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以前， 文化戰爭打得正火， 托妮·莫里森算是其中的鋒線人物， 她致力於打破美國文學經典中的種族隔離。 在1988年的“坦納講座”（Tanner Lectures）及其文論集《在黑暗中彈奏》（Playing in the Dark）中， 她抨擊了文學經典成分過於單一的問題， 指出白人獨霸文壇的現象看似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 但其實是“有意為之”的。 她還指責， 某些學者在做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時候有“刻意剪裁”嫌疑， 無視了黑人的存在。 然而， 拓展大家對美國文學的既有觀念， 使其超出單純的白人男性範疇， 並不只是對非白人讀者有好處。 莫里森談到， 有關黑人性（blackness）的文學作品受到了白人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野蠻”劫持，
在新書《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中， 莫里森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上述主題。 她深入研究了美國文學中的各種思維及行為定式， 探討了這些定式如何在不經意間決定了“自己人”與“外人”的界限：一部分人得到接納， 另一部分則被視為“他者”。 早些時候， 她曾經撰文分析過諸如威廉·福克納以及恩斯特·海明威等現代主義作家的種族歧視傾向， 指出他們要麼把黑人角色非人化了， 要麼有意淡化了非黑人角色中可能蘊含著的“黑人性”。 莫里森觀察到， 這種把某部分人“開除”出人類行列的做法，
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討論背後， 莫里森的個人生活經歷構成了支點。 她回憶了自己的童年時期（1930年代）：來訪的曾祖母米利仙·麥克蒂爾（Millicent MacTeer）是個厲害角色， 也是個純種黑人。 麥克蒂爾打量了一下托妮和她的姐妹， 發現這兩位女孩的膚色偏白， 便斥責她們的臉是“被動過手腳”的。 膚色主義（colorism）這個詞原本指黑人看不起自己的黑皮膚且傾慕白人的取向， 不過， 從上面這件小事來看， 一切基於膚色來論斷人的做法其實都可以算在裡面。 “很明顯， ”莫里森寫道， “‘被動過手腳’的意思就是， 哪怕你還沒被打成外人， 也已經不那麼純粹了。 ”從小就遭到“被污染過， 不純粹”這種指責的莫里森發現：與基於膚色的自我仇視類似， 他者化的做法在家庭內部就已經有其源頭，
莫里森為讀者展示的這部“他者化”歷史， 代表著一種從多角度重新反思歷史的努力。 文學經典的去種族隔離化這一主題在《他者的起源》中沒少出現， 其次數比起《在黑暗中彈奏》而言是有所增加的。 由於莫里森多年以來的努力， 美國文學在尊重多元文化及種族多樣性方面有所進步， 如今已經很難再無視有色人種作家了。 莫里森自己也幾乎拿遍了作為一個小說家而言可能拿到的所有獎項：普利策小說獎， 諾貝爾文學獎， 總統自由勳章，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等等， 不一而足。 《他者的起源》整理自莫里森在哈佛大學開設的查理斯·艾略特·諾頓（Charles Elliot Norton）系列講座，
諾頓系列講座向來以閃爍著智慧光輝著稱， 莫里森因其性別、種族以及與美國相關的研究主題， 在其中顯得獨具一格。 該講座以前傾向於選擇來自歐洲的主題， 且較為推崇英國的學者。 直到2014年赫比·漢考克（Herbie Hancock）在那裡開了“爵士樂倫理學”（The Ethics of Jazz）之後， 諾頓講座才算是正式認可了源自美國文化以及黑人的智慧在人文學科中的地位。 莫里森的系列講座與專著乃是一項歷史性的成就， 它們見證了她所歸屬的那個傳統在美國思想史中的重要影響——這一傳統可追溯到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對白人性的批判， 年輕一代的代表則有塔-內西斯·科迪斯（Ta-Nehisi Coates）。
莫里森早年曾從兩個女奴——瑪麗·普林斯（Mary Prince）和哈瑞特·雅各（Harriet Jacobs）——的回憶錄中觀察到他者化的跡象， 二人都有遭受奴隸主的身體及精神虐待的記錄。1831年，普林斯的主人曾通過毆打來強化其等級權威；其回憶稱奴隸主“袖手旁觀，下命令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奴隸……吸著鼻煙，擺出一副閒庭信步的樣子。”三十年後，雅各則談到奴隸制如何使“白人父親殘忍且易怒；兒子則嗜暴而放蕩。”在奴隸制之下，他者化的過程是物理性的，其運作方式是單向的，即從奴隸主到奴隸。
莫里森換了個角度來提問，“這些人是誰？”——她關注的不是作為受害者的奴隸，而是作為加害者的奴隸主。“懲罰者基本上認為受罰者不是人……這才能產生鞭打者的快感。”通過視奴隸為“另類”，莫里森如此總結道，“體現了一種竭力想要證明自己正常的心態”。然而，奴隸主和奴隸總歸都有人性，這是奴隸主無論如何也否認不了的。從這一點來看，作為主奴關係核心環節的虐待行為，其實同時讓主奴雙方都喪失了人性。“他們看起來就像在怒吼‘我不是野獸！我不是野獸！’”但這當中沒有誰是贏家。
