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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追憶西南聯大,蓋因追憶“先生”精神

推薦紀錄片《先生》

《先生》是一部十集大型紀錄片, 導演為鄧康延, 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播出。 紀錄片講述了陳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陽初、竺可楨、梅貽琦、張伯苓、馬相伯、胡適、蔡元培十位先生的生平事蹟。

今天, 大家在追憶西南聯大的時候, 也在追憶那段光輝的歷史, 追憶那個時期的“先生”。 當然, 不僅僅是西南聯大的先生。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先生”是人們對教育工作者的一種尊稱。 現如今, 當談論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早期發展時, 有幾位先生對其所做的貢獻往往是我們無法繞過的。

“雲山蒼蒼, 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先生”一詞大氣又不失親切, 但在現代漢語中, 用“先生”來稱呼老師的用法在我們文化語境中已漸漸消失。 紀錄片《先生》拍攝的初衷, 即為“拍攝一部回溯民國先生的十集紀錄片, 以共鳴隔代不相逢的後生們”。 怎樣的師者可尊稱為“先生”?蔡元培、竺可楨、梅貽琦、陳寅恪……影片中, 這一個個對中國現代大學影響深遠的名字及人物背後的精神, 為“先生”一詞作了最好的注腳。

蔡元培:相容並包 積極探索

1916年12月26日, 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 當時被戲稱為“官僚養成所”。 民國後雖改名為北京大學, 但校內衙門作風未改:學生上課帶著僕人, 老師思想保守, 校園面貌陳舊混亂。 而蔡元培的到來, 讓北京大學煥然一新。

剛到學校, 蔡元培的表現就與眾不同。 當時, 師生們都到校門口迎接新校長, 校役們像以往一樣, 恭恭敬敬地列隊行禮。 而蔡元培則“脫下禮帽, 向校役鞠躬回禮”。 蔡元培的舉動向北大人宣告, 他不是去做官的, 而是去做實事、辦教育的。

蔡元培甫一上任, 即致力於為北大招賢納才。 蔡元培的選才標準非常具有革命性, 他不看文憑、資歷, 也不論學術風格或政治立場, 唯一的標準就是要有真才實學。 在這樣的原則下, 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教授團隊裡, 既有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 又有推崇傳統文化的辜鴻銘, 既有連大學文憑也未曾獲取, 僅靠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就獲得教授講席的小年輕梁漱溟, 又有胡適、錢玄同等一批海歸學者。 蔡元培的眼光、雄心和胸懷讓北大一時群星薈萃。 即使在今天看來, 蔡元培的選人標準也非常具有先鋒實驗性, 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規則是死的, 人是活的, 大學應該允許一定程度的靈活機變性。 這讓筆者想起最近沸沸揚揚的一條新聞——浙江大學規定,

如果學術文章在《人民日報》等中央級媒體的“微信公眾號”發文閱讀量達到10萬+, 即可定為在一級學術期刊刊發。 (央廣網, 2017-09-18)雖然目前各方對這一新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意見不一, 但是它邁出了國內高校靈活調整學術評價體系的第一步, 是一次有意義的探索。

蔡元培相容並包的教育理念也延續到了學生培養方面。 當時的北大, 兩位老師可能同時上課, 學生們會聽到不同的觀點, 蔡元培希望學生在博采眾家之長的同時, 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學生之間、師生之間或許會因為學術意見不一致而對立、爭論, 但是都能和諧共存於北大校園。 今天我們在大學裡提倡跨學科教育和學術自由,

而90年前, 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其實已頗得精髓了。

1916年至1927年,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這十餘年, 被視為北京大學校史上的一段輝煌期。 直到今天, 蔡元培仍被北大人尊稱為“永遠的校長”。

注:

蔡元培並未參與西南聯大任何建設。

梅貽琦:無為而治 力挽狂瀾

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不喜說話,人稱之為“寡言君子”。他擔任校長期間,提倡“教授治校”。清華大學的“教授治校”體制始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梅貽琦上臺後,不惜削減自己的校長權益,全力加以扶持。當時清華校內設有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教授會由全體教授組成,評議會相當於教授會常務委員會,是學校的要務決策機構,二者相互制衡。校務會議是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機構。梅貽琦執掌清華的實踐過程中,從制度建設和完善上賦予了“教授治校”真正的地位,使“教授治校”成為教師心目中一項不可侵犯的原則。“教授治校”在清華園內營造出了一種民主自由的氛圍,人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事務發言;另一方面,校領導班子中沒有了外行濫竽充數,校務始終井井有條。而作為校長,梅貽琦則不愛對校務指手畫腳,通常的態度是“吾從眾”。他曾有一句名言,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梅貽琦的治校理念,頗有上古時期無為而治的意蘊。

但關鍵時候,寡言的梅貽琦又不失一位校長的擔當。梅貽琦擔任清華校長的第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清華師生幾經輾轉,逃到了雲南昆明。在這裡,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了西南聯大。這一時期的梅貽琦雖然保持了一貫寡言溫和的風格,但在處理大事時顯得異常果斷。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清華就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他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縮,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在梅貽琦的帶領下,西南聯大成就了戰火中弦歌不輟的教育奇跡,至今為世人所樂道。

陳寅恪:學貫東西 行為世範

1926年,一個既沒有文憑又不出名的學者到了清華園,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但很快,清華的師生們就驚歎于他的博學。課堂上,他的講課風格不拘一格,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連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往何處這樣的冷僻知識都能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授課時,連教授都會前來聽課,於是有人稱他為“教授的教授”。他就是國學、史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出身世家,其祖父為洋務運動代表人物陳寶箴,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陳寅恪本人曾在海外遊學13年,足跡遍及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東西方文化都在陳寅恪身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陳寅恪每次在清華上課,能夠聽懂的人不多,但只要是從陳寅恪師門下走出來的弟子,後來都成為了大家。作為教授,陳寅恪深厚的學術素養是其最大的優勢,他的知識儲備化作養分不斷地滋養著身邊的學生。

