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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觀察丨機遇or挑戰?不如來看煤炭大資料的“奇葩說”

聚焦資訊技術領域 為產業發聲

導讀

10月21日, CCF YOCSEF太原在中北大學舉辦“山西大資料發展路在何方?——供給側改革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發展更多是機遇還是挑戰”論壇。 在論壇最後的Panel討論環節中, 幾位嘉賓圍繞“供給側改革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發展更多是機遇還是挑戰?”的議題分為正反兩方, 針鋒相對地對山西省發展煤炭大資料是機遇還是挑戰進行了闡述, 並對山西應如何發展煤炭大資料進行獻言獻策。 以下為Panel討論環節的內容整理:

問題一:供給側改革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發展更多是機遇還是挑戰?

■ 正方:供給側改革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發展更多的是機遇

潘理虎:目前煤炭行業存在很多問題——資訊孤島、技術落後、區域定位不合理等等。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需要做大量的大資料技術分析, 這樣不僅可以改善井上、井下資訊化程度低的窘境, 而且可從中分析出大量煤炭行業的運營資訊,

如煤炭市場較大的地域、所需煤炭類型、需求量等等, 然後進行統一生產和分配。 因此, 我認為更多的是機遇。

付東來:從供給側相關政策的發展情況來說, 我認為這是一個機遇。 目前來說, 煤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處於回暖發展的階段。 政策扶持對行業的發展存在巨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喬鐵柱: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已經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移, 消費驅動必然會導致供給側改革, 包括煤炭行業。 煤炭企業想要盈利、想要效益最大化, 就必須知道市場需要多少煤炭、需要什麼煤炭, 這都會反推到煤炭行業的供給側改革, 而這就需要實現精准化採煤。 實現精准化採煤需要大量資訊技術的支撐,

因此煤炭大資料的管理、利用、分析會主導精准採煤的全過程。

■ 反方:我認為供給側改革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發展更多的是挑戰

趙涓涓:山西是全國煤炭大省, 在煤炭行業處於“一煤獨大”的狀態。 經過多年的發展, 山西在煤炭行業的各項標準是很完善的, 但在資訊化方面, 不管是在技術本身, 還是資訊架構優化上, 推進難度都是特別大的。 而且山西煤炭企業經濟模式過於單一、資訊壁壘嚴重, 在資訊化行業標準、頂層設計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是個巨大的挑戰。

劉春平:供給側改革必須改。 現在山西煤炭行業十分混亂, 產能嚴重過剩。 目前山西的煤炭產能保守估計在60億以上,

而實際市場需求量只有32億, 這樣會使煤炭價格過低。 長此以往, 煤炭企業會倒閉, 進而危機國家能源安全。 供給側改革要做的, 就是要限制和淘汰落後產能。 所謂適者生存, 國產企業不能再過度依靠政府補貼, 所以說煤炭大資料發展對企業來說是個挑戰。

譚小峰:我從幾個方面簡述下這是個挑戰的原因。 首先, 山西在大資料方面的人才是是非常匱乏的。 其次,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清潔能源的發展, 雖然煤炭在能源結構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 但占比趨勢還是會越來越小。

正方潘理虎:供給側改革是大勢所趨, 順勢而生、逆勢而亡。 山西在煤炭領域的競爭對手還是很多的, 內蒙古、陝西、新疆也都是煤炭大省。 而且山西幾大老牌煤炭企業成立時間長、包袱重、生產成本高, 如果再不改革, 是競爭不過中煤能源、神華集團這些企業的。 山西煤炭行業需要利用大資料來進行改革, 一是可以開拓市場, 二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安全性, 所以這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的發展是一個非常大的機遇。

反方劉春平:我為什麼覺得這是一個挑戰呢?山西國有煤炭企業現在只剩下六家,民企就剩下蘭花集團、宏源集團。國企和民企有很大的不同,國企架構龐大、包袱沉重、社會責任巨大,活力相對來說較低,它們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著市場壟斷和政府保護。如果除去這些,它們是很難與民企競爭的。舉個例子,宏源集團一年的生產產量不到一千萬,而利潤率卻是國營企業的幾十、上百倍。現如今技術發展快,國企負擔又大,如果國企領導的思維還是不能與時俱進、不重視新技術的話,這將是對山西煤炭企業很大的挑戰。