即便在動用物理性強力的情形下，那些視別人為他者的人也會訴諸一些語詞來進行自我描述。湯瑪斯·西索伍德（Thomas Thistlewood）是個英國種植園主，也是個強姦犯，1750年去了牙買加。此人詳細地把自己侵害女人的行為記錄了下來，其記錄內容包括他腦子裡計畫的施暴時間、地點、方式，甚至還包括房間大小。他還在用拉丁文寫成的日記裡提到了這些性侵行為。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就完全是另一個口吻，它講一個頗為美好的奴隸故事，以此來界定他者。斯托以優美的文筆描述了一座奴隸的小屋，莫里森接連用了“格外吸引人”，“很有教養”，“魅力無窮”以及“太棒了”這些表述來讚賞其文筆。在斯托筆下，一個白人孩子可以毫無恐懼地進入黑人的世界，但這種親切和藹的語言其實強化了把黑人住所視為他者的取向。
強調歸屬（belonging）和差異的做法均能造成他者化。一般來講，英語中用以表達“我們”與“他們”之間界限的各種代詞，大多會用到第一與第三人稱複數。“我們”表達了歸屬，而“他們”則造成他者化，否定了歸屬。用以表達噁心的負面語言，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是“他們”的人：黑代表著醜陋、不潔。莫里森指出，這種思路等於是給美國人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盡可能在各方面與“白人性”接近的人。擁有白人性使歸屬變得可能，缺乏這些特質則難以得到接納，顯人遜色一等，甚至不算個完整的人。上述特質的有無並非自然的或生物性的。原因其實在別的地方；其間的過程是逐步展開的。
弗蘭內利·奧康納（Flannery O'Conner）《人造黑鬼》（The Artificial Nigger）的故事背景是1950年代的喬治亞州，它表現出奴隸制終結以後他者化與歸屬的複雜交織。某一天，一個叫黑德的白人和孫子尼爾森一起去亞特蘭大遊玩。黑德是個窮苦的老男人，一心想把種族等級制的思想灌輸給尼爾森。他們在火車上碰到了一個衣著光鮮的黑人男子。尼爾森一開始說自己看到了“一個男人”。接著，在黑德的刻意追問下，他又改口說“一個胖男人……也很老”。這種回答當然是不對的。尼爾森對此有充分意識。黑德繼續糾正他說：“那是個黑鬼（nigger）。”在這種情形下，尼爾森就必然會經歷一個從忘掉這個“衣著光鮮的男人”並轉而視之為“黑鬼”的過程，或者說認識到這個男人是他者，而自己以及黑德才真正屬於這個社會。
由於種族因素在美國的他者化現象中影響到了所有人，而不僅僅是白人作家，“黑人性”對各種膚色的虛構小說作家來講，都算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莫里森透過《天堂》（Paradise）、《家園》（Home）以及短篇小說《宣敘》（Recitatif）講述了自己如何在工作中與膚色偏見作鬥爭的經歷。她表示“對我來講，為黑人撰寫不帶膚色偏見的作品困難而富有解放性。”非膚色主義文學不會讓種族身份來創造角色。角色可能會有種族身份——這在美國的生活經驗中畢竟難以忽視。但種族不應決定一個角色的行為、言說或外貌。
莫里森決心“折斷廉價種族主義的利牙，消滅並批判那些日常隨處可見的、容易喚起奴隸制記憶的膚色崇拜”。但這並不容易做到。與許多的編輯和讀者類似，《宣敘》的演員們也想要根據種族來區分角色——這是美國認同當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其中包含一些根植於奴隸制歷史以及某些可辨認的刻板印象的簡化概括。發明種族甄別乃是為了鎮壓，它泯滅了一個角色的個體獨特性，但那正是莫里森的才華的突出特點。
每當談到種族的時候，莫里森都在設法與那些對種族的刻板預期作鬥爭。《天堂》開篇就提到膚色——"他們首先射殺了那個白人女孩。"不過她從來不說那群遭到攻擊的女人裡具體誰是白人，也幾乎沒提供任何這方面的線索。（莫里森在《他者的起源》裡面披露說有不少讀者跟她談過自己的猜想，“但只有一個人猜對。”）接著，《天堂》便轉向了黑人膚色主義的純潔性訴求以及厭女傾向，而這些都是莫里森筆下角色使用過的、致命的他者化手段。在小說故事發生之前的一些日子裡，膚色主義就已經與階級問題一同出現了；1890年，一個建制派的黑人社群趕走了另一群剛被解放的黑人，理由是他們太窮、太黑。那群自由黑人只好自己建了座名叫Haven的小城（其後繼者則為Ruby），從那時起直到1970年代，建制派黑人一直為自己沒被玷污的黑人性而自豪。附近的一群女人為了從過去的不幸中解脫，便一起住進了一座老舊的修道院。Ruby城的男人對女人們的強烈仇恨源自於她們的種族異質性——完全沒有種族純潔性可言。但這不是仇恨滋生的惟一原因：在《天堂》當中，厭女傾向強化了這種仇恨並且導致了謀殺行為。
回想起《家園》這本書，莫里森承認自己有些不安。按她的說法，自己在這本書裡犯了個錯誤：根據編輯要求對其中的主角弗蘭克·蒙尼做了膚色編碼（color-coding，簡單來說就是以膚色給人論資排輩——譯者注）的處理。另一個稍小的疏漏則體現在：莫里森用了兩頁的篇幅來描述主角將要離開的那家醫院，但其後提到此人的種族身份時，口吻卻不太光明正大。讀者需要透過主角曾受過非洲衛理公會錫安教堂（AME Zion church）的救助這件事情來作出推測。在稍後一點的篇章中，讀者還要注意理解“沒法在公共汽車站落座”這句話的細微含義。假如莫里森在個體刻畫與種族歸類之間不幸倒向了後者——那會讓人設變得很蒼白，而且會助長種族主義思維——這樣的疏漏也許就大事化小了。所幸莫里森終其一身都在跟這些不好的習慣作鬥爭，無論在從事寫作還是擔任編輯時都是如此。
