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謝迪斌
摘 要：在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的要求下， 習近平提出了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命題。 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新的歷史階段的重要任務。 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複雜的系統工程。 推進這一系統工程， 應該遵循三重邏輯， 即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現實需要的時代邏輯、本土融入的文化邏輯。 在三重邏輯的約束下， 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才能沿著正確的路徑與方向前進。
關鍵字：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 就沒有正確的行動實踐。 社會實踐不斷發展， 理論也需要即時創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需要強有力的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 2015年1月， 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會時首次提出：“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 不斷深化認識， 不斷總結經驗， 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 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2016年7月，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不斷開闢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這一命題的提出，
一、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馬克思主義自1848年創立以來， 已歷經跨越三個世紀的偉大歷程。 在這三個世紀歷史發展中， 每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現象、矛盾問題都有著自身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同時， 在複雜性和多樣性的歷史現象與問題之間， 又存在著密切的聯繫。 馬克思主義就是在考察這些現象、揭示這些聯繫的過程中發展創新的。 黑格爾說過：“哲學用以觀察歷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這個簡單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
（一）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人類社會的歷史邏輯
馬克思主義就是為了探索發現並運用人類社會的運動規律， 並在這種規律的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批判的哲學， “這種批判的哲學首先表現了歷史的批判”。 19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深刻危機和矛盾， 用傳統的理論框架不能解釋其複雜性， 更不能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案。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並結合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運動的革命實踐， 提出了一系列科學的理論觀點， 形成了系統的解釋體系和解決方案。 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之後， 為世界各民族、各國家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為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特別是勞動群眾和被壓迫民族自身的解放與獨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和思想支持，其科學性和革命性在世界各地不斷被證明。所以，植根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把握和運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及其科學性與進步性統一的基礎性條件和邏輯。當下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也應該直面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的基本問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只有這樣，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才會符合人類社會運動規律，才會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正如習近平談到理論創新時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不僅僅在於它立足過去、當下已有靜態的歷史事實和社會實踐，更在於其能夠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通過人類社會運動規律方向的研判，提出超前性理論框架和解決方案，人類歷史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保持其科學性和革命性的最基本前提。馬克思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恩格斯寫道：“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開放動態的理論，它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新形勢開放，它更對人類社會實踐的新經驗開放。19世紀以資本原始積累為基本特徵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以工人運動為核心的人類社會實踐，造就了以批判資本主義和指導工人運動為基本內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20世紀以壟斷和國家資本主義為基本特徵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形成了以列寧的國家、革命理論為主要內容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21世紀的新形勢下，以和平發展為主要特徵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以科技創新和社會治理為主要方式的人類社會實踐呈現出越來強烈的加速趨勢。傑瑞米·裡夫金預言：“與此同時，一種改變生活方式的新型經濟體制應運而生，它就是‘協同共用’（Collaborative Commons）”。凱文·凱利認為：“網路是21世紀的圖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特徵和新趨勢，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內容體系的凝煉，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表達話語的建構，提供了最基本事實材料。新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面對和把握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和人類社會實踐的基本經驗基礎上，提出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命題，並在這一命題下進行理論思考和行動實踐。
（二）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歷史邏輯
作為科學性與革命性相統一，行動實踐與思維認知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除了隨著外部歷史條件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之外，這一理論還具有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與路徑。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歷三個世紀的自我演進，無論其內容本質還是表達方式都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強勁的，自身發展的內在路徑軌跡是清晰的。
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最主要內在動力是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趨近的內在差異和張力。這種差異和張力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創新發展道路上永不停止。與其他社會科學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沒有把自身的理論看成終極絕對真理，而只是將自身的每一次理論發現都看成是向終極真理前進的重要環節，任何一個階段性真理都是相對的。這種相對性就是不完整性，不完整就要向完整方向發展前進，就要在理論認識和實踐行動上繼續探索。正是這種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趨近的非平穩性，促使了馬克思主義者在三個世紀中，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觀點，不斷調整自身的實踐方案，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在結構上不斷完善，外在功能上不斷增強。
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內在路徑是穩定與變化的辯證統一。所謂穩定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基本原理的一貫正確性，所謂變化就是某些具體結論和觀點的階段適用性。基本原理需要穩定堅持，具體結論和觀點需要變革創新。例如，無論歷史現象怎麼複雜多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實踐決定理論，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基本的規律不會變。所以何種歷史現象，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運動的曲折，最終都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框架下去解釋。“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雖然在某個短期或者局部的歷史時空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力和指導作用有所下降甚至失靈，但這只是人們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條件約束或者主觀因素故意。如在20世紀末期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變更為主要特徵的歷史事件，被西方學者稱之為“歷史的終結”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失效，當時確實影響了一部分人，無論是中國的還是世界上的。懷疑、責難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成為一種理論的時尚，但歷史時空稍微延長和放寬，這一思潮的尷尬和窘境就自動暴露出來，歷史終結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面前顯得如此蒼白。正如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福山自己後來所說：“當我們去觀察廣泛的歷史潮流時，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發展牽著鼻子走。持久的政治體制的標誌是它的長期穩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裡的表現”。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堅持，也需要變革和創新。
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動力和路徑，決定了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起點和創新軌跡：任何創新都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原點上的充實、完善和提高，任何拋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框架而“另起爐灶”的意圖和行動，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在實踐上也是要失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以來，形色形色的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理論體系和學術流派很多，有的在一些特定歷史階段還有較大的影響。但這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理論流派與社會思潮，都沒有真正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之中，也沒有為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做出貢獻，而在歷史的腳步聲中，不斷自我弱化甚至消亡。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理框架和行動準則，以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目的，最後走上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邪路。蘇聯的解體是以“新思維”名目開始的，戈巴契夫說：“要改造經濟機制，首先得改變思想，拋棄老一套的思維和實踐模式”。這裡所說的“思維與實踐模式”不是一般的觀點或者具體方法，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經驗教訓，在今天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進程中，需要嚴肅對待和認真吸取的。