正方付東來:困難是誰也會面臨的,不改革就沒有機遇,但是改革了可能就會使前景變得更好,我們應該基於這樣一個前提。現在國有企業的體制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發展了,因此這個時候就需要改革,需要脫去沉重的包袱。供給側改革對煤炭行業的發展來說就是一個絕佳的機遇。

反方趙涓涓:在我小的時候,山西的煤炭行業還處在“統購統銷”階段,發展形勢還是不錯的,在全國工業能源的供給上佔據了很大比重。然而現在這些企業面臨了很大的困難,包袱很重,一萬億的外債早就已經造成了。之前山西能源支撐了全國的經濟建設,現如今卻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有一些聲音會質疑這對山西的煤炭行業公平嗎?煤炭不像其他商品,可以在淘寶等電商平臺進行售賣,即使可以進行售賣,也不會佔據優勢。所以不管是在經濟方面還是資訊技術方面,都希望國家進行一些政策性的傾向,幫助山西煤炭企業在供給側改革中把局勢扭轉過來、從中謀求生路。

在煤炭大資料發麵,山西的煤炭企業連基本的資訊化都達不到,怎麼進行大資料分析?所以我覺得挑戰還是大於機遇的?

正方喬鐵柱:剛剛趙教授說了一個觀點,我不太贊同。現在煤炭已經開始在網上進行銷售了,山西省煤炭交易中心大螢幕上每天都在顯示即時的網上煤炭銷售價格。

我認為機遇大於挑戰,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國際形勢上,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美國要開始產煤。雖然煤炭價格相比天然氣、石油要高,但是開採成本卻很低。煤炭是中國主要的能源之一,開採量巨大,因此國內的採煤技術相對來說還是很先進的,自動化技術發展程度比較高。這就為資訊化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溫床。

第二,煤用好了也可以是清潔的。我們應該摒棄之前的開採方式,進行綠色開採,保護生態環境。現在的供給側改革,正是煤炭改革的東風。

未來經濟的發展結構中,服務業應該占比百分之六十多,工業占比較少。而現在山西的經濟發展過度依靠工業,比例不協調。山西的煤炭企業是時候該進行“刮骨療毒”了。我們要淘汰落後的產能,使冗雜人員轉崗,進行精准採煤。用改革的辦法、發展的眼光進行資源改革。山西人應該有這樣的魄力、勇氣和能力。

反方譚小峰:喬教授的邏輯思路是這樣的——山西的煤炭行業應該把大部分冗雜的人裁掉。但是應該把誰裁掉呢?有沒有能力、技術過不過硬這些指標在實際的操作中並不是一個很有效的尺規。而且有一些領導幹部還沒能足夠重視技術人員的重要性,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巨大且嚴峻的挑戰。

我認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消費升級。煤炭企業實質上就是一個“搬運工”,工作就是把地下的煤挖出來賣掉。煤炭這一商品和其他可包裝的商品不同,它是自然存在的,本身沒有什麼可以改革的餘地。但是利用資訊資料,可以人為地提高它的資源轉化率、擴大煤炭的消費市場,但這個是有一個過程的。煤炭企業的包袱大這是眾所周知的,我們通過實際比較一下,是提高效率的速度快還是增重包袱的速度快?這就是發展煤炭大資料是一項嚴峻挑戰的另一個原因。

問題二:山西如何發展煤炭大資料?

潘理虎:發展大資料是離不開煤炭企業的支援的。煤炭大資料首先得確定資料從哪裡來、資料允不允許用、資料有效性,最後才是如何分析。這些資料一般都是從煤炭企業中來,但是一些企業的思維還停留在沒有事故地完成任務的階段,讓他們發展資訊技術是非常非常難的。煤礦行業的產值近幾年確實有在回春,但是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如果不進行改革,最終要面臨還是市場的優勝略汰。煤炭企業需要改變這些陳舊的觀念。

作為大資料的從業人員和大資料公司,要利用多方面的關係拓寬這個市場。而政府的監管部門,也要督促老舊的煤炭企業進行資訊化建設。

付東來:為了發展山西省煤炭大資料,應該教育先行,有了人才才能有發展的可能性。現在政府在大力發展大資料教育,中北大學和太原理工大學都成立了大資料學院進行人才培育。但是目前的硬體和軟體條件還存在差距,生源問題和實驗室的設備都需要優化。我覺得不管是資金上還是政策上,都需要政府來提供支援。

