以外，其他都不懂中文，所以他們根本讀不懂胡適這篇博士論文。但根據我後來的判斷，恰恰就是這位夏德阻攔了胡適的博士論文答辯。因為只有他懂中文，懂漢文，所以其他五位教授就依賴于他的判斷。而夏德是不會站在胡適的立場的，因為胡適的論文涉及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當時中國進行的孔教與反孔教之間的鬥爭。
胡適博士論文的基本立場是反孔教的，而夏德是支持孔教運動的，他曾經為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寫序，陳煥章是當時孔教運動的領袖，所以夏德大概已經選擇了站在康有為陳煥章這一邊，自然他就會反對胡適的立場。所以我覺得問題可能就是出在他身上。第二個原因是在洋人看來，胡適的博士論文不像博士論文。不同于一般博士論文鑽牛角的體例，胡適的博士論文簡直像一本不知所云的中國哲學教科書。第三是參加他博士論文答辯的像杜威這些大牌教授，對誰通過誰不通過都不是太在乎。第四個原因就是胡適在哥大研究院唯讀了兩年，住校時間太短，連規定住校年限都不夠。
跟胡適博士學位有關的還有兩件現存的重要材料，第一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本身，就是後來出版的《先秦名學史》，這其實跟他當年的博士論文還是略有差別。還有一個就是最重要的檔案材料，即1927年3月21日他獲得博士學位的註冊說明。該件說明胡適留學哥大時所用的英文名字為Suh Hu，而不是後來所用的Hu Shih。這份註冊說明是胡適獲得博士學位的一個硬證。其實對於胡適博士學位的懷疑，在他生前就有了，1919年9月7日朱經農給胡適寫信的時候，就提出這個問題。朱經農告訴胡適現在外面有很多人說他沒有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說他的博士是假博士。他催促胡適站出來證明。
對於朱經農的要求，胡適沒有正面回應，但是他把攻擊他留美的朋友分為三類：第一類期望太切，所以轉生許多不滿意的地方。第二類是因為生性褊窄，就是心胸狹窄。第三類是頑固成性，除幾句“敝帚自珍”的舊式文字以外，天下事物都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在胡適看來，這些人要說就去說把，他不在意。但是朱經農作為胡適的關係非常密切的朋友，也是愛護胡適，1920年8月9日又給胡適寫信，催促他一定要發表他的博士論文，證明他是通過了博士學位考試的。
在朋友的催促下，胡適也經過一番考慮，在1922年將自己修改過的博士論文交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亞東圖書館一般不會出版英文書籍，但是它和胡適關係非常特殊，於是破例給胡適專門出了他的博士論文，一本英文書。這本新出的英文論文題改為《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這相比他在哥大撰寫的博士論文所使用的題目《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 in Ancient China)還是有所調整，應該說更有問題意識，內容也小有修改。在這本英文著作的前面，胡適還加了一個1917年6月所寫的《前言》，和1922年1月所寫的《附注》。
其中在《附注》中，胡適交代“最近四年，我很想有機會對這篇論文作徹底的修訂，但由於工作的繁忙而擱置下來，這就是它長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國內的英、美友人曾讀到我這本書的手稿，屢次勸說我把這本四年前寫的書出版，我現在勉強地把它發表了。可以高興的是這篇學位論文的主要觀點、資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國內學者的熱情贊許。這表現在他們對於這本書的中文修訂版《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的真誠接受、特別是關於我所認定的每一部哲學史的最主要部分——邏輯方法的發展。”《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在他《先秦名學史》的基礎上修訂進一步擴充完成的一部著作，這本書在中文世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7年1月11日胡適第二次來到美國，這次他是由歐洲轉道來美國訪問，早在英國時，1926年12月26日胡適特致電亞東圖書館，要他們寄100本《先秦名學史》給哥大，胡適大概和哥大方面已經有約定了。
現在哥大保留的檔案證明，胡適博士學位註冊的時間是1927年3月21日，上面除了說明胡適向哥大提供了100冊《先秦名學史》，沒有任何其他說明。但申請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否要出版，且要交100冊副本，這是否哥大的一項成文定規，我認為這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中國學人在哥大拿博士學位畢業的挺多的，但是要交100冊才能夠拿博士學位的這個例子，是否好像沒有第二個人。所以胡適這個例子可以說是個特例。
歐陽哲生
這一派對杜威的攻擊反而引發了胡適對杜派哲學的興趣，在1915年暑假對實驗主義作了一番系統閱讀和研究之後，他決定轉學哥大去向杜威學習哲學。《胡適留學日記》自題“卅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到這重印第一版”。