（三）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運用不到100年，比在西方社會少了近百年的理論傳播和實踐行動歷程。然而，就是在這不長的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卻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了很多中國的元素，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革命性和實踐性更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豐富多樣性色彩更加明顯。如在革命道路理論上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在建立公有制理論中的和平改造理論，在經濟理論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理論。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先進分子建立了自己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初步勝利，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體現出三個方面的特徵：
首先是強烈的問題意識。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就是由解決現實問題的迫切性所推動的。當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用盡了西方各種理論武器，仍然無法解決中國問題之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理論。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就被介紹到中國來，但並未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和革命者的興趣，因為當時的理論熱點集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武器上。毛澤東說：“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不過以前在中國並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失敗，中國知識份子在理論上走投無路之時，才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嘗試選擇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問題。剛一初步傳播，就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外交失敗問題，知識份子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發動勞動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結果取得了五四運動的勝利。從此以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總是在面對一個又一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問題面前，顯示出其巨大的威力。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面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史。當然，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並不是簡單地將理論轉化為解決方案，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的過程，而是在把握問題的實質，然後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中國化的二次創造，形成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案後才得以實現的。毛澤東強調 “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卻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
其次是明確的實踐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實踐的，這種實踐性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則表現得更加突出，成為理論發展的一種實踐導向。這是由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而決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首要功能所決定的。相對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主要不是一種理論研究的工具，不是知識份子在學院和書齋中進行學術思辨和理論建構的對象和依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主要功能是指導和引領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實踐。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運用伊始，就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實踐的發展，也就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實踐導向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自身的實踐，並在實踐中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際，李大釗、陳獨秀就將其與工人運動的相結合，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興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也就是在實踐中發現，中國工人力量與反動勢力的對比懸殊，僅僅依靠工人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很難取得勝利的，必須先團結和聯合一切進步的勢力進行民主革命，實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第一次創新——中國革命兩步走的理論觀點。二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廣大群眾實踐經驗的概括和提升，將其上升為理論形態，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萌芽性質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新中國成立後農民群眾在實踐中的一種創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這一實踐經驗上升為黨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實踐，並加以提煉總結，進而在農村實踐的基礎上，再運用到城市的國有企業中進行實踐，然後在國有企業廣大幹部職工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概括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鄧小平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再次是有效的糾錯機制。馬克思主義是基於人類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理論一般，它與中國社會革命的實踐個別，既存在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但又有一定的差異性。所以，要將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運用於中國實踐，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就必然要求有一個理論轉化和創造的過程。這一過程非常艱巨複雜，其困難程度不亞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本身，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和高超的實踐智慧。更重要的是，在這一轉換和創造過程中，出現錯誤和挫折是可能的，必然會有一個試錯過程。為了能夠發現錯誤之後，立即停止錯誤的理論轉換和實踐探索，就必須有一種自我調整和糾正的糾錯機制，而不至於在錯誤理論框架下和實踐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導致徹底失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道路上，逐漸形成和完善了一套較為有效的糾錯機制。毛澤東說：“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糾錯機制的思想基礎是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特有的思想方法共識，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基本約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的基本遵循。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經過實踐檢驗，無論理論上看起來多麼正確，也無論理論的主張者多麼權威，只要在實踐面前經不起檢驗，給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帶來損害，那麼這樣的理論就是錯誤的，就必須糾正。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在出現重大理論失誤導致實踐損失之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能夠在實事求是的共識原則下，進行反思和調整，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陳獨秀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和權威，但當他的理論對中國革命實踐產生極大危害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糾錯機制就產生了作用，停止了其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地位，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回到了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的正確軌道上來。糾錯機制的操作原則是有錯必糾，避免矯枉過正。從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看，在有些國家地區，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進程中出現一些局部和階段性失誤的時候，也會進行糾正，但沒有形成有效的糾錯機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全盤否定，矯枉過正，不僅僅是對錯誤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糾正，而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及其在實踐中正確經驗，都進行顛覆，從而危及馬克思主義在本土發展的基礎底線，最終導致馬克思主義在本土發展的徹底失敗。這在蘇聯、東歐的改革過程中，體現得特別突出。而在中國，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極左觀念和行為進行改革，由於有了有效的糾錯機制，只對錯誤的部分進行糾正，對正確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則繼續堅持。在強調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同時，強調要全面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
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探索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局部理論上的失誤和實踐上的挫折，也是可能的。但只要堅持和完善有效的糾錯機制，往往能夠在一些重要的時刻，果斷並恰當轉換理論思路，調整實踐方向，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化挑戰為機遇。
二、現實需要的時代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不僅僅來自於歷史選擇的自然延續，也不僅僅是這一理論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歷史選擇畢竟只是舊有時空條件下的社會主體主觀研判和客觀行動，並不意味著在當下新時空條件下，社會主體就一定必須繼續沿著歷史的選擇而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認識到：“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馬克思主義要在當下和未來繼續保持其科學性、革命性、先進性，需要結合當下的社會現實，把握時代主題，創新理論觀點，深化實踐探索。在今天，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在遵循歷史邏輯的同時，更加要遵循時代邏輯。
（一）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全球治理的時代邏輯