作為文史教授,陳寅恪對學生有一個特別的要求,那就是數學一定要好,他認為數學所訓練的邏輯思維能力對於史學研究同樣重要。陳寅恪做學問如同自然科學一樣,也一定要精確推導。這和我們一般觀點大相徑庭。的確,理科知識對於文科學生來說不是必修課,但是其訓練的思維方式卻是不可缺少,反之亦然。這或許就是通識教育的意義所在吧。

而後的歲月,陳寅恪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父親絕食而死,自己兩目先後失明,在南遷流亡途中,珍視如命的研究書籍丟失。面對人生中接連不斷的打擊,陳寅恪始終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在昆明時,物質極度匱乏,陳寅恪一家住在茅屋中,他日常研究和寫作都是趴在木箱上完成。雙目完全失明後,他在助手的幫助下,繼續授課、研究。晚年,陳寅恪花了10年的時間,艱難地完成了著作《柳如是別傳》,這本書煌煌85萬言,濃縮了他一生的學養和志趣。陳寅恪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艱辛,但是他對學術的執著和追求始終如一,堪為天下讀書人的表率。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這句話點出了為人師者最本質的兩點要求。陳寅恪成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受人尊敬的先生,歸根結底,一靠學識,二靠精神品質,二者皆做到極致,如此而已。

昔日,在波瀾壯闊、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先生們的學識和精神猶如燈塔,照亮一方河山;如今,先生們的背影已日行漸遠,而中國高等教育事業仍然任重道遠。事業未竟、前路漫漫,高教行業呼喚新時代的先生。

主要參考文獻:胡曉蓉.梅貽琦“教授治校”思想研究[D].山西:山西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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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不喜說話,人稱之為“寡言君子”。他擔任校長期間,提倡“教授治校”。清華大學的“教授治校”體制始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梅貽琦上臺後,不惜削減自己的校長權益,全力加以扶持。當時清華校內設有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教授會由全體教授組成,評議會相當於教授會常務委員會,是學校的要務決策機構,二者相互制衡。校務會議是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機構。梅貽琦執掌清華的實踐過程中,從制度建設和完善上賦予了“教授治校”真正的地位,使“教授治校”成為教師心目中一項不可侵犯的原則。“教授治校”在清華園內營造出了一種民主自由的氛圍,人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事務發言;另一方面,校領導班子中沒有了外行濫竽充數,校務始終井井有條。而作為校長,梅貽琦則不愛對校務指手畫腳,通常的態度是“吾從眾”。他曾有一句名言,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梅貽琦的治校理念,頗有上古時期無為而治的意蘊。

但關鍵時候,寡言的梅貽琦又不失一位校長的擔當。梅貽琦擔任清華校長的第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清華師生幾經輾轉,逃到了雲南昆明。在這裡,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了西南聯大。這一時期的梅貽琦雖然保持了一貫寡言溫和的風格,但在處理大事時顯得異常果斷。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清華就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他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縮,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在梅貽琦的帶領下,西南聯大成就了戰火中弦歌不輟的教育奇跡,至今為世人所樂道。

陳寅恪:學貫東西 行為世範

1926年,一個既沒有文憑又不出名的學者到了清華園,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但很快,清華的師生們就驚歎于他的博學。課堂上,他的講課風格不拘一格,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連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往何處這樣的冷僻知識都能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授課時,連教授都會前來聽課,於是有人稱他為“教授的教授”。他就是國學、史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出身世家,其祖父為洋務運動代表人物陳寶箴,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陳寅恪本人曾在海外遊學13年,足跡遍及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東西方文化都在陳寅恪身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陳寅恪每次在清華上課,能夠聽懂的人不多,但只要是從陳寅恪師門下走出來的弟子,後來都成為了大家。作為教授,陳寅恪深厚的學術素養是其最大的優勢,他的知識儲備化作養分不斷地滋養著身邊的學生。

作為文史教授,陳寅恪對學生有一個特別的要求,那就是數學一定要好,他認為數學所訓練的邏輯思維能力對於史學研究同樣重要。陳寅恪做學問如同自然科學一樣,也一定要精確推導。這和我們一般觀點大相徑庭。的確,理科知識對於文科學生來說不是必修課,但是其訓練的思維方式卻是不可缺少,反之亦然。這或許就是通識教育的意義所在吧。

而後的歲月,陳寅恪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父親絕食而死,自己兩目先後失明,在南遷流亡途中,珍視如命的研究書籍丟失。面對人生中接連不斷的打擊,陳寅恪始終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在昆明時,物質極度匱乏,陳寅恪一家住在茅屋中,他日常研究和寫作都是趴在木箱上完成。雙目完全失明後,他在助手的幫助下,繼續授課、研究。晚年,陳寅恪花了10年的時間,艱難地完成了著作《柳如是別傳》,這本書煌煌85萬言,濃縮了他一生的學養和志趣。陳寅恪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艱辛,但是他對學術的執著和追求始終如一,堪為天下讀書人的表率。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這句話點出了為人師者最本質的兩點要求。陳寅恪成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受人尊敬的先生,歸根結底,一靠學識,二靠精神品質,二者皆做到極致,如此而已。

昔日,在波瀾壯闊、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先生們的學識和精神猶如燈塔,照亮一方河山;如今,先生們的背影已日行漸遠,而中國高等教育事業仍然任重道遠。事業未竟、前路漫漫,高教行業呼喚新時代的先生。

主要參考文獻:胡曉蓉.梅貽琦“教授治校”思想研究[D].山西:山西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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