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親王壽臣》面世。 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也不具備暢銷與炒作的一切條件， 甚至書中的小標題看上去都有些過於工作化， 不像是一本精緻的人物傳記。 但靜心讀下去， 卻從字裡行間看到一種深情和一股正氣。 如今十一年過去了， 這本書仍然歷久彌新。
人民公僕王壽臣清正廉潔， 不准“下海”的愛女沾他一絲光；共產黨員王壽臣剛直不阿， 寧願關“牛棚”也不與造反派做“交易”；領導幹部王壽臣求真務實， 帶隊去大寨參觀時， 竟當眾質疑大寨是“靠大批促大幹發展起來的？”繼而被再次打倒；軍墾赤子王壽臣苛待自己，
書的內容殷實豐厚、情感質樸動人。 孟丁山先生的《追蹤一個公僕的靈魂》， 是對這本書最好的詮釋。
—— 董紅編輯按
作者/孟丁山
一部從女兒的視角解讀父親的長篇紀實文學《我的父親王壽臣》於2006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作者卡佳又選擇在父親逝世周年祭的父親節， 在邊城烏魯木齊舉行了首發式。
“女兒的視角”“父親的周年祭”“父親節”——從獨特的眼光和刻意的安排中， 使我們呼吸到了一種濃濃的親情；呼吸到了一種人類走出叢林後發育起來的人性的溫馨；呼吸到了一部文學作品特有的情感含量和人文氣息。
讀《我的父親王壽臣》（以下簡稱《父親》）， 與一位渴望解讀父親的女兒一路同行， 走進父親的心路歷程， 追蹤一個公僕的靈魂。
父親是矗立在遼遠地平線上的一座山
卡佳筆下《父親》中所描寫的父親， 1923年出生在冀中平原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5歲參加了八路軍；16歲加入共產黨；28歲擔任了團黨委書記兼政委；38歲擔任農六師師長。 十年動亂， 被打倒靠邊；58歲擔任新疆兵團副司令員兼農六師黨委書記。
卡佳從小就父母離異， 跟隨母親長大。 父親很愛卡佳， 親自為她取名卡佳， 是希望她象前蘇聯衛國戰爭中的女英雄卡佳一樣，
父親對卡佳要求極嚴：上大學時， 假期不准從蘇州乘臥鋪回家；卡佳結婚後帶著丈夫來看父親， 不准用小車接送；卡佳自主創業， 父親約法三章， 不准借父親關係從事任何經營活動。
卡佳說：“在我的人生歷程裡， 父親離我很遙遠， 遙遠得象天邊地平線上的一座山。 我可以瞭望， 但很難走近”， “他是一個讓人難以讀懂的父親”。 2005年6月， 在經受了“永遠失去了父親”的悲痛後， 她孤獨地清理著父親的遺物， 下決心要“追思父親”“解讀父親”。 她歷時一年， 行程萬里， 深入到了父親生前戰鬥、工作和生活過的城市、農村、團場、連隊， 她流著淚傾聽了父親生前的上級、下級、戰友、同事和普通百姓的介紹和傾訴， 她發現父親不再是“只可以遠望”“很難走近”的“天邊地平線上的一座山”。 他是紮根於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沃土，吮吸著中華文明的精華發育成長起來的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追求完美善於成人之美的人，一個崇尚真善美、進入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的人。
父親是一個求真務實寧折不彎的人
求真務實，是指一個人用科學的態度對事物的現象與本質的探求與認知。面對現實，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堅持真理，是一種做人的責任、勇氣和精神。
1957年，八一農場共青團委向黨委呈送了一份要對一名拖拉機手開除團籍、清洗出機耕隊的報告。父親帶秘書親自到機耕隊進行調查，原來是一件揭發人動機不純、調查人對當事人進行誘供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父親回到場部，對上報材料的團委書記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要求團委向當事人賠禮道歉。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機關幹部“對人的處理，必須實事求是，慎之又慎，稍有差錯，就會傷害好人，就會給一個人造成一生的痛苦。即使事後平反，也補救不了對人家心靈的創傷”。
文化革命中父親進了牛棚，造反派頭頭找他談話，要他與舊黨委決裂，支持革命左派，就可以作為革命幹部被結合進新領導班子。父親說：“我是師黨委書記，要我和自己的黨委決裂，那是不可能的，還是送我回牛棚吧”。