工業革命、市場經濟將民族歷史變成了世界歷史。馬克思指出:“不斷擴大商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其結果是“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代替了物質生產如此, 精神生產也是如此”。這種特徵在現代科學技術快速進步的支持下，變得更加明顯和深刻，以全球化形態表現出來的各民族之間利益普遍聯繫越來越緊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加深，中國主動融入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全球性問題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與品質。同時，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都會產生積極影響。吉登斯指出：“發生在遙遠地區的某種事件 ,無論其是否是經濟方面的,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更為迅速地對我們發生著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正是在這種狀態下，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既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問題，也要關注國際問題，要遵循全球治理的時代邏輯。
首先，要以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為全球治理時代邏輯的起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分化與對立的時代，在國際社會中，利益的矛盾衝突以非對稱的形態表現出來，那就是發達的資本帝國主義對落後的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掠奪，造成了國際社會秩序的嚴重失衡，違背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道義原則。因此，經典作家提出以革命和戰爭的手段來改變這種秩序的失衡。這是符合當時國際社會實際情況的，也是一種正確的全球治理理論。但在今天新的國際形勢下，需要一種以合作和共贏為基本理念的理論框架和解決方案，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並向國際社會表達了這種理念。習近平特別強調：“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如果說，在19世紀、20世紀的國際社會，還由於國家與國家之間非對稱利益格局，而使一部分國家能夠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損害其他國家利益基礎之上的話，在今天熱戰與冷戰都已經結束，國際社會的利益關係已經深度融合糾纏，已經出現利益對稱的苗頭，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將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其他國家利益損害的基礎之上，其他國家的利益損害最終還會以各種形式損害到自身的利益，全球已經進入一榮俱榮、一損俱的階段。如非洲國家的長期貧窮而導致的病毒、瘟疫必然給全球每個國家帶來經濟上、精神上的損害。正如習近平所指出：“這個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
其次，應該重點關注全球治理的主體建構和技術創新。面對21世紀的全球治理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應該在一種全新的理念下，重點在理論上思考，在實踐上宣導和引領。“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正式的制度和組織 ——國家機構、 政府間合作等——制定 (或不制定)和維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規則和規範,而且意味著所有的其他組織和壓力團體——從多國公司、跨國社會運動到眾多的非政府組織——都追求對跨國規則和權威體系產生影響的目標和物件”。毋庸諱言，當今國際社會的全球治理技術體系是落後於時代要求的，很多技術手段和操作工具還停留在非對稱國際關係的框架下，其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效率都存在很多不適應性。例如管控和解決利益分歧、矛盾的技術手段還主要依靠武力為基礎的博弈，而沒有形成更加低成本和有效的解決機制。這種機制應該包括：“包括用以調節國際關係和規範國際秩序的所有跨國性的原則、規範、標準、政策、協定、程式”。從20世紀末以來的幾場局部戰爭，已經充分證明其解決問題效果的極度有限性。但現在仍然還沒有一種更加有效的理論框架和操作手段來替代。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和戰爭理論的基礎上，創新國際爭端與利益衝突解決理論的框架與操作手段，發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社會主義實踐的時代邏輯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基礎，19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實踐經歷了複雜而曲折的歷程，既有偉大勝利和成功的正面經驗，也有嚴重挫折和失敗的負面教訓。在21世紀的今天，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都站在了新的時代基點上，充滿著發展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能不能把握機遇，應對挑戰，關鍵在於居於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否適應當今社會實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因此，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該遵循當今社會主義發展的時代特徵與實踐邏輯。
首先，要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存在與發展的內在本質及運行規律的理論闡識與表達。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是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正確總結和概括基礎之上的，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原則規定和方向的引領是科學而正確的，但關於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理論觀點和操作手段，會因為歷史的變化而失去其合理性，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他們能夠對今天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進行精准的預測，從而準確地界定21世紀社會主義的具體內容。這些問題，只能依靠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去面對和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就是一個首要問題，經典作家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一些界定，在今天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不能回避這樣的重大理論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
經典作家基於19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徵與趨勢，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體制、機制的一般性特徵與表現。這些基本的原則規定大部分仍然是正確的，需要遵循和堅守。但也有一些規定與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與趨勢產生了較大的差異，需要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重新探索和思考，並概括和提煉出具有時代特徵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徵及其表現形式。如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經典作家提出了全民所有（國有）的形式，蘇聯實踐發展成為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探索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新模式。21世紀的今天，資本流動的方式、產權交易的平臺、收益獲得的路徑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經濟主體之間關係日益複雜，公有制已經需要突破現有的三種實現方式，而向更加多元豐富的表現形式上發展。經濟學家提出：“在體制轉型中，產權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線；在發輾轉型中，產權界定和產權清晰是動力源泉”。
（三）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中國現實問題解決的時代邏輯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 社會發展一般 規律的世界歷史理論，世界歷史是由相互聯繫的國家和民族 歷史組成的。如果說經典作家在創立馬克思主義時，特別關注資本國際化及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共同問題的話，那麼，當今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更加關心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與國家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與個別性問題。因為，經典作家們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較少，而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卻日益凸顯出來。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如果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不與本民族的現實問題對接，為現實問題解決提供解決方案的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就無法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點有著深切的體悟。正如鄧小平所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所謂管用就是能夠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的現實問題，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邏輯就在於此，
首先，創新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現代政治體系在中國的建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經過探索，已經初步建立起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經濟體系，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馬克思主義語境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系還在思考與探索之中，由於這一問題的複雜性、敏感性，其探索過程要比經濟體系複雜困難得多。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現代政治體系的建構越來越迫切，“在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繼續保證社會和政治長期穩定，是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從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出發，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政治體系構建應該把握三個方面要素，符合三個方面的特徵：一是必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框架下的，如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其理論基礎上脆弱的，其現實後果也是嚴重的；二必須是立足於中國政治基礎的，無論是政治理念還是運作框架，都只能在現行政治基礎上的改良和修正，顛覆性變動的路徑是行不通的；三是必須應對現代政治發展的趨勢與特徵，21世紀的政治理論與實際運作，都出現了很多新特徵，中國政治體系的建構，必須能夠應對這些潮流和特徵，如果忽略現代國際政治的潮流和趨勢，將使中國政治體系陷入孤立與隔絕的狀態，其理論基礎的堅實性和運作結果的有效性都受到影響。按照這三個原則，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理論上回答，從實踐上解決三個重大問題：政黨政治與協商民主的相容問題；公權產生的合法性及其監督的有效問題，政治參與的通暢性與有序性問題。
其次，創新馬克思主義語境下效率與公平的雙重實現。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基礎上產生的，經典作家設想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建立在這一物質條件之上的。經典作家對於在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社會總財富增加前提下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問題關注較多，對於發展本身討論得較少。然而。這兩個問題在中國特別是當代中國，顯得同樣重要，並且相互糾纏和影響。中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發展的道路還十分漫長，所以，如何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加快發展，是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理論上深化認識，從實踐上完善方案的重大問題。在中國發展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的同時，公正問題已經尖銳地暴露出來。在西方社會，這兩個問題在時空上是有所分離而分別解決的。當代世界關於公平的理論認識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已經從一般的收入與財富平等擴展到權利與自由、機會與能力的平等。羅爾斯寫道。現代社會公正的標誌體現在社會物品的獲得上，“這些基本的社會物品在廣泛的意義上說就是權利和自由、機會和權力、收入和財富”。阿瑪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社會真正的公正是能力與方法的複合公正”。在21世紀的中國，這兩大問題時間上的重合與空間上的疊加，其理論建構的複雜性與現實解決的艱巨性，對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智慧和實踐勇氣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三、本土融入的文化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傳播、運用的時候，必然要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元素，體現出本土化的文化特徵，否則就很難民眾所接受。從這個意義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土文化融入，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要前提。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要實現大眾化，與中國民族文化的深度融會，顯得更為重要。
