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啟陣
魯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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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 1881年9月25日誕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周家， 被取名樟壽、取字豫才、日後自取筆名魯迅者， 乃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為傑出的作家，
用民間的說法， 魯迅是文曲星下凡；似乎， 魯迅就是天生的文學家。
但事實上， 魯迅的人生道路原本有多種可能， 遭遇過多個三岔路口。 魯迅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有一定的偶然性。 探討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對於思考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 文明演進， 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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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士大夫家庭， 祖父周福清是進士出身， 父親周伯宜是秀才， 母親魯瑞是舉人之女， “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進三味書屋讀書， 先生壽鏡吾先生是“本城中極方正， 質樸， 博學的人”， 教過魯迅並跟魯迅保持良好關係的壽鏡吾先生的次子壽洙鄰，
書香門第， 良好的教育條件， 加上自身資質優異——對子對得好， 背書快， 理解能力強， 頗得壽鏡吾先生與壽洙鄰的讚賞， 如果沒有祖父因科場舞弊被鋪入獄、父親久病早逝等家庭變故， 魯迅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 清朝科舉考試結束於光緒三十一年， 即1905年， 那年魯迅25歲， 中進士可能來不及， 考個秀才， 中個舉人是有可能的。
假如他跟壽鏡吾先生一樣， 無意科場功名， 他也可以不考慮生計問題， 從其所好。 那麼， 像古代文人雅士那樣， 繪畫遣興未嘗不是一條人生的出路。 沒准， 他能成為一代丹青名家。
幼年時代起， 魯迅對繪畫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
3
祖父系獄八年， 父親于三十七歲上病逝， 家道衰落，
很快， 魯迅對水師學堂的專制制度、自己被分入管輪班感到不滿， 半年後退學返回紹興。 又半年後， 1899年1月， 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
礦務鐵路學堂的功課， 專業課有格致（即物理、化學）、地學（地質學）、金石學（礦物學）、算學、歷史、體操、繪圖等， 外文是德文， 漢文除了《左傳》， 還教《小學集注》。 儘管後來回首往事， 魯迅本人引白居易《長恨歌》中詩句“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 對自己三年礦路學堂的學問進行了自嘲。 但顯然， 他對礦路學堂的課程是有濃厚興趣的， 也學到了不少知識。證據之一是，礦路學堂的畢業考試，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成績；證據之二是，1906年出版了跟顧琅合著的《中國礦產志》，這是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學的專著，被當時的教育部指定為大學教材；證據之三是，1927年4月8日，魯迅應邀在黃埔軍校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曾說：“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縱觀魯迅一生，礦路學堂是魯迅唯一善始善終、完整修習的專業學科——相當於今天的大專學歷。留學日本時期，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只上了兩年的學，半途而廢。
就是說，1902年，從礦路學堂畢業，時年22歲的魯迅，他日後最順理成章的職業身份，應該是地質採礦方面的技術人員，比如說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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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留學日本，再一次改變了魯迅人生命運的軌跡：他以一部與人合著的《中國礦產志》以及若干篇科普論文和外國科學著作的翻譯，對礦路學堂三年的專業知識學習做了總結與交代，從此走上別的道路。
清政府迫於形勢，學習日本搞維新，措施之一是派遣學生出洋留學。魯迅因為礦路學堂成績優異，於1902年3月被派往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兩年弘文學院的日語學習卒業後，假如魯迅服從請政府的指定，應該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所屬採礦冶金科深造。也就是說，魯迅日後很有可能成為我國採礦冶金學科的專家，先驅、奠基性的學者。