喬鐵柱:我非常同意付教授的觀點。一項技術要想有生命力,就應該在中國的大地上做到產、學、研相結合。企業的資料要有經濟價值、政府要有政策和資金支持高校研究、高校培育出的人才要投入到企業中進行經濟建設,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良性閉環、健全山西煤炭大資料產業鏈。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共同發展。

趙涓涓:現在很多政府都在積極地進行大資料建設,為未來智慧城市與人工智慧發展做了很多頂層設計。在出訪這些城市大資料企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即使是一個很普通的資料人員,對整個大資料的建設作用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們要深入一線、到達大資料原產地汲取經驗,而且也要整合現有的大資料基礎,打通其間的壁壘。

劉春平:其實我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的發展還是很有信心的,我為此也在努力著。山西省煤炭資訊化建從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在2003年國家要求煤炭企業進行瓦斯資訊裝備後,資訊化規模才開始變大。現在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已經過去,目前行業整體發展狀況不佳,煤炭企業已經從政府“要我做”轉向“我要做”。

“黃金十年”時期管理和決策比較粗放,導致大資料技術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下,部分領導還沒能認識到大資料的作用。所以大資料企業要掌握到這些市場訊息,改變盈利模式,嘗試“先試用後交錢”,讓煤炭企業認識到大資料服務的益處後,再進行大範圍推廣。

譚小峰:現實情況中,煤炭行業的從業人員對大資料的認識水準普遍較低。站在一個為煤炭行業提供資訊化服務企業的角度來說,政府可以組織建立一個關於煤炭大資料的協力廠商諮詢機構,這種諮詢機構可以是盈利性,也可以是資助性。政府也可以為煤礦進行大資料裝備提供資金支援。另外,教育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教育培訓不僅要包括專業人才,也需要包括煤礦資訊專員。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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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劉春平:我為什麼覺得這是一個挑戰呢?山西國有煤炭企業現在只剩下六家,民企就剩下蘭花集團、宏源集團。國企和民企有很大的不同,國企架構龐大、包袱沉重、社會責任巨大,活力相對來說較低,它們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著市場壟斷和政府保護。如果除去這些,它們是很難與民企競爭的。舉個例子,宏源集團一年的生產產量不到一千萬,而利潤率卻是國營企業的幾十、上百倍。現如今技術發展快,國企負擔又大,如果國企領導的思維還是不能與時俱進、不重視新技術的話,這將是對山西煤炭企業很大的挑戰。

正方付東來:困難是誰也會面臨的,不改革就沒有機遇,但是改革了可能就會使前景變得更好,我們應該基於這樣一個前提。現在國有企業的體制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發展了,因此這個時候就需要改革,需要脫去沉重的包袱。供給側改革對煤炭行業的發展來說就是一個絕佳的機遇。

反方趙涓涓:在我小的時候,山西的煤炭行業還處在“統購統銷”階段,發展形勢還是不錯的,在全國工業能源的供給上佔據了很大比重。然而現在這些企業面臨了很大的困難,包袱很重,一萬億的外債早就已經造成了。之前山西能源支撐了全國的經濟建設,現如今卻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有一些聲音會質疑這對山西的煤炭行業公平嗎?煤炭不像其他商品,可以在淘寶等電商平臺進行售賣,即使可以進行售賣,也不會佔據優勢。所以不管是在經濟方面還是資訊技術方面,都希望國家進行一些政策性的傾向,幫助山西煤炭企業在供給側改革中把局勢扭轉過來、從中謀求生路。

在煤炭大資料發麵,山西的煤炭企業連基本的資訊化都達不到,怎麼進行大資料分析?所以我覺得挑戰還是大於機遇的?

正方喬鐵柱:剛剛趙教授說了一個觀點,我不太贊同。現在煤炭已經開始在網上進行銷售了,山西省煤炭交易中心大螢幕上每天都在顯示即時的網上煤炭銷售價格。

我認為機遇大於挑戰,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國際形勢上,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美國要開始產煤。雖然煤炭價格相比天然氣、石油要高,但是開採成本卻很低。煤炭是中國主要的能源之一,開採量巨大,因此國內的採煤技術相對來說還是很先進的,自動化技術發展程度比較高。這就為資訊化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溫床。