作者在訪問“文革”中與父親一起被打倒的農六師趙予征政委時，他說：“我一生中有過很多經歷，一起相處共事的人也不少，唯有壽臣最難得。在困難時期能給人支持，敢說真話，實在太不容易了”。
但在當時那個年代，說真話是要擔風險並付出代價的。
1975年剛從牛棚解放出來的父親，被任命為石河子地委副書記，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有幸參加了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會後他帶一批縣團級幹部去大寨大隊參觀學習，一位陪同的隊幹部說：“大寨人全靠自力更生，沒有要過國家一分錢”。“今天的大寨就是靠大批促大幹發展起來的”。心直口快的父親覺得他沒說實話，就不經意地隨口反問：“你們怎麼沒要國家一分錢？梯田是修出來的，還是批出來的？”她一時語塞，實難應答。
有人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新動向”，上面要求新疆清查。被查出來的父親，第二次被打倒，軟禁起來寫交待材料。直到一年後，粉碎了“四人幫”，才重新分配了工作。
對父親講真話再次獲罪，人們都說他太傻。但歷史是一個發展的概念。今人看來唐·吉訶德持長矛鬥風車固然荒唐，但他那真誠、執著、勇敢的騎士精神，畢竟營造過一個時代的輝煌。也正是講真話帶來的磨難，見證了父親求真務實，寧折不彎的人格力量。
父親是一個“尚善若水”情系蒼生的人
善，是以和諧為重要內容的中華文明中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範疇。是做人的道德底線。“從善如流”“善待蒼生”“善待生命”都是人們對人道的呼喚和肯定。《父親》中描寫的父親，就是一個“尚善若水”“心系蒼生”的人。
1956年的一天，父親到基層檢查工作。路上碰到一輛送病號的牛車，停車親自詢問，得知是一位患突發性盲腸炎的戰士，他讓司機調轉車頭，把病人扶上吉普車，讓秘書親自送到衛生隊緊急搶救。自己步行去分場場部。秘書趕到衛生隊，找到衛生隊長，安排好病人，立即趕到分場接父親。正在分場聽彙報的父親問秘書的第一句話是“病人脫險了沒有？”並批評秘書不該沒有看到病人手術脫險就來接他。晚上，先繞道衛生隊，看到病人術後一切正常，才返回場部。
父親官居高位，但一生清貧。他身為兵團副司令員，從38歲任農六師師長、兵團副司令，到65歲退居二線，82歲病逝，一直住在五家渠一幢60年代建築的平房裡。在《父親》中是這樣描寫的：“一套老掉牙的沙發，鋪著破舊的毛巾；一張硬邦邦的木板床，連農場的職工都不用了，他卻說睡著舒服；一張陳舊的辦公桌；一把破舊的藤條椅，他說還能用，扔了可惜。牆皮脫落了，地上泛堿了，他說沒啥不好。農六師三屆領導苦口婆心地勸他搬新房，他不肯，只好趁他外出時，重新刷了牆，打了地平。”
平時在家吃飯始終是一菜一湯。下基層調研，不准搞接待，最好的飯是一盤餃子一碗湯。打開他正省級待遇的醫療卡，從未開過一粒保健藥，日常也很少看病吃藥。國家規定離休老幹部可以到內地考察療養，有人勸他出去走走，他說：“還是為國家省點錢吧！”
在為國家省錢的同時，請看卡佳筆下的父親是怎樣使用自己的錢的：
五十年代父親月工資只有二百元左右，每月總要拿出一部分資助身邊有困難的同志。“文革”後補發了一筆文革被扣的工資，聽說家鄉農村打井缺錢，拿出了一半給了高陽。西沙河發洪水，職工受災，他立刻送去一萬元幫助救災。國家給兵團級領導幹部安排了五萬元的房屋修繕費，他馬上送到共青團農場，讓分發給農場的貧困戶。他常到基層考察，遇到困難戶，多則千元，少則數百，幫助他們度過難關。他一生資助別人的錢無法計算。
一個省級幹部，為什麼這樣苛待自己，厚待蒼生，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尚善若水”“情系蒼生”的傳統美德，更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領導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公僕精神。
父親是一個追求完美成人之美的人
在《父親》中，最使人動情的章節，是《聆聽媽媽如是說》中作者所講述的父親與母親相識、相愛、結婚又分手的悲情人生。
1951在新疆軍區政治部召開的全體幹部大會上，曾滌副主任動員機關幹部報名參加伊犁地區土地改革運動。
“話音剛落，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舉手要求發言。她有條不紊地陳述了聽了報告的認識與感想，要求參加土改工作。她，就是我的媽媽，一個隨八千湘女進新疆，參軍才三個月的湖南女兵周婉榮”。
父親當時是新疆軍區幹部部組織科副科長。“也許是受了媽媽的影響，他也報了名”。