在莫里森供職于蘭登書屋的19年中，莫里森設法讓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及個人認同的人們都有一個被世人知曉的機會。譬如，她策劃出版了作家托妮·卡德·芭芭拉（Toni Cade Bambara）、學者兼社會活動家安琪拉·大衛斯（Angela Davis）以及運動員穆罕默德·阿裡（Muhammad Ali）的傳記。1974年，她出版了非虛構選集《黑人之書》（The Black Book），其內容彙編自米德爾頓·哈裡斯（Middleton A. Harris）的論集，該書主要探討黑人的歷史，哈里斯本人也參與了這本書的編選工作。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各種反映黑人生活的照片：軍裝筆挺的士兵，盛裝打扮去做禮拜的家庭，打字機和洗衣機的發明專利，還有早期的黑人影星，最後還涉及到面帶笑容地對黑人動私刑的白人。總之，《黑人之書》所提供的豐富材料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深入瞭解這群非洲人後裔的窗戶，使他們瞭解到黑人群體內部的多樣性，而這是打破種族隔離牢籠的重要一步。
莫里森另一部主要作品的靈感，則來自於她編選《黑人之書》時找到的一篇1856年的文章。這篇題為“訪一名殺掉自己孩子的奴隸母親”的文章記錄了一次訪談，主角是逃亡中的女奴瑪格麗特·迦納（Margaret Garner），她全家在俄亥俄州被捕，隨後她殺掉了自己最小的孩子。迦納的岳母並不怪罪她的殺嬰之舉，因為此舉反倒讓一個小孩子徹底避免了被奴役的命運。這樣的支持態度激勵了莫里森，而岳母也就此成為她筆下貝比·薩格斯（Baby Suggs）這個角色的原型，即1987年的《寵兒》（Beloved）中的那個宣導黑人要自愛的民間牧師。《寵兒》後來榮獲普利策小說獎和國家圖書獎；歐普拉·溫弗利接著又把它改編成了電影。莫里森的語言極具力量，《寵兒》入木三分地呈現了奴化行為在情感方面的惡劣影響，其歷史敘述動人心弦，生動地將奴隸制刻畫為一齣悲劇，引起了讀者和觀眾的共鳴。這部小說（以及電影）讓每一個愛著自己家庭的人都感受到了奴役帶來的痛苦，以及“孩子不屬於自己”的無奈。
令《他者的起源》在當下這個21世紀美國歷史的轉捩點上有著特殊意義的——這個時刻跟歷史上那些可怕的日子有許多相似之處，乃是其中的兩段引文，在這裡莫里森幾乎是全文引用。第一段引文列出了一些二十世紀早期針對黑人施行私刑的證據。另一段則來自前文提到的貝比·薩格斯在對其人民佈道時的演說辭。
私刑證據有兩頁多。以下引文僅能展示其中一小部分：
艾德·強森，1906年（田納西州查塔努加的核桃街大橋附近，被判死緩之後，有暴徒劫獄並動用私刑將其殺害）
蘿拉和尼爾森，1911年（母子，被控殺人，也是被暴徒劫獄帶出然後殺害，地點在奧克拉荷馬州奧克馬的一座鐵路橋附近）
埃利亞斯·克萊頓，埃爾默·傑克遜，以撒·麥基，1920年（三人都是馬戲團成員，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控強姦，在明尼蘇達州的杜魯斯被私刑處決；殺人者未受懲罰）
雷蒙德·古恩，1931年（被控強姦和殺人，在密蘇里州的瑪麗威爾被暴徒澆上汽油燒死）
接下來則是《寵兒》中那位以女奴岳母為原型的貝比·薩格斯的佈道辭，《他者的起源》對此有所引用：
“我們的身體生於斯長於斯，它在這裡哭泣和歡笑，它赤著腳在草地上起舞。我們愛著自己的身體，並且是深愛著。那些外人則不愛它。他們怨恨它。他們不愛你們的眼睛；恨不得把它挖掉。他們也不愛你們背上的皮膚。他們抽打它。啊，我的人民，他們也不愛你們的雙手。他們只是利用、捆綁、鎖定、砍掉或是讓它空著。愛上你們的雙手吧！愛上它們吧。”
在這個基礎上，我打算再貼一個目前在社交媒體上傳得很火的名單，裡面是員警射殺黑人最後被判無罪的例子。這裡的名單只計算到八九月份，但眾所周知的一個悲劇性事實是，它肯定會逐漸變長的（名單裡是被射殺的黑人）：
費蘭多·卡斯蒂爾-無罪
特倫斯·克魯徹-無罪
桑德拉·布蘭德-無罪
埃裡克·迦納-無罪
麥克·布朗-無罪
瑞基亞·博伊德-無罪
肖恩·貝爾-無罪
泰咪爾·賴斯-無罪
弗雷迪·格雷-無罪
丹魯伊·亨利-無罪
奧斯卡·格蘭特三世-無罪
肯德瑞·麥克達德-無罪
艾亞那·鐘斯-無罪
拉馬萊·格瑞漢-無罪
阿瑪多·迪亞洛-無罪
特雷文·馬丁-無罪
約翰·克勞福德三世-無罪
喬納森·費雷爾-無罪
小提莫太·斯坦伯裡-無罪
這些名單以及貝比·薩格斯的佈道辭揭示出了黑人長期遭到暴力傷害的現象，以及一個深遠的仇恨及殺害黑人的傳統。以上各項主題又牽出了《他者的起源》當中談到過的另兩位作家。
塔-內西斯·科迪斯是《在世界和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的作者，這本書雖然是個人自述，但卻是以給兒子的信的形式來表達的，它現在賣得很好，並擔當了《他者的起源》的前言。莫里森為科迪斯的書撰寫了推介：“在詹姆斯·鮑德溫過世後，我曾經苦苦思考誰能填補這個知識上的空白。顯然塔-內西斯·科迪斯是不二之選。”科迪斯則表示，莫里森的支持是他夢寐以求的。按文化批評家邁克爾·埃裡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的說法，莫里森認為科迪斯身上有某種鮑德溫的影子，而讀者也能從她自己的作品中找到一些類似的跡象：“雄辯、條分縷析且眼光毒辣，一下子就揭穿了白人所謂的道德無辜性。鮑德溫1963年的散文集《下一次將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為科迪斯的《在世界和我之間》提供了靈感，這表現在形式(form)與基調（tone）兩個方面。