第二,煤用好了也可以是清潔的。我們應該摒棄之前的開採方式,進行綠色開採,保護生態環境。現在的供給側改革,正是煤炭改革的東風。

未來經濟的發展結構中,服務業應該占比百分之六十多,工業占比較少。而現在山西的經濟發展過度依靠工業,比例不協調。山西的煤炭企業是時候該進行“刮骨療毒”了。我們要淘汰落後的產能,使冗雜人員轉崗,進行精准採煤。用改革的辦法、發展的眼光進行資源改革。山西人應該有這樣的魄力、勇氣和能力。

反方譚小峰:喬教授的邏輯思路是這樣的——山西的煤炭行業應該把大部分冗雜的人裁掉。但是應該把誰裁掉呢?有沒有能力、技術過不過硬這些指標在實際的操作中並不是一個很有效的尺規。而且有一些領導幹部還沒能足夠重視技術人員的重要性,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巨大且嚴峻的挑戰。

我認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消費升級。煤炭企業實質上就是一個“搬運工”,工作就是把地下的煤挖出來賣掉。煤炭這一商品和其他可包裝的商品不同,它是自然存在的,本身沒有什麼可以改革的餘地。但是利用資訊資料,可以人為地提高它的資源轉化率、擴大煤炭的消費市場,但這個是有一個過程的。煤炭企業的包袱大這是眾所周知的,我們通過實際比較一下,是提高效率的速度快還是增重包袱的速度快?這就是發展煤炭大資料是一項嚴峻挑戰的另一個原因。

問題二:山西如何發展煤炭大資料?

潘理虎:發展大資料是離不開煤炭企業的支援的。煤炭大資料首先得確定資料從哪裡來、資料允不允許用、資料有效性,最後才是如何分析。這些資料一般都是從煤炭企業中來,但是一些企業的思維還停留在沒有事故地完成任務的階段,讓他們發展資訊技術是非常非常難的。煤礦行業的產值近幾年確實有在回春,但是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如果不進行改革,最終要面臨還是市場的優勝略汰。煤炭企業需要改變這些陳舊的觀念。

作為大資料的從業人員和大資料公司,要利用多方面的關係拓寬這個市場。而政府的監管部門,也要督促老舊的煤炭企業進行資訊化建設。

付東來:為了發展山西省煤炭大資料,應該教育先行,有了人才才能有發展的可能性。現在政府在大力發展大資料教育,中北大學和太原理工大學都成立了大資料學院進行人才培育。但是目前的硬體和軟體條件還存在差距,生源問題和實驗室的設備都需要優化。我覺得不管是資金上還是政策上,都需要政府來提供支援。

喬鐵柱:我非常同意付教授的觀點。一項技術要想有生命力,就應該在中國的大地上做到產、學、研相結合。企業的資料要有經濟價值、政府要有政策和資金支持高校研究、高校培育出的人才要投入到企業中進行經濟建設,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良性閉環、健全山西煤炭大資料產業鏈。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共同發展。

趙涓涓:現在很多政府都在積極地進行大資料建設,為未來智慧城市與人工智慧發展做了很多頂層設計。在出訪這些城市大資料企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即使是一個很普通的資料人員,對整個大資料的建設作用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們要深入一線、到達大資料原產地汲取經驗,而且也要整合現有的大資料基礎,打通其間的壁壘。

劉春平:其實我對山西煤炭大資料的發展還是很有信心的,我為此也在努力著。山西省煤炭資訊化建從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在2003年國家要求煤炭企業進行瓦斯資訊裝備後,資訊化規模才開始變大。現在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已經過去,目前行業整體發展狀況不佳,煤炭企業已經從政府“要我做”轉向“我要做”。

“黃金十年”時期管理和決策比較粗放,導致大資料技術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下,部分領導還沒能認識到大資料的作用。所以大資料企業要掌握到這些市場訊息,改變盈利模式,嘗試“先試用後交錢”,讓煤炭企業認識到大資料服務的益處後,再進行大範圍推廣。

譚小峰:現實情況中,煤炭行業的從業人員對大資料的認識水準普遍較低。站在一個為煤炭行業提供資訊化服務企業的角度來說,政府可以組織建立一個關於煤炭大資料的協力廠商諮詢機構,這種諮詢機構可以是盈利性,也可以是資助性。政府也可以為煤礦進行大資料裝備提供資金支援。另外,教育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教育培訓不僅要包括專業人才,也需要包括煤礦資訊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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