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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星一一趙南星》序言

作者:李錫海

序言

明法同志邀我為他的《智慧之星》一書作序, 頗有誠惶誠恐之感, 思慮再三, 可能是出於我在高邑縣任縣委書記幾年, 對高邑籍的明代政治家、文學家趙南星略知一二, 且十分崇敬, 再之我與明法都長期在基層工作, 有著許多相似的經歷和共同語言的緣故吧。 因此, 我便不揣淺陋地允諾了。

接過安明法同志的作品, 一股勤奮之氣撲面而來。 他出生於距我的原籍——平山縣城不遠的一個山村, 曾在河北鹿泉市、正定縣、欒城縣等地歷任鄉長、鄉黨委書記、副縣長、組織部長、縣(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務。

長期致力於農村工作研究, 熱愛文化事業, 工作之餘積極組織推動縣域歷史文化挖掘, 尤其是村志編撰及歷史文化研究。 曾出版《農村工作研究》、《鄉音》(詩集)、長篇小說《鄉村接訪奇遇記》、中篇小說集《朦朧悲喜》等文學作品或專著, 多篇文章被國家和省市刊物採用, 先後被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河北經貿大學聘為客座教授, 當選石家莊市作家協會常務理事。 其作品緊扣時代主題, 把握時代脈搏, 鮮活生動地反映農村現實問題, 反映新時期昂揚向上主旋律。 難能可貴的是, 明法同志多年來輾轉三四個縣(市)區, 且擔負黨政要職, 工作繁忙, 尚能抽暇挖掘歷史文化、歷史名人, 刻苦學習, 筆耕不輟, 實屬難得,
是我學習的榜樣。

《智慧之星》一書主人公趙南星(1550—1627), 字夢白, 號儕鶴, 別號清都散客。 明萬曆三年(1574)進士, 明朝後期著名的政治家, 散曲作家, 是東林黨的首領之一, 與顧憲成、鄒元標被譽為“東林三君”。 他經歷了明神宗、光宗、熹宗三朝, 官至左都禦史、吏部尚書。 面對當時黑暗腐朽的政治, “慨然以整齊天下為己任”, 利用掌管監察和組織人事大權, 革故鼎新。 他主張“振紀綱自皇帝始”, 不怕觸犯權貴, 罷黜貪官污吏, 使得自己的人生三起三落。 被貶回鄉後, 他並未消沉, 一方面繼續改革吏治的研究, 著書立說, 有《趙忠毅集》、《味檗齋文集》、《芳茹園樂府》、《學庸正說》、《史韻》、《笑贊》等傳世。 據考證,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名聯就脫胎于趙南星的“鐵肩擔道義,

棘手著文章”一聯。 趙南星在鄉里長期接觸民間文學, 從中汲取了豐富的創作營養, 在散曲、詩詞、民歌和寓言、笑話等的創作上頗多建樹, 尤以散曲、小曲最為著名。

趙南星最終含恨而卒, 含冤不白、齎志而歿。 崇禎帝即位後, 下旨肅清閹奸, 降旨為趙南星平反昭雪, 並追贈他“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諡號“忠毅”。 明史學家譽其為“一代正人”。 他一生嫉惡如仇, 扶正抑邪, 面對當時黑暗腐朽的政治, 對皇帝進行勸諫, 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由皇帝帶頭遵守封建綱紀, 祛邪用正, 改革官場之弊, 健全管制, 完善制度。 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實踐, 在當時曾起到積極作用, 對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借鑒作用。 雖然為挽救明末朝政的頹勢不遺餘力,

卻葬送了自己的仕途甚至生命;但是, 歷史是公正的, 後人沒有忘記趙南星, 除修葺趙南星的祠堂外, 高邑還將一條路命名為“南星路”, 以紀念這位歷史名人。 《智慧之星》的撰寫和出版, 也雄辯地記錄, 說明了這一點。

安明法同志撰著的《智慧之星》, 屬於民間文學的範疇。 民間文學是群眾集體口頭創作、口頭流傳, 並不斷地集體修改、加工的文學。 作者在《後記》中指出:“趙南星是一個特殊而神秘的歷史人物。 求知欲偏強的筆者自打懂事起, 就在母親的懷抱裡、寒酸的炕頭上以及簡陋的飯桌旁, 聽母親一遍遍嘮叨趙南星拔橛的故事;就在田野的地頭上、晌午的槐樹下以及夜間鄉親的草屋裡聽老者講述‘趙南星趕考’的趣事。