鮑德溫生於1924年，是莫里森和科迪斯在智識上的先驅，因關注對黑人的暴力以及對歐洲移民透過建立白人認同而融入美國這一過程的深入觀察而聞名。在《下一次將是烈火》開頭，鮑德溫給自己的15歲侄子詹姆斯寫了封信，批評他的美國同胞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摧毀了並且仍在摧毀千百萬黑人的生活，且根本沒瞭解也不打算瞭解他們。2015年，科迪斯以相近的方式，也給他快要滿15歲的兒子寫了封信，稱“在美國，攻擊黑人符合傳統——這已經是一項遺產了。”到了2017年，莫里森又對此有所補充，筆者在上文曾引用過：“他們不可避免地視奴隸為另類，這表明了一種竭力想要證明自己正常的心態。”上述這些提法又都與鮑德溫1984年的短文《論作為白人……及其它謊言》（On Being White…and Other Lies）有所呼應，這篇文章最早發在黑人女性雜誌《本質》（Essence）上。透過將研究黑人話語的焦點從黑人轉到白人身上，鮑德溫為20世紀末的“白人性”研究做出了一項開創性的貢獻。
上述幾位作者都非常出色，這難免會讓觀者把他們視為整個美國黑人社群的代表。但科迪斯表示他只是為自己而言說。當然，他的大批讀者肯定會把他當成代言人。莫里森就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也認同諾獎不單單屬於她自己，而是屬於全體黑人女作家這樣的觀點。在1960年代，鮑德溫無疑也擔當了這樣的角色，其激情常常能夠感染聽眾——他1965年在劍橋大學跟保守派人士威廉·布克萊（William F. Buckley）展開的辯論就尤其如此。1968年，鮑德溫參加了電視節目《迪克·卡維特秀》，儘管他表現得很積極，但主持人和其它嘉賓卻不怎麼買帳，甚至表現出某種疲態。視頻記錄裡的場面十分難看，但的確有助於讀者認識美國白人在歷史上是如何刻意對黑人保持無知的。
所幸美國文化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改變：無論是像科迪斯這樣只為自己代言，還是莫里森那般為民眾說話，這兩名黑人作家都已經打出一片天地，並獲得了他們應有的榮譽。鮑德溫與1987年去世，他的命運沒那麼好，但其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切中時弊的特點，總歸還是得到了一些非正式的承認。在鮑德溫與科迪斯之間，莫里森扮演了一個促使黑人作家從遭到冷遇到聞名於世的關鍵角色。這當然不是由於偶然或者對其才能的自發認同。黑人追求其歷史主體性的努力及其前仆後繼的抗爭，才是使他們不至於重演鮑德溫命運的關鍵因素。莫里森之所以能夠獲得恰如其分的社會評價，也應歸功於積極的社會抗爭。
鮑德溫去世後不久，48名傑出的黑人詩人、小說家以及學者一齊為他的命運打抱不平，想要為他正名。他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聯名信，抗議對鮑德溫的忽視，主張歷史不應重演。他們集中關注建制派文學對黑人作家的習慣性忽視，並且指出還有另一位出色的黑人作家仍然沒得到應有的榮譽，亟需大家予以支援：莫里森的《寵兒》當時沒能得到國家圖書獎。聯名信登出以後，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寵兒》得到了普利策獎，而莫里森的作品之後也不再遭到忽視了。就此而言，此次事件構成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隨著莫里森的作品及其背後的整個傳統逐漸獲得承認，美國開始開放自己，這增強了黑皮膚的美國人以及黑人作家的歸屬感。
從鮑德溫到莫里森再到科迪斯，讀者可以發現：許多歷史性的進展都是以“文學接受”（literary reception，是一種側重從讀者怎樣理解作品以及如何對其進行再創造的過程來研究文學的思路——譯者注）的方式來達到的。不過，與此同時，其它一些使莫里森的小說顯得突出的因素被淹沒了：女人和性別。就《他者的起源》而言，這種淹沒不算很徹底，莫里森在裡面還是提到了她的兩本關於女人的書，特別是《天堂》和《恩惠》（A Mercy），但這裡其實也不妨把她另一部關注女人的重要作品《秀拉》（Sula）也加進去。此外，在《寵兒》裡面，她也突出了女人之間的母性關係，即那種將塞絲（Sethe，也就是那個被殺死的女嬰——譯者注）和貝比·薩格斯聯繫在一起的東西。然而，考慮到這些操作讓種族他者化的主題——前述另兩位男作家也處理過——變得不那麼突出了，這幾部作品在鋒芒上就的確稍顯不足。
在《天堂》裡，莫里森探討了修道院裡的那群女人之間互相拉人做替罪羊（scapegoating）的問題。耐人尋味的是，該書開篇談到的射殺行為卻是由一名男性做出的，這種野蠻的仇女行為難以完全用種族因素來解釋，開篇這段頗能激起讀者共鳴的描寫——“他們首先射殺了白人女孩”——也不足以解釋它。《恩惠》的開頭和結尾都談到了一個母親在美國國內的奴隸貿易中被奪去女兒的經歷，它拆散了千百萬人的家庭，使得父母子女只好天各一方。這位元母親的舉動可以部分地用大西洋兩岸的奴隸貿易歷史來加以解釋，她在抵達巴貝多（Barbados）時遭到了非洲裔船員的性侵。但話說回來，這樣的歷史解釋忽視了小孩子自身的情感性意義，以及女性在莫里森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在這本書中，小孩成了主角。惟有在結尾的時候，她才充分理解了導致自己被遺棄的那個複雜背景，走出了貫穿於全書敘事的那種苦澀狀態。