（一）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中外融會的文化邏輯
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確立與中國民族文化的相互關係，建立自身在民族本土文化中的合法地位問題。在傳播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批判和解構自身文化，降低本土文化的作用與地位，從而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傳播大眾提供文化空間。陳獨秀認為，儒家倫理學說是“孔教之特色”“中國獨有之文明”，必須對這文化進行徹底清除之後，域外先進文化才能進入，“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之後，才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真正傳播，其原理也就在於此。然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很快就發現，這種絕對貶低自身民族文化，為馬克思主義騰挪空間的做法，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傳播規律，更有悖於中國民眾的心理習慣，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眾化提供可持續的支援。毛澤東在肯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歷史功績之後，對於其中的絕對否定民族文化的傾向提出了批評：“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了一種試圖將二者融會的探索，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種文化交融激蕩的過程中，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並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先進文化相融合，仍然是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文化邏輯：
其一，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主輔共生的結構模式。所謂當代中國文化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創造過程及其成果，其核心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核心的文化體系，必然要居於核心地位；所謂域外先進文化就是一切其他國家和地區創造的先進文化成果。這既是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必要素材，同時也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參照。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係，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這種中外結合、相互補充與支撐的文化結構，是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習近平強調：“中華文明經歷了500 0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
其二，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體用協進的功能模式。關於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的功能關係，自19世紀以來就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所思考的問題，體用之爭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初步解決了這一問題，主張並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的中外文化借鑒與吸收的功能模式。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這種理念與模式應該繼續堅持。但在今天的新形勢下，還要站在更高的視角上，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之間的功能關係。在今天中外文化深度交融和激蕩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歷史階段，不能再簡單地以體用功能來看待和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的關係，而應該從具體問題領域來區分看待中外文化的不同功能，在有些問題領域，例如政治文化、道德規範上，當代中國文化當然要發揮主導作用；但在有些問題領域，域外先進文化也會發揮主導作用，如在科技文化、產業文化等問題領域，域外文化的功能更強一些。正是在這一理念下，習近平宣導新的中外文化關係模式，即“要瞭解各種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進程中，應該體現中外文化體用協同轉換的功能模式。也就是在不同的問題領域中國文化的體用功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轉換，而不再固化體用主次的功能模式。
（二）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推陳出新的文化邏輯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雖然在近代社會發展進程中，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不適應性顯示出來，一定程度上妨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實現。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問題，任何前現代的傳統文化都不可能對社會現代化發揮直接的指導作用，必須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梳理和轉換，以挖掘其中具有超越歷史階段的文化現代性，方能對現代社會產生積極意義。現代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對中世紀神學文化的批判基礎之上的，但這種批判並不是全盤否定，完全拋棄，而是有一個文化（藝）復興的重要環節，復興就是對傳統文化的梳理、改造和繼承。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缺少了這樣一個重要環節。五四新文化運動只完成了批判的任務，沒有完成轉換從而也就不可能完成繼承的任務。因此，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是斷裂的。這是導致當今中國文化結構不全，功能不強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必須先要有一個民族文化的復興，這種復興不是內容上的簡單重複，更不是形式上的機械照搬，而是批判、轉換、繼承三個程式的整體完成。沒有傳統文化的復興，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復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重要問題，習近平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必須遵循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邏輯。這一邏輯從兩個維度上體現出來：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主體和內核，民族傳 統文化要實現 結構上的轉換和功能上的重生，就必須融會於這一主體和內核之上，任何游離于主體的文化因素，其功能必然得不到應有的發揮。從內容及其功能上看，二者的融會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實現的，因為它們有著共同或者相通的價值取向。如系統的自然觀、公平正義的價值觀、集體取向的社會觀，等等。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雖然在歐洲產生，但社會主義實踐在中國取得初步成功，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二者之間的內在融通性。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如何更好地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融通，是一個重要的理論任務和實踐課題。
二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無論是在理論上與馬克思主義的融會，還是在實踐上發揮引領作用，民族傳統文化都不可能直接套用，必須進行分析和梳理，挖掘其中的現代意義與價值。意義與價值有的是傳統文化的文本固有，但大部分還必須進行建構和賦予。只有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的闡釋，意義賦予和價值再現的目的才可能完成。中國傳統文化內容非常駁雜、體系也非常龐大，其觀點也是線多面廣，觀點之間有的是相互對立甚至矛盾的。如孔子是一個皇權主義者，對於等級秩序非常執著，但他有時也表現出民本主義的傾向，說過諸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類的話語。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過程中，要注重對駁雜的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分析與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是有一定經驗的。有外國學者觀察到：“中國共產主義既可以贊同對歷史遺產之內容的拒斥，而同時又能要求繼承傳統。抽象的中國傳統必須廢棄，而具體的中國傳統的存在則應予以讚揚”。在建構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在將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進行融會的時候，就必須對傳統經典文本進行現代意義的解讀和闡釋，賦予傳統文本以當代意義和價值，只有在當代意義和價值下，民族傳統文化才能與馬克思主義在同等的平臺上進行融會，為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提供思想源泉。
三、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民族話語表達的文化邏輯
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不僅要在內容上深入研究和實踐，形成具有自身內在本質的理論概念、範疇和體系，同時也需要在表達方式深入研究和實踐，形成具有中國氣派和時代特徵的話語表達體系。話語體系與表達範式的建構，需要多方面的原料和素材。民族傳統文化的話語結構與表達範式，是其中重要的源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已經證明，只有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用中國社會所能夠接受和理解的話語表達出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大眾化的目標才能實現。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科學原理，用中國民族傳統話語“實事求是”表達出來，言簡意賅，內涵豐富，推動了社會大眾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解，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傳統話語表達的典範。在當下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如何將深刻的理論內容與民族文化的表達範式結合起來，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一是要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民族文化話語體系的內在同一性和外在連線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建立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當代文化又是與傳統話語體系密切聯繫的，從範式結構和表達習慣上，就需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進行民族話語的轉換，同時又要將民族話語進行時代與科學的轉換，只有在二者相向轉換的過程中，才會實現對接。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是以西方話語結構和表達範式來傳播的，要在中國進行廣泛傳播，還要與社會大眾化的思維方式、表達習慣相結合。中國傳統話語結構與表達方式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學、非現代的要素和特徵，還很難準確表達和傳播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觀點，也需要進行科學與現代重構，以承載時代和科學的理論內容。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現代中國與現代西方之間的對話過程中，它的詞彙豐富了，但中國文明則保持它的老樣子，仍然用它自己的語言來表達自己。”“西方給予中國的是改變了它的語言，而中國給予西方的是豐富了它的語言。”