那時候雖然不知曉趙南星是何地人士, 也不知他生卒朝代, 更不知他的坎坷人生, 但在內心深處充滿了無限的神奇、嚮往和崇敬, 總想有朝一日探個究竟。 趙南星又是一個婦孺皆知、深入民心的傳奇人物。 洋洋五千年中華文明史, 英雄輩出, 大家無數, 然而像趙南星這樣有口皆碑、無人不曉的人物, 除了三國時的劉、關、張及諸葛孔明(借助《三國演義》的傳播)外, 實難找出其二。 其原因何在, 根源又是什麼呢?筆者一直想弄個明白”。 這便足以反映《智慧之星》民間文學特徵是何等的鮮明而昭著, 影響是何等的深遠而巨大, 魅力是何等的強烈而神奇。 然而我們絲毫不能小覷民間文學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 人民群眾和文人墨客所進行的傳播、修改、加工、潤飾, 特別是從事這種精神勞動、具有獨創意義和價值的署名作者、集體及至個人,是功不可沒的。

中國民間文學特別是傳說故事,往往都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由於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民間文學亦即民間傳說的口耳相傳的傳播者、創作者,所以必然打上鮮明的人民性特徵。這便是民間文學或日民間傳說,幾乎都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以人民群眾愛恨分明的情感,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審美習慣,去讚美歌頌真、善、美,揭露鞭撻假、惡、醜。在《智慧之星》中,趙南星儼然成了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以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以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如詩詞歌聯賦等和詼諧幽默的輕喜劇風格為“批判的武器”,進行“武器的批判”(馬克思語)的代表,他愛恨分明地懲治貪官污吏,歌頌清官廉吏,鞭笞土豪劣紳,體恤百姓疾苦,昭雪無辜冤獄、追求純潔愛情……強烈的人民性不僅使廣大人民群眾所接收、所喜愛,並使作品具有樂聽可讀性和感染力。這也是接受美學的一個重要原理。

足智多謀、懲惡揚善是《智慧之星》的主人公趙南星鮮明而獨特的性格。我認為趙南星是作者運用典型化方法創造出來的、具有鮮明獨特個性而又能反映一定社會本質的、某些方面的藝術形象。趙南星作為明代封建社會的朝廷命官,具有清正廉明、勵精圖治、體恤民瘼、懲治貪腐、昭雪冤獄、憐憫鰥寡等清官能吏的一般性特徵,而這些一般性即共性特徵都無一例外地體現在他足智多謀的鮮明獨特性即個性、特性之中。更確切地說,他的上述一般性即共性特徵,恰恰都是通過他的獨特性即個性去實現的。如“智斷奸殺案”、“智改皇家道”、“審蛛破奇案”和“妙計治奸商”等等都是生動、形象的例證。

值得強調指出的是,趙南星足智多謀的睿智個性的成功塑造,氤氳著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詩情畫意、筆韻墨趣,別具一種文氣沛然的雅逸之美。“逼官繞‘城’過”情節中府台大人冒出一句:“爾紅褲綠襖誰家子。”韶齡的趙南星抬頭反問:“你烏紗藍衫哪家官?”府台大人聽了驚喜地將他抱將起來,瞅了又瞅,笑道:“童子攔路要問罪。”趙南星瞪眼說:“府台繞‘城’理當然。”府台聽了喜上眉梢,高聲贊道:“不得了,不得了,都勝過本府了!”於是,吩咐手下衙役,繞“城”而過,留下了一段佳話。這所謂的“城”,實際是趙南星與他的那些小夥伴過“家家”,用秫秸梗壘門插樓造起,橫亙在路當中的一座“土城”。此外,“對聯羞南儒”、“巧對成神童”、“聯對結摯友”、“妙聯震九州”、“狀元一字師”、“智解字約迷”、“反唇黃翰林”、“才壓十八州”等篇章,都是這樣充滿睿智、雅趣盎然的篇章,令人讀後忍俊不住,解頤一笑。