但是，這一次，魯迅的自作主張，又改變了他自己的命運軌跡。他不顧滿清政府的規定，無視滿清駐日公使和留學生學監的反對，決定去學醫。因為他瞭解到，“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有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中醫害死的病人的夢想，以及逃開東京那些不求上進的留學生同學，毅然決然申請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04年9月，魯迅如願成為仙台這個遠離東京的偏僻小城、醫科學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雖然受到了日本同學的歧視與排擠，但是，一位叫藤野嚴九郎的老師以其對魯迅學業認真負責的態度，令魯迅感到了尊重與溫暖，學業得以順利通過，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令人意外的是，因為魯迅一篇《藤野先生》的散文，藤野嚴九郎，這位給中國讀者留下無比美好印象的日本醫學老師，後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升格為東北帝國大學醫科大學時，因為學歷不夠，遭到解聘，最後回到家鄉做了鄉村醫生。2003年，日本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丸尾常喜先生大概為了安慰我，告訴我，藤野嚴九郎因為從醫認真，醫術出色，受到了鄉民們的敬重。
魯迅的命運軌跡，並非成為醫學專家，懸壺濟世的名醫。而只是打了個彎：從醫學轉向為文學。即所謂的棄醫從文。
轉這個彎的原因，魯迅本人有過說明：一次課堂上教師為了打發時間播放的幻燈片中，有砍頭示眾內容，日本人處決一個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的中國人，周圍站著許多看熱鬧的中國人，被綁著要被砍頭的和看客都有健壯的體格。這張幻燈片，對魯迅觸動很大，使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呐喊•自序》）有人懷疑，這個原因太漂亮了，不可信。我認為這是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和平小時代的人不懂動盪大時代人的思想感情境界所致，不足為訓。
1906年夏，從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退學之後，魯迅回了趟紹興，順從母命跟朱安女士結了個有名無實的婚。回到東京後，開始了他的偉大事業：提倡文藝運動。
說到這裡，必須對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提出表揚：由於對留學生學籍、經費管理不力，使得魯迅能夠可以不服從專業規定，長期享受公費待遇，在“獨逸語（德語）學校”掛個空名，便可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哪怕這事業是跟自己的統治制度相衝突的！
魯迅提倡文藝運動，主要不是自己創作，而是翻譯、介紹。介紹的多是俄國、波蘭、巴爾幹諸東歐國家被壓迫民族作者的短篇小說。（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據魯迅說，當時他的選擇屬於冷門。“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員警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呐喊•自序》）
掛名德語學校的三年間，魯迅主要做過如下一些事情：跟幾個友人籌備出版文藝雜誌《新生》，但以失敗告終；給《河南》雜誌寫稿，發表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跟許壽裳、周作人、錢玄同等人一道聽他所敬重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約半年多；跟弟弟周作人一起將為出版《新生》準備的翻譯作品結集為《域外小說集》兩冊，因為銷量太少，每冊只賣掉四十本左右，無法收回友人墊付的本錢，繼續他們“約略介紹各國名家的著作”的文學翻譯事業。
家庭經濟的壓力，“因為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1909年7月魯迅結束了前後七年多的留學生活，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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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魯迅先是因為好友許壽裳的推薦，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次年7月辭去教職，回到家鄉紹興，9月到紹興府中學堂任督學兼教生物學。1911年7月，辭去紹興府中學堂職務，“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11月，魯迅被辛亥革命期間風雲人物、新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王金髮任命為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這一年冬天，魯迅用文言寫了一篇短篇小說，以革命軍將要進城的消息傳播作為中心，展示農村各階層在革命前夜的政治態度，小說取名《懷舊》。後來魯迅稱其為“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東西”。發表這篇小說的《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還加了批語。（魯迅1934年5月6日致楊霽雲信）
1912年2月，魯迅辭去山會師範學校職務。這時他又想到上海當編輯。在他將介紹人寄來的一頁德文試譯寄回後，沒等書局回音，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的許壽裳寫信催促他到教育部任職。從此，十四年間，一直到1926年8月離開北京前往廈門就任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兼國學研究院教授，一直在教育部任職。這期間，魯迅也常到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兼課。其中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後，成為該領域的學術名著。