二是要提高傳統話語的敘述力、解釋力和傳播力。一種語言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的競爭力、政治的操控力、科技的發展力密切相關，因而，語言觸角的全球延伸和影響力的廣泛輻射，其實既是國家實力的外現，也是國家利益的國際拓展。2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既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要將這一理論體系包含的觀點和故事敘述出來、傳播出去，需要很強的話語敘述力和傳播力。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話語敘述力和傳播應該說是比較強的，但要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在漢語還是國際社會“小語種”的時候，承載敘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觀點的功能，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還需要將傳統話語體系與國際社會的表達習慣進行適當的對接，重點是要增強民族傳統話語的邊界清晰性，強化傳統文化話語體系現代表達的定量特徵，減少模糊性與強調意會的非確定性。
總之，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理論建設和創新的重要任務，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中做深入細緻的工作，根據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本質規律和內在邏輯，在中國人民廣泛實踐的基礎之上，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提煉和概括出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的觀點，用具有中國氣派和民族特色的話語體系與表達範式呈現出來，傳播出去。
為世界各民族、各國家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為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特別是勞動群眾和被壓迫民族自身的解放與獨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和思想支持，其科學性和革命性在世界各地不斷被證明。所以，植根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把握和運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及其科學性與進步性統一的基礎性條件和邏輯。當下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也應該直面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的基本問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只有這樣，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才會符合人類社會運動規律，才會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正如習近平談到理論創新時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不僅僅在於它立足過去、當下已有靜態的歷史事實和社會實踐，更在於其能夠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通過人類社會運動規律方向的研判，提出超前性理論框架和解決方案，人類歷史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保持其科學性和革命性的最基本前提。馬克思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恩格斯寫道：“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開放動態的理論，它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新形勢開放，它更對人類社會實踐的新經驗開放。19世紀以資本原始積累為基本特徵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以工人運動為核心的人類社會實踐，造就了以批判資本主義和指導工人運動為基本內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20世紀以壟斷和國家資本主義為基本特徵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形成了以列寧的國家、革命理論為主要內容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21世紀的新形勢下，以和平發展為主要特徵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以科技創新和社會治理為主要方式的人類社會實踐呈現出越來強烈的加速趨勢。傑瑞米·裡夫金預言：“與此同時，一種改變生活方式的新型經濟體制應運而生，它就是‘協同共用’（Collaborative Commons）”。凱文·凱利認為：“網路是21世紀的圖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特徵和新趨勢，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內容體系的凝煉，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表達話語的建構，提供了最基本事實材料。新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面對和把握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和人類社會實踐的基本經驗基礎上，提出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命題，並在這一命題下進行理論思考和行動實踐。
（二）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歷史邏輯
作為科學性與革命性相統一，行動實踐與思維認知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除了隨著外部歷史條件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之外，這一理論還具有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與路徑。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歷三個世紀的自我演進，無論其內容本質還是表達方式都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強勁的，自身發展的內在路徑軌跡是清晰的。
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最主要內在動力是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趨近的內在差異和張力。這種差異和張力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創新發展道路上永不停止。與其他社會科學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沒有把自身的理論看成終極絕對真理，而只是將自身的每一次理論發現都看成是向終極真理前進的重要環節，任何一個階段性真理都是相對的。這種相對性就是不完整性，不完整就要向完整方向發展前進，就要在理論認識和實踐行動上繼續探索。正是這種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趨近的非平穩性，促使了馬克思主義者在三個世紀中，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觀點，不斷調整自身的實踐方案，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在結構上不斷完善，外在功能上不斷增強。
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內在路徑是穩定與變化的辯證統一。所謂穩定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基本原理的一貫正確性，所謂變化就是某些具體結論和觀點的階段適用性。基本原理需要穩定堅持，具體結論和觀點需要變革創新。例如，無論歷史現象怎麼複雜多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實踐決定理論，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基本的規律不會變。所以何種歷史現象，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運動的曲折，最終都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框架下去解釋。“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雖然在某個短期或者局部的歷史時空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力和指導作用有所下降甚至失靈，但這只是人們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條件約束或者主觀因素故意。如在20世紀末期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變更為主要特徵的歷史事件，被西方學者稱之為“歷史的終結”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失效，當時確實影響了一部分人，無論是中國的還是世界上的。懷疑、責難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成為一種理論的時尚，但歷史時空稍微延長和放寬，這一思潮的尷尬和窘境就自動暴露出來，歷史終結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面前顯得如此蒼白。正如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福山自己後來所說：“當我們去觀察廣泛的歷史潮流時，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發展牽著鼻子走。持久的政治體制的標誌是它的長期穩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裡的表現”。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堅持，也需要變革和創新。
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動力和路徑，決定了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起點和創新軌跡：任何創新都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原點上的充實、完善和提高，任何拋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框架而“另起爐灶”的意圖和行動，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在實踐上也是要失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以來，形色形色的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理論體系和學術流派很多，有的在一些特定歷史階段還有較大的影響。但這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理論流派與社會思潮，都沒有真正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之中，也沒有為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做出貢獻，而在歷史的腳步聲中，不斷自我弱化甚至消亡。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理框架和行動準則，以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目的，最後走上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邪路。蘇聯的解體是以“新思維”名目開始的，戈巴契夫說：“要改造經濟機制，首先得改變思想，拋棄老一套的思維和實踐模式”。這裡所說的“思維與實踐模式”不是一般的觀點或者具體方法，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經驗教訓，在今天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進程中，需要嚴肅對待和認真吸取的。
（三）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運用不到100年，比在西方社會少了近百年的理論傳播和實踐行動歷程。然而，就是在這不長的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卻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了很多中國的元素，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革命性和實踐性更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豐富多樣性色彩更加明顯。如在革命道路理論上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在建立公有制理論中的和平改造理論，在經濟理論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理論。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先進分子建立了自己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初步勝利，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體現出三個方面的特徵：