無論在某一種族內部還是在不同種族之間，莫里森對女人、母性、厭女傾向、仇恨以及自我仇恨的刻畫都是入木三分的，體現了她作為作家以及思想家的天賦異稟。莫里森作品裡的主角幾乎都是女人，其各方面認同以及敘事軌跡（narrative trajectories）幾乎佔據了她的小說所構造出來的一整個虛擬世界。這一點在《天堂》當中尤其醒目，一群貧苦女人自發組成共同體，生活在修道院裡並相互進行自我療愈，完全不受男人監管。修道院裡的女人們是種族之間相互他者化的受害者，但作為女人而言，她們又建構出了自己的一套歸屬，而這導致了她們的破滅。自由的女人們激怒了Ruby城的男人，其“純粹的仇恨”使他們的“惡意”顯得分外醒目。在殺害女人的過程中，這群男人“動用了繩索、釘耙、手銬、錘子，戴著太陽鏡，手裡的槍也擦得鋥亮。”
《他者的起源》將莫里森特有的雄辯與其作為世界公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敏銳感知熔冶於一爐。不過，她的人道主義想像力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地方，還是要數她的那些大作。女人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社會以及種族身份的影響仍然存在，但並不決定個體角色的命運；她的小說幫助讀者理解了種族及性別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經驗，並且沒有以泯滅個體心靈獨特性為代價。若要把握莫里森的思想，就既要瞭解她的各種講座，也要瞭解那個由詹姆斯·鮑德溫以及塔-內西斯·科迪斯構成的、圍繞種族而展開的文學傳統，然而她在《他者的起源》中表現出來的關於人類他者化以及歸屬的一系列精闢而獨到的洞見，已遠遠超出了上述 兩者的範圍。
（翻譯：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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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都有遭受奴隸主的身體及精神虐待的記錄。1831年，普林斯的主人曾通過毆打來強化其等級權威；其回憶稱奴隸主“袖手旁觀，下命令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奴隸……吸著鼻煙，擺出一副閒庭信步的樣子。”三十年後，雅各則談到奴隸制如何使“白人父親殘忍且易怒；兒子則嗜暴而放蕩。”在奴隸制之下，他者化的過程是物理性的，其運作方式是單向的，即從奴隸主到奴隸。莫里森換了個角度來提問，“這些人是誰？”——她關注的不是作為受害者的奴隸，而是作為加害者的奴隸主。“懲罰者基本上認為受罰者不是人……這才能產生鞭打者的快感。”通過視奴隸為“另類”，莫里森如此總結道，“體現了一種竭力想要證明自己正常的心態”。然而，奴隸主和奴隸總歸都有人性，這是奴隸主無論如何也否認不了的。從這一點來看，作為主奴關係核心環節的虐待行為，其實同時讓主奴雙方都喪失了人性。“他們看起來就像在怒吼‘我不是野獸！我不是野獸！’”但這當中沒有誰是贏家。
即便在動用物理性強力的情形下，那些視別人為他者的人也會訴諸一些語詞來進行自我描述。湯瑪斯·西索伍德（Thomas Thistlewood）是個英國種植園主，也是個強姦犯，1750年去了牙買加。此人詳細地把自己侵害女人的行為記錄了下來，其記錄內容包括他腦子裡計畫的施暴時間、地點、方式，甚至還包括房間大小。他還在用拉丁文寫成的日記裡提到了這些性侵行為。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就完全是另一個口吻，它講一個頗為美好的奴隸故事，以此來界定他者。斯托以優美的文筆描述了一座奴隸的小屋，莫里森接連用了“格外吸引人”，“很有教養”，“魅力無窮”以及“太棒了”這些表述來讚賞其文筆。在斯托筆下，一個白人孩子可以毫無恐懼地進入黑人的世界，但這種親切和藹的語言其實強化了把黑人住所視為他者的取向。
強調歸屬（belonging）和差異的做法均能造成他者化。一般來講，英語中用以表達“我們”與“他們”之間界限的各種代詞，大多會用到第一與第三人稱複數。“我們”表達了歸屬，而“他們”則造成他者化，否定了歸屬。用以表達噁心的負面語言，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是“他們”的人：黑代表著醜陋、不潔。莫里森指出，這種思路等於是給美國人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盡可能在各方面與“白人性”接近的人。擁有白人性使歸屬變得可能，缺乏這些特質則難以得到接納，顯人遜色一等，甚至不算個完整的人。上述特質的有無並非自然的或生物性的。原因其實在別的地方；其間的過程是逐步展開的。
弗蘭內利·奧康納（Flannery O'Conner）《人造黑鬼》（The Artificial Nigger）的故事背景是1950年代的喬治亞州，它表現出奴隸制終結以後他者化與歸屬的複雜交織。某一天，一個叫黑德的白人和孫子尼爾森一起去亞特蘭大遊玩。黑德是個窮苦的老男人，一心想把種族等級制的思想灌輸給尼爾森。他們在火車上碰到了一個衣著光鮮的黑人男子。尼爾森一開始說自己看到了“一個男人”。接著，在黑德的刻意追問下，他又改口說“一個胖男人……也很老”。這種回答當然是不對的。尼爾森對此有充分意識。黑德繼續糾正他說：“那是個黑鬼（nigger）。”在這種情形下，尼爾森就必然會經歷一個從忘掉這個“衣著光鮮的男人”並轉而視之為“黑鬼”的過程，或者說認識到這個男人是他者，而自己以及黑德才真正屬於這個社會。