魯迅在廈門大學只待了四個月，1926年12月31日，辭去廈門大學一切職務，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只待了三個多月，於1927年4月21日辭去一切職務。9月27日離開廣州前往上海。10月3日抵達上海。從此開始，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除了短期到過北京、杭州等地，一直居住在上海，專門以寫作為業。
回國以後的近三十年人生，按照學歷情況、知識結構、就業機會，魯迅後半輩子最為可能的職業身份是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員、書局編譯員、科學工作者、文史學者，文學家（小說家+雜文家+翻譯家）反而是由興趣和業餘成就的身份。有句俗話，叫：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魯迅的情況稍有不同，是有心栽花花亦發，三心（三心二意）插柳柳成蔭。教育、為官、編譯、科學研究、文史研究，還有美術，他都有相當的造詣和成績，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更是舉世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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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以文學的業餘愛好者成為一代文豪，我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時代需要。魯迅所處的，是一個衰落、恥辱、動盪的時代，國家、民族、百姓的命運，危機四伏，艱難叢生；是一個思考、探索、嘗試的時代，有識之士憂國憂民，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勉，積極從事啟蒙、批判、拯救活動。思想家型的文學家，成為時代的需要，人民的期盼。魯迅成名後，受到青年人的普遍歡迎，北京師範大學一次簡短的演講，聽講者雲集；死後出殯，萬人送葬，來自社會各階層。都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是本身的使命感。即使是大時代，也不乏安於平庸、醉生夢死的人。跟魯迅同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青年，就有整天跳舞取樂的人，有在宿舍關起門燉牛肉吃的人。魯迅跟他們不同，是有責任、熱情、使命感的青年，他不滿於“風雨如磐”的故園，他願意“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對同胞的身體、心靈是否健全非常關心。沒有這種使命感的原動力，魯迅也會喝喝咖啡，輕鬆悠閒地打發時間，而不會去從事勞神傷身的文學創作。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自己那個時代，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不能稱為文學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他自己寫小說，“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見《南腔北調集》）
再次是家族衰落的經歷。魯迅曾說過這樣的話：“有誰從小康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小康家庭，使他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機會，耳濡目染，使他有高於底層百姓的見識；墜入困頓，使他有機會深入瞭解社會，瞭解人性，具有悲憫情懷、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縱觀文學史，家族社會地位的急劇墜落，財富的快速失去，是造就文學家極好的條件。
再次是自身的天賦和興趣。魯迅從小就表現出了文學方面的極大興趣和優異天賦。愛聽長媽媽、祖母講故事，愛搜集故事書，都說明魯迅對文學有與生俱來的興趣與愛好。三味書屋時期，老師壽鏡吾先生出了“獨角獸”的課題，要求學生對課，魯迅根據《爾雅》對了個“比目魚”，比同學們的“二頭蛇”、“三腳蟾”、“八角蟲”、“九頭鳥”高明得多；又一回，魯迅根據《尚書》的“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以“放牛歸林野”對老師的“陷獸入阱中”，也得到老師的好評。（張能耿《魯迅親友談魯迅》）據南京礦路學堂時期同學張協和回憶，“魯迅在下課後從不複習課業，終日閱讀小說（筆記小說、西廂記）等，過目不忘，對紅樓夢幾能背誦。”
再次是刻苦和努力。魯迅上學期間雖然一直沒有把文學當做專業課程去修習，但是業餘時間裡，一直沒有停止過閱讀文學書籍，研究文藝理論，進行文學創作實踐等。其中，對他的文學創作影響最為直接的是，日本留學期間，尤其是籌辦《新生》雜誌和編集《域外小說集》過程中，對外國小說的認真研讀。說到自己為什麼在北京紹興會館居住時忽然寫起小說，寫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篇白話《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最後，跟身邊若干編輯朋友的鼓動、催促也有相當的關係。在教育部做第一科僉事（相當於今天處長），住在紹興會館時期，因為創辦《新生》雜誌、編集《域外小說集》計畫的相繼失敗，夭折，魯迅已經感到失望，乃至絕望了。他認識到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因此，當《新青年》編輯錢玄同找他約稿，他無意應約。因為他認為，當時的社會猶如“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即使喚醒幾個熟睡的人，也沒有辦法拯救他們，還不如讓他們“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錢玄同用“希望”一詞，打動魯迅，使他重重拾文學夢想。先是寫了《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魯迅《呐喊•自序》）可見，偉大文學家魯迅誕生，白話小說在中國一鳴驚世，錢玄同立下了首功。