在伊犁土改工作團裡，父親是分團領導，母親先是普通團員，後來擔任了村工作組組長。父親當時28歲，是年輕的團級幹部，長得很帥，工作能力很強，他成了女同志追逐的目標。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最漂亮的文工團員，但父親還是喜歡性格開朗，作風潑辣，能寫能講，能力出眾的母親，“父親向母親求婚了”。
他們1953年8月結婚，但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沒有屬於自己的新房。沒住在一起，沒在一起吃過飯，沒在一起看過電影、散過步。一直生活在不和諧的婚姻狀態中。
“有天夜裡，媽媽找父親談了一次話，希望他能改變生活態度。沒想到作為丈夫、男人的爸爸對媽媽大加訓斥：你這是用小資產階級那一套要求我，我不會滿足你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父親一直認為自己這是無產階級化的表現。
“父親對母親要求很嚴，嚴得不可理喻”。五十年代末，農場精兵簡政，機關要下放三分之二的幹部到連隊去勞動。父親在黨委會上提出要帶頭下放自己的老婆，被會議否決。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又讓母親帶著幼小多病的女兒到四分場去任副政委，整天忙碌在連隊的大田裡。對父親的“不近情理”，母親忍無可忍，于1964年提出與父親離婚。父親說：“你想用離婚逼我滿足你小資產階級的要求，永遠辦不到”。當他看到母親態度十分堅定時，才真著了急。找了許多人勸說我母親。當一切都無濟於事時，他無奈地說：“真要離那就離吧”。他們就這樣分手了。
離婚後的父親痛苦不已。他五十多年如一日，深愛著母親。文革期間自己處境很困難，還托人去打聽母親的消息。文革後母親調回長沙工作，父親還讓在內地出差的秘書轉道長沙去探望母親。五十年來，他沒有再對別的女人動過心。
父親逝世後，母親曾對卡佳說，“從表面看，你爸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對自己家的人從來沒有在行動上關心過，但他是一個把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的人。”
卡佳在《父親》中說：“我很感動母親能夠這麼公正、平靜、真誠的對待我的父親……”
但作為讀者，使我更為感動的是父親那種為了真愛，忍痛尊重了母親的選擇，給了母親自由的博大胸懷。
作者對父母聚散悲情的描寫，看起來好象是一個性格剛毅、情感內斂的北方漢子，與一個性格外向、情感豐富的湘女之間個性衝突的結果。但其實質是一個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局限之間的衝突。如果當年沒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時代壯舉，母親盡可以在芙蓉國裡花前月下；如果沒有時代要求駐疆部隊必須以身許國，屯墾戍邊，父親也無需西出陽關，盡可在燕趙大地頤養天年。但歷史只有真實，沒有如果。正因為父親、母親們為祖國，為民族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才造就了兵團人人性的崇高和人生的悲壯和偉大。
卡佳在《父親》的後記中說：“父親留給我的財富是自強”，沒錯。但父親的一生還告訴我們，支撐父親自強不息奮鬥終身的精神支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念和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這就是我們所要追蹤的一個人民公僕的靈魂。（2006年6月於烏魯木齊）
他是紮根於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沃土，吮吸著中華文明的精華發育成長起來的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追求完美善於成人之美的人，一個崇尚真善美、進入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的人。父親是一個求真務實寧折不彎的人
求真務實，是指一個人用科學的態度對事物的現象與本質的探求與認知。面對現實，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堅持真理，是一種做人的責任、勇氣和精神。
