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秀靈
近年來， 地域文化研究方興未艾， 各地均興起了文化圈或者商圈(商幫文化)研究， 但作為影響中華文明的東方文化圈，
在網路搜索“鄒魯”， 連帶搜索就有“東南鄒魯”“海濱鄒魯”“小鄒魯”等聯想式推薦搜索關鍵字。
“鄒魯”， 作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名詞而有口皆碑,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
先秦時期在古老的華夏大地崛起了多個地域文化。 蘇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 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相對獨立的古文化大區內， 進一步分為了六個文化區。 李學勤先生進一步提出了先秦“七大文化圈”的概念：以周為中心，
今山東省範圍內， 齊、魯和若干小諸侯國合為齊魯文化圈。 其中的魯國， 保存周的傳統最多， 不過從出土文物的風格來看， 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齊， 而與三晉有別。 在這個文化圈的南部， 一些歷史久遠的小國仍有東夷古代文化的痕跡。 子姓的宋國也可附屬於此。
關於齊魯文化與鄒魯文化， 李學勤先生曾經有這樣的見解：
在賈慶超先生的《鄒魯文化研究》一書的前言， 李學勤先生這樣寫道：區域文化研究的盛行， 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的標誌， 我在一些場合幾次說過。 對歷史文化分區域的記述探討， 在中國有久遠的淵源， 可追溯到《管子·水地篇》、《史記·貨殖列傳》等。 而現代的區域文化研究則以上世紀30年代的吳越文化、40年代的巴蜀文化為嚆矢。
鄒魯從來是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區， 其文化影響至為深遠。 《史記》於《貨殖列傳》裡專門說到“鄒魯濱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 俗好儒， 備於禮”， 注意到該區域在文化上的特點。 那麼， 為什麼鄒魯文化的區域研究卻很少作為一項專題來開展呢?我認為其主要原因， 是大家一貫把這個區域的文化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 賈慶超先生說：“鄒魯文化不是狹隘的區域文化， 而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文化、主流文化、主導文化， 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產生這樣的觀點， 自然不是偶然的。 中國思想家影響最大的孔子， 由孔子締建的儒學， 即出現在鄒魯文化之中。 不管我們怎樣去評價， 儒學在歷史上總是傳統文化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 儒學的精神浸透了中國人的世世代代。 比如孔子講：“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 ”
儒學之重點不僅在於求知， 更要緊的是在做人， 這使中國的傳統學術與外國大不相同。 直到近代， 很多學者還在傳習這一點。 如錢穆先生所定香港新亞書院學規， 開首便說“求學與做人， 貴能齊頭並進， 更貴能融通合一”， “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 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這裡需要研求的問題是， 鄒魯文化何以會孕育出孔子及儒學， 孔子和儒學又怎樣塑造與推進了鄒魯文化;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鄒魯文化是在什麼環境條件下形成的，與其他區域文化存在著如何的關係。要回答這一類問題，必須對鄒魯文化進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說明其本質和特徵。
歷時兩年多的“鄒魯”文化現象的探索，研究，本人逐步認識到：儘管許多人包括李學勤先生都承認它是“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區，其文化影響至為深遠”，然而，鄒魯，作為文化昌盛之地代稱以來，“鄒魯”早已不是特指這個地區的地域文化，而是歷代文人志士的精神嚮往、價值追求，歷代推崇並以“門成鄒魯”而自豪，有些文人大家還以復興“鄒魯”之風為己任，將“鄒魯”，掛於城門、寫入楹聯、冠以書院、鐫刻於鎮紙之上銘之，並賦詩謳歌“鄒魯”、“弦誦”、“孤桐”等等。
這說明，鄒魯早已不是一種地域文化，它的形成時期是華夏大地早期文明、文化融合的最輝煌時期——春秋戰國，由於這裡早已是“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皆能明之”的文化盛景，漢書·儒林傳第五十八記載，劉邦打敗項羽後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這是何等的安定、祥和、臨危不懼，讓我想起刀劍下沉迷於數學的阿基米德。