緊接著錢玄同的是《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狂人日記》發表後，“…《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陳獨秀之所以一再催促魯迅寫小說，是因為他對魯迅寫的小說，“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陳獨秀1920年8月22日致周作人信）錢玄同之外，魯迅的學生孫伏園，也是特別值得一提的編輯。《阿Q正傳》就是時任北京《晨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一節一節催出來的。魯迅這樣描述孫伏園催稿的情況：“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嘻嘻，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當然，除了這三位外，還有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編輯，跟魯迅約過稿，催過稿。自然，編輯以外，最早對魯迅的創作予以高度評價的瞿秋白、茅盾等文學家，大概也曾給予魯迅的創作以巨大的動力，同樣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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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魯迅的誕生，背後自有許多的原因。上文所述，不過是作者一時想到的幾點。這些原因，有些是相互交叉，交互作用的；甚至可以說，共同作用，缺一不可。審視、思考這些原因，知往鑒來，意義深遠。
注：本文已刊于《京師文化評論》2017年秋季號總第一期
也學到了不少知識。證據之一是，礦路學堂的畢業考試，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成績；證據之二是，1906年出版了跟顧琅合著的《中國礦產志》，這是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學的專著，被當時的教育部指定為大學教材；證據之三是，1927年4月8日，魯迅應邀在黃埔軍校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曾說：“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縱觀魯迅一生，礦路學堂是魯迅唯一善始善終、完整修習的專業學科——相當於今天的大專學歷。留學日本時期，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只上了兩年的學，半途而廢。就是說，1902年，從礦路學堂畢業，時年22歲的魯迅，他日後最順理成章的職業身份，應該是地質採礦方面的技術人員，比如說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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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留學日本，再一次改變了魯迅人生命運的軌跡：他以一部與人合著的《中國礦產志》以及若干篇科普論文和外國科學著作的翻譯，對礦路學堂三年的專業知識學習做了總結與交代，從此走上別的道路。
清政府迫於形勢，學習日本搞維新，措施之一是派遣學生出洋留學。魯迅因為礦路學堂成績優異，於1902年3月被派往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兩年弘文學院的日語學習卒業後，假如魯迅服從請政府的指定，應該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所屬採礦冶金科深造。也就是說，魯迅日後很有可能成為我國採礦冶金學科的專家，先驅、奠基性的學者。
但是，這一次，魯迅的自作主張，又改變了他自己的命運軌跡。他不顧滿清政府的規定，無視滿清駐日公使和留學生學監的反對，決定去學醫。因為他瞭解到，“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有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中醫害死的病人的夢想，以及逃開東京那些不求上進的留學生同學，毅然決然申請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04年9月，魯迅如願成為仙台這個遠離東京的偏僻小城、醫科學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雖然受到了日本同學的歧視與排擠，但是，一位叫藤野嚴九郎的老師以其對魯迅學業認真負責的態度，令魯迅感到了尊重與溫暖，學業得以順利通過，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令人意外的是，因為魯迅一篇《藤野先生》的散文，藤野嚴九郎，這位給中國讀者留下無比美好印象的日本醫學老師，後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升格為東北帝國大學醫科大學時，因為學歷不夠，遭到解聘，最後回到家鄉做了鄉村醫生。2003年，日本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丸尾常喜先生大概為了安慰我，告訴我，藤野嚴九郎因為從醫認真，醫術出色，受到了鄉民們的敬重。
魯迅的命運軌跡，並非成為醫學專家，懸壺濟世的名醫。而只是打了個彎：從醫學轉向為文學。即所謂的棄醫從文。
轉這個彎的原因，魯迅本人有過說明：一次課堂上教師為了打發時間播放的幻燈片中，有砍頭示眾內容，日本人處決一個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的中國人，周圍站著許多看熱鬧的中國人，被綁著要被砍頭的和看客都有健壯的體格。這張幻燈片，對魯迅觸動很大，使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呐喊•自序》）有人懷疑，這個原因太漂亮了，不可信。我認為這是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和平小時代的人不懂動盪大時代人的思想感情境界所致，不足為訓。