由於種族因素在美國的他者化現象中影響到了所有人，而不僅僅是白人作家，“黑人性”對各種膚色的虛構小說作家來講，都算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莫里森透過《天堂》（Paradise）、《家園》（Home）以及短篇小說《宣敘》（Recitatif）講述了自己如何在工作中與膚色偏見作鬥爭的經歷。她表示“對我來講，為黑人撰寫不帶膚色偏見的作品困難而富有解放性。”非膚色主義文學不會讓種族身份來創造角色。角色可能會有種族身份——這在美國的生活經驗中畢竟難以忽視。但種族不應決定一個角色的行為、言說或外貌。
莫里森決心“折斷廉價種族主義的利牙，消滅並批判那些日常隨處可見的、容易喚起奴隸制記憶的膚色崇拜”。但這並不容易做到。與許多的編輯和讀者類似，《宣敘》的演員們也想要根據種族來區分角色——這是美國認同當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其中包含一些根植於奴隸制歷史以及某些可辨認的刻板印象的簡化概括。發明種族甄別乃是為了鎮壓，它泯滅了一個角色的個體獨特性，但那正是莫里森的才華的突出特點。
每當談到種族的時候，莫里森都在設法與那些對種族的刻板預期作鬥爭。《天堂》開篇就提到膚色——"他們首先射殺了那個白人女孩。"不過她從來不說那群遭到攻擊的女人裡具體誰是白人，也幾乎沒提供任何這方面的線索。（莫里森在《他者的起源》裡面披露說有不少讀者跟她談過自己的猜想，“但只有一個人猜對。”）接著，《天堂》便轉向了黑人膚色主義的純潔性訴求以及厭女傾向，而這些都是莫里森筆下角色使用過的、致命的他者化手段。在小說故事發生之前的一些日子裡，膚色主義就已經與階級問題一同出現了；1890年，一個建制派的黑人社群趕走了另一群剛被解放的黑人，理由是他們太窮、太黑。那群自由黑人只好自己建了座名叫Haven的小城（其後繼者則為Ruby），從那時起直到1970年代，建制派黑人一直為自己沒被玷污的黑人性而自豪。附近的一群女人為了從過去的不幸中解脫，便一起住進了一座老舊的修道院。Ruby城的男人對女人們的強烈仇恨源自於她們的種族異質性——完全沒有種族純潔性可言。但這不是仇恨滋生的惟一原因：在《天堂》當中，厭女傾向強化了這種仇恨並且導致了謀殺行為。
回想起《家園》這本書，莫里森承認自己有些不安。按她的說法，自己在這本書裡犯了個錯誤：根據編輯要求對其中的主角弗蘭克·蒙尼做了膚色編碼（color-coding，簡單來說就是以膚色給人論資排輩——譯者注）的處理。另一個稍小的疏漏則體現在：莫里森用了兩頁的篇幅來描述主角將要離開的那家醫院，但其後提到此人的種族身份時，口吻卻不太光明正大。讀者需要透過主角曾受過非洲衛理公會錫安教堂（AME Zion church）的救助這件事情來作出推測。在稍後一點的篇章中，讀者還要注意理解“沒法在公共汽車站落座”這句話的細微含義。假如莫里森在個體刻畫與種族歸類之間不幸倒向了後者——那會讓人設變得很蒼白，而且會助長種族主義思維——這樣的疏漏也許就大事化小了。所幸莫里森終其一身都在跟這些不好的習慣作鬥爭，無論在從事寫作還是擔任編輯時都是如此。
在莫里森供職于蘭登書屋的19年中，莫里森設法讓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及個人認同的人們都有一個被世人知曉的機會。譬如，她策劃出版了作家托妮·卡德·芭芭拉（Toni Cade Bambara）、學者兼社會活動家安琪拉·大衛斯（Angela Davis）以及運動員穆罕默德·阿裡（Muhammad Ali）的傳記。1974年，她出版了非虛構選集《黑人之書》（The Black Book），其內容彙編自米德爾頓·哈裡斯（Middleton A. Harris）的論集，該書主要探討黑人的歷史，哈里斯本人也參與了這本書的編選工作。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各種反映黑人生活的照片：軍裝筆挺的士兵，盛裝打扮去做禮拜的家庭，打字機和洗衣機的發明專利，還有早期的黑人影星，最後還涉及到面帶笑容地對黑人動私刑的白人。總之，《黑人之書》所提供的豐富材料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深入瞭解這群非洲人後裔的窗戶，使他們瞭解到黑人群體內部的多樣性，而這是打破種族隔離牢籠的重要一步。
莫里森另一部主要作品的靈感，則來自於她編選《黑人之書》時找到的一篇1856年的文章。這篇題為“訪一名殺掉自己孩子的奴隸母親”的文章記錄了一次訪談，主角是逃亡中的女奴瑪格麗特·迦納（Margaret Garner），她全家在俄亥俄州被捕，隨後她殺掉了自己最小的孩子。迦納的岳母並不怪罪她的殺嬰之舉，因為此舉反倒讓一個小孩子徹底避免了被奴役的命運。這樣的支持態度激勵了莫里森，而岳母也就此成為她筆下貝比·薩格斯（Baby Suggs）這個角色的原型，即1987年的《寵兒》（Beloved）中的那個宣導黑人要自愛的民間牧師。《寵兒》後來榮獲普利策小說獎和國家圖書獎；歐普拉·溫弗利接著又把它改編成了電影。莫里森的語言極具力量，《寵兒》入木三分地呈現了奴化行為在情感方面的惡劣影響，其歷史敘述動人心弦，生動地將奴隸制刻畫為一齣悲劇，引起了讀者和觀眾的共鳴。這部小說（以及電影）讓每一個愛著自己家庭的人都感受到了奴役帶來的痛苦，以及“孩子不屬於自己”的無奈。