由是觀之，先秦時期儘管形成了吳越、荊楚、燕趙、巴蜀等文化區域，但只有這裡的思想家在探討人生、探討社會如何治理，探究生命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探討生命的自我完善、探索民生的使命、責任，站在歷史的高度思索一個社會群體該如何長治久安，即使佛家自漢朝以降對中國浸淫幾百年，都抹不去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感使命感，並形成了傳承文獻、教化民眾的良好傳統。
“鄒魯”因此被推崇。
直到歷代仁人志士文人大家皆以復興“鄒魯”文明為使命，“鄒魯流風洽，甌蠻習俗遷”、 “欲使邊陲媲鄒魯,雍容弦誦洽諸羌”、“ 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海濱變鄒魯”)”、“西洋荒服之國,競化為鄒魯之鄉者”，不斷把一個個蠻荒之地變作鄒魯之鄉。於是，這樣的文化昌盛之地，便紛紛以“XX鄒魯”來自喻，來激勵，至而海外皆有“海東鄒魯”，比如遼東名士李種徽、宋時烈與朝鮮海外鄒魯，在臺灣，明清之際，一大批名儒學者從福建及大陸其他地區東渡。愛國報人、地方史學家連橫說：“吾聞延平入台後，士大夫之東渡者蓋800餘人”。在《臺灣通史》中，特列《諸老列傳》，以記此事。可見，鄒魯之風之盛。
在兩千多年“鄒魯”盛名演化流變的軌跡中，不僅能夠找到中華文明重心的軌跡，而且形成了弦誦鄒魯的時尚，更因尊崇鄒魯，也造就了一大批致力於文化復興及傳播的仁人志士、鄒魯遺風的佳話。(馮彬)
作者簡介：
馮彬，“鄒魯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鄒魯聖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畢業于濟甯師專中文系，山東省尼山書院首批講師，濟甯市鄉村儒學講師。
孔子和儒學又怎樣塑造與推進了鄒魯文化;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鄒魯文化是在什麼環境條件下形成的，與其他區域文化存在著如何的關係。要回答這一類問題，必須對鄒魯文化進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說明其本質和特徵。歷時兩年多的“鄒魯”文化現象的探索，研究，本人逐步認識到：儘管許多人包括李學勤先生都承認它是“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區，其文化影響至為深遠”，然而，鄒魯，作為文化昌盛之地代稱以來，“鄒魯”早已不是特指這個地區的地域文化，而是歷代文人志士的精神嚮往、價值追求，歷代推崇並以“門成鄒魯”而自豪，有些文人大家還以復興“鄒魯”之風為己任，將“鄒魯”，掛於城門、寫入楹聯、冠以書院、鐫刻於鎮紙之上銘之，並賦詩謳歌“鄒魯”、“弦誦”、“孤桐”等等。
這說明，鄒魯早已不是一種地域文化，它的形成時期是華夏大地早期文明、文化融合的最輝煌時期——春秋戰國，由於這裡早已是“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皆能明之”的文化盛景，漢書·儒林傳第五十八記載，劉邦打敗項羽後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這是何等的安定、祥和、臨危不懼，讓我想起刀劍下沉迷於數學的阿基米德。
由是觀之，先秦時期儘管形成了吳越、荊楚、燕趙、巴蜀等文化區域，但只有這裡的思想家在探討人生、探討社會如何治理，探究生命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探討生命的自我完善、探索民生的使命、責任，站在歷史的高度思索一個社會群體該如何長治久安，即使佛家自漢朝以降對中國浸淫幾百年，都抹不去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感使命感，並形成了傳承文獻、教化民眾的良好傳統。
“鄒魯”因此被推崇。
直到歷代仁人志士文人大家皆以復興“鄒魯”文明為使命，“鄒魯流風洽，甌蠻習俗遷”、 “欲使邊陲媲鄒魯,雍容弦誦洽諸羌”、“ 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海濱變鄒魯”)”、“西洋荒服之國,競化為鄒魯之鄉者”，不斷把一個個蠻荒之地變作鄒魯之鄉。於是，這樣的文化昌盛之地，便紛紛以“XX鄒魯”來自喻，來激勵，至而海外皆有“海東鄒魯”，比如遼東名士李種徽、宋時烈與朝鮮海外鄒魯，在臺灣，明清之際，一大批名儒學者從福建及大陸其他地區東渡。愛國報人、地方史學家連橫說：“吾聞延平入台後，士大夫之東渡者蓋800餘人”。在《臺灣通史》中，特列《諸老列傳》，以記此事。可見，鄒魯之風之盛。
在兩千多年“鄒魯”盛名演化流變的軌跡中，不僅能夠找到中華文明重心的軌跡，而且形成了弦誦鄒魯的時尚，更因尊崇鄒魯，也造就了一大批致力於文化復興及傳播的仁人志士、鄒魯遺風的佳話。(馮彬)
作者簡介：
馮彬，“鄒魯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鄒魯聖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畢業于濟甯師專中文系，山東省尼山書院首批講師，濟甯市鄉村儒學講師。