首先是強烈的問題意識。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就是由解決現實問題的迫切性所推動的。當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用盡了西方各種理論武器，仍然無法解決中國問題之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理論。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就被介紹到中國來，但並未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和革命者的興趣，因為當時的理論熱點集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武器上。毛澤東說：“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不過以前在中國並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失敗，中國知識份子在理論上走投無路之時，才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嘗試選擇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問題。剛一初步傳播，就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外交失敗問題，知識份子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發動勞動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結果取得了五四運動的勝利。從此以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總是在面對一個又一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問題面前，顯示出其巨大的威力。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面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史。當然，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並不是簡單地將理論轉化為解決方案，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的過程，而是在把握問題的實質，然後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中國化的二次創造，形成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案後才得以實現的。毛澤東強調 “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卻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
其次是明確的實踐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實踐的，這種實踐性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則表現得更加突出，成為理論發展的一種實踐導向。這是由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而決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首要功能所決定的。相對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主要不是一種理論研究的工具，不是知識份子在學院和書齋中進行學術思辨和理論建構的對象和依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主要功能是指導和引領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實踐。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運用伊始，就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實踐的發展，也就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實踐導向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自身的實踐，並在實踐中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際，李大釗、陳獨秀就將其與工人運動的相結合，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興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也就是在實踐中發現，中國工人力量與反動勢力的對比懸殊，僅僅依靠工人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很難取得勝利的，必須先團結和聯合一切進步的勢力進行民主革命，實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第一次創新——中國革命兩步走的理論觀點。二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廣大群眾實踐經驗的概括和提升，將其上升為理論形態，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萌芽性質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新中國成立後農民群眾在實踐中的一種創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這一實踐經驗上升為黨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實踐，並加以提煉總結，進而在農村實踐的基礎上，再運用到城市的國有企業中進行實踐，然後在國有企業廣大幹部職工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概括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鄧小平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再次是有效的糾錯機制。馬克思主義是基於人類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理論一般，它與中國社會革命的實踐個別，既存在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但又有一定的差異性。所以，要將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運用於中國實踐，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就必然要求有一個理論轉化和創造的過程。這一過程非常艱巨複雜，其困難程度不亞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本身，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和高超的實踐智慧。更重要的是，在這一轉換和創造過程中，出現錯誤和挫折是可能的，必然會有一個試錯過程。為了能夠發現錯誤之後，立即停止錯誤的理論轉換和實踐探索，就必須有一種自我調整和糾正的糾錯機制，而不至於在錯誤理論框架下和實踐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導致徹底失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道路上，逐漸形成和完善了一套較為有效的糾錯機制。毛澤東說：“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糾錯機制的思想基礎是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特有的思想方法共識，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基本約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的基本遵循。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經過實踐檢驗，無論理論上看起來多麼正確，也無論理論的主張者多麼權威，只要在實踐面前經不起檢驗，給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帶來損害，那麼這樣的理論就是錯誤的，就必須糾正。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在出現重大理論失誤導致實踐損失之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能夠在實事求是的共識原則下，進行反思和調整，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陳獨秀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和權威，但當他的理論對中國革命實踐產生極大危害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糾錯機制就產生了作用，停止了其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地位，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回到了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的正確軌道上來。糾錯機制的操作原則是有錯必糾，避免矯枉過正。從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看，在有些國家地區，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進程中出現一些局部和階段性失誤的時候，也會進行糾正，但沒有形成有效的糾錯機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全盤否定，矯枉過正，不僅僅是對錯誤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糾正，而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及其在實踐中正確經驗，都進行顛覆，從而危及馬克思主義在本土發展的基礎底線，最終導致馬克思主義在本土發展的徹底失敗。這在蘇聯、東歐的改革過程中，體現得特別突出。而在中國，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極左觀念和行為進行改革，由於有了有效的糾錯機制，只對錯誤的部分進行糾正，對正確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則繼續堅持。在強調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同時，強調要全面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
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探索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局部理論上的失誤和實踐上的挫折，也是可能的。但只要堅持和完善有效的糾錯機制，往往能夠在一些重要的時刻，果斷並恰當轉換理論思路，調整實踐方向，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化挑戰為機遇。
二、現實需要的時代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不僅僅來自於歷史選擇的自然延續，也不僅僅是這一理論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歷史選擇畢竟只是舊有時空條件下的社會主體主觀研判和客觀行動，並不意味著在當下新時空條件下，社會主體就一定必須繼續沿著歷史的選擇而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認識到：“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馬克思主義要在當下和未來繼續保持其科學性、革命性、先進性，需要結合當下的社會現實，把握時代主題，創新理論觀點，深化實踐探索。在今天，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在遵循歷史邏輯的同時，更加要遵循時代邏輯。
（一）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全球治理的時代邏輯
工業革命、市場經濟將民族歷史變成了世界歷史。馬克思指出:“不斷擴大商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其結果是“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代替了物質生產如此, 精神生產也是如此”。這種特徵在現代科學技術快速進步的支持下，變得更加明顯和深刻，以全球化形態表現出來的各民族之間利益普遍聯繫越來越緊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加深，中國主動融入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全球性問題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與品質。同時，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都會產生積極影響。吉登斯指出：“發生在遙遠地區的某種事件 ,無論其是否是經濟方面的,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更為迅速地對我們發生著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正是在這種狀態下，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既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問題，也要關注國際問題，要遵循全球治理的時代邏輯。
首先，要以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為全球治理時代邏輯的起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分化與對立的時代，在國際社會中，利益的矛盾衝突以非對稱的形態表現出來，那就是發達的資本帝國主義對落後的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掠奪，造成了國際社會秩序的嚴重失衡，違背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道義原則。因此，經典作家提出以革命和戰爭的手段來改變這種秩序的失衡。這是符合當時國際社會實際情況的，也是一種正確的全球治理理論。但在今天新的國際形勢下，需要一種以合作和共贏為基本理念的理論框架和解決方案，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並向國際社會表達了這種理念。習近平特別強調：“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如果說，在19世紀、20世紀的國際社會，還由於國家與國家之間非對稱利益格局，而使一部分國家能夠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損害其他國家利益基礎之上的話，在今天熱戰與冷戰都已經結束，國際社會的利益關係已經深度融合糾纏，已經出現利益對稱的苗頭，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將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其他國家利益損害的基礎之上，其他國家的利益損害最終還會以各種形式損害到自身的利益，全球已經進入一榮俱榮、一損俱的階段。如非洲國家的長期貧窮而導致的病毒、瘟疫必然給全球每個國家帶來經濟上、精神上的損害。正如習近平所指出：“這個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