胡適在《口述自傳》中對哥大的文科教授陣容做了詳細介紹，除了上述提到的杜威以外，胡適還提到了幾位當時在哥大聲望很高的大牌教授，比如以研究希臘哲學見長的研究院院長烏德瑞 (Frederick J.E. Woodridge)，西方“現實主義”的代表之一芒達斯(W.P. Montague)，美國“倫理文化學會”發起人厄德諾(Felix Adler)，歷史系有政治理論史的開山宗師頓甯(William A. Dunning)，“新史學”的宣導者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美國憲法史專家畢爾(Charles A. Beard)，社會學系著名大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另外還有專治“漢學”的夏德(Frederich Hirth)。
在哥大，胡適主修哲學，副修英國文學和經濟，第二副修是經濟理論。胡適在哥大的學業成績因為事涉私人隱秘，至今還沒有公佈。胡適在哥大所選的課程，他在《口述自傳》裡都提到了，有杜威的“倫理學之宗派”和“社會政治哲學”，烏德瑞的“歷史哲學”，頓寧的“政治理論史”，厄德諾的倫理學，夏德的“漢學”講座（又叫丁龍講座，以一個華人名字命名），這幾位教授的課程都對他影響很深，其中杜威的“倫理學之宗派”一課啟發胡適決定做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
胡適在哥大的主要學業之一是寫作博士論文，他首次提及博士論文的寫作是在1916年5月10日在給他母親的信中。9月27日他再次給母親寫信的時候，他說“而所作博士論文，夏間約成四分之一。今當竭力趕完，以圖早歸。今年歸期至多不過九、十月耳。當此九、十月時間，有許多事均須早日籌備。”當博士論文完成後，胡適在1917年5月4日日記中以《我之博士論文》為題，寫道：“吾之博士論文于四月廿七日寫完。五月三日將打好之本校讀一過，今日交去。此文計二百四十三頁，約九萬字。原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約九個月而成。”他的博士論文寫的不是太長，兩百多頁，跟另外一位在哥大畢業的著名學者陳煥章的博士論文相比，胡適的就很單薄。陳煥章的是兩大本，一畢業哥大就幫他出版了。
博士學位口試完成後，5月27日他追記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試：“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此次為口試，計時二時半。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口試三時。七年留學生活，于此作一結束，故記之。”他寫的非常簡略，但是可以注意到，他是用“考過博士學位”，而不是“通過博士學位”這就給人們留下了想像的、懷疑的空間。因為胡適用什麼詞還是有斟酌的，這是一個非常誠實的君子。金岳霖也是在哥大畢業的，比胡適晚三年。他回憶說：“在國外留學，寫中國題目論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適。”
這個話帶有貶義，所謂“始作俑者”並非事實，1911年初畢業于哥大且獲博士學位的陳煥章，其博士論文就是《孔門理財學》，也是以中國為題材。1917年與胡適同時畢業的蔣夢麟，他是哥大教育系的，他的畢業論文是《中國教育原理研究》，也是如此。一般來說，中國人去美國留學假如以中國為題材的話，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所以金嶽霖有一點諷刺他，金岳霖的博士論文是純哲學的。
1917年胡適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就任北京大學教授。
胡適在美國的學習生活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博士學位。胡適的博士學位最早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在20世紀50年代。據唐德剛先生回憶，1952年哥大東亞圖書館館長林頓(Howard P. Linton)為紀念哥大二百周年校慶，著手編撰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這本書在1957年出版。這本書包羅萬有，但是就是把胡適的論文編漏了，校園裡一時傳為笑談。林氏也不明其故，他把校方正式記錄都查了一遍都沒找到胡適的博士論文的記錄。
1961年袁同禮（他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後來做過北大的圖書館館長，之後又去美國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長）在哥大工作，他也發表了一份《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在這本書中，袁將胡適的博士授予時間放在1917年和1927年，他寫了兩個年代，因為他不敢肯定是哪個年代。在袁同禮編這個書的時候，他要唐德剛去查有關胡適獲得博士學位的記錄，唐德剛在哥大檔案中發現胡適獲得博士學位的註冊時間是在1927年，並將這個結果告訴了袁同禮。袁同禮是胡適的學生，他不願意胡適的學位問題被外界政治所利用，所以煞費苦心地做了這樣的處理，把胡適的博士學位系于1917和1927兩個年頭，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個年頭。
20世紀70年代，胡適的博士學位風波再起。1977年10月臺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4期發表了唐德剛的《七分傳統、三分洋貨——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之三》，這是連載的唐著《胡適雜憶》的第三章，披露了他當年為袁同禮查找胡適獲取博士學位材料的上述內情。後來在1978年12月第33卷第6期《傳記文學》刊登的唐德剛先生的《胡適口述自傳》譯稿《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中，他做了一個長篇的注釋，就是討論“胡適的學位問題”，他明確說明胡適的學位問題，不是什麼真假的問題，問題是他為什麼遲了十年才拿到這個博士學位。