令《他者的起源》在當下這個21世紀美國歷史的轉捩點上有著特殊意義的——這個時刻跟歷史上那些可怕的日子有許多相似之處，乃是其中的兩段引文，在這裡莫里森幾乎是全文引用。第一段引文列出了一些二十世紀早期針對黑人施行私刑的證據。另一段則來自前文提到的貝比·薩格斯在對其人民佈道時的演說辭。
私刑證據有兩頁多。以下引文僅能展示其中一小部分：
艾德·強森，1906年（田納西州查塔努加的核桃街大橋附近，被判死緩之後，有暴徒劫獄並動用私刑將其殺害）
蘿拉和尼爾森，1911年（母子，被控殺人，也是被暴徒劫獄帶出然後殺害，地點在奧克拉荷馬州奧克馬的一座鐵路橋附近）
埃利亞斯·克萊頓，埃爾默·傑克遜，以撒·麥基，1920年（三人都是馬戲團成員，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控強姦，在明尼蘇達州的杜魯斯被私刑處決；殺人者未受懲罰）
雷蒙德·古恩，1931年（被控強姦和殺人，在密蘇里州的瑪麗威爾被暴徒澆上汽油燒死）
接下來則是《寵兒》中那位以女奴岳母為原型的貝比·薩格斯的佈道辭，《他者的起源》對此有所引用：
“我們的身體生於斯長於斯，它在這裡哭泣和歡笑，它赤著腳在草地上起舞。我們愛著自己的身體，並且是深愛著。那些外人則不愛它。他們怨恨它。他們不愛你們的眼睛；恨不得把它挖掉。他們也不愛你們背上的皮膚。他們抽打它。啊，我的人民，他們也不愛你們的雙手。他們只是利用、捆綁、鎖定、砍掉或是讓它空著。愛上你們的雙手吧！愛上它們吧。”
在這個基礎上，我打算再貼一個目前在社交媒體上傳得很火的名單，裡面是員警射殺黑人最後被判無罪的例子。這裡的名單只計算到八九月份，但眾所周知的一個悲劇性事實是，它肯定會逐漸變長的（名單裡是被射殺的黑人）：
費蘭多·卡斯蒂爾-無罪
特倫斯·克魯徹-無罪
桑德拉·布蘭德-無罪
埃裡克·迦納-無罪
麥克·布朗-無罪
瑞基亞·博伊德-無罪
肖恩·貝爾-無罪
泰咪爾·賴斯-無罪
弗雷迪·格雷-無罪
丹魯伊·亨利-無罪
奧斯卡·格蘭特三世-無罪
肯德瑞·麥克達德-無罪
艾亞那·鐘斯-無罪
拉馬萊·格瑞漢-無罪
阿瑪多·迪亞洛-無罪
特雷文·馬丁-無罪
約翰·克勞福德三世-無罪
喬納森·費雷爾-無罪
小提莫太·斯坦伯裡-無罪
這些名單以及貝比·薩格斯的佈道辭揭示出了黑人長期遭到暴力傷害的現象，以及一個深遠的仇恨及殺害黑人的傳統。以上各項主題又牽出了《他者的起源》當中談到過的另兩位作家。
塔-內西斯·科迪斯是《在世界和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的作者，這本書雖然是個人自述，但卻是以給兒子的信的形式來表達的，它現在賣得很好，並擔當了《他者的起源》的前言。莫里森為科迪斯的書撰寫了推介：“在詹姆斯·鮑德溫過世後，我曾經苦苦思考誰能填補這個知識上的空白。顯然塔-內西斯·科迪斯是不二之選。”科迪斯則表示，莫里森的支持是他夢寐以求的。按文化批評家邁克爾·埃裡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的說法，莫里森認為科迪斯身上有某種鮑德溫的影子，而讀者也能從她自己的作品中找到一些類似的跡象：“雄辯、條分縷析且眼光毒辣，一下子就揭穿了白人所謂的道德無辜性。鮑德溫1963年的散文集《下一次將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為科迪斯的《在世界和我之間》提供了靈感，這表現在形式(form)與基調（tone）兩個方面。
鮑德溫生於1924年，是莫里森和科迪斯在智識上的先驅，因關注對黑人的暴力以及對歐洲移民透過建立白人認同而融入美國這一過程的深入觀察而聞名。在《下一次將是烈火》開頭，鮑德溫給自己的15歲侄子詹姆斯寫了封信，批評他的美國同胞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摧毀了並且仍在摧毀千百萬黑人的生活，且根本沒瞭解也不打算瞭解他們。2015年，科迪斯以相近的方式，也給他快要滿15歲的兒子寫了封信，稱“在美國，攻擊黑人符合傳統——這已經是一項遺產了。”到了2017年，莫里森又對此有所補充，筆者在上文曾引用過：“他們不可避免地視奴隸為另類，這表明了一種竭力想要證明自己正常的心態。”上述這些提法又都與鮑德溫1984年的短文《論作為白人……及其它謊言》（On Being White…and Other Lies）有所呼應，這篇文章最早發在黑人女性雜誌《本質》（Essence）上。透過將研究黑人話語的焦點從黑人轉到白人身上，鮑德溫為20世紀末的“白人性”研究做出了一項開創性的貢獻。
上述幾位作者都非常出色，這難免會讓觀者把他們視為整個美國黑人社群的代表。但科迪斯表示他只是為自己而言說。當然，他的大批讀者肯定會把他當成代言人。莫里森就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也認同諾獎不單單屬於她自己，而是屬於全體黑人女作家這樣的觀點。在1960年代，鮑德溫無疑也擔當了這樣的角色，其激情常常能夠感染聽眾——他1965年在劍橋大學跟保守派人士威廉·布克萊（William F. Buckley）展開的辯論就尤其如此。1968年，鮑德溫參加了電視節目《迪克·卡維特秀》，儘管他表現得很積極，但主持人和其它嘉賓卻不怎麼買帳，甚至表現出某種疲態。視頻記錄裡的場面十分難看，但的確有助於讀者認識美國白人在歷史上是如何刻意對黑人保持無知的。