其次，應該重點關注全球治理的主體建構和技術創新。面對21世紀的全球治理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應該在一種全新的理念下，重點在理論上思考，在實踐上宣導和引領。“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正式的制度和組織 ——國家機構、 政府間合作等——制定 (或不制定)和維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規則和規範,而且意味著所有的其他組織和壓力團體——從多國公司、跨國社會運動到眾多的非政府組織——都追求對跨國規則和權威體系產生影響的目標和物件”。毋庸諱言，當今國際社會的全球治理技術體系是落後於時代要求的，很多技術手段和操作工具還停留在非對稱國際關係的框架下，其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效率都存在很多不適應性。例如管控和解決利益分歧、矛盾的技術手段還主要依靠武力為基礎的博弈，而沒有形成更加低成本和有效的解決機制。這種機制應該包括：“包括用以調節國際關係和規範國際秩序的所有跨國性的原則、規範、標準、政策、協定、程式”。從20世紀末以來的幾場局部戰爭，已經充分證明其解決問題效果的極度有限性。但現在仍然還沒有一種更加有效的理論框架和操作手段來替代。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和戰爭理論的基礎上，創新國際爭端與利益衝突解決理論的框架與操作手段，發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社會主義實踐的時代邏輯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基礎，19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實踐經歷了複雜而曲折的歷程，既有偉大勝利和成功的正面經驗，也有嚴重挫折和失敗的負面教訓。在21世紀的今天，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都站在了新的時代基點上，充滿著發展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能不能把握機遇，應對挑戰，關鍵在於居於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否適應當今社會實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因此，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該遵循當今社會主義發展的時代特徵與實踐邏輯。
首先，要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存在與發展的內在本質及運行規律的理論闡識與表達。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是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正確總結和概括基礎之上的，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原則規定和方向的引領是科學而正確的，但關於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理論觀點和操作手段，會因為歷史的變化而失去其合理性，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他們能夠對今天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進行精准的預測，從而準確地界定21世紀社會主義的具體內容。這些問題，只能依靠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去面對和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就是一個首要問題，經典作家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一些界定，在今天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不能回避這樣的重大理論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
經典作家基於19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徵與趨勢，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體制、機制的一般性特徵與表現。這些基本的原則規定大部分仍然是正確的，需要遵循和堅守。但也有一些規定與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與趨勢產生了較大的差異，需要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重新探索和思考，並概括和提煉出具有時代特徵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徵及其表現形式。如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經典作家提出了全民所有（國有）的形式，蘇聯實踐發展成為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探索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新模式。21世紀的今天，資本流動的方式、產權交易的平臺、收益獲得的路徑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經濟主體之間關係日益複雜，公有制已經需要突破現有的三種實現方式，而向更加多元豐富的表現形式上發展。經濟學家提出：“在體制轉型中，產權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線；在發輾轉型中，產權界定和產權清晰是動力源泉”。
（三）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中國現實問題解決的時代邏輯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 社會發展一般 規律的世界歷史理論，世界歷史是由相互聯繫的國家和民族 歷史組成的。如果說經典作家在創立馬克思主義時，特別關注資本國際化及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共同問題的話，那麼，當今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更加關心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與國家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與個別性問題。因為，經典作家們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較少，而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卻日益凸顯出來。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如果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不與本民族的現實問題對接，為現實問題解決提供解決方案的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就無法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點有著深切的體悟。正如鄧小平所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所謂管用就是能夠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的現實問題，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邏輯就在於此，
首先，創新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現代政治體系在中國的建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經過探索，已經初步建立起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經濟體系，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馬克思主義語境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系還在思考與探索之中，由於這一問題的複雜性、敏感性，其探索過程要比經濟體系複雜困難得多。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現代政治體系的建構越來越迫切，“在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繼續保證社會和政治長期穩定，是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從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出發，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政治體系構建應該把握三個方面要素，符合三個方面的特徵：一是必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框架下的，如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其理論基礎上脆弱的，其現實後果也是嚴重的；二必須是立足於中國政治基礎的，無論是政治理念還是運作框架，都只能在現行政治基礎上的改良和修正，顛覆性變動的路徑是行不通的；三是必須應對現代政治發展的趨勢與特徵，21世紀的政治理論與實際運作，都出現了很多新特徵，中國政治體系的建構，必須能夠應對這些潮流和特徵，如果忽略現代國際政治的潮流和趨勢，將使中國政治體系陷入孤立與隔絕的狀態，其理論基礎的堅實性和運作結果的有效性都受到影響。按照這三個原則，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理論上回答，從實踐上解決三個重大問題：政黨政治與協商民主的相容問題；公權產生的合法性及其監督的有效問題，政治參與的通暢性與有序性問題。
其次，創新馬克思主義語境下效率與公平的雙重實現。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基礎上產生的，經典作家設想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建立在這一物質條件之上的。經典作家對於在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社會總財富增加前提下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問題關注較多，對於發展本身討論得較少。然而。這兩個問題在中國特別是當代中國，顯得同樣重要，並且相互糾纏和影響。中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發展的道路還十分漫長，所以，如何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加快發展，是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理論上深化認識，從實踐上完善方案的重大問題。在中國發展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的同時，公正問題已經尖銳地暴露出來。在西方社會，這兩個問題在時空上是有所分離而分別解決的。當代世界關於公平的理論認識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已經從一般的收入與財富平等擴展到權利與自由、機會與能力的平等。羅爾斯寫道。現代社會公正的標誌體現在社會物品的獲得上，“這些基本的社會物品在廣泛的意義上說就是權利和自由、機會和權力、收入和財富”。阿瑪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社會真正的公正是能力與方法的複合公正”。在21世紀的中國，這兩大問題時間上的重合與空間上的疊加，其理論建構的複雜性與現實解決的艱巨性，對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智慧和實踐勇氣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三、本土融入的文化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傳播、運用的時候，必然要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元素，體現出本土化的文化特徵，否則就很難民眾所接受。從這個意義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土文化融入，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必要前提。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要實現大眾化，與中國民族文化的深度融會，顯得更為重要。
（一）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中外融會的文化邏輯