1957年，八一農場共青團委向黨委呈送了一份要對一名拖拉機手開除團籍、清洗出機耕隊的報告。父親帶秘書親自到機耕隊進行調查，原來是一件揭發人動機不純、調查人對當事人進行誘供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父親回到場部，對上報材料的團委書記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要求團委向當事人賠禮道歉。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機關幹部“對人的處理，必須實事求是，慎之又慎，稍有差錯，就會傷害好人，就會給一個人造成一生的痛苦。即使事後平反，也補救不了對人家心靈的創傷”。
文化革命中父親進了牛棚，造反派頭頭找他談話，要他與舊黨委決裂，支持革命左派，就可以作為革命幹部被結合進新領導班子。父親說：“我是師黨委書記，要我和自己的黨委決裂，那是不可能的，還是送我回牛棚吧”。
作者在訪問“文革”中與父親一起被打倒的農六師趙予征政委時，他說：“我一生中有過很多經歷，一起相處共事的人也不少，唯有壽臣最難得。在困難時期能給人支持，敢說真話，實在太不容易了”。
但在當時那個年代，說真話是要擔風險並付出代價的。
1975年剛從牛棚解放出來的父親，被任命為石河子地委副書記，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有幸參加了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會後他帶一批縣團級幹部去大寨大隊參觀學習，一位陪同的隊幹部說：“大寨人全靠自力更生，沒有要過國家一分錢”。“今天的大寨就是靠大批促大幹發展起來的”。心直口快的父親覺得他沒說實話，就不經意地隨口反問：“你們怎麼沒要國家一分錢？梯田是修出來的，還是批出來的？”她一時語塞，實難應答。
有人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新動向”，上面要求新疆清查。被查出來的父親，第二次被打倒，軟禁起來寫交待材料。直到一年後，粉碎了“四人幫”，才重新分配了工作。
對父親講真話再次獲罪，人們都說他太傻。但歷史是一個發展的概念。今人看來唐·吉訶德持長矛鬥風車固然荒唐，但他那真誠、執著、勇敢的騎士精神，畢竟營造過一個時代的輝煌。也正是講真話帶來的磨難，見證了父親求真務實，寧折不彎的人格力量。
父親是一個“尚善若水”情系蒼生的人
善，是以和諧為重要內容的中華文明中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範疇。是做人的道德底線。“從善如流”“善待蒼生”“善待生命”都是人們對人道的呼喚和肯定。《父親》中描寫的父親，就是一個“尚善若水”“心系蒼生”的人。
1956年的一天，父親到基層檢查工作。路上碰到一輛送病號的牛車，停車親自詢問，得知是一位患突發性盲腸炎的戰士，他讓司機調轉車頭，把病人扶上吉普車，讓秘書親自送到衛生隊緊急搶救。自己步行去分場場部。秘書趕到衛生隊，找到衛生隊長，安排好病人，立即趕到分場接父親。正在分場聽彙報的父親問秘書的第一句話是“病人脫險了沒有？”並批評秘書不該沒有看到病人手術脫險就來接他。晚上，先繞道衛生隊，看到病人術後一切正常，才返回場部。
父親官居高位，但一生清貧。他身為兵團副司令員，從38歲任農六師師長、兵團副司令，到65歲退居二線，82歲病逝，一直住在五家渠一幢60年代建築的平房裡。在《父親》中是這樣描寫的：“一套老掉牙的沙發，鋪著破舊的毛巾；一張硬邦邦的木板床，連農場的職工都不用了，他卻說睡著舒服；一張陳舊的辦公桌；一把破舊的藤條椅，他說還能用，扔了可惜。牆皮脫落了，地上泛堿了，他說沒啥不好。農六師三屆領導苦口婆心地勸他搬新房，他不肯，只好趁他外出時，重新刷了牆，打了地平。”
平時在家吃飯始終是一菜一湯。下基層調研，不准搞接待，最好的飯是一盤餃子一碗湯。打開他正省級待遇的醫療卡，從未開過一粒保健藥，日常也很少看病吃藥。國家規定離休老幹部可以到內地考察療養，有人勸他出去走走，他說：“還是為國家省點錢吧！”
在為國家省錢的同時，請看卡佳筆下的父親是怎樣使用自己的錢的：
五十年代父親月工資只有二百元左右，每月總要拿出一部分資助身邊有困難的同志。“文革”後補發了一筆文革被扣的工資，聽說家鄉農村打井缺錢，拿出了一半給了高陽。西沙河發洪水，職工受災，他立刻送去一萬元幫助救災。國家給兵團級領導幹部安排了五萬元的房屋修繕費，他馬上送到共青團農場，讓分發給農場的貧困戶。他常到基層考察，遇到困難戶，多則千元，少則數百，幫助他們度過難關。他一生資助別人的錢無法計算。
一個省級幹部，為什麼這樣苛待自己，厚待蒼生，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尚善若水”“情系蒼生”的傳統美德，更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領導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公僕精神。