明末民間風俗畫卷的自然呈現,是《智慧之星》在著墨塑造“典型形象”或日“典型性格”趙南星的同時,所營造的“典型環境”。恩格斯曾指出:作家應該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瑪·哈克奈斯》)。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環境”實際上是圍繞“典型人物”的歷史環境、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當然也有自然環境。質言之,這所謂典型環境,實質上便是有著自然地域背景、政治社會背景和歷史人文背景的生活在趙南星周圍的,並與他產生著這樣或那樣關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關係的總和。正是這樣有著時代特色和歷史審美風尚的人物關係網所形成的種種有趣故事,構成了色彩斑斕的明末民間風俗畫卷。“智懲惡財主”、“特試中進士”、“代民寫訴狀”、“慧眼識假契”、“憂憤著《笑贊》”、“紫蠍審強盜”、“仗義救煙花”、“銳意澄吏治”、“被迫辭朝綱”和“智暖發配路”等等,則是“典型環境”或曰“風俗畫卷”中色彩靚麗的風景。讀來櫻人靈府,真實感人。

《智慧之星》在塑造“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的佈局謀篇上,採用了獨具中國線性敘事結構的“一字立骨法”。這一字便是“智慧之星”的“智”字。我們可以從篇中清楚醒目地看到:“智懲惡財主”、“智斷奸殺案”、“智解字約迷”、“智改皇家道”、“智暖發配路”等便直接冠於篇目之首。此外,與“智”互文的“慧”字,抑或閃爍“睿智”之光的諸多字眼,如“奇”、“妙”、“巧”等諸篇目,亦屢見不鮮:如“巧訓懶姐夫”、“巧對成神童”、“妙聯震九州”、“巧計成美眷”、“巧教刁衙役”、“妙計治奸商”、“奇招助寡婦”、“巧改‘投櫃法’”、“奇術治頑疾”、“奇宿土門關”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字立骨法”使得人物和人物、人物和環境之間錯綜複雜關係、具體事件和矛盾衝突的構成的諸多情節,均被當作一顆顆熠熠閃光的珠子,用一條“睿智”的紅線貫穿起來,使得結構更加緊密嚴謹,邏輯更加嚴密,人物的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更加突出,所表達的主題也更加鮮明了。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智慧之星》在文墨雅趣中表現出來的輕喜劇詼諧風格,則是一個值得稱道、難能可貴的審美特點,也是增加此書藝術感染力的一個亮點。 《智慧之星》是一部人物個性鮮明、帶有傳奇色彩,雅趣盎然、妙趣橫生的作品,很值得一讀。這裡我十分高興地把它推薦給讀者朋友們。是為序。

2014年1月1日草成

(作者系石家莊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特別是從事這種精神勞動、具有獨創意義和價值的署名作者、集體及至個人,是功不可沒的。

中國民間文學特別是傳說故事,往往都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由於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民間文學亦即民間傳說的口耳相傳的傳播者、創作者,所以必然打上鮮明的人民性特徵。這便是民間文學或日民間傳說,幾乎都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以人民群眾愛恨分明的情感,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審美習慣,去讚美歌頌真、善、美,揭露鞭撻假、惡、醜。在《智慧之星》中,趙南星儼然成了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以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以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如詩詞歌聯賦等和詼諧幽默的輕喜劇風格為“批判的武器”,進行“武器的批判”(馬克思語)的代表,他愛恨分明地懲治貪官污吏,歌頌清官廉吏,鞭笞土豪劣紳,體恤百姓疾苦,昭雪無辜冤獄、追求純潔愛情……強烈的人民性不僅使廣大人民群眾所接收、所喜愛,並使作品具有樂聽可讀性和感染力。這也是接受美學的一個重要原理。

足智多謀、懲惡揚善是《智慧之星》的主人公趙南星鮮明而獨特的性格。我認為趙南星是作者運用典型化方法創造出來的、具有鮮明獨特個性而又能反映一定社會本質的、某些方面的藝術形象。趙南星作為明代封建社會的朝廷命官,具有清正廉明、勵精圖治、體恤民瘼、懲治貪腐、昭雪冤獄、憐憫鰥寡等清官能吏的一般性特徵,而這些一般性即共性特徵都無一例外地體現在他足智多謀的鮮明獨特性即個性、特性之中。更確切地說,他的上述一般性即共性特徵,恰恰都是通過他的獨特性即個性去實現的。如“智斷奸殺案”、“智改皇家道”、“審蛛破奇案”和“妙計治奸商”等等都是生動、形象的例證。