所幸美國文化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改變：無論是像科迪斯這樣只為自己代言，還是莫里森那般為民眾說話，這兩名黑人作家都已經打出一片天地，並獲得了他們應有的榮譽。鮑德溫與1987年去世，他的命運沒那麼好，但其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切中時弊的特點，總歸還是得到了一些非正式的承認。在鮑德溫與科迪斯之間，莫里森扮演了一個促使黑人作家從遭到冷遇到聞名於世的關鍵角色。這當然不是由於偶然或者對其才能的自發認同。黑人追求其歷史主體性的努力及其前仆後繼的抗爭，才是使他們不至於重演鮑德溫命運的關鍵因素。莫里森之所以能夠獲得恰如其分的社會評價，也應歸功於積極的社會抗爭。
鮑德溫去世後不久，48名傑出的黑人詩人、小說家以及學者一齊為他的命運打抱不平，想要為他正名。他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聯名信，抗議對鮑德溫的忽視，主張歷史不應重演。他們集中關注建制派文學對黑人作家的習慣性忽視，並且指出還有另一位出色的黑人作家仍然沒得到應有的榮譽，亟需大家予以支援：莫里森的《寵兒》當時沒能得到國家圖書獎。聯名信登出以後，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寵兒》得到了普利策獎，而莫里森的作品之後也不再遭到忽視了。就此而言，此次事件構成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隨著莫里森的作品及其背後的整個傳統逐漸獲得承認，美國開始開放自己，這增強了黑皮膚的美國人以及黑人作家的歸屬感。
從鮑德溫到莫里森再到科迪斯，讀者可以發現：許多歷史性的進展都是以“文學接受”（literary reception，是一種側重從讀者怎樣理解作品以及如何對其進行再創造的過程來研究文學的思路——譯者注）的方式來達到的。不過，與此同時，其它一些使莫里森的小說顯得突出的因素被淹沒了：女人和性別。就《他者的起源》而言，這種淹沒不算很徹底，莫里森在裡面還是提到了她的兩本關於女人的書，特別是《天堂》和《恩惠》（A Mercy），但這裡其實也不妨把她另一部關注女人的重要作品《秀拉》（Sula）也加進去。此外，在《寵兒》裡面，她也突出了女人之間的母性關係，即那種將塞絲（Sethe，也就是那個被殺死的女嬰——譯者注）和貝比·薩格斯聯繫在一起的東西。然而，考慮到這些操作讓種族他者化的主題——前述另兩位男作家也處理過——變得不那麼突出了，這幾部作品在鋒芒上就的確稍顯不足。
在《天堂》裡，莫里森探討了修道院裡的那群女人之間互相拉人做替罪羊（scapegoating）的問題。耐人尋味的是，該書開篇談到的射殺行為卻是由一名男性做出的，這種野蠻的仇女行為難以完全用種族因素來解釋，開篇這段頗能激起讀者共鳴的描寫——“他們首先射殺了白人女孩”——也不足以解釋它。《恩惠》的開頭和結尾都談到了一個母親在美國國內的奴隸貿易中被奪去女兒的經歷，它拆散了千百萬人的家庭，使得父母子女只好天各一方。這位元母親的舉動可以部分地用大西洋兩岸的奴隸貿易歷史來加以解釋，她在抵達巴貝多（Barbados）時遭到了非洲裔船員的性侵。但話說回來，這樣的歷史解釋忽視了小孩子自身的情感性意義，以及女性在莫里森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在這本書中，小孩成了主角。惟有在結尾的時候，她才充分理解了導致自己被遺棄的那個複雜背景，走出了貫穿於全書敘事的那種苦澀狀態。
無論在某一種族內部還是在不同種族之間，莫里森對女人、母性、厭女傾向、仇恨以及自我仇恨的刻畫都是入木三分的，體現了她作為作家以及思想家的天賦異稟。莫里森作品裡的主角幾乎都是女人，其各方面認同以及敘事軌跡（narrative trajectories）幾乎佔據了她的小說所構造出來的一整個虛擬世界。這一點在《天堂》當中尤其醒目，一群貧苦女人自發組成共同體，生活在修道院裡並相互進行自我療愈，完全不受男人監管。修道院裡的女人們是種族之間相互他者化的受害者，但作為女人而言，她們又建構出了自己的一套歸屬，而這導致了她們的破滅。自由的女人們激怒了Ruby城的男人，其“純粹的仇恨”使他們的“惡意”顯得分外醒目。在殺害女人的過程中，這群男人“動用了繩索、釘耙、手銬、錘子，戴著太陽鏡，手裡的槍也擦得鋥亮。”
《他者的起源》將莫里森特有的雄辯與其作為世界公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敏銳感知熔冶於一爐。不過，她的人道主義想像力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地方，還是要數她的那些大作。女人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社會以及種族身份的影響仍然存在，但並不決定個體角色的命運；她的小說幫助讀者理解了種族及性別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經驗，並且沒有以泯滅個體心靈獨特性為代價。若要把握莫里森的思想，就既要瞭解她的各種講座，也要瞭解那個由詹姆斯·鮑德溫以及塔-內西斯·科迪斯構成的、圍繞種族而展開的文學傳統，然而她在《他者的起源》中表現出來的關於人類他者化以及歸屬的一系列精闢而獨到的洞見，已遠遠超出了上述 兩者的範圍。
（翻譯：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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