父親是一個追求完美成人之美的人
在《父親》中，最使人動情的章節，是《聆聽媽媽如是說》中作者所講述的父親與母親相識、相愛、結婚又分手的悲情人生。
1951在新疆軍區政治部召開的全體幹部大會上，曾滌副主任動員機關幹部報名參加伊犁地區土地改革運動。
“話音剛落，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舉手要求發言。她有條不紊地陳述了聽了報告的認識與感想，要求參加土改工作。她，就是我的媽媽，一個隨八千湘女進新疆，參軍才三個月的湖南女兵周婉榮”。
父親當時是新疆軍區幹部部組織科副科長。“也許是受了媽媽的影響，他也報了名”。
在伊犁土改工作團裡，父親是分團領導，母親先是普通團員，後來擔任了村工作組組長。父親當時28歲，是年輕的團級幹部，長得很帥，工作能力很強，他成了女同志追逐的目標。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最漂亮的文工團員，但父親還是喜歡性格開朗，作風潑辣，能寫能講，能力出眾的母親，“父親向母親求婚了”。
他們1953年8月結婚，但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沒有屬於自己的新房。沒住在一起，沒在一起吃過飯，沒在一起看過電影、散過步。一直生活在不和諧的婚姻狀態中。
“有天夜裡，媽媽找父親談了一次話，希望他能改變生活態度。沒想到作為丈夫、男人的爸爸對媽媽大加訓斥：你這是用小資產階級那一套要求我，我不會滿足你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父親一直認為自己這是無產階級化的表現。
“父親對母親要求很嚴，嚴得不可理喻”。五十年代末，農場精兵簡政，機關要下放三分之二的幹部到連隊去勞動。父親在黨委會上提出要帶頭下放自己的老婆，被會議否決。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又讓母親帶著幼小多病的女兒到四分場去任副政委，整天忙碌在連隊的大田裡。對父親的“不近情理”，母親忍無可忍，于1964年提出與父親離婚。父親說：“你想用離婚逼我滿足你小資產階級的要求，永遠辦不到”。當他看到母親態度十分堅定時，才真著了急。找了許多人勸說我母親。當一切都無濟於事時，他無奈地說：“真要離那就離吧”。他們就這樣分手了。
離婚後的父親痛苦不已。他五十多年如一日，深愛著母親。文革期間自己處境很困難，還托人去打聽母親的消息。文革後母親調回長沙工作，父親還讓在內地出差的秘書轉道長沙去探望母親。五十年來，他沒有再對別的女人動過心。
父親逝世後，母親曾對卡佳說，“從表面看，你爸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對自己家的人從來沒有在行動上關心過，但他是一個把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的人。”
卡佳在《父親》中說：“我很感動母親能夠這麼公正、平靜、真誠的對待我的父親……”
但作為讀者，使我更為感動的是父親那種為了真愛，忍痛尊重了母親的選擇，給了母親自由的博大胸懷。
作者對父母聚散悲情的描寫，看起來好象是一個性格剛毅、情感內斂的北方漢子，與一個性格外向、情感豐富的湘女之間個性衝突的結果。但其實質是一個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局限之間的衝突。如果當年沒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時代壯舉，母親盡可以在芙蓉國裡花前月下；如果沒有時代要求駐疆部隊必須以身許國，屯墾戍邊，父親也無需西出陽關，盡可在燕趙大地頤養天年。但歷史只有真實，沒有如果。正因為父親、母親們為祖國，為民族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才造就了兵團人人性的崇高和人生的悲壯和偉大。
卡佳在《父親》的後記中說：“父親留給我的財富是自強”，沒錯。但父親的一生還告訴我們，支撐父親自強不息奮鬥終身的精神支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念和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這就是我們所要追蹤的一個人民公僕的靈魂。（2006年6月於烏魯木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