值得強調指出的是,趙南星足智多謀的睿智個性的成功塑造,氤氳著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詩情畫意、筆韻墨趣,別具一種文氣沛然的雅逸之美。“逼官繞‘城’過”情節中府台大人冒出一句:“爾紅褲綠襖誰家子。”韶齡的趙南星抬頭反問:“你烏紗藍衫哪家官?”府台大人聽了驚喜地將他抱將起來,瞅了又瞅,笑道:“童子攔路要問罪。”趙南星瞪眼說:“府台繞‘城’理當然。”府台聽了喜上眉梢,高聲贊道:“不得了,不得了,都勝過本府了!”於是,吩咐手下衙役,繞“城”而過,留下了一段佳話。這所謂的“城”,實際是趙南星與他的那些小夥伴過“家家”,用秫秸梗壘門插樓造起,橫亙在路當中的一座“土城”。此外,“對聯羞南儒”、“巧對成神童”、“聯對結摯友”、“妙聯震九州”、“狀元一字師”、“智解字約迷”、“反唇黃翰林”、“才壓十八州”等篇章,都是這樣充滿睿智、雅趣盎然的篇章,令人讀後忍俊不住,解頤一笑。

明末民間風俗畫卷的自然呈現,是《智慧之星》在著墨塑造“典型形象”或日“典型性格”趙南星的同時,所營造的“典型環境”。恩格斯曾指出:作家應該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瑪·哈克奈斯》)。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環境”實際上是圍繞“典型人物”的歷史環境、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當然也有自然環境。質言之,這所謂典型環境,實質上便是有著自然地域背景、政治社會背景和歷史人文背景的生活在趙南星周圍的,並與他產生著這樣或那樣關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關係的總和。正是這樣有著時代特色和歷史審美風尚的人物關係網所形成的種種有趣故事,構成了色彩斑斕的明末民間風俗畫卷。“智懲惡財主”、“特試中進士”、“代民寫訴狀”、“慧眼識假契”、“憂憤著《笑贊》”、“紫蠍審強盜”、“仗義救煙花”、“銳意澄吏治”、“被迫辭朝綱”和“智暖發配路”等等,則是“典型環境”或曰“風俗畫卷”中色彩靚麗的風景。讀來櫻人靈府,真實感人。

《智慧之星》在塑造“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的佈局謀篇上,採用了獨具中國線性敘事結構的“一字立骨法”。這一字便是“智慧之星”的“智”字。我們可以從篇中清楚醒目地看到:“智懲惡財主”、“智斷奸殺案”、“智解字約迷”、“智改皇家道”、“智暖發配路”等便直接冠於篇目之首。此外,與“智”互文的“慧”字,抑或閃爍“睿智”之光的諸多字眼,如“奇”、“妙”、“巧”等諸篇目,亦屢見不鮮:如“巧訓懶姐夫”、“巧對成神童”、“妙聯震九州”、“巧計成美眷”、“巧教刁衙役”、“妙計治奸商”、“奇招助寡婦”、“巧改‘投櫃法’”、“奇術治頑疾”、“奇宿土門關”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字立骨法”使得人物和人物、人物和環境之間錯綜複雜關係、具體事件和矛盾衝突的構成的諸多情節,均被當作一顆顆熠熠閃光的珠子,用一條“睿智”的紅線貫穿起來,使得結構更加緊密嚴謹,邏輯更加嚴密,人物的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更加突出,所表達的主題也更加鮮明了。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智慧之星》在文墨雅趣中表現出來的輕喜劇詼諧風格,則是一個值得稱道、難能可貴的審美特點,也是增加此書藝術感染力的一個亮點。 《智慧之星》是一部人物個性鮮明、帶有傳奇色彩,雅趣盎然、妙趣橫生的作品,很值得一讀。這裡我十分高興地把它推薦給讀者朋友們。是為序。

2014年1月1日草成

(作者系石家莊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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