1906年夏，從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退學之後，魯迅回了趟紹興，順從母命跟朱安女士結了個有名無實的婚。回到東京後，開始了他的偉大事業：提倡文藝運動。
說到這裡，必須對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提出表揚：由於對留學生學籍、經費管理不力，使得魯迅能夠可以不服從專業規定，長期享受公費待遇，在“獨逸語（德語）學校”掛個空名，便可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哪怕這事業是跟自己的統治制度相衝突的！
魯迅提倡文藝運動，主要不是自己創作，而是翻譯、介紹。介紹的多是俄國、波蘭、巴爾幹諸東歐國家被壓迫民族作者的短篇小說。（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據魯迅說，當時他的選擇屬於冷門。“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員警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呐喊•自序》）
掛名德語學校的三年間，魯迅主要做過如下一些事情：跟幾個友人籌備出版文藝雜誌《新生》，但以失敗告終；給《河南》雜誌寫稿，發表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跟許壽裳、周作人、錢玄同等人一道聽他所敬重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約半年多；跟弟弟周作人一起將為出版《新生》準備的翻譯作品結集為《域外小說集》兩冊，因為銷量太少，每冊只賣掉四十本左右，無法收回友人墊付的本錢，繼續他們“約略介紹各國名家的著作”的文學翻譯事業。
家庭經濟的壓力，“因為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1909年7月魯迅結束了前後七年多的留學生活，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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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魯迅先是因為好友許壽裳的推薦，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次年7月辭去教職，回到家鄉紹興，9月到紹興府中學堂任督學兼教生物學。1911年7月，辭去紹興府中學堂職務，“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11月，魯迅被辛亥革命期間風雲人物、新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王金髮任命為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這一年冬天，魯迅用文言寫了一篇短篇小說，以革命軍將要進城的消息傳播作為中心，展示農村各階層在革命前夜的政治態度，小說取名《懷舊》。後來魯迅稱其為“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東西”。發表這篇小說的《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還加了批語。（魯迅1934年5月6日致楊霽雲信）
1912年2月，魯迅辭去山會師範學校職務。這時他又想到上海當編輯。在他將介紹人寄來的一頁德文試譯寄回後，沒等書局回音，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的許壽裳寫信催促他到教育部任職。從此，十四年間，一直到1926年8月離開北京前往廈門就任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兼國學研究院教授，一直在教育部任職。這期間，魯迅也常到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兼課。其中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後，成為該領域的學術名著。
魯迅在廈門大學只待了四個月，1926年12月31日，辭去廈門大學一切職務，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只待了三個多月，於1927年4月21日辭去一切職務。9月27日離開廣州前往上海。10月3日抵達上海。從此開始，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除了短期到過北京、杭州等地，一直居住在上海，專門以寫作為業。
回國以後的近三十年人生，按照學歷情況、知識結構、就業機會，魯迅後半輩子最為可能的職業身份是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員、書局編譯員、科學工作者、文史學者，文學家（小說家+雜文家+翻譯家）反而是由興趣和業餘成就的身份。有句俗話，叫：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魯迅的情況稍有不同，是有心栽花花亦發，三心（三心二意）插柳柳成蔭。教育、為官、編譯、科學研究、文史研究，還有美術，他都有相當的造詣和成績，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更是舉世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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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以文學的業餘愛好者成為一代文豪，我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時代需要。