唐猜測牽涉到胡適1917年5月22日參加的那場口試，到底是“通過”的“哪一柱”(which column)。唐先生解釋，那時候的博士論文答辯大概有三種情形，就是三個檔次，第一個檔次就是“小修通過”(pass with minor revision)，第二個檔次是“大修通過”(pass with major revision)，第三個檔次是“不通過”(failure)，唐先生猜測1917年胡適大概只是“大修通過”，那就是博士論文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他認為當時的原因可能有四個：第一個就是參評的六位教授除了夏德以外，其他都不懂中文，所以他們根本讀不懂胡適這篇博士論文。但根據我後來的判斷，恰恰就是這位夏德阻攔了胡適的博士論文答辯。因為只有他懂中文，懂漢文，所以其他五位教授就依賴于他的判斷。而夏德是不會站在胡適的立場的，因為胡適的論文涉及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當時中國進行的孔教與反孔教之間的鬥爭。
胡適博士論文的基本立場是反孔教的，而夏德是支持孔教運動的，他曾經為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寫序，陳煥章是當時孔教運動的領袖，所以夏德大概已經選擇了站在康有為陳煥章這一邊，自然他就會反對胡適的立場。所以我覺得問題可能就是出在他身上。第二個原因是在洋人看來，胡適的博士論文不像博士論文。不同于一般博士論文鑽牛角的體例，胡適的博士論文簡直像一本不知所云的中國哲學教科書。第三是參加他博士論文答辯的像杜威這些大牌教授，對誰通過誰不通過都不是太在乎。第四個原因就是胡適在哥大研究院唯讀了兩年，住校時間太短，連規定住校年限都不夠。
跟胡適博士學位有關的還有兩件現存的重要材料，第一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本身，就是後來出版的《先秦名學史》，這其實跟他當年的博士論文還是略有差別。還有一個就是最重要的檔案材料，即1927年3月21日他獲得博士學位的註冊說明。該件說明胡適留學哥大時所用的英文名字為Suh Hu，而不是後來所用的Hu Shih。這份註冊說明是胡適獲得博士學位的一個硬證。其實對於胡適博士學位的懷疑，在他生前就有了，1919年9月7日朱經農給胡適寫信的時候，就提出這個問題。朱經農告訴胡適現在外面有很多人說他沒有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說他的博士是假博士。他催促胡適站出來證明。
對於朱經農的要求，胡適沒有正面回應，但是他把攻擊他留美的朋友分為三類：第一類期望太切，所以轉生許多不滿意的地方。第二類是因為生性褊窄，就是心胸狹窄。第三類是頑固成性，除幾句“敝帚自珍”的舊式文字以外，天下事物都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在胡適看來，這些人要說就去說把，他不在意。但是朱經農作為胡適的關係非常密切的朋友，也是愛護胡適，1920年8月9日又給胡適寫信，催促他一定要發表他的博士論文，證明他是通過了博士學位考試的。
在朋友的催促下，胡適也經過一番考慮，在1922年將自己修改過的博士論文交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亞東圖書館一般不會出版英文書籍，但是它和胡適關係非常特殊，於是破例給胡適專門出了他的博士論文，一本英文書。這本新出的英文論文題改為《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這相比他在哥大撰寫的博士論文所使用的題目《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 in Ancient China)還是有所調整，應該說更有問題意識，內容也小有修改。在這本英文著作的前面，胡適還加了一個1917年6月所寫的《前言》，和1922年1月所寫的《附注》。
其中在《附注》中，胡適交代“最近四年，我很想有機會對這篇論文作徹底的修訂，但由於工作的繁忙而擱置下來，這就是它長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國內的英、美友人曾讀到我這本書的手稿，屢次勸說我把這本四年前寫的書出版，我現在勉強地把它發表了。可以高興的是這篇學位論文的主要觀點、資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國內學者的熱情贊許。這表現在他們對於這本書的中文修訂版《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的真誠接受、特別是關於我所認定的每一部哲學史的最主要部分——邏輯方法的發展。”《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在他《先秦名學史》的基礎上修訂進一步擴充完成的一部著作，這本書在中文世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7年1月11日胡適第二次來到美國，這次他是由歐洲轉道來美國訪問，早在英國時，1926年12月26日胡適特致電亞東圖書館，要他們寄100本《先秦名學史》給哥大，胡適大概和哥大方面已經有約定了。
現在哥大保留的檔案證明，胡適博士學位註冊的時間是1927年3月21日，上面除了說明胡適向哥大提供了100冊《先秦名學史》，沒有任何其他說明。但申請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否要出版，且要交100冊副本，這是否哥大的一項成文定規，我認為這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中國學人在哥大拿博士學位畢業的挺多的，但是要交100冊才能夠拿博士學位的這個例子，是否好像沒有第二個人。所以胡適這個例子可以說是個特例。
歐陽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