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確立與中國民族文化的相互關係，建立自身在民族本土文化中的合法地位問題。在傳播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批判和解構自身文化，降低本土文化的作用與地位，從而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傳播大眾提供文化空間。陳獨秀認為，儒家倫理學說是“孔教之特色”“中國獨有之文明”，必須對這文化進行徹底清除之後，域外先進文化才能進入，“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之後，才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真正傳播，其原理也就在於此。然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很快就發現，這種絕對貶低自身民族文化，為馬克思主義騰挪空間的做法，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傳播規律，更有悖於中國民眾的心理習慣，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眾化提供可持續的支援。毛澤東在肯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歷史功績之後，對於其中的絕對否定民族文化的傾向提出了批評：“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了一種試圖將二者融會的探索，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種文化交融激蕩的過程中，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並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先進文化相融合，仍然是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文化邏輯：
其一，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主輔共生的結構模式。所謂當代中國文化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創造過程及其成果，其核心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核心的文化體系，必然要居於核心地位；所謂域外先進文化就是一切其他國家和地區創造的先進文化成果。這既是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必要素材，同時也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參照。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係，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這種中外結合、相互補充與支撐的文化結構，是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習近平強調：“中華文明經歷了500 0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
其二，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體用協進的功能模式。關於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的功能關係，自19世紀以來就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所思考的問題，體用之爭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初步解決了這一問題，主張並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的中外文化借鑒與吸收的功能模式。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這種理念與模式應該繼續堅持。但在今天的新形勢下，還要站在更高的視角上，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之間的功能關係。在今天中外文化深度交融和激蕩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歷史階段，不能再簡單地以體用功能來看待和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與域外先進文化的關係，而應該從具體問題領域來區分看待中外文化的不同功能，在有些問題領域，例如政治文化、道德規範上，當代中國文化當然要發揮主導作用；但在有些問題領域，域外先進文化也會發揮主導作用，如在科技文化、產業文化等問題領域，域外文化的功能更強一些。正是在這一理念下，習近平宣導新的中外文化關係模式，即“要瞭解各種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進程中，應該體現中外文化體用協同轉換的功能模式。也就是在不同的問題領域中國文化的體用功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轉換，而不再固化體用主次的功能模式。
（二）發展 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推陳出新的文化邏輯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雖然在近代社會發展進程中，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不適應性顯示出來，一定程度上妨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實現。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問題，任何前現代的傳統文化都不可能對社會現代化發揮直接的指導作用，必須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梳理和轉換，以挖掘其中具有超越歷史階段的文化現代性，方能對現代社會產生積極意義。現代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對中世紀神學文化的批判基礎之上的，但這種批判並不是全盤否定，完全拋棄，而是有一個文化（藝）復興的重要環節，復興就是對傳統文化的梳理、改造和繼承。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缺少了這樣一個重要環節。五四新文化運動只完成了批判的任務，沒有完成轉換從而也就不可能完成繼承的任務。因此，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是斷裂的。這是導致當今中國文化結構不全，功能不強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必須先要有一個民族文化的復興，這種復興不是內容上的簡單重複，更不是形式上的機械照搬，而是批判、轉換、繼承三個程式的整體完成。沒有傳統文化的復興，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復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重要問題，習近平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必須遵循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邏輯。這一邏輯從兩個維度上體現出來：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主體和內核，民族傳 統文化要實現 結構上的轉換和功能上的重生，就必須融會於這一主體和內核之上，任何游離于主體的文化因素，其功能必然得不到應有的發揮。從內容及其功能上看，二者的融會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實現的，因為它們有著共同或者相通的價值取向。如系統的自然觀、公平正義的價值觀、集體取向的社會觀，等等。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雖然在歐洲產生，但社會主義實踐在中國取得初步成功，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二者之間的內在融通性。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如何更好地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融通，是一個重要的理論任務和實踐課題。
二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無論是在理論上與馬克思主義的融會，還是在實踐上發揮引領作用，民族傳統文化都不可能直接套用，必須進行分析和梳理，挖掘其中的現代意義與價值。意義與價值有的是傳統文化的文本固有，但大部分還必須進行建構和賦予。只有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的闡釋，意義賦予和價值再現的目的才可能完成。中國傳統文化內容非常駁雜、體系也非常龐大，其觀點也是線多面廣，觀點之間有的是相互對立甚至矛盾的。如孔子是一個皇權主義者，對於等級秩序非常執著，但他有時也表現出民本主義的傾向，說過諸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類的話語。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過程中，要注重對駁雜的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分析與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是有一定經驗的。有外國學者觀察到：“中國共產主義既可以贊同對歷史遺產之內容的拒斥，而同時又能要求繼承傳統。抽象的中國傳統必須廢棄，而具體的中國傳統的存在則應予以讚揚”。在建構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在將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進行融會的時候，就必須對傳統經典文本進行現代意義的解讀和闡釋，賦予傳統文本以當代意義和價值，只有在當代意義和價值下，民族傳統文化才能與馬克思主義在同等的平臺上進行融會，為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提供思想源泉。
三、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應遵循民族話語表達的文化邏輯
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不僅要在內容上深入研究和實踐，形成具有自身內在本質的理論概念、範疇和體系，同時也需要在表達方式深入研究和實踐，形成具有中國氣派和時代特徵的話語表達體系。話語體系與表達範式的建構，需要多方面的原料和素材。民族傳統文化的話語結構與表達範式，是其中重要的源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已經證明，只有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用中國社會所能夠接受和理解的話語表達出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大眾化的目標才能實現。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科學原理，用中國民族傳統話語“實事求是”表達出來，言簡意賅，內涵豐富，推動了社會大眾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解，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傳統話語表達的典範。在當下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如何將深刻的理論內容與民族文化的表達範式結合起來，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一是要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民族文化話語體系的內在同一性和外在連線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建立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當代文化又是與傳統話語體系密切聯繫的，從範式結構和表達習慣上，就需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進行民族話語的轉換，同時又要將民族話語進行時代與科學的轉換，只有在二者相向轉換的過程中，才會實現對接。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是以西方話語結構和表達範式來傳播的，要在中國進行廣泛傳播，還要與社會大眾化的思維方式、表達習慣相結合。中國傳統話語結構與表達方式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學、非現代的要素和特徵，還很難準確表達和傳播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觀點，也需要進行科學與現代重構，以承載時代和科學的理論內容。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現代中國與現代西方之間的對話過程中，它的詞彙豐富了，但中國文明則保持它的老樣子，仍然用它自己的語言來表達自己。”“西方給予中國的是改變了它的語言，而中國給予西方的是豐富了它的語言。”
二是要提高傳統話語的敘述力、解釋力和傳播力。一種語言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的競爭力、政治的操控力、科技的發展力密切相關，因而，語言觸角的全球延伸和影響力的廣泛輻射，其實既是國家實力的外現，也是國家利益的國際拓展。2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既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要將這一理論體系包含的觀點和故事敘述出來、傳播出去，需要很強的話語敘述力和傳播力。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話語敘述力和傳播應該說是比較強的，但要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在漢語還是國際社會“小語種”的時候，承載敘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觀點的功能，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還需要將傳統話語體系與國際社會的表達習慣進行適當的對接，重點是要增強民族傳統話語的邊界清晰性，強化傳統文化話語體系現代表達的定量特徵，減少模糊性與強調意會的非確定性。
總之，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理論建設和創新的重要任務，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中做深入細緻的工作，根據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本質規律和內在邏輯，在中國人民廣泛實踐的基礎之上，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提煉和概括出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的觀點，用具有中國氣派和民族特色的話語體系與表達範式呈現出來，傳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