魯迅所處的，是一個衰落、恥辱、動盪的時代，國家、民族、百姓的命運，危機四伏，艱難叢生；是一個思考、探索、嘗試的時代，有識之士憂國憂民，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勉，積極從事啟蒙、批判、拯救活動。思想家型的文學家，成為時代的需要，人民的期盼。魯迅成名後，受到青年人的普遍歡迎，北京師範大學一次簡短的演講，聽講者雲集；死後出殯，萬人送葬，來自社會各階層。都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是本身的使命感。即使是大時代，也不乏安於平庸、醉生夢死的人。跟魯迅同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青年，就有整天跳舞取樂的人，有在宿舍關起門燉牛肉吃的人。魯迅跟他們不同，是有責任、熱情、使命感的青年，他不滿於“風雨如磐”的故園，他願意“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對同胞的身體、心靈是否健全非常關心。沒有這種使命感的原動力，魯迅也會喝喝咖啡，輕鬆悠閒地打發時間，而不會去從事勞神傷身的文學創作。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自己那個時代，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不能稱為文學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他自己寫小說，“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見《南腔北調集》）
再次是家族衰落的經歷。魯迅曾說過這樣的話：“有誰從小康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小康家庭，使他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機會，耳濡目染，使他有高於底層百姓的見識；墜入困頓，使他有機會深入瞭解社會，瞭解人性，具有悲憫情懷、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縱觀文學史，家族社會地位的急劇墜落，財富的快速失去，是造就文學家極好的條件。
再次是自身的天賦和興趣。魯迅從小就表現出了文學方面的極大興趣和優異天賦。愛聽長媽媽、祖母講故事，愛搜集故事書，都說明魯迅對文學有與生俱來的興趣與愛好。三味書屋時期，老師壽鏡吾先生出了“獨角獸”的課題，要求學生對課，魯迅根據《爾雅》對了個“比目魚”，比同學們的“二頭蛇”、“三腳蟾”、“八角蟲”、“九頭鳥”高明得多；又一回，魯迅根據《尚書》的“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以“放牛歸林野”對老師的“陷獸入阱中”，也得到老師的好評。（張能耿《魯迅親友談魯迅》）據南京礦路學堂時期同學張協和回憶，“魯迅在下課後從不複習課業，終日閱讀小說（筆記小說、西廂記）等，過目不忘，對紅樓夢幾能背誦。”
再次是刻苦和努力。魯迅上學期間雖然一直沒有把文學當做專業課程去修習，但是業餘時間裡，一直沒有停止過閱讀文學書籍，研究文藝理論，進行文學創作實踐等。其中，對他的文學創作影響最為直接的是，日本留學期間，尤其是籌辦《新生》雜誌和編集《域外小說集》過程中，對外國小說的認真研讀。說到自己為什麼在北京紹興會館居住時忽然寫起小說，寫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篇白話《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最後，跟身邊若干編輯朋友的鼓動、催促也有相當的關係。在教育部做第一科僉事（相當於今天處長），住在紹興會館時期，因為創辦《新生》雜誌、編集《域外小說集》計畫的相繼失敗，夭折，魯迅已經感到失望，乃至絕望了。他認識到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因此，當《新青年》編輯錢玄同找他約稿，他無意應約。因為他認為，當時的社會猶如“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即使喚醒幾個熟睡的人，也沒有辦法拯救他們，還不如讓他們“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錢玄同用“希望”一詞，打動魯迅，使他重重拾文學夢想。先是寫了《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魯迅《呐喊•自序》）可見，偉大文學家魯迅誕生，白話小說在中國一鳴驚世，錢玄同立下了首功。緊接著錢玄同的是《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狂人日記》發表後，“…《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陳獨秀之所以一再催促魯迅寫小說，是因為他對魯迅寫的小說，“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陳獨秀1920年8月22日致周作人信）錢玄同之外，魯迅的學生孫伏園，也是特別值得一提的編輯。《阿Q正傳》就是時任北京《晨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一節一節催出來的。魯迅這樣描述孫伏園催稿的情況：“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嘻嘻，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當然，除了這三位外，還有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編輯，跟魯迅約過稿，催過稿。自然，編輯以外，最早對魯迅的創作予以高度評價的瞿秋白、茅盾等文學家，大概也曾給予魯迅的創作以巨大的動力，同樣功不可沒。
7
文學家魯迅的誕生，背後自有許多的原因。上文所述，不過是作者一時想到的幾點。這些原因，有些是相互交叉，交互作用的；甚至可以說，共同作用，缺一不可。審視、思考這些原因，知往鑒來，意義深遠。
注：本文已刊于《京師文化評論》2017年秋季號總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